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文学研究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王祖友
内容提要：《画里画外》是海勒的唯一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小说中存在一种特殊
的处理历史事件和历史小说叙事的策略，显示了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和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的关系。纷乱的历史事件表明：历史不是辩证发展的统一体，而是对历史事件的阐释。海勒克服真假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和难以摆脱的历史“真实”的哲学观念。《画里画外》所体现的后现代历史观和叙事策略与海登・怀特历史书写理论不谋而合，有力地挑战了旧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目的论史观。
关键词：《画里画外》
西方文论研究。历史事件后现代历史叙事作者简介：王祖友，文学博士，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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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ｉｅ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１２０１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ｉｎＡ－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已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海勒（ＪｏｓｅｐｈＨｅｌｌｅｒ，１９２３－－１９９９），大都集中于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下简称《军规》），侧重探讨海勒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及其黑色幽默艺术特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主题、人物和艺术手法。黑色幽默，荒诞主题以及反英雄人物被反复言说挖掘，如《世界文化》和《艺术广角》等刊物曾撰文指出：《军规》“以荒・９２・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诞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一个充满自私、贪婪、虚伪、欺骗、专横、残忍、淫乱和疯狂的现实生活”（杨金才４８）。持类似的观点的论者还有：程锡麟、张涓、郭继德、黄怀飞、常文革和张芮以及赵焕茹和孙雪娥等人。刘娟的《碎片，漩涡与重复——浅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叙事特点》从碎片式的叙事结构、反传统的叙事时间和重复叙事法三个方面论述《军规》的叙事特点。马红英在《黑色幽默的万有引力》一文中又分析了《军规》的结构。雷红琴在《论黑色幽默独创的艺术情感模式》中探讨了《军规》的艺术情感模式。在其《黑色幽默文学的艺术世界》中，马小朝提出了黑色幽默文学的玄学主题、故事的寓言性、抽象扭曲的人物和幽默的喜剧风格等。段军霞、唐永辉、王卓、李新元和朱瑞青以及何希凡和谭光辉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薛玉凤撰文指出，海勒的《军规》文体的特征是对常规的偏离，传达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意蕴。曹精华研究《军规》的语言技巧，特别是“违例”语言现象，揭示作者运用特殊语言技巧产生的种种艺术效果。张宇光在《名作欣赏》上撰文探讨《军规》的诡辩式反逻辑语言。
与《军规》的研究状况相比，海勒的其他作品则问津较少（王祖友１１０），尤其是他的《画里画外》（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１９８８），几乎没有专文讨论。这部小说以伦勃朗的名画《注视着荷马塑像的亚里士多德》为媒介，以历时性和共时性交错使用的方法，以点带面给予西方社会以深刻而独特的审视和探讨。它基于以往的历史资料，但又不囿于一般史实，借助于小说文体不受时间、空间和真人真事限制，能够虚构和想象的特性，有效地调动读者随着作家的笔触参与对于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反思和评价。本文旨在对《画里画外》所表现的后现代历史观和后现代关于历史的叙事策略作点分析，以期引起同行对海勒的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海勒的后现代历史观
在以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学者眼里，历史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唯一的、客观的、本质性的、存在于文学之外的“宏大叙事”被解构成了与文学文本没有差别的、可以被任意改写的故事：“历史”与“文学”之间那种传统的对立关系被理解成“共建的互文性”关系（Ｆｅｌｐｅｒｉｎ７７）。怀特认为，人们一般将“历史”视为“关于过去的事情”是偏颇的，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则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历史话语，而“被写下来”和“供人阅读”这两大特点，则决定了“历史”与其他的文字不再具有根本性区别的文本特性。历史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怀特强调指出，在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它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传统历史小说大多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为指导，根据因果律去编写历史，难免陷入庸俗的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决定论的质疑源于尼采关于艺术创造／历史记忆二元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任何连续性和因果性的历史都是“文本”而已，是虚构之物。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事实是我们为之赋予意义的事件”（Ｈｕｔｃｈｅｏｎ，ＴｈｅｔｉｅｓＰｏｌｌ—ｏｆＰｏｓｔｒｎ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５７）。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是某种“能够有意义地加以讨论”的“过去”；“过去性”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属性，或不是历史的全部属性，因为任何人文学科其实都要考察和研究过去，甚至许多的自然科学也可以把过去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怀特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并将文学性与历史性两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其文本性与文本间性研究为我们审视文学、理解历史、把握文学与历・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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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历史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等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观念与新视角。
历史小说，从字面上看，由“历史”和“小说”构成，历史属于“史学”范畴，而小说属于“文学”范畴。从世界评论界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评论来看，无不是从文学要素来评价作品的价值。如世界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弥尔顿的史诗《力士参孙》等，批评家都是从文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来界定这些作品内在的价值。至于这些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状况”那是次要问题了，因为，诚如海勒在小说中所言，“有记录表明确有过莎士比亚其人，但他写过他的那些剧目的证据就不够充分了。我们如今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两篇史诗的作者确实存在过。”（Ｈｅｌｌｅｒ１４）．‘
