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探究
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2009年流动人口达到了2.11亿，14岁及以下儿童占20.8%，约为4388.8万人，这部分群体即为我们常说的“随迁子女”或“流动儿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流动人口半数，总量达1.18亿。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进城务工人员也在逐年增加。为了能让子女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将子女带到城市。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工作性质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子女的家庭教育受到严重缺失，随迁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与成长。因此，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有利于农民工子女心理的成长与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更好的融入社会。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良好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青少年时期，人一生的很多良好品格和行为习惯都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的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家庭里父母耳提面命式的教育。
2013年10月初到11月底，我和班里的马小天、冯建一起在保定市青少年文化宫附近的老安家套皮馆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打工实践。在打工的地方，有一位大姐，姓陈，是在保定打工的，老家在陕西安康。跟她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她上四年级的儿子，叫孙思齐。她的丈夫也在保定市里打工，在工地干活，和陈大姐感情不和，两人每次见面，总是吵得很凶。陈大姐和儿子就住在餐馆里，没有固定的床铺，没有宿舍。床铺是雅间的几个凳子和一张沙发，当客人晚上用餐离开之后，她把雅间的凳子摆整齐，靠在沙发边上。她和孙思齐就躺在上面睡一晚，每天如此。孙思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每晚八点半左右，陈大姐会向老板请假十几分钟，去学校接儿子回餐馆。陈大姐每天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约10平方米的小屋子，她在里面负责烙饼等面点工作。而孙思齐的作业，也是在这同一个屋子里完成的。灯光有点昏暗，摆开一张桌子，孙思齐就开始低头写作业了。晚上九点时，餐馆的活也比较轻松，陈大姐就在儿子身边辅导作业。陈大姐文化水平不高，对于小学数学，她还能应付，而英语则成了她的短板，陈大姐有时也会请教我们有关英语的作业。这便是孙思齐的学习环境。
陈大姐脾气有点暴躁，在对待儿子的学习上，她虽然很认真负责，有耐心，但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她的辅导基本上是靠喊来进行的。曾有一次，孙思齐一道英语题不懂，陈大姐同样也不会，她便开始训斥孙思齐了，责骂他在学校交着学费却学不会东西。更令我吃惊的是，她让孙思齐去跪在台阶上，在人来人往的餐馆，双腿跪倒在地。那时本想去劝孙大姐，但别的姐姐们劝我不要，她们告诉我，越劝孙大姐，她火气越大。而孙思齐跪在地上，没有一丝抗争，我可以推断这不是第一次在人前下跪了。
孙思齐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等大厅的客人走光了，他可以在大厅里随意地看会电视。
无独有偶，在保定合作路便民市场的一些摊位上，也发现一些店主的孩子在中午下课回来后，趴在餐桌上写作业，过道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孩子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没有安逸的学习环境，父母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并且收入不高。
家庭教育是子女健康成长的前提。家庭在孩子科学知识、行为规范、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培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孙思齐为例，他作为随迁子女的一员，在他的家庭教育中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
家庭教育环境较差。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孩子学习、生活与娱乐。充足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以及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教育氛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可外来务工人员因收入低，流动性强，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再看孙思齐，他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房，没有自己的书桌，没有自己的台灯，他就是在一间小厨房里完成作业，期间还要受到饭馆人来人往嘈杂声的影响。对于好奇心十分强烈的青少年来说，这是很难集中注意力的。长时间在光线较暗的地方学习，对人的视力也是有影响的。此外，孙思齐的睡眠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他所睡的雅间，如果客人离开很晚，他也只能等到很晚才可以休息。无法保证充足的睡眠，这对第二天的学习是有影响的。来饭店吃饭的人，形形色色，鱼龙混杂，甚至有顾客在饭店里打架闹事。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的。孟母三迁便是一个很好地例证。孙思齐年纪尚小，辨别是非的能力弱，在一些喝酒、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的耳濡目染下，他很有可能沾染不良习气。
