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看来，“诽谤”是个极坏的贬义词。其实，该词除了含有毫无根据地说别人的坏话，败坏别人的名誉，或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意思外，还有另外一种含义，这就是议论是非，指责政治过失。因而古代人们对诽谤的理解就因人而异，同时也相应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态度和处置办法。 相传尧舜之时，就在交通要道和朝廷上竖立“诽谤木”了。《淮南子-主术训》云：“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云：“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谤木”即“诽谤木”，也叫华表木。“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他们设立“诽谤木”的意图，就是让天下百姓都能在上面书写谏言，指责批评政治过失，以便听取百姓的声音，改正自己的过错，治理好国家。因而都将“诽谤”视为是对自己的爱护帮助，深表欢迎，可见他们是何等的谦逊虚心，又是何等的一心为国为民。 另一类人物则相反，见到人们议论是非，指责朝政过失，便认为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西周的周厉王。周厉王暴虐无道，酷爱钱财，亲近小人，而又最厌恶别人指责其过错，国人没有不议论他的。卿士召公实在看不下去他的作为，劝诫说：“人民难以活命了。”周厉王闻听大怒，马上派人找来一个巫师，令其监视人民，只要巫师告发，即加杀戮。人民不敢交谈，“谤言”少了。周厉王以为自己本领非凡，极为高兴，告诉召公：“我能平息诽谤了，国人都不敢说了。”召公说：“你这不是平息诽谤，而是禁止人民说话。”接着警告他：“防民之口，胜过防水。水壅塞之后而溃决，伤人必多，人民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水患必须疏导，为民着想必须让他们把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天子处理政事，应当让所有的官员和百姓都发表意见，畅所欲言，而后加以斟酌，行好事而防备坏事。只有这样，诸事才会顺利进行而不会有错。”周厉王不听，暴虐依旧。过了三年（公元前841年），人民实在忍无可忍，纷纷拿起武器袭击王宫，公然造反。周厉王吓得胆战心惊，仓皇狂奔到彘（在今山西霍县境内）。太子静躲藏在召公家里，起义的群众得悉，将召公家围得水泄不通，要其交出太子。召公身为臣子，不敢仇怨国王，为保住太子，便把自己的儿子假冒太子交给起义群众杀死。于是出现了国王出逃，太子不能继位，国家执政无人的特殊局面，召公、周公二相只好共同行政，号日“共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共和”政治体制，不过，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共和，而是指公卿共同和谐治理政事。十四年之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召公、周公遂共立太子静为国王（即周宣王），交出政权，辅佐他执政，结束了“共和”政体。 秦始皇的暴虐更超过周厉王，统一中国后，他不仅发布了焚书令，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思想专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还规定了“妄言”、“诽谤”的罪名。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说了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就是以“诽谤”之名调查在咸阳的知识分子，并由此造成“坑儒”案，立下了“诽谤者族”的法令。次年，天空降下一块陨石，有人在其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后分”几个字，由于没有抓到刻字的人，秦始皇竟以诽谤罪把在陨石旁居住的人全部杀死。正因如此暴虐，他统一之后十几年，秦王朝就被人民起义的烽火焚烧得灰飞烟灭。 西汉王朝初建时，仍然保留了秦朝的诽谤罪名。贤明的汉文帝即位后第二年（前178年），即毅然将其废除。他说：“古之治天下，朝上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为的就是通达治道而招来谏言者。现在的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得众臣不敢尽情，在上者无由闻听到过失了，如此一来，怎能招来远方的贤良？应当废除。”接着又说：“小民有时诅咒谩骂上边，官吏以为大逆不道，小民说其他的话，而官吏又以为诽谤。小民愚昧无知，将他们处死，朕甚不取。自今以后，有犯此者不许惩治。”既为官员也为百姓解除了精神枷锁，官员与百姓的心情舒畅可想而知，“文景之治”的出现绝非单纯经济发展的结果。 可是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与廷尉张汤制造了一种白鹿皮钱币。有人对大农令颜异表示使用这种钱币有许多不便，颜异没有答话，只翻动了一下嘴唇。