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1927年的4月12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使上海、北京乃至全国，都处在腥风血雨之中，以致这个应该有美好记忆的春天，竟成为党史书籍中一个令人一看就读到血腥味道的名词――“四一二大屠杀”。 屠杀，使一些人倒下了，但也使更多人加入到被屠杀者的行列。在上海，19岁的大学生周起应，在北京，24岁的已颇有名气的湖畔诗人冯雪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站到了镰刀斧头旗下。 由相识到交恶 1928年，冯雪峰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柔石的陪同下拜见了鲁迅，从此成为鲁迅忠诚的学生和战友；而因白色恐怖失掉组织关系的周扬，则为找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来到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 1930年，在上海的冯雪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与鲁迅联系沟通，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筹备工作，这个组织成立后，他担任了“左联”常委。而在日本没有找到组织关系的周扬，怏怏回到上海。 在上海，周扬一直没有公开职业，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主要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些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当得知“剧联”是左翼文化活动的团体时，他经赵铭彝的介绍加入剧联。1931年底，周扬由剧联转入左联，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初次相识。大约在冯雪峰眼中，周扬有领导者的风范，所以，在与夏衍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的同时，就让他担任了中央“文委”委员，“左联”机关报《文学月报》主编。 开始，冯雪峰与周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由于《文学月报》的风波而发生了争论，并因此导致关系“不那么融洽”了。 1932年11月，在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胡秋原、苏汶的争论过程中，左翼作家丘九写下了痛斥胡秋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在周扬主编的“左联”主要刊物《文学月报》1卷4号上发表了。这首长诗鞭挞的对象是胡秋原，诗中使用一些谩骂性的语言，引起了冯雪峰的不满。 此时，鉴于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战中，表现了“左”的关门主义色彩――当时，参加论战的冯雪峰、周扬、瞿秋白等人都是把胡秋原、苏汶等视为敌人的，引起了上海中央的负责人张闻天的注意，他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予以纠正。冯雪峰在得知张闻天的指示后，也转变了原来同仇敌忾的态度。因此，他在读到长诗后，就找到周扬，说长诗“违反了党的政策”，希望《文学月报》自己提出纠正。也许是当年地下工作的需要，冯雪峰没有把张闻天的指示和文章告诉周扬。周扬依然按照刚开始论战时的想法，把胡秋原、苏汶视为敌人，觉得对敌人即使是谩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结果，两人就争吵起来了。这场争吵，中断了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 周扬不听冯雪峰的意见，冯雪峰便找到鲁迅，希望鲁迅写篇文章纠正。鲁迅就以致周扬信的方式，写下了《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的著名杂文。周扬虽然将鲁迅的文章在《文学月报》发表了，但对冯雪峰的做法不满：你说服不了我，就抬出鲁迅来压我。 这种芥蒂还没有来得及化解，冯雪峰便到江西苏区了。周扬全面负责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周扬因“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足”，在解散“左联”等问题上采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鲁迅的不满。等到1936年5月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后，因为鲁迅对周扬的意见又进而加深了冯雪峰对周扬的成见。尽管冯雪峰知道在与党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周扬、夏衍等人一直在坚持为党工作，党组织也一直存在，但因为鲁迅对周扬的不满，以及他以前与周扬争吵所结下的“梁子”，他就没有先找周扬、夏衍等人。冯雪峰的这一做法，使在与党失掉联系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渴望与党取得联系的周扬等人对冯雪峰也更加不满。旧有的芥蒂没有消除，新的误解又产生了。到“两个口号”论争时，便有了总的爆发。 在冯雪峰重返上海之前，一方面，周扬根据党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文件的精神，结合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在文学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广大革命作家，以国防题材的作品，宣传抗日。另一方面，周扬酝酿在上海成立体现这两个文件精神的“文艺家协会”，在文化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界一些宗派分歧也暴露出来，比方说当时就有所谓“周扬派”和“胡风派”之类的说法。 冯雪峰到上海后，由于对当时文艺界的宗派分歧了解不足，而以前与周扬的隔阂也使他没有首先与周扬联系，缺乏与周扬的沟通。他在与胡风谈到“国防文学”的口号后，觉得这个口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胡风也说到了鲁迅对这个口号的态度。于是，两人一商量，决定提出另外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他们将这个口号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同意这个新口号。于是，胡风写下了一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不明就里的周扬等人，不知道这个口号是征得鲁迅同意提出的，本来与胡风就有分歧，于是，产生了“两个口号”大论争。论争过程中，周扬与冯雪峰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原本就有分歧的文艺界更加不团结。 冯雪峰不落井下石 建国以后，周扬先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冯雪峰的职务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二人虽同属文化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又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根据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因在江青所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将周扬视为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周扬首当其冲，成为“阎王”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国防文学”是当时周扬被批判的重大罪行之一。