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一个著名的“坏人理论”，即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认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要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如果法律把人性假定为善，把人看作好人，不会背信弃义，那还讲什么诚实信用；不会出尔反尔，那就用不着签订合同了；不会损人利己，那就谈不上损害赔偿；不会杀人越货，那还规定刑法干什么？等等，一句话，就不需要法律规则了。好人虽然也会有矛盾纠纷，但只是小打小闹，严重不到法律上来，好人不需要法律，法律是对好人的污辱。从这个角度看，人性善的假定，好人理论，往往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假定人性善，好人不会做坏事，用不着法律规则，法律也没有规定，因而背信弃义，不受“上帝”惩罚；违反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不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不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何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结果人们弃善从恶，好人变坏人，这正是所谓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没有法律，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 “坏人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小到个人私事，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大有不同。如果相信人性恶，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提高警惕，谨防坏人，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相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都是因为信以为人性善，误以为是好人，好人没事，轻信于人，放松警惕，结果上当受骗。所以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区分善恶，识别好坏，“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生活的态度，也是法律的态度。善良的人们往往缺乏法律意识。所谓的法律意识，第一就是坏人意识，要时刻意识到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才知道用法律去防范坏人保护自己。 大到国家制度，如国家权力，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西方国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是“利维坦”，是“凶恶的巨兽”；洛克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潘恩认为国家是“祸害”。他们不是在谩骂国家，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强权组织，拥有任何私人所无可匹敌的强大暴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的最大危险，认识到“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是基于对国家权力上述坏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提醒人们，“要是三权合一，那就一切都完了”。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国家权力的坏的认识，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这是坏的出发点导致好的结果，可谓忠言逆耳利于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相反，如果信以为国家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结果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历史反复证明，通向地狱的道路常常是善良愿望铺成的。 其实，法律的“坏人理论”与宗教的“原罪说”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宗教的“原罪说”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一生都在赎罪，只有赎清了罪恶，才能死后进入天堂。法律的“坏人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坏人，所以要依法规治坏人，从坏处出发，从好处努力。犹如医生眼里出病人，治病救人，法律眼里出坏人，以坏去坏，法律规治坏人，使人真正成为人。 邱本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一个著名的“坏人理论”，即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认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要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如果法律把人性假定为善，把人看作好人，不会背信弃义，那还讲什么诚实信用；不会出尔反尔，那就用不着签订合同了；不会损人利己，那就谈不上损害赔偿；不会杀人越货，那还规定刑法干什么？等等，一句话，就不需要法律规则了。好人虽然也会有矛盾纠纷，但只是小打小闹，严重不到法律上来，好人不需要法律，法律是对好人的污辱。从这个角度看，人性善的假定，好人理论，往往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假定人性善，好人不会做坏事，用不着法律规则，法律也没有规定，因而背信弃义，不受“上帝”惩罚；违反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不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不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何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结果人们弃善从恶，好人变坏人，这正是所谓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没有法律，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 “坏人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小到个人私事，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大有不同。如果相信人性恶，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提高警惕，谨防坏人，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相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都是因为信以为人性善，误以为是好人，好人没事，轻信于人，放松警惕，结果上当受骗。所以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区分善恶，识别好坏，“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生活的态度，也是法律的态度。善良的人们往往缺乏法律意识。所谓的法律意识，第一就是坏人意识，要时刻意识到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才知道用法律去防范坏人保护自己。 大到国家制度，如国家权力，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西方国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是“利维坦”，是“凶恶的巨兽”；洛克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潘恩认为国家是“祸害”。他们不是在谩骂国家，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强权组织，拥有任何私人所无可匹敌的强大暴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的最大危险，认识到“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是基于对国家权力上述坏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提醒人们，“要是三权合一，那就一切都完了”。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国家权力的坏的认识，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这是坏的出发点导致好的结果，可谓忠言逆耳利于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相反，如果信以为国家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结果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历史反复证明，通向地狱的道路常常是善良愿望铺成的。 其实，法律的“坏人理论”与宗教的“原罪说”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宗教的“原罪说”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一生都在赎罪，只有赎清了罪恶，才能死后进入天堂。法律的“坏人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坏人，所以要依法规治坏人，从坏处出发，从好处努力。犹如医生眼里出病人，治病救人，法律眼里出坏人，以坏去坏，法律规治坏人，使人真正成为人。 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