后来因为别的问题汉武帝命张汤审理颜异。张汤以残酷著称，与颜异不和，借机报复，审理后上奏道：“颜异位列九卿，见法令不便，口里不说，心里认为不对，应该处死。”汉武帝竟然听信了他毫无事实与法律根据的胡说，将颜异杀死。“腹诽罪”的恶例一开，公卿大夫唯有谄谀取容，诽谤的罪名又恢复了。 元和元年（84年）十一月，孔子的后裔孔僖和好友崔�在太学议论汉武帝，崔�说武帝开始为天子时，崇信圣道，向先王学习，五六年间，声誉胜过文帝和景帝，后来放纵自己，把以前所做的好事都忘记了。孔僖说这种事情书传中有很多记载。邻房的学生梁郁听到，上书揭发他们“诽谤先帝，刺讥当世”，献媚取宠。司法部门遂传讯崔�。孔僖恐怕受诛，上书汉章帝自我申辩道：“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构加以诬蔑”。至于汉武帝，政治的好坏，都写在汉史上，我们只是直说书传中的实事，并非虚构诽谤。“皇帝为善则天下之善均归于他，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聚集于他，这些皆有原因，故不可以责备于人。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有过失而德泽有加，天下的人都知道，臣等何会讥刺？假使所非议的实有其事，则固应悛改，倘若不当，亦宜含容，不应加罪。”汉章帝本无加罪孔僖、崔�之意，及阅奏疏，立即下令勿问，并任孔僖为兰台令史。 东汉末年，外戚、大将军梁冀执掌朝政，权势熏天，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谁反对他，就以诽谤罪处死。年仅十九岁的郎中袁著见其凶恶横行，不胜其愤，诣阙上书，请求“废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被梁冀派人追杀。 唐太宗是位少有的贤明皇帝，从善如流，有时考虑问题也欠周妥，一日嫌群臣上奏之事有的不真实，欲加贬斥。魏征谏道：“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只可听任他们去讲。若是所言善，则有益陛下；若是不善，也无损于国家。”唐太宗马上接受，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对。” 唐高宗也很开明，有次东州道总管高侃奏称，有个高丽和尚说中国将有灾异，请把他杀死。唐高宗没有加罪高丽和尚，说：“朕闻为君上者，最好能看到天下的事物，听到天下的声音，以广见闻。而且天降灾异，为了警悟人君。天降灾异假如是实，言之者何罪？就算其事没有，闻之者也足以自戒。舜立谤木，是很有缘故的。” 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大旱，农作物大半未收。京兆尹李实正想聚敛进奉，以固恩宠，对于百姓的诉苦全不介意。唐德宗召见他，询问人民疾苦。他奏道：“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经他这么一说，关中的租税均没有得到减免，人民只好拆房子卖瓦木和麦苗以供赋敛。有个戏剧演员成辅瑞就编了数十篇戏词，述说关中人民的艰苦之状，如：“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闻听，奏报他“诽谤国政”。唐德宗不察，立即下令将其处死。一位官员讲了古代设立诽谤木，欲达下情，成辅瑞不可加罪的道理后，唐德宗深自后悔，京师之人无不切齿痛恨李实。 宋神宗对指责时政缺失的人也比较宽容。一日大名府教授谢文��上疏，谈了推行新法出现的一些弊病，请求罢减不合理的赋税。大臣们以为此乃“讪谤朝廷”，商议处置其罪。宋神宗认为谢文��讲的是推行新法的官员不好，不是讪谤，驳回了大臣的意见。 宋高宗对待“诽谤”的态度却非常严酷，动辄以“诽谤”、“谤讪”、“讥谤”、“谤毁”惩处有关人员。仅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149―1155年），遭其惩处的即有：茶陵县丞王庭圭，前太常主簿吴元美，右迪功郎安诚，直龙图阁叶三省，监都作院王远，黄岩县令杨炜，前太府丞范彦辉，前左从政郎杨炬，湘潭县丞郑杞、主簿贾子展，常州通判沈长卿，仁和县尉芮烨，进义副尉刘允中，以及李孟坚和王之奇、王之荀兄弟。即使有人“讥讪秦桧”，也受到惩处。 明成祖为燕王时，起兵夺取帝位，把一切忠于建文皇帝的群臣都指为奸党，大加杀戮惩罚，他害怕人们议论，称帝的第四年，即明令禁止诽谤。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元旦，他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群臣对此多持异议。迁都后三个月，刚刚建成的皇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忽然起火焚毁，他以为上天示警，非常畏惧，下诏要求群臣直言。群臣应诏上疏，多有指斥时政者。他颇不高兴，“谓言者谤讪，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马上处置了几个官员。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仁宗即位，可惜这位具有仁心的皇帝在位不满十个月，即英年早逝。他即位以后，就着手改正其父明成祖的许多错误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废除诽谤罪。