海勒的历史题材小说《画里画外》不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作者关心的不是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其最终目的也不是讨论战争，而是把战争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题材。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的解释过的历史。他的创作与怀特思想不谋而合：使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恢复叙述，使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边界。海勒把历史作为前文本，自由地将某些历史事实包括在他的虚构世界里。《画里画外》是一个历史叙事，它不同于编年史。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在时间中”的事件，不是发明出来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被发现的，因此不具有叙事性。“小说家或许一直仅仅处理虚构的事件，与此相反，历史学家一直在处理真正的事件，但是把这些不管是把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糅合成一个易于理解的总体来表现目的是一个诗化过程”（Ｗｈｉｔｅ，Ｔｒｏｐ．如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１２５）。海勒在《画里画外》中描绘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通过“发现”、“识别”、“揭示”或“解释”为编年史中隐藏的故事编排情节，使其变成故事或构建成历史叙事。其中展现的是充满争斗、没有进步、民主和独裁不分优劣的历史，海勒通过重构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哲学、道德、艺术、法律、科学、外交等等——大量的历史事件，有目的地将过去和今天发生的事件并置，指出突发事件的背后是权力的争夺，从而阐明历史是在权力之争这层意义上不断重复的。历史是无规律的，而不是旧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目的论史观所假想的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甚至是谈不上辩证发展或改进的。海勒在接受海茵斯访谈时坦言想借这部小说表达自己的历史观：
没有人能改变历史，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当我开始思考作研究时，我看到的是既具有启发又令人悲哀的东西。除了技术进步之外，其它没有多少变化：人性也好，社会和政府的质量，以及文明的本质和我们拥有的价值也好，都没有改进。（Ｓｏｒｋｉｎ２９１）
《画里画外》审视业已存在了多少世纪的资本主义民主，“为了得到其他自由城邦的绝对服从，自由的雅典城邦就征服，就屠杀，就驱逐，就把他人沦为奴隶。”（Ｈｅｌｌｅｒ１００—１０１）是对标榜“自由”的雅典的揭露，也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隐射，其灵魂是政治性的，其意识形态的寓意是普适性的。书中还嘲讽了雅典的“民主”：以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派因在高层树敌，为拉选民，给穷人一两个铜子，让穷人按他的意志来投票。生活其间的苏格拉底“无法在雅典民主制中找到比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多的好处。”（９１）苏格拉底曾对他的起诉人问道：“在我们民．９４・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主、自由的社会里难道不允许一个人持有非正统的观点吗？”得到的回答是：“非正统的观点是可以表述的，如果是正统的非正统的观点的话”。（３２４）雅典和斯巴达之战中，双方皆自诩为“自由斗士”，自认为代表正义，“民主派为反对少数人的独裁而战，寡头统治者为反对多数人的暴政而战。”（１７４）而海勒一针见血地戳穿双方的虚伪：“没有哪一方不重复对方的罪恶。”（１８１）“在海上和海外，没有人能比热爱和平的荷兰人更好战”。（１０）
“在建构其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海勒展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历史是具有启发作用的；历史没有任何启示。”（ｑｔｄ．ｉｎＣｒａｉｇ１９０）《画里画外》中的矛盾修辞法并不仅仅只有修辞意义，它还是传达作家对于历史的观察和评价的难以替代的表达方法，这是一种特殊的处理历史事实和历史小说叙事的策略，显示了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和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的关系。这在下面引文中更为突出，“根据柏拉图的１３封书信，我们确切地知道他去西西里；而这些书信中的５封，或许是全部，都足伪造的。。（２５７）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历史再现的客观性、中立性、非个人性和透明性已经被打了折扣；传统编史、历史小说中的目的论、因果律和连续性也受到了质疑。按照传统的文史观，文学是对某种想象性现实的主观、虚构性的创造，历史（和新闻）则是对真实事件的客观、事实性的记录，所谓“历史的问题是查证（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文学的问题则是逼真（ｖｅｒａｃｉｔｙ）”（Ｈｕｔｃｈｅｏｎ，ＡＰｏｅ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１１２）。后现代小说刻意混淆的，正是这种文史两分的做法。历史不再是绝对的真实，小说也不见得纯属虚构，因为历史和小说都是“话语、人为建构和表意系统”（９３）。
海勒在否认辩证史观的基础之上，通过引用福特这位商业天才的“历史是胡言乱语”这句话，进一步说明历史的无规律性。历史可以被看作另一个故事。显然，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和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是相关又迥然不同的，强调了海勒认为历史既可信又不可信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用怀特的理论解释，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因此，历史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据查饮毒芹后会导致下肢麻木，冰凉，然后痉挛抽搐而亡，然而柏拉图记载的是苏格拉底平静地死。针对柏拉图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海勒则给出了把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毒芹汁致死并非如他所描写的那样平静，毫无痛苦：会出现干呕、发音急促而含混、痉挛及控制不住地呕吐０９９（３５０）通过质疑和评述历史记载，海勒再次点明了历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杜撰，“如同伦勃朗所使用的荷马的塑像，现有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只是后人对可能存在的史实的诠释”（ｑｔｄ．ｉｎＣｒａｉｇ１９４）。这就应证了怀特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一个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在怀特看来，不可能有什么真的历史，历史的思辨哲学编纂使历史呈现出历史哲学形态，并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这样，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理论的阐释就有多少种。人们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审美的或道德的。（Ｗｈｉｔ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ｏｆ
