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受德里达解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的影响,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在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文化的文本中的反映,并致力于揭示各类文本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在关注文学作品审美完整性的同时,赛义德坚持文学文本与政治历史文本相联系,强调批评应该具有人文、政治关怀和阐述人类历史的责任。赛义德的对位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观念、阅读视角和批评方法。 关键词:对位批评 赛义德 批评观念 阅读视角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空前繁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现象学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各种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此起彼伏。20世纪前半期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先后占领文学批评的中心,它们的出现扭转了19世纪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走向,带来了以作品为中心的“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20世纪中后期,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对文本层面的简单读解,渐渐注重文本所隐含的文化、政治以及各种权力因素,而突出批评阅读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文本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遭遇了解构主义文论的有力冲击,最终在20世纪后半期走向了由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交汇融合――具有后现代多元特征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批评家对批评的不同理解决定他们自身批评实践的差异,赛义德的独特的批评观及其批评实践――“对位批评”就是形成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之中。赛义德采用异于主流的“对位”阅读与批评,对19世纪和20世纪英法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主义的细读和阐释,探讨西方文学叙事与帝国主义事业之间、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其整体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分析阐述文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其独树一帜的“对位阅读”――对位批评成为了后殖民美学分析的经典阐释模式。赛义德通过重新审视文本和世俗之间的联系,通过发掘文学文本中的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给文本批评提供新的视角和阐释模式,对位批评展现出异于主流的、独特的文本批评观和批评立场。 一 20世纪之初,俄国形式主义就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反叛,从文学的语言形式本身切入,重新界定和阐释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排斥文学作品所借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研究,强调对作品文本的分析,把对作品本文的研究当成批评的主要任务或出发点,从而构成对19世纪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如传记批评、心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的颠覆。此后新批评的兴起,确立了从文学文本本身寻找意义的观念。新批评认为,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它的结构。结构变成了最主要的批评概念。对新批评来说,意义既是结构的从属范畴,同时也是结构不可分割的一种因素。新批评最终是一种阅读的理论和实践,它强调由张力和歧义形成的统一结构,认为这种结构不仅构成文学的本质,而且也构成批评与阅读分析的目的。这种内在批评在使得文学本身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却割裂了文学文本同社会和历史的联系,这也是赛义德最不赞同的地方。由于新批评追求结构的有机统一和职业化的批评,不仅使它对意义的理解受到极大局限,而且使它的范围也受到限制。因此,它既不能提供一种真正科学的批评,也不能提供一种社会学的批评,甚至不能提供一种确切的阐释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是把一个作品放在很多作品当中,从它们的关系(结构)中来寻找意义。结构主义虽有力反驳了新批评只从文本解读的局限,也割裂了文本与作者、与其产生的语境与文学历史源流的内在联系,破坏了文本、作者、读者和世界的有机框架。解构主义批评则立足于文本,同时突破了结构主义批评的封闭性,认为文学不再是一个需要用主体理性来穷尽的意义本体,而是一个意义产生、延异和消失的动态过程,文学与社会历史不构成部分与整体、再现和背景的二元关系。尤其是对语言学和文本进行颠覆的耶鲁学派给人的印象则是他们仅仅在玩弄语言游戏,将文本推向文本无解和文学无意义的尴尬境地。文学的文本批评注重的是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关注文本的语言技巧、文学修辞,挖掘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提炼文学的形式意义,探讨文学的“特殊性和文学性”。赛义德认为,单纯对文本、结构、语言的分析是无法阐释作品广阔的社会历史蕴涵的。赛义德也反对那种阐释学式的阅读文本的倾向,阐释学和读者理论等强调理解的“无限性”,认为所有的阅读和批评实际上都是一种“误读”。赛义德坚定地认为,一切阅读皆误读从根本上推卸了批评家的责任,批评家应该有责任意识,不能为了批评的解释学而放弃了批评的意识。同时,这种对文本的任意解读的错误割断了文本同现实之间的关联。赛义德在其《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中曾专门讨论了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自1964年告别音乐舞台而转向灌制录音或在电视和电台里广播的现象[1],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文本是如何以多重方式进入世界,在进入世界的过程中环境氛围又是如何与文本产生交互影响。赛义德指出文学文本总是承载其环境即经验现实的重负,文本同社会、历史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可分割的。 在赛义德看来,文本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中,要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内容的制约。它们是存在于世界中具有世事性的东西,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氛围会影响实际文本的形成,任何时代和具体环境中,都会有制约着本时代和环境的知识和认知方式的那些历史先在性,那些历史先在性构成了决定着人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的结构关系。文本必须在这种结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只有通过引起世界的注意才能成为自身的存在。赛义德进一步指出了文本的能动性。