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命令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以往司法部门以诬陷为功，见人谈几句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近来数月此风又萌。“治理国家所急者在于要求直言，所患者就是以言为讳，奈何禁止诽谤哉！”“以后凡有禀告诽谤的不要惩治。”相隔一个月，他又下令说：“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以提供戒儆。今奸人往往摘取片言只语，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炼成狱。刑罚不中，人民则无所适从。今后废除诽谤的禁令，有禀报的一律不要惩治。”但后来的明武宗、明世宗等又效法明成祖，以诽谤罪处置了许多忠正刚直的官员。 清代的皇帝以少数民族入统中原，疑忌心特重，康熙和雍正均曾以诽谤为由，制造文字狱，至乾隆时达到顶峰。 由此可见，对“诽谤”如何理解，如何处置，完全取决于皇帝是何等人物。贤明者真心以民为本，就以舜立“诽谤木”为榜样，从用心良好去理解官员和百姓对政治过失的指责批评，让人民充分表达意见，畅所欲言，以便认真倾听不同声音，深刻反省自己，及时改正错误；即使说得不符合事实，亦不以为有罪。若是暴君昏君或疑忌心极重者，只知维护一己私利，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见有人指责批评，不看讲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不目之为奸为邪为浮薄，必詈之为谗为谤为小人”，认为故意造谣污蔑，恶意中伤，居心叵测，滥用暴力予以严厉禁止和镇压，以钳天下之口。 孔子曾说过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果朝廷关心人民疾苦，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安居乐业，心情舒畅，国家富强，没有人会丧心病狂地对朝廷恶意诬蔑中伤。倘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横征暴敛，贪官污吏当道，贿赂公行，政治腐败黑暗，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定然议论纷纷，无论用何种残暴手段都堵不住百姓之口。诚如唐高宗所说：“欲钳天下之口，其可得乎？”
在今人看来，“诽谤”是个极坏的贬义词。其实，该词除了含有毫无根据地说别人的坏话，败坏别人的名誉，或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意思外，还有另外一种含义，这就是议论是非，指责政治过失。因而古代人们对诽谤的理解就因人而异，同时也相应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态度和处置办法。 相传尧舜之时，就在交通要道和朝廷上竖立“诽谤木”了。《淮南子-主术训》云：“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云：“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谤木”即“诽谤木”，也叫华表木。“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他们设立“诽谤木”的意图，就是让天下百姓都能在上面书写谏言，指责批评政治过失，以便听取百姓的声音，改正自己的过错，治理好国家。因而都将“诽谤”视为是对自己的爱护帮助，深表欢迎，可见他们是何等的谦逊虚心，又是何等的一心为国为民。 另一类人物则相反，见到人们议论是非，指责朝政过失，便认为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西周的周厉王。周厉王暴虐无道，酷爱钱财，亲近小人，而又最厌恶别人指责其过错，国人没有不议论他的。卿士召公实在看不下去他的作为，劝诫说：“人民难以活命了。”周厉王闻听大怒，马上派人找来一个巫师，令其监视人民，只要巫师告发，即加杀戮。人民不敢交谈，“谤言”少了。周厉王以为自己本领非凡，极为高兴，告诉召公：“我能平息诽谤了，国人都不敢说了。”召公说：“你这不是平息诽谤，而是禁止人民说话。”接着警告他：“防民之口，胜过防水。水壅塞之后而溃决，伤人必多，人民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水患必须疏导，为民着想必须让他们把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天子处理政事，应当让所有的官员和百姓都发表意见，畅所欲言，而后加以斟酌，行好事而防备坏事。只有这样，诸事才会顺利进行而不会有错。”周厉王不听，暴虐依旧。过了三年（公元前841年），人民实在忍无可忍，纷纷拿起武器袭击王宫，公然造反。周厉王吓得胆战心惊，仓皇狂奔到彘（在今山西霍县境内）。太子静躲藏在召公家里，起义的群众得悉，将召公家围得水泄不通，要其交出太子。召公身为臣子，不敢仇怨国王，为保住太子，便把自己的儿子假冒太子交给起义群众杀死。