（配图为编辑所加，默多克和邓文迪，来自网络）
21世纪之初的今天，个人自主择偶早已被普遍接受。
然而对“自我”以及“我们”的标榜又成为新的极端形式。“我们”现在首先成为了自我展示和自我导演的平台。文学恰到好处地展示了这种新的发展方向：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压迫曾经是久盛不衰的主题，而新文学更多地围绕着人们如何无节制地索要幸福、却终不能如愿的现状。
它们用时而理性、时而讥讽的语气描述了个人主义极端化的时代中的各种生活形式。
按照这些文学作品的说法，男人和女人们如今正身处不停索取幸福的无尽漩涡中。（斯文·希伦坎普，2009；波托·施特劳斯，1976）爱的范畴发生了变化。夸张一些说：人们不断索取性、索取爱、索取子女、索取抚养、索取财产的保留与扩大。最重要的是：和他/她结合在一起，能否让自己更富有、更荣耀、更光鲜。
对于这些文学作品中不断极端个人主义化的主角来说，同居和结婚并不首先取决于关系和婚姻（自然与婚姻也有关系）。他们各自选择穿着打扮，各走自己的人生路。
全球性的化妆、发型和整形产业在流水线上般让人学会自导自演。但是能真正向全世界展示自我的，就是如何择偶了（伊丽莎白·吉尔伯特，2010）。
作品中的伴侣们无论是富是穷，信奉天主教、伊斯兰还是无教派，有一点多少还是能够被预言的：他或她总有一段精心编织的、多彩的、可以不断重复的关于爱情奇迹或者分手伤痛的故事，甚至这些“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婚姻故事的结构都是可预见的。
第一个特征是：故事仅仅围绕两个人（不涉及父母或亲朋好友等）。故事中的你我多在相识之前都在孤独的人生路上迷茫地摸索。
在个人化版本的奥德赛剧本中，总有一段传说般的迷幻之旅，充满着种种讽刺的转变、矛盾与惊讶。
从爱情转变到伴侣或婚姻（以及此后从婚姻到离婚）的过程总被镀上闪耀的金色（或者被编成悲剧）现在当一个西方女人被问及，她如何认识她的男友或丈夫，何时何地又怎样爱上他的时候，她总有一段复杂而又深情的个人描述，自己如何细心编制所有的经历，把最经典的时刻都记录储存下来，以便为她独特的自我（自我时代中的新货币--声誉）赚取他人赞许的利息。
（如果把女人和男人们的“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婚姻故事比照起来看，或者对比它们具有性别特征的描述方式，一定会很有趣）。
疑惑（“她本不是我要的类型”）、幸福的巧合（“我们在我狭小的学生寝室里讨论学业论文的事，只有两块地方可以坐--椅子或者床”）和反叛与抗拒（“我父亲断了我的生活费，就为了阻止我和她在一起，反而让我们两个更紧密地连在一块”）成为此类故事的主心骨。
对故事的结尾也能够做出预测：在离婚之前，个人表述以解脱终结（“我根本难以想象没有他/她如何生活下去”）。离婚之后，却又是事后诸葛亮（“当初我为什么压制自己的怀疑，强迫自己忽视他/她长期不忠的种种证据？”）
极端个人主义化的爱情模式也同样可以预测下面的结果：叙事者不仅仅把自己描绘成受害方，还成为这段爱情传记的作者。
事情的发展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是自己的决定（或放弃决定）和行为（或不为）的结果。但是还是有界限的：导致分居和离异的，（自然）是对方的错！
这意味着：21世纪初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化的模式中，个人主义、幸福、自由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是所有事情的必要条件：伴侣、结婚、为人父母、家室、共同财产。当然还有分居、离异，以及重婚。
还有固定的顺序么？不会再有了。有的是一系列的变化、人生驿站与过渡期。在家庭聚会上，丈夫会遇到妻子的前夫，还有前夫的第三任妻子来参加，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争吵不休。结婚与离异都是两个人自我的表白。
（摘自《全球热恋：全球化时代的爱情与家庭》/[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赛姆/北京大学出版社）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德]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赛姆
