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连云
河北学刊 2005年12期
一、都市圈崛起的理论与实践
大都市圈(带)崛起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当前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都市经济区域是经济社会综合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以经济中心(大都市)为核心，以经济网络为纽带，联结周边中小城市，构成一个经济区域。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是相统一的、同步的。城市的发展分四个阶段，即城市独立发展、单中心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群、成熟的大城市群。城市学的研究证明，单中心的城市规模在300万人口左右时综合效益最佳。所谓综合效益，是指交通成本、生活环境质量、文化教育、单位土地面积经济效益，等等。而人口超过300万以后的单中心城市综合效益则开始下降，凸显大城市病。特别是交通堵塞和生活环境质量下降，房地产价格暴涨，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趋势。特大城市的发展开始向多中心蔓延，若干个相近的城市开始强化了经济和空间规划的紧密联系，形成了几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集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形成聚集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的城市带，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国土面积的1.5％，1985年人口增至4500万，城市化率达90％。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三大城市群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3。日本的东京都市圈面积只占日本国土面积的6％，1980年人口超过50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42.7％。日本的三大城市群即东京都市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国份额的70％。城市化作为一个经济过程是一个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单一城市的发展如此，一个城市群的发展也是如此。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在经济上会产生“马太效应”，能充分发挥其规模、齿轮、领先、资源、聚集、锁定和光环等诸多效应。
自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圈的经济学说以后，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50年来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大都市圈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圈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标准有五个：
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
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各都市区外围地区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
3.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之间没有间隔，且联系密切；
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
5.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按照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圈形成的基本标准，中国目前称得上“大都市圈”的地区只有三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都市圈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并成为辐射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如果说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的进入及自主型城市化，那么，京津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中央集权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及其周边的集中。三大都市圈各有其竞争力优势，聚集竞争力最高的都市圈是京津冀都市圈，区位竞争力最高的是长三角都市圈，而制度竞争力最高者则属珠三角都市圈。
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方兴未艾，在国家提出“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的鼓舞下，各经济区正在加速区域内各省市的经济合作，特别突出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都市圈合作机制日趋成熟，经济总量在全国都分别占有巨大份额，发展势头如乘风破浪，必将率先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个被经济界和学术界看好的地区便是环渤海地区。如果以北京为中心，400公里半径内便是包括京、津、冀、辽宁、山东、内蒙古、山西、河南的“2+6”的环渤海经济圈；200公里半径内就是包括北京、天津与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唐山、廊坊、沧州、秦皇岛、石家庄的“2+8”京津冀都市圈。2004年2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河北廊坊召开，会上京津冀三省市政府达成“廊坊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必须予以突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应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原则，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推进，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尽快建立京津冀省市长高层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议定合作重大事项，制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地区政策和措施；联合设立协调机构，落实省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合理分工；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逐步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通道，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联合开展区域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共同举办京津冀一体化论坛、经贸合作洽谈及招商引资等活动。
在中国东部，京津冀经济圈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比重为11.79％，现在已经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江、浙、沪和广东省，比东北三省(11％)略高。京津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人才荟萃，科技开发潜力巨大，产业基础雄厚，只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发的力度，内引外联，加强合作，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将是指日可待的。
当前，京津冀都市圈各市在编制“十一五”规划的同时正在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京津冀都市圈正式启动。要尽快实现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必须根据城市区域理论和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规律，对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而结合京津冀都市圈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大都市圈内的分工协作、吸纳与辐射横向分工与纵向分工、城市功能与产业的互动等进行探讨，特别是对一体化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作出中肯的理性分析，以求获得有实效、可操作的对策及其理论根据。
二、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都市圈形成与演化的内在动力来自对聚集经济效益的追求。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在空间聚集中可以获得“优质免费”服务，其中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效益、培训劳动力、科技创新的扩散等等。中心城市通过技术转让和产业空间重组可以使自身保持适当的城市规模与得到优化的产业结构，而周边城市也可以获得资金、技术、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并使原有的传统产业得到改造升级。
(一)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十分必要和迫切
1.国家要求东部率先发展，东部三大经济圈中相对落后的京津冀的内外部压力巨大，必须尽快整合三省市资源，形成巨大合力，加快发展。
2.三省市资源的科学配置和使用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而且这种合作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3.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消除二元结构，统筹该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对促进区域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4.当前，京津的大城市病凸显，特别是北京，人口密度太大，城市功能主要集中在三环以内。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由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群发展。目前，北京已经制定出科学的“新规划”蓝图，而这一规划只有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才能得以实现。
5.为了实现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必须在京津冀三省市整体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优化投资环境；同时，建立统一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优化生产经营环境。
(二)京津冀都市圈中各方需求如何对接
今后十五年，是京津冀都市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因此编制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极为重要。加强区域规划和发展战略研究，其核心是如何加强区域内经济要素的聚集和扩散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要在编制“十一五”计划中体现这一目标和要求，就必须对该区域各方的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和远景规划做一分析，以求实现各方需求的对接，避免不良或恶性竞争，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将比较优势理论用于区域分工与协作，是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起点。