于是出现了国王出逃，太子不能继位，国家执政无人的特殊局面，召公、周公二相只好共同行政，号日“共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共和”政治体制，不过，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共和，而是指公卿共同和谐治理政事。十四年之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召公、周公遂共立太子静为国王（即周宣王），交出政权，辅佐他执政，结束了“共和”政体。 秦始皇的暴虐更超过周厉王，统一中国后，他不仅发布了焚书令，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思想专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还规定了“妄言”、“诽谤”的罪名。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说了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就是以“诽谤”之名调查在咸阳的知识分子，并由此造成“坑儒”案，立下了“诽谤者族”的法令。次年，天空降下一块陨石，有人在其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后分”几个字，由于没有抓到刻字的人，秦始皇竟以诽谤罪把在陨石旁居住的人全部杀死。正因如此暴虐，他统一之后十几年，秦王朝就被人民起义的烽火焚烧得灰飞烟灭。 西汉王朝初建时，仍然保留了秦朝的诽谤罪名。贤明的汉文帝即位后第二年（前178年），即毅然将其废除。他说：“古之治天下，朝上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为的就是通达治道而招来谏言者。现在的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得众臣不敢尽情，在上者无由闻听到过失了，如此一来，怎能招来远方的贤良？应当废除。”接着又说：“小民有时诅咒谩骂上边，官吏以为大逆不道，小民说其他的话，而官吏又以为诽谤。小民愚昧无知，将他们处死，朕甚不取。自今以后，有犯此者不许惩治。”既为官员也为百姓解除了精神枷锁，官员与百姓的心情舒畅可想而知，“文景之治”的出现绝非单纯经济发展的结果。 可是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与廷尉张汤制造了一种白鹿皮钱币。有人对大农令颜异表示使用这种钱币有许多不便，颜异没有答话，只翻动了一下嘴唇。后来因为别的问题汉武帝命张汤审理颜异。张汤以残酷著称，与颜异不和，借机报复，审理后上奏道：“颜异位列九卿，见法令不便，口里不说，心里认为不对，应该处死。”汉武帝竟然听信了他毫无事实与法律根据的胡说，将颜异杀死。“腹诽罪”的恶例一开，公卿大夫唯有谄谀取容，诽谤的罪名又恢复了。 元和元年（84年）十一月，孔子的后裔孔僖和好友崔�在太学议论汉武帝，崔�说武帝开始为天子时，崇信圣道，向先王学习，五六年间，声誉胜过文帝和景帝，后来放纵自己，把以前所做的好事都忘记了。孔僖说这种事情书传中有很多记载。邻房的学生梁郁听到，上书揭发他们“诽谤先帝，刺讥当世”，献媚取宠。司法部门遂传讯崔�。孔僖恐怕受诛，上书汉章帝自我申辩道：“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构加以诬蔑”。至于汉武帝，政治的好坏，都写在汉史上，我们只是直说书传中的实事，并非虚构诽谤。“皇帝为善则天下之善均归于他，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聚集于他，这些皆有原因，故不可以责备于人。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有过失而德泽有加，天下的人都知道，臣等何会讥刺？假使所非议的实有其事，则固应悛改，倘若不当，亦宜含容，不应加罪。”汉章帝本无加罪孔僖、崔�之意，及阅奏疏，立即下令勿问，并任孔僖为兰台令史。 东汉末年，外戚、大将军梁冀执掌朝政，权势熏天，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谁反对他，就以诽谤罪处死。年仅十九岁的郎中袁著见其凶恶横行，不胜其愤，诣阙上书，请求“废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被梁冀派人追杀。 唐太宗是位少有的贤明皇帝，从善如流，有时考虑问题也欠周妥，一日嫌群臣上奏之事有的不真实，欲加贬斥。魏征谏道：“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只可听任他们去讲。若是所言善，则有益陛下；若是不善，也无损于国家。”唐太宗马上接受，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对。” 唐高宗也很开明，有次东州道总管高侃奏称，有个高丽和尚说中国将有灾异，请把他杀死。唐高宗没有加罪高丽和尚，说：“朕闻为君上者，最好能看到天下的事物，听到天下的声音，以广见闻。而且天降灾异，为了警悟人君。天降灾异假如是实，言之者何罪？就算其事没有，闻之者也足以自戒。舜立谤木，是很有缘故的。” 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大旱，农作物大半未收。