《画里画外》的叙事策略
根据怀特的观点，史学家与文学家所感兴趣的事件可能不同，然而他们的话语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则往往一样，他们用以构成各自话语的技巧和手段也往往大体相同。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ｘｉ—ｘｉｉ）怀特强调，历史的预想形式可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这意味着“历史与神话、史诗、罗曼司、悲剧、喜剧等虚构形式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形式结构”・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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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ｌＯ）。他坚持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怀特所从事的是历史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要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找到共同的结构因素，以勾勒出所论时代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这种重叙事结构、重意义想象、重语言阐释的“元历史”，是获得意义之“真”的唯一途径。怀特就这样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差异填平了。这种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划等号的作法正是海勒《画里画外》中所采用的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手段。海勒在创作历史小说《画里画外》时，对历史进行充分探索，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行为进行“考证”，但这无非是想使作品更具“真实性”，对作品的文学性没有多大影响，不增加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使历史小说具有文学价值的因素是小说的文学品质。
在海勒的笔下《第二十二条军规》所描写的战争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是有其逻辑上的先前项的，在《画里画外》中作家就对“战争”作了类似寻找祖谱式的追溯。“伯里克利时代以一场连绵１５年的战争而开始，又以一场延续２７年的战争的开端而结束。以伯里克利为首领的自由民主党于公元前４６１年开始执政。在公元前４５９年的一个伤亡名单上，有当年在塞浦路斯、埃及、哈利艾斯、埃吉那、梅加里德这样一些地方作战时阵亡的雅典人的姓名。而在官方记载中，这一年却是一个和平年，他们所战死其中的战争也不算是战争。”（１４３）此处“官方记载”的意识形态话语指称“和平年”历史事件，说明统治阶级的权力操纵着历史的书写，显示了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是“官方”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历史事实不是“真实”，事实漂流在历史中并可以与官方观念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怀特发现：“意识形态话语指称历史事件，讲述这些事件的故事，旨在讲述关于这些事件的真实故事，试图解释它们何以这样发生，最后宣称揭示这些事件的真正的历史意义”（３６５）。在表达的形式的层面上，意识形态故事和把历史作为“小说”的历史故事之间无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画里画外》不为现存的秩序提供直接的未来图景，但是通过假设过去可能发生的多重现实，为未来提供某种参照。“乘坐人工划桨的帆船从雅典到叙拉古，基本上相当于当今使用军队运输船从加利福尼亚到越南，或者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到贝鲁特机场或者波斯湾。除非你们打算生活在那里，切忌在遥远而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进行战争。那里的人会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你们，你们的存在会引起惊慌。你们所扶植起来去维持秩序的政府并不能够维持秩序，如果那里的人民作坚定不移的军事抵抗。”（２０８）《画里画外》这种历史的预想形式，对以结局为准则来编织一个循序前进的传统历史编纂是一次大胆的质疑，暗合怀特对历史意识、阐释框架和语言，以及诗意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的特别强调的元历史理论核心思想，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作家把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的观念指向。
怀特说，当把历史话语描述为阐释，把历史阐释描述为叙述化的时候，这已意味着在关于“历史”性质的争论中选定了一种立场。怀特认为，历史话语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其实早在叙述前就已经先行选定了所需要的某一种或几种“先类型的情节结构”，即是说，历史话语也离不开“情节设置”，与文学话语一样，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也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式。《画里画外》的“历史”叙事正是这样的一些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的拼盘。故事把编年史中按顺序排列的无意义的事件改造成假设的发生结构，人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公元前４４６年与斯巴达人达成的停战协议，结束了敌对城邦之间的战斗，同时却使・９６・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雅典解脱出来向盟友发起攻击。”
此后，在公元前４３３年，伯里克利……由于确信很可能会与斯巴达发生战事，所以就
故意制造事端，以使这一战事不可避免。（１４５）
．接着，海勒做了一点点“解释性”工作。这就是，发现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类型”，然
后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模式”，最后讲“编码”：
对峙的两个阵营都说对方是侵略者。
双方都不无道理。
外交斡旋失败了。
外交斡旋总是会失败的。（１５１）
怀特看到了情节编排的意识形态维度，对世界的描述，无论是分析、叙述、解释还是阐释，都必定带有伦理的、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存在于历史人物的意识形态之中。战争的起因有时是极其偶然的，在那一段被称作冷战和平时期，阿尔西比亚迪斯花费了大量时间挑动新的战争。当被问到：“请告诉我，你想要西西里那样危险的战争的发生时，你最强烈的动机是什么？”阿尔西比亚迪斯回答是：“当然是因为骏马了。”（２１２）这个战争贩子还无耻地补充道：“既然我把钱如此浪费在骏马上面，我需要这一入侵来补偿我所浪费的钱财。”（２１３）面对进一步提问：
“如果你得以成功地到叙古拉发动战争，你岂不是撕毁了与斯巴达签署的《尼查斯和
平公约》，把我们重新拉回到战争中去。”他丧心病狂地说：“那正是我所期待的。”
“你究竟为什么想要这样做？”．
“因为，”阿尔西比亚迪斯回答说，“这个条约叫做《尼查斯和平公约》。”（２１５）