家教方式存在偏差。父母是孩子的老师，可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对孩子的教育认识只是简单停留在出钱供其上学的层面，不会考虑到教育子女时应有的方式方法。父母们把教书育人的重任完全交给了老师，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言传身教的重要性。父母的知识水平与子女的教育需求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当父母无法解答孩子遇到的问题时，会打击孩子的学习的热情和兴趣。陈大姐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当孙思齐在完成家庭作业遇到困难时，他所求助的资源十分有限。陈大姐每月只有2100元的工资，为孙思齐请家教是奢侈的。即使请家教，连让家教上课的地方都没有。从这一点上，孙思齐就已经落后于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同学们了。另外，陈大姐脾气不好，对孙思齐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一味的喊和骂。当儿子因做不出作业时，就让儿子在众人面前跪下，不考虑孩子的心理。一系列不文明的教育行为，很可能对孙思齐的成长发展产生心理阴影，会造成两个极端，要么自卑懦弱，要么逆反心理增强，也变得野蛮急躁。对于成长在城里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文化水平比较高，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们会抽出特定的时间耐心地辅导孩子的作业；同时，当孩子面临错误时，城市父母选择的也往往是耐心地引导劝说，而不是野蛮地打骂。最后，可能是随迁子女中的一个特例，陈大姐与丈夫不睦，孙思齐常年和陈大姐生活在一起，父爱感受较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孙思齐感受到的是父母时常的争吵，这很容易造成他心理上的自闭和孤僻。
娱乐方式单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很多书本之外的知识是需要靠一定的媒介来传递的。对于务工人员来说，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每年似候鸟式的迁徙，他们无法给孩子提供诸如电视电脑的传播媒介，孩子所学的仅仅是在学校的课堂上的知识。他们无法通过新闻媒介去了解社会，很难去辨别是非善恶。回到孙思齐的身上，他没有属于
自己的电脑，PSP 游戏机，没有自己的MP3、MP4，他所生活的圈子仅仅是学校和餐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便是九点之后客人走的差不多时，去大厅看几分钟电视。他每天看不了几分钟，又因第二天上课早早去沙发上铺床睡觉了。其次，处于无忧无虑的童年，他看一会《喜羊羊与灰太狼》都显得那么奢侈。或许，会有人反驳，山区里的孩子可能连电视都没见过，我不否认有那些艰苦的地方。可是孙思齐是生活在城市里农民的孩子，当他的同学在兴高采烈地讨论动画片时，孙思齐可能只会呆呆地坐在一边听大家讲述。当他无法融入集体时，他会逐渐变得孤僻。或者当他听着城市孩子们的新奇事物时，他会因自己无法得到而逐渐变得自卑。
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农民工每个月的收入情况直接决定着能够为孩子提供的教育投资。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农民工由于其收入水平有限，很难拿出更多的钱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以陈大姐为例，她每月工资只有2100元。她吃住在饭店，因此不需要花费太多钱。陈大姐通过熟人介绍，为孙思齐找到一位家教，每月家教补习费500元，已经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对于其他普通农民工来说，衣食住行样样都需要开支，家中老人赡养、子女上学开销都是他们的负担，实在无力拿出余钱为子女做更多的教育硬件投资。
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已经筋疲力尽，很难有充沛的精力再去辅导子女的学习。对于工作在餐馆的陈大姐来说，由于工作性质，她忙碌时恰是孙思齐写作业的时候，前后的时间差异使陈大姐很难高效率地去监督孙思齐的作业完成情况。
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子女教育质量难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外来务工人员原先掌握的知识已经过时，当其在对子女的学习进行指导教育时，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农民工，往往自己看着孩子的课本先去学习，然后再教给孩子。陈大姐辅导孙思齐学习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用人单位不愿为职工承担更多的劳动成本。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强，并且大多从事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用人单位为追求利润，千方百计减少人工成本，对员工的住房、医疗等保障力度不够，很少为他们提供环境较好的职工宿舍。陈大姐睡在餐馆，孙思齐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一方面是收入低使其不愿外出租房，另一方面就是餐馆不愿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宿舍。
学校对随迁子女关注度不够。虽然学校会定期召开家长会，但由于非强制性，很多务工人员不愿耽误工时去参加家长会。另外，老师精力有限，很难做到与父母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或者只是简单地讨论一些孩子的情况，对父母在教育的方式上并未提出建议。
学校、家庭和社会是孩子受教育的场所，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学校。学校应本着人性化的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要收取过高的借读费、赞助费等相关费用，对表现优异的孩子进行物质奖励补助，减轻其父母的负担，增加其自信心。如今很多父母只问孩子考试情况如何却很少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遇到孩子出现问题时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非打即骂型家长比比皆是，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发展。学校应定期单独召开随迁子女家长会，进行家庭
教育专业培训，教会他们如何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如何帮助孩子成长；建立学校沟通制度和平台，及时交流沟通孩子的情况，班主任不定期进行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工作。教育部门或劳动保障部门适时考虑为参加家长会的务工人员发放适当的误工补贴，以此来调动父母出席家长会的热情和积极性。学校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配备专门的心理老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进行干预。