即文本的存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它作为物质存在参与了世界。文本一旦脱离作者成为实际的文本就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存在,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文本是话语的具体化,是权力根据自己的需要生产出来的事实。赛义德吸收了福柯的理论,强调权力本质上是种生产性力量,知识与权力是一对共生体,权力产生知识,知识本身又体现出一种权力。只是到了东方学那里,权力就变得具有压抑的性质了,知识凭借权力创造出自己的认知对象,即便是“真理”,作为知识表述,也仍不失为一种居支配地位的权力形式。东方学文本的写作是一种掩饰其物质性实质的方式,它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文本的内在世界是个丰富的意义空间,具有如同它的外在世界一样的特殊性、历史偶然性等,从而形成富有张力的意义结构。文本同时是一种生产,它产生出无数的阐释可能性。每一个文本都有其具体的语境,规范着不同解释者及其解释活动。用赛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躯体与文本躯体的密切关系迫使读者将两者都加以考虑,而不能陷于完全文本中心的解释。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特别是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反映出文学批评领域对文本批评所进行的反思和反拨。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被形式主义所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将批评从孤立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使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其他文本、文学史构成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文学并非寄生或依附于历史事实,而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和对现实的形塑。在文学研究中,他们提倡重新使文本呈现历史的层面。在相当程度上,赛义德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是认同的。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拨,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建构,强调历史和意识形态批评。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新历史主义“反对对历史进行实证主义的阅读,同时也反对把文学作品看做是孤立现象的形式主义方法” [2]。在赛义德的“对位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之间,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许多共同之处。“对位阅读”――“对位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都将“再现”植根于物质实践当中,试图揭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加强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正是从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出发,将文学本文置于一切文化文本的框架中,并且发出了回归历史取向的文学研究的呼声。
20世纪50年代以理查德・霍佳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先驱的英国研究领域,他们在英国学术界以文学研究为出发点并由文学研究拓展到文化领域。1964年伯明翰大学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成立标志着当代文化研究的范围早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了探讨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境地。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变之后,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参与,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批判性。文化研究表现为三种发展趋势,即对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和价值研究、基于一种跨越学科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总体化文化研究,以及一种基于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反拨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既注重对文学进行文化学视角的批评和研究,同时也将广义的文化现象当作文本进行批评,它是一种建立在文学研究基础上的文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源于文学的文化批评,但在20世纪中期被拓展进入了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领域,从而使得当代文化研究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成为了它的一个方面。始终立足于文学研究是文化批评最大的特点。文化批评与新批评不同,文化批评并非自足的形式主义批评,而是对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突破。文化批评也异于文学社会学或文学政治学,文化批评作为传统文学批评的一个新的发展,结合了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特点,将文学置放于文化的语境中,文学既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表现。在当代文化研究中,赛义德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批评,有效地将文化霸权的分析置放于文学研究之上,从而使文化批评得到延伸和发展,显示出文学的文化批评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召开了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大会聚集了世界各地数百名各种不同专业如哲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其中也包括德里达等当代学界名家。会后出版了由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主编的论文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1992),文集收录了40多篇论文,引起学界轰动。按照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归纳,文化研究的旨趣主要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传媒研究、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文化研究坚持文本是文学研究的起点,从文本的考察进入巨大的文化空间,根据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重新形成文本的定位,依靠深刻的文本解释进入文本背后的话语类型、意识形态甚至更为庞大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结构。文化批评突破了文本批评的局限,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把非“文学性”的对象带入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关注了审美性之外的历史、文化因素。