这里小说的主导叙述是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的，作品将大量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加入虚构叙述，如根本不可能还原的大段历史人物对话，对历史人物心态的细致人微的描写等等。阿尔西比亚迪斯撕毁了与斯巴达签署的《尼查斯和平公约》，原因就是“这个条约叫做《尼查斯和平公约》。”如果条约被称为《阿尔西比亚迪斯和平公约》，他就会宣布它神圣不可侵犯。可见战争变成了个人好恶的游戏，战争披着各种外衣、打着各种旗号但其本质无非是发动战争者的借口而已。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那政治也只是政治家的游戏罢了，而且是以自我私欲为根本导向的游戏。战争赋予政治家的私欲以合法性，因为“战争总归是合乎时尚的……一个政治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战争大声呼吁，而为了和平，他只能低声下气地乞求０９９（２１４）冒充道义的代言人，政治家把战争视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一般说来，战争贩子……明显认为他所乐意做的就是正确的，凡是适合他的精神需求和个人愿望的，也必然是国家最符合道义的选择，最佳的选择，”（２２０），战争还是强者压迫弱者的权利，是自由城邦让他人沦为奴隶的过程，所以作者对文明的认识就是“文明的规律就是强者统治弱者”（２０２）。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都没有人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在这两个强大的城邦之间发生连年混战。双方并无商业和领土之争。征服也不是双方刻意追求的目标。然而，战争一．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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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发生，就显得发生得极其自然，而且要持续下去。“战争自然得就像大自然一样”（１６７）。战争更替如季节一般周而复始：从１７世纪中后期到１９世纪中后期，二百多年中战事之多，令人触目惊心，作者无可奈何地承认：地球上的和平一般意味我们所熟知的文明的终结。（１７７）
任何文学文本就其本质而言，其实都隐含着对历史的个人感受，都折射出对历史的理解，因而从根本上讲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完成一次对历史的文本建构，因为无论是作家对人的某种微妙的心理做何种精致细腻的体察，这种体察其实都蕴含着作家内在的、当下的历史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察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过程中的渚种规律性问题，更应当从狭义上而不是广义上去理解文学对历史的解读，即探讨历史是如何进入作家的审美视野的，作品的艺术世界是怎样呈现历史的。这其间的不同决定着作家对历史的文本建构之深度。（Ｗ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ｘ—Ｘ）后现代主义作家并不是随意改变历史，他们往往站在历史上受欺压、被剥夺了言论的弱势群体一方，企图表现弱势群体一方的历史。海勒对伯里克利在科西拉岛去维和和保护雅典在那里的利益之举的点评，不禁使人马上联想到历代西方强围的类似举动，特别是美国发动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他［萨达姆］是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伊拉克正在秘密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的目标是美利坚。我们必须发动‘先发制人’战略，绝不能坐以待毙。”（Ｃａｏ）美国政府用这种毫无依据的理由向伊拉克发动战争，仅用一个月的时间推翻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曹诺皮）不仅如此，海勒还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在《画里画外》中，他断然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诚如怀特所断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因为在他看来问题很简单：“真实”不等于“事实”，“真实”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存在于那个观念构造之中。（Ｗｈｉｔｅ，Ｔｒｏｐ一洒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１２３．２５）２０世纪后半叶涌现出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被人们视为历史小说的复兴。托马斯・品钦的《Ｖ》（１９６５）和《万有引力之虹》（１９７５），克特・冯尼格特的《五号屠宰场》（１９６９），加西亚・马尔库兹的《百年孤独》（１９６７），罗伯特・库弗的《激愤的民众》（１９７７），以及拉什迪的《午夜出生的孩子们》（１９８１）被认为是这类作品中的精品。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穿越历史时空，借古讽今，用心不可谓不深。《画里画外》的作者亦如此，“在《画里画外》，海勒不断地或把时间推向过去，或拉回当代，在对人类行为的表现上，也引人注目地使用随处可见的现代观点。”（Ｓｅｅｄ２０５）。小说从历史取材，没有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却凝结着海勒对于开启于希腊的整个西方文明史及其相关人类行为的诸多思索，是一次对传统小说的偏离，也是对读者和评论家猎奇心态的偏离，属于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在突出虚构性的时候不时随意虚构、歪曲历史，把历史置于附庸的地位，揭示历史知识的片面性，探询历史发展的多藿可能性。海登・怀特不对历史进行编撰，而是对各种历史的编撰进行理论的考察，对他来说，历史就不仅仅是对于史实面貌的再现，它还是一种语言结构的叙事构型，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像性建构，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个时代的特有的深层结构（怀特封底）。《画里画外》以伦勃朗的画为媒，有目的地再现历史画面，指出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纷乱的历史事件表明：历史不是辩证发展的统一体，是对历史事件的阐释。海勒克服真Ｎ－元论规约的思维惯性；克服始终放不下那个历史“真实”的哲学观念。海勒的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中对历史文献及历史考证都存疑立照的叙事策略，昭示着历史的不确定性、虚构性和开放性。以后现代历史观有力地挑战了旧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目的论史观，这正是海勒的历史小说写作与海登・怀特历史书写理论共通的一面。・９８・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引用文献【ＷｏｒｋｓＣｉｔｅｄ】
Ｃａｏ。Ｎｕｏｐｉ．“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ＷａｒＩｓＰｅａｃｅ”．３１Ｍａｙ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ｉｎ．ｃｎ／ｓ／ｂｌｏｇ一
４８６７２４０５０１０００７ａｉ．ｈｔｍｌ＞．
Ｃｒｍｇ，ＤａｖｉｄＭ．Ｔｉｌｔｉｎｇａｔ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Ｎａｒｒａｔ＆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ＪｏｓｅｐｈＨｅｌｌｅｒ＇ｓＦｉｃｔｉｏｎ．Ｄｅｔｒｏｉｔ，ＭＩ：ＷａｙｎｅＳｔａｔｅＵＰ，
１９９７．
Ｆｅ［ｐｅｒｉｎ．Ｈｏｗａｒ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ｓｅｓＰｏｅｔｉｃｓ’ｖｅｒｓ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ｓ’：ＴｈｅＴｗｏＮｅｗ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ｓｉｎ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ｄｓ．Ｆｒａｎｃｉｓ
ｏｆＢａｒｋｅｒ，ｅｔａ１．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Ｐ。１９９１．Ｈｅｌ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Ｐ．Ｐｕｔｎａｍ’ｓＳｏｎｓ。１９８８．Ｈｕｔｃｈｅｏｎ．Ｌｉｎｄａ．ＡＰｏｅｔｉｃｓ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８．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９．…．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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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２００９）：１０８・１１．
［王祖友：《我国学者对海勒的解读和接受——纪念约瑟夫・海勒逝世１０周年》，《外语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第１０８．１１页。］