（配图为编辑所加，默多克和邓文迪，来自网络）
21世纪之初的今天，个人自主择偶早已被普遍接受。
然而对“自我”以及“我们”的标榜又成为新的极端形式。“我们”现在首先成为了自我展示和自我导演的平台。文学恰到好处地展示了这种新的发展方向：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压迫曾经是久盛不衰的主题，而新文学更多地围绕着人们如何无节制地索要幸福、却终不能如愿的现状。
它们用时而理性、时而讥讽的语气描述了个人主义极端化的时代中的各种生活形式。
按照这些文学作品的说法，男人和女人们如今正身处不停索取幸福的无尽漩涡中。（斯文·希伦坎普，2009；波托·施特劳斯，1976）爱的范畴发生了变化。夸张一些说：人们不断索取性、索取爱、索取子女、索取抚养、索取财产的保留与扩大。最重要的是：和他/她结合在一起，能否让自己更富有、更荣耀、更光鲜。
对于这些文学作品中不断极端个人主义化的主角来说，同居和结婚并不首先取决于关系和婚姻（自然与婚姻也有关系）。他们各自选择穿着打扮，各走自己的人生路。
全球性的化妆、发型和整形产业在流水线上般让人学会自导自演。但是能真正向全世界展示自我的，就是如何择偶了（伊丽莎白·吉尔伯特，2010）。
作品中的伴侣们无论是富是穷，信奉天主教、伊斯兰还是无教派，有一点多少还是能够被预言的：他或她总有一段精心编织的、多彩的、可以不断重复的关于爱情奇迹或者分手伤痛的故事，甚至这些“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婚姻故事的结构都是可预见的。
第一个特征是：故事仅仅围绕两个人（不涉及父母或亲朋好友等）。故事中的你我多在相识之前都在孤独的人生路上迷茫地摸索。
在个人化版本的奥德赛剧本中，总有一段传说般的迷幻之旅，充满着种种讽刺的转变、矛盾与惊讶。
从爱情转变到伴侣或婚姻（以及此后从婚姻到离婚）的过程总被镀上闪耀的金色（或者被编成悲剧）现在当一个西方女人被问及，她如何认识她的男友或丈夫，何时何地又怎样爱上他的时候，她总有一段复杂而又深情的个人描述，自己如何细心编制所有的经历，把最经典的时刻都记录储存下来，以便为她独特的自我（自我时代中的新货币--声誉）赚取他人赞许的利息。
（如果把女人和男人们的“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婚姻故事比照起来看，或者对比它们具有性别特征的描述方式，一定会很有趣）。
疑惑（“她本不是我要的类型”）、幸福的巧合（“我们在我狭小的学生寝室里讨论学业论文的事，只有两块地方可以坐--椅子或者床”）和反叛与抗拒（“我父亲断了我的生活费，就为了阻止我和她在一起，反而让我们两个更紧密地连在一块”）成为此类故事的主心骨。
对故事的结尾也能够做出预测：在离婚之前，个人表述以解脱终结（“我根本难以想象没有他/她如何生活下去”）。离婚之后，却又是事后诸葛亮（“当初我为什么压制自己的怀疑，强迫自己忽视他/她长期不忠的种种证据？”）
极端个人主义化的爱情模式也同样可以预测下面的结果：叙事者不仅仅把自己描绘成受害方，还成为这段爱情传记的作者。
事情的发展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是自己的决定（或放弃决定）和行为（或不为）的结果。但是还是有界限的：导致分居和离异的，（自然）是对方的错！
这意味着：21世纪初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化的模式中，个人主义、幸福、自由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是所有事情的必要条件：伴侣、结婚、为人父母、家室、共同财产。当然还有分居、离异，以及重婚。
还有固定的顺序么？不会再有了。有的是一系列的变化、人生驿站与过渡期。在家庭聚会上，丈夫会遇到妻子的前夫，还有前夫的第三任妻子来参加，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争吵不休。结婚与离异都是两个人自我的表白。
（摘自《全球热恋：全球化时代的爱情与家庭》/[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赛姆/北京大学出版社）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德]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