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同属一个经济区，且同属海河流域生态圈，历史上行政区划就同属直隶省，20世纪才划分为三个同级的行政区划。在计划经济时代，京津冀作为北方工业基地，均发展冶金、机械、纺织、化工、医药、建材等传统产业，并均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产业结构雷同。到20世纪末，中央明确北京市的发展战略定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多年发展工业的结果造成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与城市性质、城市功能之间形成错位，与北京市资源供给之间也形成错位。为适应新的城市定位，北京市的产业格局必须做整体的调整。首都的经济学家提出，作为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即使发展经济，北京市也不能再发展传统制造业，而应该发展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信息、金融、法律、会计、中介等)。2003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提出，大城市只适宜发展资本、信息和知识密集的“总部经济”的理论(所谓“总部经济”又称“头脑经济”，是指大的企业集团总部设在大城市，负责产品研发、销售，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而将生产交由外地厂家去做，或不将生产基地设在大城市的一种产业格局)，这一理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产生了广泛影响，各市纷纷进行研讨并开始实践，用“总部经济”理论重新考虑大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北京市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占工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超过50％，天津市也成为北方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国际物流业的中心，逐步与河北省在经济上形成了梯度，为京津冀三省市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坚持错位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当前，京津冀三省市自身经济的发展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后十五年，各方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也已经明确。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努力实现互补双赢；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协调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构建合理的区域发展空间，促进区域联合与协作向纵深发展；调整和改革不适应区域发展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形式，提升资源配置在空间流动中的速度、水平和规模，更好地迎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景观趋同的挑战，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竞争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对各方的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三省市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错位发展，实现生产力布局的优化：
北京的比较优势主要是首都优势，文化底蕴丰厚，人才荟萃，表现为科技人才密集，良好的人居环境，通信、金融、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发达。北京具有发展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的雄厚基础。但是，制约北京发展的因素也非常明显，主要是单中心城市功能太集中，人口密度太大、土地和环境成本太高、交通堵塞、水资源紧缺，而且制度竞争力和企业管理竞争力相对不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
天津的比较优势主要是港口优势，千年来南北大运河的水旱码头、百年的天津海港形成了北方商贸和制造业中心，孕育了深厚的商品经济意识，培育了一批商贸管理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特别是天津临港开发区最近二十多年招商引资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加工贸易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已占天津经济总量的40％以上；可开发的盐碱滩等非耕地面积2270平方公里，海岸线133公里，有北方最大港口，石油、天然气、海盐资源丰富；滨海新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如充分发挥交通航运、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和人才聚集的优势，可以建成环渤海地区现代化研发、制造业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但是，制度竞争力不高、环城路内交通堵塞和水资源短缺，同样是制约天津发展的主因。
河北省的优势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海、陆、空交通网络发达，传统工业基础雄厚，其中钢铁和水泥产量均列全国首位。但是，人均资源少、人均技术资源少严重制约着其快速发展。河北有巨大发展潜力，关键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抓紧建设立省、立市、立县的大项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国企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河北省的发展除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以外，还需要通过“服务京津，建立统一市场”来实现，通过区域经济协作进一步满足河北省对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北京、天津要实现进一步做大做强的目标，也需要在京津冀合作中进一步解决能源、交通和水资源问题。北京、天津还需要河北省满足其农副产品供应，大量的基本建设所需的建筑工人和家政、餐饮服务、保安、清洁等劳务人员。同时，还需要与河北省建立1.5小时车程(200公里)的无障碍旅游区。
河北省可以作为北京、天津的制造业转移基地、水资源基地、生态屏障与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能源供应基地，通过服务京津进一步发展自己。而京津冀三方都可以通过建设京(廊)津塘高科技产业带，建立现代化的交通体系、旅游网络、统一的人才市场、统一的信用认证体系、统一的资本和产权市场、统一的中介市场、统一的信息和金融服务体系等得到共赢，实现1+1＞2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带动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
三、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东部地区发展更快，每年都有新的巨大变化。但是，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京津冀虽然经济总量排第三位，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而在京津冀内部，河北相对落后，只相当全国中等水平。京津冀国土面积2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7％；人口8325万，占全国的7.17％；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广东省，还达不到长三角三省市的1/2。北京、天津的核心城市作用也远不如上海，京津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起来比上海略少。京津冀都市圈有着全国领先的科研队伍，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工业基础雄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京津冀经济在全国的比重并不逊色于珠三角、长三角。由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思想观念和体制落后，京津冀三省市真正意义的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是21世纪初才开始的。所以，应该客观理性地分析京津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1.地方政府职能改革滞后，服务不到位，交易成本高。“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较普遍地存在于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政务、市场、法制、人文、硬件等六大环境建设不到位，从而使制度安排的落后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
2.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改制缓慢。京津冀两市一省作为北方工业基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都兴建了大批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量的生产要素和人才聚集在国企之中。而国企本身改革步伐缓慢，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对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相反，广东、浙江等省国有经济比重小，改革开放走在了前面。
3.扶持力度不够，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由于“左”的思想作怪，京津冀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融资、征地、用工、引进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比起珠三角、长三角起码要迟到十余年。“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80年代末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了江、浙两省经济的大发展。因此，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的存在，制约了京津冀民营经济和外企的大发展，这正是京津冀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