Ｗｈｉｔｅ，Ｈａｙｄｅｎ．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ｕｒｏｐ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ＪｏｈｎＨｏｐｋ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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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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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才：《约瑟夫・海勒的小说世界》，《艺术广角）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４８一ｌ页。］
（责任编辑：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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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日・９９・
国别文学研究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王祖友
内容提要：《画里画外》是海勒的唯一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小说中存在一种特殊
的处理历史事件和历史小说叙事的策略，显示了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和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的关系。纷乱的历史事件表明：历史不是辩证发展的统一体，而是对历史事件的阐释。海勒克服真假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和难以摆脱的历史“真实”的哲学观念。《画里画外》所体现的后现代历史观和叙事策略与海登・怀特历史书写理论不谋而合，有力地挑战了旧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目的论史观。
关键词：《画里画外》
西方文论研究。历史事件后现代历史叙事作者简介：王祖友，文学博士，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
Ｔｉｔｌ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ｉｓＪｏｓｅｐｈＨｅｌｌｅｒ＇ｓｏｎ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ｉ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ｕｔｉｌｉｚ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ｖｅｌｔｏ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ｖｅ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ｅｓ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ＨｅｌｌｅｒｅｃｈｏｅｓＨａｙｄｅｎ，Ｗｈｉｔｅ’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ｅｍｐｌｏ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Ｚｕｙｏｕ＜ｗｉｚｉｙｉ＠ｇｍａｉｌ．ｃｏｍ＞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ｔ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Ｊｉａｎｇｓｕ
ｍｅｒｉｅ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１２０１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ｉｎＡ－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已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海勒（ＪｏｓｅｐｈＨｅｌｌｅｒ，１９２３－－１９９９），大都集中于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下简称《军规》），侧重探讨海勒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及其黑色幽默艺术特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主题、人物和艺术手法。黑色幽默，荒诞主题以及反英雄人物被反复言说挖掘，如《世界文化》和《艺术广角》等刊物曾撰文指出：《军规》“以荒・９２・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诞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一个充满自私、贪婪、虚伪、欺骗、专横、残忍、淫乱和疯狂的现实生活”（杨金才４８）。持类似的观点的论者还有：程锡麟、张涓、郭继德、黄怀飞、常文革和张芮以及赵焕茹和孙雪娥等人。刘娟的《碎片，漩涡与重复——浅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叙事特点》从碎片式的叙事结构、反传统的叙事时间和重复叙事法三个方面论述《军规》的叙事特点。马红英在《黑色幽默的万有引力》一文中又分析了《军规》的结构。雷红琴在《论黑色幽默独创的艺术情感模式》中探讨了《军规》的艺术情感模式。在其《黑色幽默文学的艺术世界》中，马小朝提出了黑色幽默文学的玄学主题、故事的寓言性、抽象扭曲的人物和幽默的喜剧风格等。段军霞、唐永辉、王卓、李新元和朱瑞青以及何希凡和谭光辉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薛玉凤撰文指出，海勒的《军规》文体的特征是对常规的偏离，传达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意蕴。曹精华研究《军规》的语言技巧，特别是“违例”语言现象，揭示作者运用特殊语言技巧产生的种种艺术效果。张宇光在《名作欣赏》上撰文探讨《军规》的诡辩式反逻辑语言。
与《军规》的研究状况相比，海勒的其他作品则问津较少（王祖友１１０），尤其是他的《画里画外》（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１９８８），几乎没有专文讨论。这部小说以伦勃朗的名画《注视着荷马塑像的亚里士多德》为媒介，以历时性和共时性交错使用的方法，以点带面给予西方社会以深刻而独特的审视和探讨。它基于以往的历史资料，但又不囿于一般史实，借助于小说文体不受时间、空间和真人真事限制，能够虚构和想象的特性，有效地调动读者随着作家的笔触参与对于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反思和评价。本文旨在对《画里画外》所表现的后现代历史观和后现代关于历史的叙事策略作点分析，以期引起同行对海勒的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海勒的后现代历史观
在以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学者眼里，历史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唯一的、客观的、本质性的、存在于文学之外的“宏大叙事”被解构成了与文学文本没有差别的、可以被任意改写的故事：“历史”与“文学”之间那种传统的对立关系被理解成“共建的互文性”关系（Ｆｅｌｐｅｒｉｎ７７）。怀特认为，人们一般将“历史”视为“关于过去的事情”是偏颇的，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则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历史话语，而“被写下来”和“供人阅读”这两大特点，则决定了“历史”与其他的文字不再具有根本性区别的文本特性。历史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怀特强调指出，在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它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传统历史小说大多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为指导，根据因果律去编写历史，难免陷入庸俗的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决定论的质疑源于尼采关于艺术创造／历史记忆二元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任何连续性和因果性的历史都是“文本”而已，是虚构之物。