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7年到1935年，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误最多、使中国革命损失最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强加于中国的革命实践，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人的“唯书”、“唯苏”和严重的教条主义“左”倾作风，更是增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要挽救中国革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和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的。
1 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瞎指挥”，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以及“第三时期理论”。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准备“十月革命”的苏维埃运动阶段。他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程序，机械地划分中国革命阶段。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更是把“第三阶段”理论发展为更加“左”倾的“无间断革命论”。他混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中国革命规定为“不断革命”的过程。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提出了新的“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1928年以后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时期，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向反动资产阶级展开全面进攻，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无条件地执行”“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从1929年2月到10月连续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三次指示信，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即刻开展武装革命暴动，在“继续发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迅速开展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瞎指挥”，是中国共产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错误的直接原因，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2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风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最教条的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左”派风最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三次“左”倾错误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那就是“唯书”、“唯苏”的教条主义。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及罗明纳兹的“第三阶段”理论和“不间断革命论”，并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教条地照搬斯大林和罗明纳兹的“左”倾理论，片面地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主观地把当时的革命形势认定为“不断高涨”，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暴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由于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1929年2月到10月，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三封指示信。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再次不顾中国革命实际，做出了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决定，先是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后又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判断。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3 备受挫折的个人境遇
看到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和党内严重“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下，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在革命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决地与本本
主义作斗争。在此过程中，他备受指责、打击和挫折。但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第三阶段”理论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时，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毛泽东率起义部队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毛泽东的正确做法却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批评为“机会主义”，毛泽东也因此受到了政治纪律处分。到井冈山后的几年里，他备受中央的指责和排挤，加之长达3个月的疟疾的折磨，使得他好几次徘徊在生死线上。特别是1929年，中共中央将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红四军中工作，他在红四军中制造派系，照搬苏联军队的一长制，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不正确指示，扩大军委的作用，以削弱和取代前敌委员会的权力。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坚持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受到了批评和非难，其“集权制领导原则”也被视为“形成家长制的倾向”，还要求他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他不仅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担任的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也被会议免去。但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于1929年9月下旬召开红四军“八大”。毛泽东因不满“七大”对自己的错误指责和生病原因没有出席，再次被前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就拿到会上讨论，往往最后无法定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红四军“八大„‘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党内严重“左”倾形势下，在共产国际“瞎指挥”和党内不顾实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正确主张无法得到执行甚至备受指责和非难的个人境遇中，有感而发撰写了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坚决地反对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本本主义，才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受到重视，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他屡屡因“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遭到排挤。由此，党内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反对本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7年到1935年，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误最多、使中国革命损失最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强加于中国的革命实践，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人的“唯书”、“唯苏”和严重的教条主义“左”倾作风，更是增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要挽救中国革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和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的。
1 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瞎指挥”，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以及“第三时期理论”。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准备“十月革命”的苏维埃运动阶段。他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程序，机械地划分中国革命阶段。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更是把“第三阶段”理论发展为更加“左”倾的“无间断革命论”。他混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中国革命规定为“不断革命”的过程。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提出了新的“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1928年以后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时期，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向反动资产阶级展开全面进攻，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无条件地执行”“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从1929年2月到10月连续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三次指示信，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即刻开展武装革命暴动，在“继续发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迅速开展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瞎指挥”，是中国共产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错误的直接原因，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2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风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最教条的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左”派风最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三次“左”倾错误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那就是“唯书”、“唯苏”的教条主义。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及罗明纳兹的“第三阶段”理论和“不间断革命论”，并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教条地照搬斯大林和罗明纳兹的“左”倾理论，片面地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主观地把当时的革命形势认定为“不断高涨”，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暴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由于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1929年2月到10月，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三封指示信。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再次不顾中国革命实际，做出了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决定，先是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后又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判断。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3 备受挫折的个人境遇
看到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和党内严重“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下，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在革命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决地与本本
主义作斗争。在此过程中，他备受指责、打击和挫折。但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第三阶段”理论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时，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毛泽东率起义部队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毛泽东的正确做法却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批评为“机会主义”，毛泽东也因此受到了政治纪律处分。到井冈山后的几年里，他备受中央的指责和排挤，加之长达3个月的疟疾的折磨，使得他好几次徘徊在生死线上。特别是1929年，中共中央将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红四军中工作，他在红四军中制造派系，照搬苏联军队的一长制，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不正确指示，扩大军委的作用，以削弱和取代前敌委员会的权力。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坚持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受到了批评和非难，其“集权制领导原则”也被视为“形成家长制的倾向”，还要求他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他不仅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担任的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也被会议免去。但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于1929年9月下旬召开红四军“八大”。毛泽东因不满“七大”对自己的错误指责和生病原因没有出席，再次被前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就拿到会上讨论，往往最后无法定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红四军“八大„‘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党内严重“左”倾形势下，在共产国际“瞎指挥”和党内不顾实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正确主张无法得到执行甚至备受指责和非难的个人境遇中，有感而发撰写了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坚决地反对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本本主义，才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受到重视，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他屡屡因“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遭到排挤。由此，党内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