4.传统地域文化趋于保守，思想解放不够，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高。在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等方面，京津与河北各市没有一个城市在全国进入全国城市前十名的。尽管北京的人才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名列全国第一，天津在这两方面也进入了前十名，但由于环境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排在后位，京津的大量科研开发成果流向东南沿海。仅2002年，在京科研单位就有1400多项成果流到市外，其中1000多项转让到了京津唐以外。科技竞争力并没有完全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环境和制度是一个地域促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内生的，不是书本上形成的。内生制度除了受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以外，与其发展阶段、地域文化、历史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江浙历史上就因京杭大运河“漕运”孕育了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上海自1842年开埠后，一直占据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先发展地位。珠三角、长三角具有强烈的“敢为天下先”的制度创新意识和自主意识，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苦干实干、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抢抓机遇的超人智慧，使东南沿海的经济如虎添翼。而作为天子脚下的京畿之地，历史上重农抑商、安贫乐道、谨言慎行和官本位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突出政治”和计划经济思想包袱又严重阻碍了其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步伐。现实中，“口号”和“思想”多，有实效的对策落实少，发展机遇多次在等待和争论中错过，特别是河北省还形成了“东部的区位，中部的发展水平”的滞后局面。
5.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比重大、增长方式落后粗放。京津冀均是传统工业基地，很多企业管理粗放，增长方式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资源消耗大，“三废”排放多，产品层次低，高附加值产品少。传统冶金、建材、机械、化工、医药、纺织等工业设备和产品均已老化；产业结构雷同；而京津冀之间主观上又缺乏分工协作的意识和主动性，很长时间内不能形成良性互补的产业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既未形成在国内市场影响巨大的产业集群，也未出现众多“控股、控制核心技术、控制品牌”的如“海尔”这样的大型民族企业集团。
6.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巨大制约着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京津两大城市人均GDP、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在全国领先。但是，河北省作为6800万人口的大省，虽然GDP总量排全国第5位，但是其人均GDP居全国第11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17位，农民消费水平相当于中部水平。张家口、承德两市的经济水平只相当于西部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呈现出发达的中心城市与落后的腹地共有的现象。
7.行政区划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造成的地方利益分割，制约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现行分灶吃饭、财政包干的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固然调动了地方官员大抓项目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交易环境的混乱和规则的不统一，有碍于全国统一的资本和产权市场的形成。在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往往只强调本地的经济发展，为了追求GDP数量上的“政绩”，在招商引资方面实行了一些不正当竞争的方法，从而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带来不便。有专家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省市之间贸易与投资流动的成本甚至大于欧盟内国与国之间的流动成本。
四、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原则与合作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形成有效的经济协作网络；二是在注重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强调一体化进程的规划性与可操作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要素在自由流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若干互相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而各经济区域又形成了区域内联系更紧密的网络，中心城市可以说是网络的关节点。中国的大城市同样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京津冀各方在研究区域发展规划和战略的时候都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从解决区域和各自的现实问题入手，高起点、高定位地规划空间发展布局，构建合理的产业布局、区域海陆空大交通、各种要素市场的大体系、一体化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区域旅游网络。在制定这几方面的远景目标的同时，特别需要深入研究从现实到达远景规划的举措和步骤，制定相应的合作的原则与机制。
(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应遵循的原则
1.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是一个共赢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现公平和谐的发展过程。
2.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基于平等协商、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
3.资源配置达到最佳效益的原则。对区域内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机会均等。企业建在哪里成本最低、回报最高，就应建在哪里。这一点应该由经济主体和没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专家科学审议后决定。
4.发挥比较优势，坚持错位发展的原则。京津冀各有各的比较优势，也各有制约因素和问题，应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从而达到1+1＞2的效果。
5.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制定“十一五”计划时，既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眼前利益，也要兼顾各方的长远利益，为各方可持续发展留下充分的余地。特别是在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可持续工程和城镇空间布局及大交通网络规划这几个方面更应该充分体现这一原则。
(二)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
要建立合作机制，三省市首先要破除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打破行政区划和财政体制造成的利益分割。客观地面对区域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和开放性，努力实现互补性；承认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主动实现梯度转移。在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中既要发挥政府导向作用，更要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既要关注有关专家的理性要求，又要关照企业家的利益追求。
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关键是要建立对话机制。一是各个省市如何打破行政壁垒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二是企业家合作机制；三是建立利益补偿和区域合作纠纷协调机制。首先要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三省市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协会，各党派、群众团体，各相关企业部门可以建立广泛而密切的协商合作渠道，定期或不定期的研讨有关事宜。在协商中逐步解决各方需求如何对接问题，并制定相应对策和长远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遵循“由虚到实、先易后难、求同存异、梯次推进”的程序进行，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发，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如规划和建设现代区域交通体系、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共同举办京津冀一体化论坛、经贸合作洽谈及招商引资等活动。
总之，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协调发展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要有效发挥政府规划和政策的积极引导与调控作用。
五、京津冀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突破口
目前，京津冀各自的定位和空间发展战略已经基本确定，各城市的性质功能、目标、规模、布局也已明确，各自的远景规划已经勾画出，但是如何实现这一远景规划，还有许多现实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这就需要在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中围绕区域内各市共同关注的、单一城市又难以自行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是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共建与共享、投资环境的营造、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以及关系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等，提出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实施方案。也就是抓住区域一体化的突破口，在“十一五”中大力推进。
(一)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北京市在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没有提出建设成“经济中心”，而是提出要建设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宜居城市”。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要“做大三产、做强二产、优化一产”。其中，第三产业要打造四个制高点，即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旅游会展、文教卫体；第二产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医药等产业。从地域上，北京工业要向东部和南部外接，发展从顺义到亦庄的产业带。从2002年北京提出发展“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口号以来，已有近400家冶金、化工、建材企业从首都转移到了周边河北省各市，其中最大规模的就是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港，号称河北省“一号工程”。