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事实是我们为之赋予意义的事件”（Ｈｕｔｃｈｅｏｎ，ＴｈｅｔｉｅｓＰｏｌｌ—ｏｆＰｏｓｔｒｎ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５７）。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是某种“能够有意义地加以讨论”的“过去”；“过去性”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属性，或不是历史的全部属性，因为任何人文学科其实都要考察和研究过去，甚至许多的自然科学也可以把过去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怀特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并将文学性与历史性两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其文本性与文本间性研究为我们审视文学、理解历史、把握文学与历・９３・
当代外国文学Ｎｏ．２，２０１１
史、历史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等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观念与新视角。
历史小说，从字面上看，由“历史”和“小说”构成，历史属于“史学”范畴，而小说属于“文学”范畴。从世界评论界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评论来看，无不是从文学要素来评价作品的价值。如世界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弥尔顿的史诗《力士参孙》等，批评家都是从文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来界定这些作品内在的价值。至于这些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状况”那是次要问题了，因为，诚如海勒在小说中所言，“有记录表明确有过莎士比亚其人，但他写过他的那些剧目的证据就不够充分了。我们如今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两篇史诗的作者确实存在过。”（Ｈｅｌｌｅｒ１４）．‘
海勒的历史题材小说《画里画外》不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作者关心的不是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其最终目的也不是讨论战争，而是把战争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题材。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的解释过的历史。他的创作与怀特思想不谋而合：使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恢复叙述，使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边界。海勒把历史作为前文本，自由地将某些历史事实包括在他的虚构世界里。《画里画外》是一个历史叙事，它不同于编年史。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在时间中”的事件，不是发明出来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被发现的，因此不具有叙事性。“小说家或许一直仅仅处理虚构的事件，与此相反，历史学家一直在处理真正的事件，但是把这些不管是把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糅合成一个易于理解的总体来表现目的是一个诗化过程”（Ｗｈｉｔｅ，Ｔｒｏｐ．如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１２５）。海勒在《画里画外》中描绘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通过“发现”、“识别”、“揭示”或“解释”为编年史中隐藏的故事编排情节，使其变成故事或构建成历史叙事。其中展现的是充满争斗、没有进步、民主和独裁不分优劣的历史，海勒通过重构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哲学、道德、艺术、法律、科学、外交等等——大量的历史事件，有目的地将过去和今天发生的事件并置，指出突发事件的背后是权力的争夺，从而阐明历史是在权力之争这层意义上不断重复的。历史是无规律的，而不是旧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目的论史观所假想的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甚至是谈不上辩证发展或改进的。海勒在接受海茵斯访谈时坦言想借这部小说表达自己的历史观：
没有人能改变历史，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当我开始思考作研究时，我看到的是既具有启发又令人悲哀的东西。除了技术进步之外，其它没有多少变化：人性也好，社会和政府的质量，以及文明的本质和我们拥有的价值也好，都没有改进。（Ｓｏｒｋｉｎ２９１）
《画里画外》审视业已存在了多少世纪的资本主义民主，“为了得到其他自由城邦的绝对服从，自由的雅典城邦就征服，就屠杀，就驱逐，就把他人沦为奴隶。”（Ｈｅｌｌｅｒ１００—１０１）是对标榜“自由”的雅典的揭露，也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隐射，其灵魂是政治性的，其意识形态的寓意是普适性的。书中还嘲讽了雅典的“民主”：以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派因在高层树敌，为拉选民，给穷人一两个铜子，让穷人按他的意志来投票。生活其间的苏格拉底“无法在雅典民主制中找到比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多的好处。”（９１）苏格拉底曾对他的起诉人问道：“在我们民．９４・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主、自由的社会里难道不允许一个人持有非正统的观点吗？”得到的回答是：“非正统的观点是可以表述的，如果是正统的非正统的观点的话”。（３２４）雅典和斯巴达之战中，双方皆自诩为“自由斗士”，自认为代表正义，“民主派为反对少数人的独裁而战，寡头统治者为反对多数人的暴政而战。”（１７４）而海勒一针见血地戳穿双方的虚伪：“没有哪一方不重复对方的罪恶。”（１８１）“在海上和海外，没有人能比热爱和平的荷兰人更好战”。（１０）
“在建构其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海勒展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历史是具有启发作用的；历史没有任何启示。”（ｑｔｄ．ｉｎＣｒａｉｇ１９０）《画里画外》中的矛盾修辞法并不仅仅只有修辞意义，它还是传达作家对于历史的观察和评价的难以替代的表达方法，这是一种特殊的处理历史事实和历史小说叙事的策略，显示了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和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的关系。这在下面引文中更为突出，“根据柏拉图的１３封书信，我们确切地知道他去西西里；而这些书信中的５封，或许是全部，都足伪造的。。（２５７）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历史再现的客观性、中立性、非个人性和透明性已经被打了折扣；传统编史、历史小说中的目的论、因果律和连续性也受到了质疑。按照传统的文史观，文学是对某种想象性现实的主观、虚构性的创造，历史（和新闻）则是对真实事件的客观、事实性的记录，所谓“历史的问题是查证（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文学的问题则是逼真（ｖｅｒａｃｉｔｙ）”（Ｈｕｔｃｈｅｏｎ，ＡＰｏｅ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１１２）。后现代小说刻意混淆的，正是这种文史两分的做法。历史不再是绝对的真实，小说也不见得纯属虚构，因为历史和小说都是“话语、人为建构和表意系统”（９３）。