但是，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雪峰先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牛棚，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南组接受监督改造。因当时“四条汉子”被打倒，而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只剩下“鲁迅研究”一个课题，所以冯雪峰一时成了“重要人物”：既要为批判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写材料，又要为“鲁迅研究”提供材料。冯雪峰在那时有写不完的材料。关于30年代与周扬争论的这段历史，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向他了解，冯雪峰很担心这些人把他的话胡乱记录传抄，他特意写出了《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的材料。每当有人来向他或追问或了解这段历史时，他都拿出这个材料，交给来人。 在这个材料中，冯雪峰虽然要按照当年的“革命语言”声讨周扬，但在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事实时，却绝不歪曲。 不仅在这个材料中，即使在其他场合，冯雪峰确实没有对周扬“落井下石”。曾经担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周扬的一条罪状是“反对鲁迅”，主要是依据《鲁迅全集》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并有了“四条汉子”的说法。这条注释，是50年代冯雪峰同志主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时写的并经周扬审阅过的。加上这条注释，无非是说明该文章的写作背景等问题。在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上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当年与冯雪峰、楼适夷交往甚笃的许觉民，在《追思适夷》一文中也证实了露菲的回忆： 那时（1967年7月――引者），《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揭露周扬的文章，内容中有说到《鲁迅全集》中有一条对国防文学的注解，是周扬写的，还将该注文的原稿手迹印在文章中间。出版社的几个人看了，都知道那是冯雪峰写的，印出原稿的笔迹也确是冯雪峰写的。几个人在小组会里都说了，小组会主持人是个军人，他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报告。不久，集训班的领导，把我们几个人都叫去，其中就有雪峰和适夷。那领导说，你们议论些什么，你们不是在明目张胆地包庇周扬吗？我们就说，注解是冯雪峰执笔的，那印出的原稿也正是他的笔迹。适夷就说，他和雪峰相处几十年，雪峰的笔迹还会认错吗？那领导就问雪峰，是你写的吗？雪峰回答“是我写的”。那领导勃然大怒，大声说：你们这些人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我相信你们，反而不相信《红旗》？这一闹，弄得很尴尬，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审查的，自然不能再力争了。我们走出屋子后，适夷嘟哝了一句：难道让我们说假话吗？ 冯雪峰虽然与周扬积怨很深，但在事实面前并未嫁祸于周扬。 与冯雪峰晚年接触较多的陈早春回忆，在当年有不少人向冯雪峰了解鲁迅，“其中有些来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很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 冯雪峰的这种品格，是周扬和冯雪峰后来握手言和的契机。 “两只锦鸡”握手言和 1975年11月，初冬的寒冷伴随着政治气候上的严酷，使人们体会到“沁人肌肤”这个词语的内涵。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独自一人，乘公交车辗转来到东城北新桥的一所大杂院，叩开了这个大杂院的最后一间平房的门。癌症已到晚期的主人冯雪峰打开房门，在适应了光线看清了来人后，短暂的沉默，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场面的一幕，这是将永远定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10年，周扬有9年是在关押中度过的。由于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秘书和女儿）――他在关押中是如何度过的。在周扬刚出狱时，女儿周密多次问过他在狱中的情况，周扬很少讲。 从前来看望自己的友人及冯雪峰的儿子那里，周扬得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之举。在前引周扬给楼适夷的信中，周扬认为，冯雪峰是“没有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在当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讲了他去看望冯雪峰的情况： 周扬说：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了40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 在周扬与冯雪峰的交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冯雪峰渴望回到党内的愿望。 1957年，在周扬的主持下，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30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可是，冯雪峰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领导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文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同志都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在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1958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您解决，为您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告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直接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去试试看。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的冯雪峰。周扬的秘书露菲回忆说：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着周扬“一手拥抱着他，一手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之情。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此后不久，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锦鸡与麻雀》。