天津市按照2004—2020年新规划，将建成国际港口大都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商贸业和物流产业，大力开发滨海新区，向西部发展。天津市提出，滨海新区要“立足天津，辐射三北，服务全国，面向东北亚，建成现代化的世界加工基地和物流中心”。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京津的高科技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河北省形成梯度，为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提供了平台，也为整合区域内生产要素实现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河北省将建成环京津的重化工和制造业基地，重点发展冶金、建材、装备制造业、医药、化工、纺织服装、食品、旅游、信息等产业。同时建成环京津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生态屏障和水资源基地。
京津冀产业政策的主导方向应该是：按经济规律调整生产力布局，形成和发展有整体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生产方式。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大力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高科技产品，打造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有率高的产业集群，北京—廊坊—天津—塘沽高科技产业带建设将是京津冀经济合作的大手笔。建立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大力发展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集群，使之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发动机。这将是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首要的突破口。只要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市都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主题不放，推进集约型、节约型和清洁型生产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科技含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各市一定会在这次产业梯度转移进程中取得双赢，各自在原有水平上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建设统一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交通问题是大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大都市圈空间有序发展和空间合理组合的关键。《北京总体规划》(2004—2020年)首次提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为实现这一空间结构的战略调整，必须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网络，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在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线状高速公路网络的基础上，以北京六环为起点优化及完善贯穿南北和东西的高等级公路网络与旅游网络。北京的交通系统是环路加放射路，将来还要在六环外的北、东、南方向修建一条新的U字型高速路，将北京的“多中心”的新城与河北廊坊、涿州连接起来。在近距离的交通发展上，为配合2008年奥运会，在2008年前还将修建22条道路。在与天津和河北的道路连接方面，建设京津高速公路复线(南北各一条)。同时，建设京津城际轨道(半小时)和京石城际列车干线(1小时)。
天津滨海新区要向西扩至东丽。在未来五年内，天津将投资800亿元建设城市交通和港口，港区将由30平方公里扩至100平方公里。至2010年，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达到3亿吨，集装箱达到1000万标准箱。
河北省从2004年起投资800亿元，到2007年新建成9条高速公路，使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现在的1500公里增加到2700公里。投资133亿元修建农村干线公路，到2007年实现村村通。2004年，河北省与铁道部签署了合作会谈纪要，由双方联合投资800亿元，建设8条铁路，进一步完善铁路网络。
到2010年，京津冀区域将形成三个国际机场、五个国际大海港，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四通八达的海陆空交通网络。
(三)培育京津冀的市场体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要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由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积极主动进行商品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统一市场的建设。实现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更快捷地流动，更有效地推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通过在区域内统一整合交通、制造、金融资本、中介、物流、旅游、信息、人才、环境、文化等产业，实现生产力要素组合好、资源配置优、专业化分工强、发展成本低，使区域整合后带来的“发展红利”不断增长。
随着电信和宽带网用户的进一步普及，京津冀信息系统建设的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京津冀的信息资源和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将进一步整合，充分发挥其聚集效应、联动效应和网络效益。
作为农业大省，河北一直是京津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由于交通便捷，产品“鲜、活、嫩”，这些产品中有相当数量供应京津，其中蔬菜供应已占北京市场的50％以上。目前，河北省已有125家企业被北京市确定为“场地挂钩”基地，总面积达467万亩。对农产品生产基地的管理也日趋规范。下一步应继续大力推行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和产地标志管理，实行从“土地到餐桌”的生产全过程质量监控，依法维护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良好声誉。
河北省还是北京、天津的劳务供应基地。2004年，河北省输出劳动力约300万人，其中到北京市的占1/2，在北京外来人员总数中占第1位。构建京津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解决三省市劳动力供需问题的最好方式。京津在城市工业化中聚集效应还没有达到饱和，对包括劳动力和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吸收还要持续若干年。京津的建筑、搬运、清洁、家政、餐饮服务等行业，仍需要大量外地劳动力，求大于供。京津冀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就业指导，使河北省的劳务向京津的输出更加理性、有序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四)京津冀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
京津冀历史上曾是同一行政区划，至今同属一个生态区域，即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张家口、承德两市一直是京津两市的生态屏障和水资源供应基地，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北京人喝的每五杯水中有三杯来自河北的潮河。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完成后，河北每年向天津供水10亿立方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张、承两地的荒漠化愈来愈严重，降水量减少，导致沙尘暴次数增加，人均水资源愈来愈少且污染严重，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京津冀都市圈的生活质量，制约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张、承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是京津冀区域近期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中心工作，也是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所以，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三省市政府领导，建立综合决策和监督、管理机制；提高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增加对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建设的投入，实行生态经济发展倾斜政策。要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为指导，大力推进京津冀生态功能区划工作。结合《首都21世纪初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以环京津生态圈建设为重点，特别是要构建京张承一体化环境体系。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大力推进“三北”防护林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其中，资金投入是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保障，所以，应尽快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对张承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补偿机制。
此外，京津冀各省市还要按照现代化和高效率的要求，建立环境监控体系；以增强科技支持能力为目标，建立环保支撑体系；走多元化的路子，建立起环境保护资金体系；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体系；为缓解京津冀水资源紧缺的困难，必须大力发展节水工业和节水农业，建设节约型社会；开源节流，除南水北调工程外，还应大力推行污水再生、海水淡化和雨水集存等工程，加强节水和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五)加强京津冀统一旅游市场和网络建设
京津冀地域相连，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人口密集；而且交通便捷，来往密切，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也是必然的高品位、大流量、高密型的旅游合作圈。所以，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克服行政区划和体制障碍，推进交通、信息一体化，统一规划旅游网络，全面推进“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最终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达到旅游资源共享，实现“双赢”。为期不远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将为京津冀区域旅游业带来巨大商机，也将为推动京津冀旅游区一体化建设带来一股强劲东风。2004年12月，京津三省市旅游局局长齐聚廊坊，就京津冀旅游合作达成共识，整合旅游资源，力求收到1+1+1＞3的效益。通过建立区域旅游一体化组织机构和合作机制，共同编制区域旅游总体规划，联合促销，促进区域内游客和资金、人才、管理、品牌等要素的市场化，打造全方位的政策、市场、交通、信息、服务等无障碍旅游区，真正形成一个生动游畅、互惠互荣的区域旅游发展新局面。
作者介绍：杨连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 石家庄 050091）