文化批评并不是把文本当做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去揭示文本的审美性或文学性。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力图揭示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与权力关系。 二 对于学术界来说,赛义德《东方学》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不仅被认为是后殖民批评的开始,而且被认为是开辟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其影响跨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说,赛义德后殖民批评话语是建立在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读和批评基础之上的。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运用了大量的诸如莎士比亚、乔叟、但丁、曼德维尔、蒲柏、拜伦、雨果、歌德、福楼拜、司各特、夏多布里昂、纪德、德莱顿等作家的文学文本,用以阐述和分析东方主义话语。应该说,对这些文学文本的批评构成了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的主体。赛义德的著述无论是《东方学》还是《文化与帝国主义》都是文学批评和政治批评有机结合的范本。作为后殖民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其独特的写作背景使得赛义德对批评有着自身与众不同的理解。赛义德在《东方学》中选取了大量文学、历史文献例证试图还原欧洲中心话语的权力形成历史过程,并采用福柯系谱学批评方法,分析权力与文化的关系。与《东方学》不同的是,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在探讨文化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殖民“对位阅读”文本批评方法――对位批评,同时把抵抗的主题纳入到批评话语中,赛义德赋予了批评家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责任。赛义德采用“对位阅读”批评方法解读经典文学文本,揭示文本背后的帝国意识形态,在关注宗主国的历史叙述的同时,注意到被这种叙述压制的其他的历史叙述,注意到抵抗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的进程,将文本中被排除或边缘化的历史现实重新引入文本,建立起文本和世俗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现和揭示藏匿在文本之中的意识形态话语。赛义德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分析解读文化文本,揭示文本所隐含的各种权力因素,解构殖民文学叙事与文化文本中的政治霸权,其文学批评本身既是赛义德批评观的最好体现,更是一种文化抵抗形式。赛义德的批评观和批评实践从根本上导致了赛义德对后结构主义那种“文本嬉戏”和脱离社会现实的扬弃以及对福柯的渐渐远离。赛义德认为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最大问题是“福柯不愿意认真思考如何抵抗权力的问题” [3],而且“福柯似乎一直把自己和权力结谋,他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不可规避的权力的抄写员。而我写作是为了反对那种权力,因此我的写作是出于一种政治立场” [4]。赛义德与福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赛义德将批评与政治结合,他以批评的方式直接介入到生活、社会和文化之中,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批评实践中批判现实中的话语霸权。赛义德是一位反对权力和权威的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赛义德将政治内涵引入了文学文本,从而增加了文本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厚重感。在西方社会学界,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类型的实践活动,体现了它的跨学科背景的特征。这个特征具体到不同的文化批评家身上,则表现为文化批评范式的多样性。赛义德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知识体系,从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以及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借鉴其进行批判和分析的视角,建构了自己的研究和批评范式。 在赛义德“对位阅读”――“对位批评”中,经验因素、地理与空间维度与历史语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赛义德将文本置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并与解读文本时批评者所处的现世语境相结合。在对英国经典小说进行解读分析时,赛义德不是仅仅拘泥于小说文本本身,而是将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历史、殖民地的反抗历史以及后来的独立历史事件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赛义德看来,如果忽略了殖民与反殖民交织的历史,就忽略了“帝国”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文本的历史语境和现世文化语境始终是赛义德关注的焦点,这似乎与社会历史批评有些不谋而合。作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社会批评一直以来都极为关注文学作品意义特性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成和展现过程,并在这种关注中试图寻找文学与一定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但是“对位阅读”批评方法指向的是殖民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是对那种把文本当成孤立自足体的批评观和缺失“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的一种回应。当“对位阅读”的批评视点聚焦在小说文本中的那些常常被批评家们忽略的地理、空间等“参照结构”时,指称和对应文本中的诸如帝国、都市、殖民地等空间概念的“态度和参照结构”便会在“帝国背景”中显现出来,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对“地理” 的肯定,文本字里行间所隐匿的“领地控制的意识形态”以及 “帝国本土与海外的关系”在“对位”视角下暴露无遗。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对赛义德而言,“对位阅读”――对位批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解读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实是重新思考地理学” [5]。赛义德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观念中获得灵感,并且从地缘和政治的层面拓宽和发展了威廉斯“情感结构”概念,并由此形成了“态度和参照结构”核心概念。