在楼适夷给周扬写信时，抄录下这则寓言并特意注明是“冯雪峰最后遗作”：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两只锦鸡，多么确切的比喻！ 要知道，在冯雪峰写下这生命的绝笔的时候，对周扬仍然用敌我矛盾的口径在进行批判，把“国防文学”作为反对口号，把周扬作为“叛徒”，把周扬作为“四人帮”的“指使”者的说法，依然充斥于报章。但是，冯雪峰相信，周扬绝不是这些人笔下的周扬，他与自己一样，是一只锦鸡。 五色斑斓的羽毛，雄赳赳的姿态，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生入死，“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的的确确是“漂亮的鸟类”；建国后，又同在一片蓝天下工作，也先后遭受磨难，吃足了“左”的苦头，虽然锦鸡身上被抹了一些黑灰，但仍不失为“漂亮的鸟类”，今天，一只锦鸡患了重病，另一只锦鸡物伤其类。两只锦鸡在昨天，纵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在“度尽劫波”之后，他们终于互相致意了，两只手重新握在一起。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情况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追悼会在11月举行时，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日，《锦鸡与麻雀》在《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 周扬从历史的高度总结历史 “两个口号”争论的一方冯雪峰“走了”，作为另一方主帅的周扬，觉得为自己，为冯雪峰，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说明这次争论的情况，所以，在1976年年底，他几易其稿，向中央写下了《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长达万字的陈述材料。关于冯雪峰，周扬写道： 他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原来比较好，他先找鲁迅了解情况，向鲁迅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协助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些都是对的，也是有功的。 此后，周扬一直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公正地评价冯雪峰，不纠缠历史旧账。 1978年4月29日，周扬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的访问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时，则首先作出自我批评和检讨。周扬说： “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同时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被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他说：“这个论争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同他（指胡风――引者注）争论。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 周扬还说：“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尽管承认他是领袖，但是并不认识他。” 1978年10月，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茅盾在看到冯雪峰的那份材料后，写出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当时，对于是否发表冯雪峰所写的那份材料和茅盾的文章，曾有不同意见。周扬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观点，支持发表，尽管冯雪峰写于“文革”的材料中，依然是带有大批判和上纲上线的语言。周扬作出这样的决定，不是没有遇到阻力。 周扬知道，即使他与冯雪峰握手的事已经为多人所知，所有的以往，当然不会在“相逢一笑”之后都烟消云散。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所书写的历史，不管当年有怎样的恩怨和纠葛，与总结更深层更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正确地书写文学史相比，――哪怕冯雪峰材料中要再一次将隐痛的伤疤揭开，哪怕要再一次将自己放在众人面前“示众”，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周扬不但同意发表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还同意将自己与赵浩生的谈话在同一期上发表，向大陆读者公开自己的态度。 1979年5月8日周扬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发表《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的讲话。周扬说道： 这里我想提一下冯雪峰同志，在我们的党内，他是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1928年他就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为鲁迅辩护。建国以后，他曾经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重新编写和注释《鲁迅全集》。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更不能忘记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革命友谊以及他对鲁迅杂文的正确评价。 这大约是新时期以来，周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肯定冯雪峰的历史功绩。 此后，伴随着周扬在“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新版《鲁迅全集》的问世，关于“两个口号”评价的论争有了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这场争论也落下了帷幕。 今年（编者注：2003年）是周扬诞辰95周年、冯雪峰诞辰100周年，愿此文化作心香一缕，祭奠他们的英灵。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1927年的4月12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使上海、北京乃至全国，都处在腥风血雨之中，以致这个应该有美好记忆的春天，竟成为党史书籍中一个令人一看就读到血腥味道的名词――“四一二大屠杀”。 屠杀，使一些人倒下了，但也使更多人加入到被屠杀者的行列。在上海，19岁的大学生周起应，在北京，24岁的已颇有名气的湖畔诗人冯雪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站到了镰刀斧头旗下。 由相识到交恶 1928年，冯雪峰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柔石的陪同下拜见了鲁迅，从此成为鲁迅忠诚的学生和战友；而因白色恐怖失掉组织关系的周扬，则为找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来到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 1930年，在上海的冯雪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与鲁迅联系沟通，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筹备工作，这个组织成立后，他担任了“左联”常委。