作者：杨连云
河北学刊 2005年12期
一、都市圈崛起的理论与实践
大都市圈(带)崛起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当前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都市经济区域是经济社会综合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以经济中心(大都市)为核心，以经济网络为纽带，联结周边中小城市，构成一个经济区域。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是相统一的、同步的。城市的发展分四个阶段，即城市独立发展、单中心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群、成熟的大城市群。城市学的研究证明，单中心的城市规模在300万人口左右时综合效益最佳。所谓综合效益，是指交通成本、生活环境质量、文化教育、单位土地面积经济效益，等等。而人口超过300万以后的单中心城市综合效益则开始下降，凸显大城市病。特别是交通堵塞和生活环境质量下降，房地产价格暴涨，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趋势。特大城市的发展开始向多中心蔓延，若干个相近的城市开始强化了经济和空间规划的紧密联系，形成了几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集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形成聚集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的城市带，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国土面积的1.5％，1985年人口增至4500万，城市化率达90％。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三大城市群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3。日本的东京都市圈面积只占日本国土面积的6％，1980年人口超过50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42.7％。日本的三大城市群即东京都市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国份额的70％。城市化作为一个经济过程是一个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单一城市的发展如此，一个城市群的发展也是如此。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在经济上会产生“马太效应”，能充分发挥其规模、齿轮、领先、资源、聚集、锁定和光环等诸多效应。
自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圈的经济学说以后，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50年来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大都市圈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圈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标准有五个：
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
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各都市区外围地区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
3.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之间没有间隔，且联系密切；
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
5.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按照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圈形成的基本标准，中国目前称得上“大都市圈”的地区只有三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都市圈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并成为辐射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如果说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的进入及自主型城市化，那么，京津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中央集权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及其周边的集中。三大都市圈各有其竞争力优势，聚集竞争力最高的都市圈是京津冀都市圈，区位竞争力最高的是长三角都市圈，而制度竞争力最高者则属珠三角都市圈。
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方兴未艾，在国家提出“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的鼓舞下，各经济区正在加速区域内各省市的经济合作，特别突出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都市圈合作机制日趋成熟，经济总量在全国都分别占有巨大份额，发展势头如乘风破浪，必将率先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个被经济界和学术界看好的地区便是环渤海地区。如果以北京为中心，400公里半径内便是包括京、津、冀、辽宁、山东、内蒙古、山西、河南的“2+6”的环渤海经济圈；200公里半径内就是包括北京、天津与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唐山、廊坊、沧州、秦皇岛、石家庄的“2+8”京津冀都市圈。2004年2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河北廊坊召开，会上京津冀三省市政府达成“廊坊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必须予以突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应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原则，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推进，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尽快建立京津冀省市长高层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议定合作重大事项，制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地区政策和措施；联合设立协调机构，落实省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合理分工；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逐步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通道，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联合开展区域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共同举办京津冀一体化论坛、经贸合作洽谈及招商引资等活动。
在中国东部，京津冀经济圈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比重为11.79％，现在已经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江、浙、沪和广东省，比东北三省(11％)略高。京津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人才荟萃，科技开发潜力巨大，产业基础雄厚，只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发的力度，内引外联，加强合作，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将是指日可待的。
当前，京津冀都市圈各市在编制“十一五”规划的同时正在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京津冀都市圈正式启动。要尽快实现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必须根据城市区域理论和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规律，对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而结合京津冀都市圈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大都市圈内的分工协作、吸纳与辐射横向分工与纵向分工、城市功能与产业的互动等进行探讨，特别是对一体化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作出中肯的理性分析，以求获得有实效、可操作的对策及其理论根据。
二、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都市圈形成与演化的内在动力来自对聚集经济效益的追求。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在空间聚集中可以获得“优质免费”服务，其中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效益、培训劳动力、科技创新的扩散等等。中心城市通过技术转让和产业空间重组可以使自身保持适当的城市规模与得到优化的产业结构，而周边城市也可以获得资金、技术、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并使原有的传统产业得到改造升级。
(一)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十分必要和迫切
1.国家要求东部率先发展，东部三大经济圈中相对落后的京津冀的内外部压力巨大，必须尽快整合三省市资源，形成巨大合力，加快发展。
2.三省市资源的科学配置和使用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而且这种合作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3.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消除二元结构，统筹该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对促进区域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4.当前，京津的大城市病凸显，特别是北京，人口密度太大，城市功能主要集中在三环以内。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由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群发展。目前，北京已经制定出科学的“新规划”蓝图，而这一规划只有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才能得以实现。
5.为了实现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必须在京津冀三省市整体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优化投资环境；同时，建立统一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优化生产经营环境。
(二)京津冀都市圈中各方需求如何对接
今后十五年，是京津冀都市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因此编制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极为重要。加强区域规划和发展战略研究，其核心是如何加强区域内经济要素的聚集和扩散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要在编制“十一五”计划中体现这一目标和要求，就必须对该区域各方的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和远景规划做一分析，以求实现各方需求的对接，避免不良或恶性竞争，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将比较优势理论用于区域分工与协作，是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起点。