京兆尹李实正想聚敛进奉，以固恩宠，对于百姓的诉苦全不介意。唐德宗召见他，询问人民疾苦。他奏道：“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经他这么一说，关中的租税均没有得到减免，人民只好拆房子卖瓦木和麦苗以供赋敛。有个戏剧演员成辅瑞就编了数十篇戏词，述说关中人民的艰苦之状，如：“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闻听，奏报他“诽谤国政”。唐德宗不察，立即下令将其处死。一位官员讲了古代设立诽谤木，欲达下情，成辅瑞不可加罪的道理后，唐德宗深自后悔，京师之人无不切齿痛恨李实。 宋神宗对指责时政缺失的人也比较宽容。一日大名府教授谢文��上疏，谈了推行新法出现的一些弊病，请求罢减不合理的赋税。大臣们以为此乃“讪谤朝廷”，商议处置其罪。宋神宗认为谢文��讲的是推行新法的官员不好，不是讪谤，驳回了大臣的意见。 宋高宗对待“诽谤”的态度却非常严酷，动辄以“诽谤”、“谤讪”、“讥谤”、“谤毁”惩处有关人员。仅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149―1155年），遭其惩处的即有：茶陵县丞王庭圭，前太常主簿吴元美，右迪功郎安诚，直龙图阁叶三省，监都作院王远，黄岩县令杨炜，前太府丞范彦辉，前左从政郎杨炬，湘潭县丞郑杞、主簿贾子展，常州通判沈长卿，仁和县尉芮烨，进义副尉刘允中，以及李孟坚和王之奇、王之荀兄弟。即使有人“讥讪秦桧”，也受到惩处。 明成祖为燕王时，起兵夺取帝位，把一切忠于建文皇帝的群臣都指为奸党，大加杀戮惩罚，他害怕人们议论，称帝的第四年，即明令禁止诽谤。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元旦，他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群臣对此多持异议。迁都后三个月，刚刚建成的皇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忽然起火焚毁，他以为上天示警，非常畏惧，下诏要求群臣直言。群臣应诏上疏，多有指斥时政者。他颇不高兴，“谓言者谤讪，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马上处置了几个官员。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仁宗即位，可惜这位具有仁心的皇帝在位不满十个月，即英年早逝。他即位以后，就着手改正其父明成祖的许多错误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废除诽谤罪。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命令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以往司法部门以诬陷为功，见人谈几句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近来数月此风又萌。“治理国家所急者在于要求直言，所患者就是以言为讳，奈何禁止诽谤哉！”“以后凡有禀告诽谤的不要惩治。”相隔一个月，他又下令说：“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以提供戒儆。今奸人往往摘取片言只语，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炼成狱。刑罚不中，人民则无所适从。今后废除诽谤的禁令，有禀报的一律不要惩治。”但后来的明武宗、明世宗等又效法明成祖，以诽谤罪处置了许多忠正刚直的官员。 清代的皇帝以少数民族入统中原，疑忌心特重，康熙和雍正均曾以诽谤为由，制造文字狱，至乾隆时达到顶峰。 由此可见，对“诽谤”如何理解，如何处置，完全取决于皇帝是何等人物。贤明者真心以民为本，就以舜立“诽谤木”为榜样，从用心良好去理解官员和百姓对政治过失的指责批评，让人民充分表达意见，畅所欲言，以便认真倾听不同声音，深刻反省自己，及时改正错误；即使说得不符合事实，亦不以为有罪。若是暴君昏君或疑忌心极重者，只知维护一己私利，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见有人指责批评，不看讲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不目之为奸为邪为浮薄，必詈之为谗为谤为小人”，认为故意造谣污蔑，恶意中伤，居心叵测，滥用暴力予以严厉禁止和镇压，以钳天下之口。 孔子曾说过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果朝廷关心人民疾苦，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安居乐业，心情舒畅，国家富强，没有人会丧心病狂地对朝廷恶意诬蔑中伤。倘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横征暴敛，贪官污吏当道，贿赂公行，政治腐败黑暗，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定然议论纷纷，无论用何种残暴手段都堵不住百姓之口。诚如唐高宗所说：“欲钳天下之口，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