政府。政府应根据学校每年接受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数量对学校进行财政补贴，以此来提高学校对随迁子女的重视程度。政府也应加强对农民工用工企业的监管，保证工资按时发放，禁止以盈利为目的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保证农民工有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去；导向用工企业对农民工进行相关技能培训，改善雇佣人员的生活条件，从而稳定农民工工作，减少其流动性，为其子女稳定地接受教育，降低对生活环境的适应难度提供基础。农民工子女由于父母工作时间和经济的原因，对于城市的博物馆、科技馆等望而却步，政府应当对农民工子女开放这样的公共资源，通过学校为农民工子女发放参观券的形式，使其能够和城市子女一样享受到丰富课余生活。政府应当加强对房屋建设的管理，严格管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使用，优先考虑长期在本地打工且子女在本市就读的农民工家庭，使随迁子女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社会。社会组织和团体可以主动参与到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行动中来。政府应联合社会力量设立专项资金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组织志愿者阳光行动等提供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习辅导等方面的帮助。以社区或企业为基本单位，开展讲座等形式，宣传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树立为孩子创建积极健康家庭教育环境的目标，从观念上重视家庭教育。鼓励大学生志愿者、退休教师利用双休日、寒暑假时间走进农民工家庭，为其子女提供学习帮助。发动社会力量，向农民工赠送有关家庭教育基本知识的书籍，组织农民工参加家长学校的学习、开展义工活动，在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定期举办家庭教育的咨询活动，使农民工能够处理好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改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质量。
农民工的子女也是祖国的花朵。我们不能因他们的出身贫穷就对他们冷眼相看。随着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逐步重视，进城子女上学问题已经逐渐得到解决。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和城市家庭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这需要我们的政府、社会、学校、家长的共同的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为随迁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温馨的学习环境。让随迁子女和城市子女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追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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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 何佳恒 2012428018
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探究
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2009年流动人口达到了2.11亿，14岁及以下儿童占20.8%，约为4388.8万人，这部分群体即为我们常说的“随迁子女”或“流动儿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流动人口半数，总量达1.18亿。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进城务工人员也在逐年增加。为了能让子女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将子女带到城市。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工作性质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子女的家庭教育受到严重缺失，随迁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与成长。因此，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有利于农民工子女心理的成长与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更好的融入社会。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良好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青少年时期，人一生的很多良好品格和行为习惯都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的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家庭里父母耳提面命式的教育。
2013年10月初到11月底，我和班里的马小天、冯建一起在保定市青少年文化宫附近的老安家套皮馆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打工实践。在打工的地方，有一位大姐，姓陈，是在保定打工的，老家在陕西安康。跟她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她上四年级的儿子，叫孙思齐。她的丈夫也在保定市里打工，在工地干活，和陈大姐感情不和，两人每次见面，总是吵得很凶。陈大姐和儿子就住在餐馆里，没有固定的床铺，没有宿舍。床铺是雅间的几个凳子和一张沙发，当客人晚上用餐离开之后，她把雅间的凳子摆整齐，靠在沙发边上。她和孙思齐就躺在上面睡一晚，每天如此。孙思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每晚八点半左右，陈大姐会向老板请假十几分钟，去学校接儿子回餐馆。陈大姐每天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约10平方米的小屋子，她在里面负责烙饼等面点工作。而孙思齐的作业，也是在这同一个屋子里完成的。灯光有点昏暗，摆开一张桌子，孙思齐就开始低头写作业了。晚上九点时，餐馆的活也比较轻松，陈大姐就在儿子身边辅导作业。陈大姐文化水平不高，对于小学数学，她还能应付，而英语则成了她的短板，陈大姐有时也会请教我们有关英语的作业。这便是孙思齐的学习环境。
陈大姐脾气有点暴躁，在对待儿子的学习上，她虽然很认真负责，有耐心，但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她的辅导基本上是靠喊来进行的。曾有一次，孙思齐一道英语题不懂，陈大姐同样也不会，她便开始训斥孙思齐了，责骂他在学校交着学费却学不会东西。更令我吃惊的是，她让孙思齐去跪在台阶上，在人来人往的餐馆，双腿跪倒在地。那时本想去劝孙大姐，但别的姐姐们劝我不要，她们告诉我，越劝孙大姐，她火气越大。而孙思齐跪在地上，没有一丝抗争，我可以推断这不是第一次在人前下跪了。