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同属一个经济区，且同属海河流域生态圈，历史上行政区划就同属直隶省，20世纪才划分为三个同级的行政区划。在计划经济时代，京津冀作为北方工业基地，均发展冶金、机械、纺织、化工、医药、建材等传统产业，并均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产业结构雷同。到20世纪末，中央明确北京市的发展战略定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多年发展工业的结果造成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与城市性质、城市功能之间形成错位，与北京市资源供给之间也形成错位。为适应新的城市定位，北京市的产业格局必须做整体的调整。首都的经济学家提出，作为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即使发展经济，北京市也不能再发展传统制造业，而应该发展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信息、金融、法律、会计、中介等)。2003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提出，大城市只适宜发展资本、信息和知识密集的“总部经济”的理论(所谓“总部经济”又称“头脑经济”，是指大的企业集团总部设在大城市，负责产品研发、销售，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而将生产交由外地厂家去做，或不将生产基地设在大城市的一种产业格局)，这一理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产生了广泛影响，各市纷纷进行研讨并开始实践，用“总部经济”理论重新考虑大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北京市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占工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超过50％，天津市也成为北方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国际物流业的中心，逐步与河北省在经济上形成了梯度，为京津冀三省市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坚持错位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当前，京津冀三省市自身经济的发展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后十五年，各方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也已经明确。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努力实现互补双赢；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协调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构建合理的区域发展空间，促进区域联合与协作向纵深发展；调整和改革不适应区域发展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形式，提升资源配置在空间流动中的速度、水平和规模，更好地迎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景观趋同的挑战，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竞争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对各方的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三省市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错位发展，实现生产力布局的优化：
北京的比较优势主要是首都优势，文化底蕴丰厚，人才荟萃，表现为科技人才密集，良好的人居环境，通信、金融、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发达。北京具有发展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的雄厚基础。但是，制约北京发展的因素也非常明显，主要是单中心城市功能太集中，人口密度太大、土地和环境成本太高、交通堵塞、水资源紧缺，而且制度竞争力和企业管理竞争力相对不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
天津的比较优势主要是港口优势，千年来南北大运河的水旱码头、百年的天津海港形成了北方商贸和制造业中心，孕育了深厚的商品经济意识，培育了一批商贸管理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特别是天津临港开发区最近二十多年招商引资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加工贸易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已占天津经济总量的40％以上；可开发的盐碱滩等非耕地面积2270平方公里，海岸线133公里，有北方最大港口，石油、天然气、海盐资源丰富；滨海新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如充分发挥交通航运、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和人才聚集的优势，可以建成环渤海地区现代化研发、制造业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但是，制度竞争力不高、环城路内交通堵塞和水资源短缺，同样是制约天津发展的主因。
河北省的优势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海、陆、空交通网络发达，传统工业基础雄厚，其中钢铁和水泥产量均列全国首位。但是，人均资源少、人均技术资源少严重制约着其快速发展。河北有巨大发展潜力，关键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抓紧建设立省、立市、立县的大项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国企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河北省的发展除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以外，还需要通过“服务京津，建立统一市场”来实现，通过区域经济协作进一步满足河北省对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北京、天津要实现进一步做大做强的目标，也需要在京津冀合作中进一步解决能源、交通和水资源问题。北京、天津还需要河北省满足其农副产品供应，大量的基本建设所需的建筑工人和家政、餐饮服务、保安、清洁等劳务人员。同时，还需要与河北省建立1.5小时车程(200公里)的无障碍旅游区。
河北省可以作为北京、天津的制造业转移基地、水资源基地、生态屏障与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能源供应基地，通过服务京津进一步发展自己。而京津冀三方都可以通过建设京(廊)津塘高科技产业带，建立现代化的交通体系、旅游网络、统一的人才市场、统一的信用认证体系、统一的资本和产权市场、统一的中介市场、统一的信息和金融服务体系等得到共赢，实现1+1＞2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带动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
三、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东部地区发展更快，每年都有新的巨大变化。但是，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京津冀虽然经济总量排第三位，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而在京津冀内部，河北相对落后，只相当全国中等水平。京津冀国土面积2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7％；人口8325万，占全国的7.17％；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广东省，还达不到长三角三省市的1/2。北京、天津的核心城市作用也远不如上海，京津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起来比上海略少。京津冀都市圈有着全国领先的科研队伍，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工业基础雄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京津冀经济在全国的比重并不逊色于珠三角、长三角。由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思想观念和体制落后，京津冀三省市真正意义的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是21世纪初才开始的。所以，应该客观理性地分析京津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1.地方政府职能改革滞后，服务不到位，交易成本高。“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较普遍地存在于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政务、市场、法制、人文、硬件等六大环境建设不到位，从而使制度安排的落后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
2.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改制缓慢。京津冀两市一省作为北方工业基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都兴建了大批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量的生产要素和人才聚集在国企之中。而国企本身改革步伐缓慢，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对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相反，广东、浙江等省国有经济比重小，改革开放走在了前面。
3.扶持力度不够，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由于“左”的思想作怪，京津冀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融资、征地、用工、引进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比起珠三角、长三角起码要迟到十余年。“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80年代末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了江、浙两省经济的大发展。因此，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的存在，制约了京津冀民营经济和外企的大发展，这正是京津冀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