不难发现,文学的地缘政治学也是从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地理因素中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批评事实上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也是密切相关的。赛义德文化批评所关注的种族、帝国及民族性的问题,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社会学批评较早地分析了种族与文学的关系,只是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对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上。而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则把他这种类似于植物学的分析历史地转换为真正的具体的社会分析。传统的阅读与批评中,相关殖民地的内容只是作为衬托主题的背景,总是被界定为蒙昧、落后、从属、沉默的和被言说的“他者”。对位阅读批评策略,则从历史和空间的角度解读那些“沉默的他者”的反抗,从而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位阅读”批评又是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态度,它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的,而是平等相互的对话关系,倡导所谓“他者”应该是以平等身份参与的对话者。 赛义德的后殖民“对位批评“不仅是赛义德后殖民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而且是赛义德把文本置于文化政治的语境中,结合互文语境的“世俗批评”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努力超越民族主义,协调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批评意识的体现。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批评实践,其意义正如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所作的某种总结:“对立的批评是进攻性的,它进行切割。对位批评是喜爱,它参加进去。” [6]赛义德“对位阅读”批评实践的意义正如后殖民文化理论一样,着眼于政治文化,努力从传统的欧洲中心文化内部重新建构平等和谐的多元文化体系。受德里达解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的影响,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在各类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文化的文本中的反映,并致力于揭示各类文本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在关注文学作品审美完整性的同时,赛义德坚持文学文本与政治历史文本相联系,强调批评应该具有人文、政治关怀和阐述人类历史的责任。赛义德的对位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观念、阅读视角和批评方法。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参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7-84页。 [2]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5页。 [3] [美]爱德华・W・赛义德:《理论旅行》,参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年,第158页。 [4]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26-127页。 [5][美]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6][美]乔纳森・阿拉克:《对立和对应之间的批评》,参见[美]保罗・鲍威编《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 评家的工作》,王丽亚、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本论文为乐山师范学院人才启动项目“赛义德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S0946)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受德里达解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的影响,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在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文化的文本中的反映,并致力于揭示各类文本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在关注文学作品审美完整性的同时,赛义德坚持文学文本与政治历史文本相联系,强调批评应该具有人文、政治关怀和阐述人类历史的责任。赛义德的对位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观念、阅读视角和批评方法。 关键词:对位批评 赛义德 批评观念 阅读视角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空前繁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现象学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各种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此起彼伏。20世纪前半期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先后占领文学批评的中心,它们的出现扭转了19世纪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走向,带来了以作品为中心的“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20世纪中后期,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对文本层面的简单读解,渐渐注重文本所隐含的文化、政治以及各种权力因素,而突出批评阅读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文本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遭遇了解构主义文论的有力冲击,最终在20世纪后半期走向了由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交汇融合――具有后现代多元特征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批评家对批评的不同理解决定他们自身批评实践的差异,赛义德的独特的批评观及其批评实践――“对位批评”就是形成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之中。赛义德采用异于主流的“对位”阅读与批评,对19世纪和20世纪英法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主义的细读和阐释,探讨西方文学叙事与帝国主义事业之间、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其整体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分析阐述文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其独树一帜的“对位阅读”――对位批评成为了后殖民美学分析的经典阐释模式。赛义德通过重新审视文本和世俗之间的联系,通过发掘文学文本中的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给文本批评提供新的视角和阐释模式,对位批评展现出异于主流的、独特的文本批评观和批评立场。 一 20世纪之初,俄国形式主义就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反叛,从文学的语言形式本身切入,重新界定和阐释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排斥文学作品所借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研究,强调对作品文本的分析,把对作品本文的研究当成批评的主要任务或出发点,从而构成对19世纪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如传记批评、心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的颠覆。