孙思齐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等大厅的客人走光了，他可以在大厅里随意地看会电视。
无独有偶，在保定合作路便民市场的一些摊位上，也发现一些店主的孩子在中午下课回来后，趴在餐桌上写作业，过道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孩子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没有安逸的学习环境，父母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并且收入不高。
家庭教育是子女健康成长的前提。家庭在孩子科学知识、行为规范、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培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孙思齐为例，他作为随迁子女的一员，在他的家庭教育中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
家庭教育环境较差。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孩子学习、生活与娱乐。充足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以及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教育氛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可外来务工人员因收入低，流动性强，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再看孙思齐，他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房，没有自己的书桌，没有自己的台灯，他就是在一间小厨房里完成作业，期间还要受到饭馆人来人往嘈杂声的影响。对于好奇心十分强烈的青少年来说，这是很难集中注意力的。长时间在光线较暗的地方学习，对人的视力也是有影响的。此外，孙思齐的睡眠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他所睡的雅间，如果客人离开很晚，他也只能等到很晚才可以休息。无法保证充足的睡眠，这对第二天的学习是有影响的。来饭店吃饭的人，形形色色，鱼龙混杂，甚至有顾客在饭店里打架闹事。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的。孟母三迁便是一个很好地例证。孙思齐年纪尚小，辨别是非的能力弱，在一些喝酒、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的耳濡目染下，他很有可能沾染不良习气。
家教方式存在偏差。父母是孩子的老师，可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对孩子的教育认识只是简单停留在出钱供其上学的层面，不会考虑到教育子女时应有的方式方法。父母们把教书育人的重任完全交给了老师，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言传身教的重要性。父母的知识水平与子女的教育需求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当父母无法解答孩子遇到的问题时，会打击孩子的学习的热情和兴趣。陈大姐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当孙思齐在完成家庭作业遇到困难时，他所求助的资源十分有限。陈大姐每月只有2100元的工资，为孙思齐请家教是奢侈的。即使请家教，连让家教上课的地方都没有。从这一点上，孙思齐就已经落后于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同学们了。另外，陈大姐脾气不好，对孙思齐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一味的喊和骂。当儿子因做不出作业时，就让儿子在众人面前跪下，不考虑孩子的心理。一系列不文明的教育行为，很可能对孙思齐的成长发展产生心理阴影，会造成两个极端，要么自卑懦弱，要么逆反心理增强，也变得野蛮急躁。对于成长在城里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文化水平比较高，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们会抽出特定的时间耐心地辅导孩子的作业；同时，当孩子面临错误时，城市父母选择的也往往是耐心地引导劝说，而不是野蛮地打骂。最后，可能是随迁子女中的一个特例，陈大姐与丈夫不睦，孙思齐常年和陈大姐生活在一起，父爱感受较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孙思齐感受到的是父母时常的争吵，这很容易造成他心理上的自闭和孤僻。
娱乐方式单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很多书本之外的知识是需要靠一定的媒介来传递的。对于务工人员来说，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每年似候鸟式的迁徙，他们无法给孩子提供诸如电视电脑的传播媒介，孩子所学的仅仅是在学校的课堂上的知识。他们无法通过新闻媒介去了解社会，很难去辨别是非善恶。回到孙思齐的身上，他没有属于
自己的电脑，PSP 游戏机，没有自己的MP3、MP4，他所生活的圈子仅仅是学校和餐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便是九点之后客人走的差不多时，去大厅看几分钟电视。他每天看不了几分钟，又因第二天上课早早去沙发上铺床睡觉了。其次，处于无忧无虑的童年，他看一会《喜羊羊与灰太狼》都显得那么奢侈。或许，会有人反驳，山区里的孩子可能连电视都没见过，我不否认有那些艰苦的地方。可是孙思齐是生活在城市里农民的孩子，当他的同学在兴高采烈地讨论动画片时，孙思齐可能只会呆呆地坐在一边听大家讲述。当他无法融入集体时，他会逐渐变得孤僻。或者当他听着城市孩子们的新奇事物时，他会因自己无法得到而逐渐变得自卑。
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农民工每个月的收入情况直接决定着能够为孩子提供的教育投资。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农民工由于其收入水平有限，很难拿出更多的钱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以陈大姐为例，她每月工资只有2100元。她吃住在饭店，因此不需要花费太多钱。陈大姐通过熟人介绍，为孙思齐找到一位家教，每月家教补习费500元，已经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对于其他普通农民工来说，衣食住行样样都需要开支，家中老人赡养、子女上学开销都是他们的负担，实在无力拿出余钱为子女做更多的教育硬件投资。