4.传统地域文化趋于保守，思想解放不够，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高。在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等方面，京津与河北各市没有一个城市在全国进入全国城市前十名的。尽管北京的人才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名列全国第一，天津在这两方面也进入了前十名，但由于环境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排在后位，京津的大量科研开发成果流向东南沿海。仅2002年，在京科研单位就有1400多项成果流到市外，其中1000多项转让到了京津唐以外。科技竞争力并没有完全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环境和制度是一个地域促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内生的，不是书本上形成的。内生制度除了受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以外，与其发展阶段、地域文化、历史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江浙历史上就因京杭大运河“漕运”孕育了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上海自1842年开埠后，一直占据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先发展地位。珠三角、长三角具有强烈的“敢为天下先”的制度创新意识和自主意识，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苦干实干、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抢抓机遇的超人智慧，使东南沿海的经济如虎添翼。而作为天子脚下的京畿之地，历史上重农抑商、安贫乐道、谨言慎行和官本位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突出政治”和计划经济思想包袱又严重阻碍了其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步伐。现实中，“口号”和“思想”多，有实效的对策落实少，发展机遇多次在等待和争论中错过，特别是河北省还形成了“东部的区位，中部的发展水平”的滞后局面。
5.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比重大、增长方式落后粗放。京津冀均是传统工业基地，很多企业管理粗放，增长方式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资源消耗大，“三废”排放多，产品层次低，高附加值产品少。传统冶金、建材、机械、化工、医药、纺织等工业设备和产品均已老化；产业结构雷同；而京津冀之间主观上又缺乏分工协作的意识和主动性，很长时间内不能形成良性互补的产业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既未形成在国内市场影响巨大的产业集群，也未出现众多“控股、控制核心技术、控制品牌”的如“海尔”这样的大型民族企业集团。
6.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巨大制约着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京津两大城市人均GDP、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在全国领先。但是，河北省作为6800万人口的大省，虽然GDP总量排全国第5位，但是其人均GDP居全国第11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17位，农民消费水平相当于中部水平。张家口、承德两市的经济水平只相当于西部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呈现出发达的中心城市与落后的腹地共有的现象。
7.行政区划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造成的地方利益分割，制约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现行分灶吃饭、财政包干的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固然调动了地方官员大抓项目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交易环境的混乱和规则的不统一，有碍于全国统一的资本和产权市场的形成。在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往往只强调本地的经济发展，为了追求GDP数量上的“政绩”，在招商引资方面实行了一些不正当竞争的方法，从而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带来不便。有专家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省市之间贸易与投资流动的成本甚至大于欧盟内国与国之间的流动成本。
四、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原则与合作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形成有效的经济协作网络；二是在注重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强调一体化进程的规划性与可操作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要素在自由流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若干互相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而各经济区域又形成了区域内联系更紧密的网络，中心城市可以说是网络的关节点。中国的大城市同样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京津冀各方在研究区域发展规划和战略的时候都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从解决区域和各自的现实问题入手，高起点、高定位地规划空间发展布局，构建合理的产业布局、区域海陆空大交通、各种要素市场的大体系、一体化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区域旅游网络。在制定这几方面的远景目标的同时，特别需要深入研究从现实到达远景规划的举措和步骤，制定相应的合作的原则与机制。
(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应遵循的原则
1.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是一个共赢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现公平和谐的发展过程。
2.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基于平等协商、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
3.资源配置达到最佳效益的原则。对区域内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机会均等。企业建在哪里成本最低、回报最高，就应建在哪里。这一点应该由经济主体和没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专家科学审议后决定。
4.发挥比较优势，坚持错位发展的原则。京津冀各有各的比较优势，也各有制约因素和问题，应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从而达到1+1＞2的效果。
5.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制定“十一五”计划时，既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眼前利益，也要兼顾各方的长远利益，为各方可持续发展留下充分的余地。特别是在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可持续工程和城镇空间布局及大交通网络规划这几个方面更应该充分体现这一原则。
(二)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
要建立合作机制，三省市首先要破除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打破行政区划和财政体制造成的利益分割。客观地面对区域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和开放性，努力实现互补性；承认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主动实现梯度转移。在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中既要发挥政府导向作用，更要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既要关注有关专家的理性要求，又要关照企业家的利益追求。
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关键是要建立对话机制。一是各个省市如何打破行政壁垒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二是企业家合作机制；三是建立利益补偿和区域合作纠纷协调机制。首先要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三省市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协会，各党派、群众团体，各相关企业部门可以建立广泛而密切的协商合作渠道，定期或不定期的研讨有关事宜。在协商中逐步解决各方需求如何对接问题，并制定相应对策和长远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遵循“由虚到实、先易后难、求同存异、梯次推进”的程序进行，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发，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如规划和建设现代区域交通体系、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共同举办京津冀一体化论坛、经贸合作洽谈及招商引资等活动。
总之，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协调发展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要有效发挥政府规划和政策的积极引导与调控作用。
五、京津冀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突破口
目前，京津冀各自的定位和空间发展战略已经基本确定，各城市的性质功能、目标、规模、布局也已明确，各自的远景规划已经勾画出，但是如何实现这一远景规划，还有许多现实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这就需要在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中围绕区域内各市共同关注的、单一城市又难以自行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是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共建与共享、投资环境的营造、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以及关系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等，提出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实施方案。也就是抓住区域一体化的突破口，在“十一五”中大力推进。
(一)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北京市在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没有提出建设成“经济中心”，而是提出要建设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宜居城市”。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要“做大三产、做强二产、优化一产”。其中，第三产业要打造四个制高点，即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旅游会展、文教卫体；第二产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医药等产业。从地域上，北京工业要向东部和南部外接，发展从顺义到亦庄的产业带。从2002年北京提出发展“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口号以来，已有近400家冶金、化工、建材企业从首都转移到了周边河北省各市，其中最大规模的就是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港，号称河北省“一号工程”。