海勒在否认辩证史观的基础之上，通过引用福特这位商业天才的“历史是胡言乱语”这句话，进一步说明历史的无规律性。历史可以被看作另一个故事。显然，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和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是相关又迥然不同的，强调了海勒认为历史既可信又不可信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用怀特的理论解释，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因此，历史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据查饮毒芹后会导致下肢麻木，冰凉，然后痉挛抽搐而亡，然而柏拉图记载的是苏格拉底平静地死。针对柏拉图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海勒则给出了把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毒芹汁致死并非如他所描写的那样平静，毫无痛苦：会出现干呕、发音急促而含混、痉挛及控制不住地呕吐０９９（３５０）通过质疑和评述历史记载，海勒再次点明了历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杜撰，“如同伦勃朗所使用的荷马的塑像，现有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只是后人对可能存在的史实的诠释”（ｑｔｄ．ｉｎＣｒａｉｇ１９４）。这就应证了怀特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一个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在怀特看来，不可能有什么真的历史，历史的思辨哲学编纂使历史呈现出历史哲学形态，并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这样，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理论的阐释就有多少种。人们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审美的或道德的。（Ｗｈｉｔ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ｏｆ
《画里画外》的叙事策略
根据怀特的观点，史学家与文学家所感兴趣的事件可能不同，然而他们的话语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则往往一样，他们用以构成各自话语的技巧和手段也往往大体相同。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ｘｉ—ｘｉｉ）怀特强调，历史的预想形式可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这意味着“历史与神话、史诗、罗曼司、悲剧、喜剧等虚构形式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形式结构”・９５・
当代外国文学Ｎｏ．２，２０１１
（怀特ｌＯ）。他坚持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怀特所从事的是历史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要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找到共同的结构因素，以勾勒出所论时代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这种重叙事结构、重意义想象、重语言阐释的“元历史”，是获得意义之“真”的唯一途径。怀特就这样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差异填平了。这种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划等号的作法正是海勒《画里画外》中所采用的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手段。海勒在创作历史小说《画里画外》时，对历史进行充分探索，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行为进行“考证”，但这无非是想使作品更具“真实性”，对作品的文学性没有多大影响，不增加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使历史小说具有文学价值的因素是小说的文学品质。
在海勒的笔下《第二十二条军规》所描写的战争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是有其逻辑上的先前项的，在《画里画外》中作家就对“战争”作了类似寻找祖谱式的追溯。“伯里克利时代以一场连绵１５年的战争而开始，又以一场延续２７年的战争的开端而结束。以伯里克利为首领的自由民主党于公元前４６１年开始执政。在公元前４５９年的一个伤亡名单上，有当年在塞浦路斯、埃及、哈利艾斯、埃吉那、梅加里德这样一些地方作战时阵亡的雅典人的姓名。而在官方记载中，这一年却是一个和平年，他们所战死其中的战争也不算是战争。”（１４３）此处“官方记载”的意识形态话语指称“和平年”历史事件，说明统治阶级的权力操纵着历史的书写，显示了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是“官方”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历史事实不是“真实”，事实漂流在历史中并可以与官方观念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怀特发现：“意识形态话语指称历史事件，讲述这些事件的故事，旨在讲述关于这些事件的真实故事，试图解释它们何以这样发生，最后宣称揭示这些事件的真正的历史意义”（３６５）。在表达的形式的层面上，意识形态故事和把历史作为“小说”的历史故事之间无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画里画外》不为现存的秩序提供直接的未来图景，但是通过假设过去可能发生的多重现实，为未来提供某种参照。“乘坐人工划桨的帆船从雅典到叙拉古，基本上相当于当今使用军队运输船从加利福尼亚到越南，或者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到贝鲁特机场或者波斯湾。除非你们打算生活在那里，切忌在遥远而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进行战争。那里的人会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你们，你们的存在会引起惊慌。你们所扶植起来去维持秩序的政府并不能够维持秩序，如果那里的人民作坚定不移的军事抵抗。”（２０８）《画里画外》这种历史的预想形式，对以结局为准则来编织一个循序前进的传统历史编纂是一次大胆的质疑，暗合怀特对历史意识、阐释框架和语言，以及诗意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的特别强调的元历史理论核心思想，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作家把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的观念指向。
怀特说，当把历史话语描述为阐释，把历史阐释描述为叙述化的时候，这已意味着在关于“历史”性质的争论中选定了一种立场。怀特认为，历史话语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其实早在叙述前就已经先行选定了所需要的某一种或几种“先类型的情节结构”，即是说，历史话语也离不开“情节设置”，与文学话语一样，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也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式。《画里画外》的“历史”叙事正是这样的一些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的拼盘。故事把编年史中按顺序排列的无意义的事件改造成假设的发生结构，人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公元前４４６年与斯巴达人达成的停战协议，结束了敌对城邦之间的战斗，同时却使・９６・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雅典解脱出来向盟友发起攻击。”
此后，在公元前４３３年，伯里克利……由于确信很可能会与斯巴达发生战事，所以就
故意制造事端，以使这一战事不可避免。（１４５）
．接着，海勒做了一点点“解释性”工作。这就是，发现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类型”，然
后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模式”，最后讲“编码”：