而在日本没有找到组织关系的周扬，怏怏回到上海。 在上海，周扬一直没有公开职业，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主要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些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当得知“剧联”是左翼文化活动的团体时，他经赵铭彝的介绍加入剧联。1931年底，周扬由剧联转入左联，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初次相识。大约在冯雪峰眼中，周扬有领导者的风范，所以，在与夏衍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的同时，就让他担任了中央“文委”委员，“左联”机关报《文学月报》主编。 开始，冯雪峰与周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由于《文学月报》的风波而发生了争论，并因此导致关系“不那么融洽”了。 1932年11月，在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胡秋原、苏汶的争论过程中，左翼作家丘九写下了痛斥胡秋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在周扬主编的“左联”主要刊物《文学月报》1卷4号上发表了。这首长诗鞭挞的对象是胡秋原，诗中使用一些谩骂性的语言，引起了冯雪峰的不满。 此时，鉴于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战中，表现了“左”的关门主义色彩――当时，参加论战的冯雪峰、周扬、瞿秋白等人都是把胡秋原、苏汶等视为敌人的，引起了上海中央的负责人张闻天的注意，他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予以纠正。冯雪峰在得知张闻天的指示后，也转变了原来同仇敌忾的态度。因此，他在读到长诗后，就找到周扬，说长诗“违反了党的政策”，希望《文学月报》自己提出纠正。也许是当年地下工作的需要，冯雪峰没有把张闻天的指示和文章告诉周扬。周扬依然按照刚开始论战时的想法，把胡秋原、苏汶视为敌人，觉得对敌人即使是谩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结果，两人就争吵起来了。这场争吵，中断了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 周扬不听冯雪峰的意见，冯雪峰便找到鲁迅，希望鲁迅写篇文章纠正。鲁迅就以致周扬信的方式，写下了《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的著名杂文。周扬虽然将鲁迅的文章在《文学月报》发表了，但对冯雪峰的做法不满：你说服不了我，就抬出鲁迅来压我。 这种芥蒂还没有来得及化解，冯雪峰便到江西苏区了。周扬全面负责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周扬因“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足”，在解散“左联”等问题上采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鲁迅的不满。等到1936年5月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后，因为鲁迅对周扬的意见又进而加深了冯雪峰对周扬的成见。尽管冯雪峰知道在与党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周扬、夏衍等人一直在坚持为党工作，党组织也一直存在，但因为鲁迅对周扬的不满，以及他以前与周扬争吵所结下的“梁子”，他就没有先找周扬、夏衍等人。冯雪峰的这一做法，使在与党失掉联系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渴望与党取得联系的周扬等人对冯雪峰也更加不满。旧有的芥蒂没有消除，新的误解又产生了。到“两个口号”论争时，便有了总的爆发。 在冯雪峰重返上海之前，一方面，周扬根据党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文件的精神，结合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在文学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广大革命作家，以国防题材的作品，宣传抗日。另一方面，周扬酝酿在上海成立体现这两个文件精神的“文艺家协会”，在文化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界一些宗派分歧也暴露出来，比方说当时就有所谓“周扬派”和“胡风派”之类的说法。 冯雪峰到上海后，由于对当时文艺界的宗派分歧了解不足，而以前与周扬的隔阂也使他没有首先与周扬联系，缺乏与周扬的沟通。他在与胡风谈到“国防文学”的口号后，觉得这个口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胡风也说到了鲁迅对这个口号的态度。于是，两人一商量，决定提出另外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他们将这个口号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同意这个新口号。于是，胡风写下了一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不明就里的周扬等人，不知道这个口号是征得鲁迅同意提出的，本来与胡风就有分歧，于是，产生了“两个口号”大论争。论争过程中，周扬与冯雪峰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原本就有分歧的文艺界更加不团结。 冯雪峰不落井下石 建国以后，周扬先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冯雪峰的职务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二人虽同属文化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又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根据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因在江青所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将周扬视为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周扬首当其冲，成为“阎王”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国防文学”是当时周扬被批判的重大罪行之一。但是，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雪峰先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牛棚，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南组接受监督改造。因当时“四条汉子”被打倒，而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只剩下“鲁迅研究”一个课题，所以冯雪峰一时成了“重要人物”：既要为批判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写材料，又要为“鲁迅研究”提供材料。冯雪峰在那时有写不完的材料。