天津市按照2004—2020年新规划，将建成国际港口大都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商贸业和物流产业，大力开发滨海新区，向西部发展。天津市提出，滨海新区要“立足天津，辐射三北，服务全国，面向东北亚，建成现代化的世界加工基地和物流中心”。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京津的高科技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河北省形成梯度，为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提供了平台，也为整合区域内生产要素实现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河北省将建成环京津的重化工和制造业基地，重点发展冶金、建材、装备制造业、医药、化工、纺织服装、食品、旅游、信息等产业。同时建成环京津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生态屏障和水资源基地。
京津冀产业政策的主导方向应该是：按经济规律调整生产力布局，形成和发展有整体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生产方式。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大力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高科技产品，打造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有率高的产业集群，北京—廊坊—天津—塘沽高科技产业带建设将是京津冀经济合作的大手笔。建立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大力发展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集群，使之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发动机。这将是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首要的突破口。只要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市都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主题不放，推进集约型、节约型和清洁型生产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科技含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各市一定会在这次产业梯度转移进程中取得双赢，各自在原有水平上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建设统一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交通问题是大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大都市圈空间有序发展和空间合理组合的关键。《北京总体规划》(2004—2020年)首次提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为实现这一空间结构的战略调整，必须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网络，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在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线状高速公路网络的基础上，以北京六环为起点优化及完善贯穿南北和东西的高等级公路网络与旅游网络。北京的交通系统是环路加放射路，将来还要在六环外的北、东、南方向修建一条新的U字型高速路，将北京的“多中心”的新城与河北廊坊、涿州连接起来。在近距离的交通发展上，为配合2008年奥运会，在2008年前还将修建22条道路。在与天津和河北的道路连接方面，建设京津高速公路复线(南北各一条)。同时，建设京津城际轨道(半小时)和京石城际列车干线(1小时)。
天津滨海新区要向西扩至东丽。在未来五年内，天津将投资800亿元建设城市交通和港口，港区将由30平方公里扩至100平方公里。至2010年，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达到3亿吨，集装箱达到1000万标准箱。
河北省从2004年起投资800亿元，到2007年新建成9条高速公路，使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现在的1500公里增加到2700公里。投资133亿元修建农村干线公路，到2007年实现村村通。2004年，河北省与铁道部签署了合作会谈纪要，由双方联合投资800亿元，建设8条铁路，进一步完善铁路网络。
到2010年，京津冀区域将形成三个国际机场、五个国际大海港，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四通八达的海陆空交通网络。
(三)培育京津冀的市场体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要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由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积极主动进行商品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统一市场的建设。实现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更快捷地流动，更有效地推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通过在区域内统一整合交通、制造、金融资本、中介、物流、旅游、信息、人才、环境、文化等产业，实现生产力要素组合好、资源配置优、专业化分工强、发展成本低，使区域整合后带来的“发展红利”不断增长。
随着电信和宽带网用户的进一步普及，京津冀信息系统建设的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京津冀的信息资源和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将进一步整合，充分发挥其聚集效应、联动效应和网络效益。
作为农业大省，河北一直是京津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由于交通便捷，产品“鲜、活、嫩”，这些产品中有相当数量供应京津，其中蔬菜供应已占北京市场的50％以上。目前，河北省已有125家企业被北京市确定为“场地挂钩”基地，总面积达467万亩。对农产品生产基地的管理也日趋规范。下一步应继续大力推行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和产地标志管理，实行从“土地到餐桌”的生产全过程质量监控，依法维护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良好声誉。
河北省还是北京、天津的劳务供应基地。2004年，河北省输出劳动力约300万人，其中到北京市的占1/2，在北京外来人员总数中占第1位。构建京津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解决三省市劳动力供需问题的最好方式。京津在城市工业化中聚集效应还没有达到饱和，对包括劳动力和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吸收还要持续若干年。京津的建筑、搬运、清洁、家政、餐饮服务等行业，仍需要大量外地劳动力，求大于供。京津冀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就业指导，使河北省的劳务向京津的输出更加理性、有序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四)京津冀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
京津冀历史上曾是同一行政区划，至今同属一个生态区域，即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张家口、承德两市一直是京津两市的生态屏障和水资源供应基地，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北京人喝的每五杯水中有三杯来自河北的潮河。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完成后，河北每年向天津供水10亿立方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张、承两地的荒漠化愈来愈严重，降水量减少，导致沙尘暴次数增加，人均水资源愈来愈少且污染严重，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京津冀都市圈的生活质量，制约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张、承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是京津冀区域近期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中心工作，也是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所以，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三省市政府领导，建立综合决策和监督、管理机制；提高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增加对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建设的投入，实行生态经济发展倾斜政策。要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为指导，大力推进京津冀生态功能区划工作。结合《首都21世纪初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以环京津生态圈建设为重点，特别是要构建京张承一体化环境体系。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大力推进“三北”防护林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其中，资金投入是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保障，所以，应尽快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对张承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补偿机制。
此外，京津冀各省市还要按照现代化和高效率的要求，建立环境监控体系；以增强科技支持能力为目标，建立环保支撑体系；走多元化的路子，建立起环境保护资金体系；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体系；为缓解京津冀水资源紧缺的困难，必须大力发展节水工业和节水农业，建设节约型社会；开源节流，除南水北调工程外，还应大力推行污水再生、海水淡化和雨水集存等工程，加强节水和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五)加强京津冀统一旅游市场和网络建设
京津冀地域相连，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人口密集；而且交通便捷，来往密切，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也是必然的高品位、大流量、高密型的旅游合作圈。所以，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克服行政区划和体制障碍，推进交通、信息一体化，统一规划旅游网络，全面推进“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最终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达到旅游资源共享，实现“双赢”。为期不远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将为京津冀区域旅游业带来巨大商机，也将为推动京津冀旅游区一体化建设带来一股强劲东风。2004年12月，京津三省市旅游局局长齐聚廊坊，就京津冀旅游合作达成共识，整合旅游资源，力求收到1+1+1＞3的效益。通过建立区域旅游一体化组织机构和合作机制，共同编制区域旅游总体规划，联合促销，促进区域内游客和资金、人才、管理、品牌等要素的市场化，打造全方位的政策、市场、交通、信息、服务等无障碍旅游区，真正形成一个生动游畅、互惠互荣的区域旅游发展新局面。
作者介绍：杨连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 石家庄 0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