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已经筋疲力尽，很难有充沛的精力再去辅导子女的学习。对于工作在餐馆的陈大姐来说，由于工作性质，她忙碌时恰是孙思齐写作业的时候，前后的时间差异使陈大姐很难高效率地去监督孙思齐的作业完成情况。
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子女教育质量难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外来务工人员原先掌握的知识已经过时，当其在对子女的学习进行指导教育时，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农民工，往往自己看着孩子的课本先去学习，然后再教给孩子。陈大姐辅导孙思齐学习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用人单位不愿为职工承担更多的劳动成本。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强，并且大多从事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用人单位为追求利润，千方百计减少人工成本，对员工的住房、医疗等保障力度不够，很少为他们提供环境较好的职工宿舍。陈大姐睡在餐馆，孙思齐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一方面是收入低使其不愿外出租房，另一方面就是餐馆不愿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宿舍。
学校对随迁子女关注度不够。虽然学校会定期召开家长会，但由于非强制性，很多务工人员不愿耽误工时去参加家长会。另外，老师精力有限，很难做到与父母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或者只是简单地讨论一些孩子的情况，对父母在教育的方式上并未提出建议。
学校、家庭和社会是孩子受教育的场所，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学校。学校应本着人性化的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要收取过高的借读费、赞助费等相关费用，对表现优异的孩子进行物质奖励补助，减轻其父母的负担，增加其自信心。如今很多父母只问孩子考试情况如何却很少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遇到孩子出现问题时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非打即骂型家长比比皆是，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发展。学校应定期单独召开随迁子女家长会，进行家庭
教育专业培训，教会他们如何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如何帮助孩子成长；建立学校沟通制度和平台，及时交流沟通孩子的情况，班主任不定期进行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工作。教育部门或劳动保障部门适时考虑为参加家长会的务工人员发放适当的误工补贴，以此来调动父母出席家长会的热情和积极性。学校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配备专门的心理老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进行干预。
政府。政府应根据学校每年接受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数量对学校进行财政补贴，以此来提高学校对随迁子女的重视程度。政府也应加强对农民工用工企业的监管，保证工资按时发放，禁止以盈利为目的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保证农民工有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去；导向用工企业对农民工进行相关技能培训，改善雇佣人员的生活条件，从而稳定农民工工作，减少其流动性，为其子女稳定地接受教育，降低对生活环境的适应难度提供基础。农民工子女由于父母工作时间和经济的原因，对于城市的博物馆、科技馆等望而却步，政府应当对农民工子女开放这样的公共资源，通过学校为农民工子女发放参观券的形式，使其能够和城市子女一样享受到丰富课余生活。政府应当加强对房屋建设的管理，严格管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使用，优先考虑长期在本地打工且子女在本市就读的农民工家庭，使随迁子女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社会。社会组织和团体可以主动参与到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行动中来。政府应联合社会力量设立专项资金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组织志愿者阳光行动等提供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习辅导等方面的帮助。以社区或企业为基本单位，开展讲座等形式，宣传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树立为孩子创建积极健康家庭教育环境的目标，从观念上重视家庭教育。鼓励大学生志愿者、退休教师利用双休日、寒暑假时间走进农民工家庭，为其子女提供学习帮助。发动社会力量，向农民工赠送有关家庭教育基本知识的书籍，组织农民工参加家长学校的学习、开展义工活动，在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定期举办家庭教育的咨询活动，使农民工能够处理好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改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质量。
农民工的子女也是祖国的花朵。我们不能因他们的出身贫穷就对他们冷眼相看。随着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逐步重视，进城子女上学问题已经逐渐得到解决。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和城市家庭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这需要我们的政府、社会、学校、家长的共同的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为随迁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温馨的学习环境。让随迁子女和城市子女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追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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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 何佳恒 2012428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