对峙的两个阵营都说对方是侵略者。
双方都不无道理。
外交斡旋失败了。
外交斡旋总是会失败的。（１５１）
怀特看到了情节编排的意识形态维度，对世界的描述，无论是分析、叙述、解释还是阐释，都必定带有伦理的、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存在于历史人物的意识形态之中。战争的起因有时是极其偶然的，在那一段被称作冷战和平时期，阿尔西比亚迪斯花费了大量时间挑动新的战争。当被问到：“请告诉我，你想要西西里那样危险的战争的发生时，你最强烈的动机是什么？”阿尔西比亚迪斯回答是：“当然是因为骏马了。”（２１２）这个战争贩子还无耻地补充道：“既然我把钱如此浪费在骏马上面，我需要这一入侵来补偿我所浪费的钱财。”（２１３）面对进一步提问：
“如果你得以成功地到叙古拉发动战争，你岂不是撕毁了与斯巴达签署的《尼查斯和
平公约》，把我们重新拉回到战争中去。”他丧心病狂地说：“那正是我所期待的。”
“你究竟为什么想要这样做？”．
“因为，”阿尔西比亚迪斯回答说，“这个条约叫做《尼查斯和平公约》。”（２１５）
这里小说的主导叙述是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的，作品将大量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加入虚构叙述，如根本不可能还原的大段历史人物对话，对历史人物心态的细致人微的描写等等。阿尔西比亚迪斯撕毁了与斯巴达签署的《尼查斯和平公约》，原因就是“这个条约叫做《尼查斯和平公约》。”如果条约被称为《阿尔西比亚迪斯和平公约》，他就会宣布它神圣不可侵犯。可见战争变成了个人好恶的游戏，战争披着各种外衣、打着各种旗号但其本质无非是发动战争者的借口而已。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那政治也只是政治家的游戏罢了，而且是以自我私欲为根本导向的游戏。战争赋予政治家的私欲以合法性，因为“战争总归是合乎时尚的……一个政治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战争大声呼吁，而为了和平，他只能低声下气地乞求０９９（２１４）冒充道义的代言人，政治家把战争视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一般说来，战争贩子……明显认为他所乐意做的就是正确的，凡是适合他的精神需求和个人愿望的，也必然是国家最符合道义的选择，最佳的选择，”（２２０），战争还是强者压迫弱者的权利，是自由城邦让他人沦为奴隶的过程，所以作者对文明的认识就是“文明的规律就是强者统治弱者”（２０２）。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都没有人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在这两个强大的城邦之间发生连年混战。双方并无商业和领土之争。征服也不是双方刻意追求的目标。然而，战争一．９７．
当代外国文学Ｎｏ．２，２０１１
旦发生，就显得发生得极其自然，而且要持续下去。“战争自然得就像大自然一样”（１６７）。战争更替如季节一般周而复始：从１７世纪中后期到１９世纪中后期，二百多年中战事之多，令人触目惊心，作者无可奈何地承认：地球上的和平一般意味我们所熟知的文明的终结。（１７７）
任何文学文本就其本质而言，其实都隐含着对历史的个人感受，都折射出对历史的理解，因而从根本上讲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完成一次对历史的文本建构，因为无论是作家对人的某种微妙的心理做何种精致细腻的体察，这种体察其实都蕴含着作家内在的、当下的历史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察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过程中的渚种规律性问题，更应当从狭义上而不是广义上去理解文学对历史的解读，即探讨历史是如何进入作家的审美视野的，作品的艺术世界是怎样呈现历史的。这其间的不同决定着作家对历史的文本建构之深度。（Ｗ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ｘ—Ｘ）后现代主义作家并不是随意改变历史，他们往往站在历史上受欺压、被剥夺了言论的弱势群体一方，企图表现弱势群体一方的历史。海勒对伯里克利在科西拉岛去维和和保护雅典在那里的利益之举的点评，不禁使人马上联想到历代西方强围的类似举动，特别是美国发动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他［萨达姆］是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伊拉克正在秘密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的目标是美利坚。我们必须发动‘先发制人’战略，绝不能坐以待毙。”（Ｃａｏ）美国政府用这种毫无依据的理由向伊拉克发动战争，仅用一个月的时间推翻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曹诺皮）不仅如此，海勒还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在《画里画外》中，他断然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诚如怀特所断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因为在他看来问题很简单：“真实”不等于“事实”，“真实”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存在于那个观念构造之中。（Ｗｈｉｔｅ，Ｔｒｏｐ一洒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１２３．２５）２０世纪后半叶涌现出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被人们视为历史小说的复兴。托马斯・品钦的《Ｖ》（１９６５）和《万有引力之虹》（１９７５），克特・冯尼格特的《五号屠宰场》（１９６９），加西亚・马尔库兹的《百年孤独》（１９６７），罗伯特・库弗的《激愤的民众》（１９７７），以及拉什迪的《午夜出生的孩子们》（１９８１）被认为是这类作品中的精品。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穿越历史时空，借古讽今，用心不可谓不深。《画里画外》的作者亦如此，“在《画里画外》，海勒不断地或把时间推向过去，或拉回当代，在对人类行为的表现上，也引人注目地使用随处可见的现代观点。”（Ｓｅｅｄ２０５）。小说从历史取材，没有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却凝结着海勒对于开启于希腊的整个西方文明史及其相关人类行为的诸多思索，是一次对传统小说的偏离，也是对读者和评论家猎奇心态的偏离，属于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
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在突出虚构性的时候不时随意虚构、歪曲历史，把历史置于附庸的地位，揭示历史知识的片面性，探询历史发展的多藿可能性。海登・怀特不对历史进行编撰，而是对各种历史的编撰进行理论的考察，对他来说，历史就不仅仅是对于史实面貌的再现，它还是一种语言结构的叙事构型，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像性建构，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个时代的特有的深层结构（怀特封底）。《画里画外》以伦勃朗的画为媒，有目的地再现历史画面，指出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纷乱的历史事件表明：历史不是辩证发展的统一体，是对历史事件的阐释。海勒克服真Ｎ－元论规约的思维惯性；克服始终放不下那个历史“真实”的哲学观念。海勒的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中对历史文献及历史考证都存疑立照的叙事策略，昭示着历史的不确定性、虚构性和开放性。以后现代历史观有力地挑战了旧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目的论史观，这正是海勒的历史小说写作与海登・怀特历史书写理论共通的一面。・９８・
《画里画外》的后现代历史观及其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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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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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４月２日・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