此后新批评的兴起,确立了从文学文本本身寻找意义的观念。新批评认为,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它的结构。结构变成了最主要的批评概念。对新批评来说,意义既是结构的从属范畴,同时也是结构不可分割的一种因素。新批评最终是一种阅读的理论和实践,它强调由张力和歧义形成的统一结构,认为这种结构不仅构成文学的本质,而且也构成批评与阅读分析的目的。这种内在批评在使得文学本身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却割裂了文学文本同社会和历史的联系,这也是赛义德最不赞同的地方。由于新批评追求结构的有机统一和职业化的批评,不仅使它对意义的理解受到极大局限,而且使它的范围也受到限制。因此,它既不能提供一种真正科学的批评,也不能提供一种社会学的批评,甚至不能提供一种确切的阐释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是把一个作品放在很多作品当中,从它们的关系(结构)中来寻找意义。结构主义虽有力反驳了新批评只从文本解读的局限,也割裂了文本与作者、与其产生的语境与文学历史源流的内在联系,破坏了文本、作者、读者和世界的有机框架。解构主义批评则立足于文本,同时突破了结构主义批评的封闭性,认为文学不再是一个需要用主体理性来穷尽的意义本体,而是一个意义产生、延异和消失的动态过程,文学与社会历史不构成部分与整体、再现和背景的二元关系。尤其是对语言学和文本进行颠覆的耶鲁学派给人的印象则是他们仅仅在玩弄语言游戏,将文本推向文本无解和文学无意义的尴尬境地。文学的文本批评注重的是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关注文本的语言技巧、文学修辞,挖掘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提炼文学的形式意义,探讨文学的“特殊性和文学性”。赛义德认为,单纯对文本、结构、语言的分析是无法阐释作品广阔的社会历史蕴涵的。赛义德也反对那种阐释学式的阅读文本的倾向,阐释学和读者理论等强调理解的“无限性”,认为所有的阅读和批评实际上都是一种“误读”。赛义德坚定地认为,一切阅读皆误读从根本上推卸了批评家的责任,批评家应该有责任意识,不能为了批评的解释学而放弃了批评的意识。同时,这种对文本的任意解读的错误割断了文本同现实之间的关联。赛义德在其《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中曾专门讨论了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自1964年告别音乐舞台而转向灌制录音或在电视和电台里广播的现象[1],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文本是如何以多重方式进入世界,在进入世界的过程中环境氛围又是如何与文本产生交互影响。赛义德指出文学文本总是承载其环境即经验现实的重负,文本同社会、历史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可分割的。 在赛义德看来,文本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中,要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内容的制约。它们是存在于世界中具有世事性的东西,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氛围会影响实际文本的形成,任何时代和具体环境中,都会有制约着本时代和环境的知识和认知方式的那些历史先在性,那些历史先在性构成了决定着人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的结构关系。文本必须在这种结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只有通过引起世界的注意才能成为自身的存在。赛义德进一步指出了文本的能动性。即文本的存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它作为物质存在参与了世界。文本一旦脱离作者成为实际的文本就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存在,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文本是话语的具体化,是权力根据自己的需要生产出来的事实。赛义德吸收了福柯的理论,强调权力本质上是种生产性力量,知识与权力是一对共生体,权力产生知识,知识本身又体现出一种权力。只是到了东方学那里,权力就变得具有压抑的性质了,知识凭借权力创造出自己的认知对象,即便是“真理”,作为知识表述,也仍不失为一种居支配地位的权力形式。东方学文本的写作是一种掩饰其物质性实质的方式,它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文本的内在世界是个丰富的意义空间,具有如同它的外在世界一样的特殊性、历史偶然性等,从而形成富有张力的意义结构。文本同时是一种生产,它产生出无数的阐释可能性。每一个文本都有其具体的语境,规范着不同解释者及其解释活动。用赛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躯体与文本躯体的密切关系迫使读者将两者都加以考虑,而不能陷于完全文本中心的解释。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特别是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反映出文学批评领域对文本批评所进行的反思和反拨。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被形式主义所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将批评从孤立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使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其他文本、文学史构成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文学并非寄生或依附于历史事实,而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和对现实的形塑。在文学研究中,他们提倡重新使文本呈现历史的层面。在相当程度上,赛义德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是认同的。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拨,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建构,强调历史和意识形态批评。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新历史主义“反对对历史进行实证主义的阅读,同时也反对把文学作品看做是孤立现象的形式主义方法” [2]。在赛义德的“对位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之间,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许多共同之处。“对位阅读”――“对位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都将“再现”植根于物质实践当中,试图揭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加强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正是从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出发,将文学本文置于一切文化文本的框架中,并且发出了回归历史取向的文学研究的呼声。
20世纪50年代以理查德・霍佳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先驱的英国研究领域,他们在英国学术界以文学研究为出发点并由文学研究拓展到文化领域。1964年伯明翰大学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成立标志着当代文化研究的范围早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了探讨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境地。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变之后,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参与,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批判性。文化研究表现为三种发展趋势,即对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和价值研究、基于一种跨越学科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总体化文化研究,以及一种基于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反拨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既注重对文学进行文化学视角的批评和研究,同时也将广义的文化现象当作文本进行批评,它是一种建立在文学研究基础上的文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源于文学的文化批评,但在20世纪中期被拓展进入了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领域,从而使得当代文化研究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成为了它的一个方面。始终立足于文学研究是文化批评最大的特点。文化批评与新批评不同,文化批评并非自足的形式主义批评,而是对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突破。文化批评也异于文学社会学或文学政治学,文化批评作为传统文学批评的一个新的发展,结合了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特点,将文学置放于文化的语境中,文学既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表现。在当代文化研究中,赛义德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批评,有效地将文化霸权的分析置放于文学研究之上,从而使文化批评得到延伸和发展,显示出文学的文化批评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召开了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大会聚集了世界各地数百名各种不同专业如哲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其中也包括德里达等当代学界名家。会后出版了由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主编的论文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1992),文集收录了40多篇论文,引起学界轰动。按照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归纳,文化研究的旨趣主要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传媒研究、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文化研究坚持文本是文学研究的起点,从文本的考察进入巨大的文化空间,根据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重新形成文本的定位,依靠深刻的文本解释进入文本背后的话语类型、意识形态甚至更为庞大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结构。文化批评突破了文本批评的局限,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把非“文学性”的对象带入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关注了审美性之外的历史、文化因素。文化批评并不是把文本当做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去揭示文本的审美性或文学性。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力图揭示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与权力关系。 二 对于学术界来说,赛义德《东方学》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不仅被认为是后殖民批评的开始,而且被认为是开辟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其影响跨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说,赛义德后殖民批评话语是建立在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读和批评基础之上的。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运用了大量的诸如莎士比亚、乔叟、但丁、曼德维尔、蒲柏、拜伦、雨果、歌德、福楼拜、司各特、夏多布里昂、纪德、德莱顿等作家的文学文本,用以阐述和分析东方主义话语。应该说,对这些文学文本的批评构成了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的主体。赛义德的著述无论是《东方学》还是《文化与帝国主义》都是文学批评和政治批评有机结合的范本。作为后殖民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其独特的写作背景使得赛义德对批评有着自身与众不同的理解。赛义德在《东方学》中选取了大量文学、历史文献例证试图还原欧洲中心话语的权力形成历史过程,并采用福柯系谱学批评方法,分析权力与文化的关系。与《东方学》不同的是,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在探讨文化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殖民“对位阅读”文本批评方法――对位批评,同时把抵抗的主题纳入到批评话语中,赛义德赋予了批评家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责任。赛义德采用“对位阅读”批评方法解读经典文学文本,揭示文本背后的帝国意识形态,在关注宗主国的历史叙述的同时,注意到被这种叙述压制的其他的历史叙述,注意到抵抗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的进程,将文本中被排除或边缘化的历史现实重新引入文本,建立起文本和世俗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现和揭示藏匿在文本之中的意识形态话语。赛义德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分析解读文化文本,揭示文本所隐含的各种权力因素,解构殖民文学叙事与文化文本中的政治霸权,其文学批评本身既是赛义德批评观的最好体现,更是一种文化抵抗形式。赛义德的批评观和批评实践从根本上导致了赛义德对后结构主义那种“文本嬉戏”和脱离社会现实的扬弃以及对福柯的渐渐远离。赛义德认为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最大问题是“福柯不愿意认真思考如何抵抗权力的问题” [3],而且“福柯似乎一直把自己和权力结谋,他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不可规避的权力的抄写员。而我写作是为了反对那种权力,因此我的写作是出于一种政治立场” [4]。赛义德与福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赛义德将批评与政治结合,他以批评的方式直接介入到生活、社会和文化之中,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批评实践中批判现实中的话语霸权。赛义德是一位反对权力和权威的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赛义德将政治内涵引入了文学文本,从而增加了文本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厚重感。在西方社会学界,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类型的实践活动,体现了它的跨学科背景的特征。这个特征具体到不同的文化批评家身上,则表现为文化批评范式的多样性。赛义德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知识体系,从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以及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借鉴其进行批判和分析的视角,建构了自己的研究和批评范式。 在赛义德“对位阅读”――“对位批评”中,经验因素、地理与空间维度与历史语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赛义德将文本置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并与解读文本时批评者所处的现世语境相结合。在对英国经典小说进行解读分析时,赛义德不是仅仅拘泥于小说文本本身,而是将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历史、殖民地的反抗历史以及后来的独立历史事件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赛义德看来,如果忽略了殖民与反殖民交织的历史,就忽略了“帝国”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文本的历史语境和现世文化语境始终是赛义德关注的焦点,这似乎与社会历史批评有些不谋而合。作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社会批评一直以来都极为关注文学作品意义特性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成和展现过程,并在这种关注中试图寻找文学与一定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但是“对位阅读”批评方法指向的是殖民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是对那种把文本当成孤立自足体的批评观和缺失“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的一种回应。当“对位阅读”的批评视点聚焦在小说文本中的那些常常被批评家们忽略的地理、空间等“参照结构”时,指称和对应文本中的诸如帝国、都市、殖民地等空间概念的“态度和参照结构”便会在“帝国背景”中显现出来,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对“地理” 的肯定,文本字里行间所隐匿的“领地控制的意识形态”以及 “帝国本土与海外的关系”在“对位”视角下暴露无遗。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对赛义德而言,“对位阅读”――对位批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解读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实是重新思考地理学” [5]。赛义德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观念中获得灵感,并且从地缘和政治的层面拓宽和发展了威廉斯“情感结构”概念,并由此形成了“态度和参照结构”核心概念。
不难发现,文学的地缘政治学也是从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地理因素中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批评事实上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也是密切相关的。赛义德文化批评所关注的种族、帝国及民族性的问题,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社会学批评较早地分析了种族与文学的关系,只是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对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上。而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则把他这种类似于植物学的分析历史地转换为真正的具体的社会分析。传统的阅读与批评中,相关殖民地的内容只是作为衬托主题的背景,总是被界定为蒙昧、落后、从属、沉默的和被言说的“他者”。对位阅读批评策略,则从历史和空间的角度解读那些“沉默的他者”的反抗,从而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位阅读”批评又是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态度,它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的,而是平等相互的对话关系,倡导所谓“他者”应该是以平等身份参与的对话者。 赛义德的后殖民“对位批评“不仅是赛义德后殖民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而且是赛义德把文本置于文化政治的语境中,结合互文语境的“世俗批评”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努力超越民族主义,协调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批评意识的体现。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批评实践,其意义正如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所作的某种总结:“对立的批评是进攻性的,它进行切割。对位批评是喜爱,它参加进去。” [6]赛义德“对位阅读”批评实践的意义正如后殖民文化理论一样,着眼于政治文化,努力从传统的欧洲中心文化内部重新建构平等和谐的多元文化体系。受德里达解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的影响,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在各类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文化的文本中的反映,并致力于揭示各类文本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在关注文学作品审美完整性的同时,赛义德坚持文学文本与政治历史文本相联系,强调批评应该具有人文、政治关怀和阐述人类历史的责任。赛义德的对位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观念、阅读视角和批评方法。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参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7-84页。 [2]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5页。 [3] [美]爱德华・W・赛义德:《理论旅行》,参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年,第158页。 [4]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26-127页。 [5][美]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6][美]乔纳森・阿拉克:《对立和对应之间的批评》,参见[美]保罗・鲍威编《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 评家的工作》,王丽亚、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本论文为乐山师范学院人才启动项目“赛义德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S094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