关于30年代与周扬争论的这段历史，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向他了解，冯雪峰很担心这些人把他的话胡乱记录传抄，他特意写出了《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的材料。每当有人来向他或追问或了解这段历史时，他都拿出这个材料，交给来人。 在这个材料中，冯雪峰虽然要按照当年的“革命语言”声讨周扬，但在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事实时，却绝不歪曲。 不仅在这个材料中，即使在其他场合，冯雪峰确实没有对周扬“落井下石”。曾经担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周扬的一条罪状是“反对鲁迅”，主要是依据《鲁迅全集》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并有了“四条汉子”的说法。这条注释，是50年代冯雪峰同志主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时写的并经周扬审阅过的。加上这条注释，无非是说明该文章的写作背景等问题。在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上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当年与冯雪峰、楼适夷交往甚笃的许觉民，在《追思适夷》一文中也证实了露菲的回忆： 那时（1967年7月――引者），《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揭露周扬的文章，内容中有说到《鲁迅全集》中有一条对国防文学的注解，是周扬写的，还将该注文的原稿手迹印在文章中间。出版社的几个人看了，都知道那是冯雪峰写的，印出原稿的笔迹也确是冯雪峰写的。几个人在小组会里都说了，小组会主持人是个军人，他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报告。不久，集训班的领导，把我们几个人都叫去，其中就有雪峰和适夷。那领导说，你们议论些什么，你们不是在明目张胆地包庇周扬吗？我们就说，注解是冯雪峰执笔的，那印出的原稿也正是他的笔迹。适夷就说，他和雪峰相处几十年，雪峰的笔迹还会认错吗？那领导就问雪峰，是你写的吗？雪峰回答“是我写的”。那领导勃然大怒，大声说：你们这些人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我相信你们，反而不相信《红旗》？这一闹，弄得很尴尬，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审查的，自然不能再力争了。我们走出屋子后，适夷嘟哝了一句：难道让我们说假话吗？ 冯雪峰虽然与周扬积怨很深，但在事实面前并未嫁祸于周扬。 与冯雪峰晚年接触较多的陈早春回忆，在当年有不少人向冯雪峰了解鲁迅，“其中有些来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很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 冯雪峰的这种品格，是周扬和冯雪峰后来握手言和的契机。 “两只锦鸡”握手言和 1975年11月，初冬的寒冷伴随着政治气候上的严酷，使人们体会到“沁人肌肤”这个词语的内涵。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独自一人，乘公交车辗转来到东城北新桥的一所大杂院，叩开了这个大杂院的最后一间平房的门。癌症已到晚期的主人冯雪峰打开房门，在适应了光线看清了来人后，短暂的沉默，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场面的一幕，这是将永远定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10年，周扬有9年是在关押中度过的。由于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秘书和女儿）――他在关押中是如何度过的。在周扬刚出狱时，女儿周密多次问过他在狱中的情况，周扬很少讲。 从前来看望自己的友人及冯雪峰的儿子那里，周扬得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之举。在前引周扬给楼适夷的信中，周扬认为，冯雪峰是“没有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在当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讲了他去看望冯雪峰的情况： 周扬说：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了40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 在周扬与冯雪峰的交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冯雪峰渴望回到党内的愿望。 1957年，在周扬的主持下，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30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可是，冯雪峰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领导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文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同志都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在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1958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您解决，为您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告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直接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去试试看。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的冯雪峰。周扬的秘书露菲回忆说：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着周扬“一手拥抱着他，一手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之情。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此后不久，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锦鸡与麻雀》。在楼适夷给周扬写信时，抄录下这则寓言并特意注明是“冯雪峰最后遗作”：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两只锦鸡，多么确切的比喻！ 要知道，在冯雪峰写下这生命的绝笔的时候，对周扬仍然用敌我矛盾的口径在进行批判，把“国防文学”作为反对口号，把周扬作为“叛徒”，把周扬作为“四人帮”的“指使”者的说法，依然充斥于报章。但是，冯雪峰相信，周扬绝不是这些人笔下的周扬，他与自己一样，是一只锦鸡。 五色斑斓的羽毛，雄赳赳的姿态，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生入死，“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的的确确是“漂亮的鸟类”；建国后，又同在一片蓝天下工作，也先后遭受磨难，吃足了“左”的苦头，虽然锦鸡身上被抹了一些黑灰，但仍不失为“漂亮的鸟类”，今天，一只锦鸡患了重病，另一只锦鸡物伤其类。两只锦鸡在昨天，纵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在“度尽劫波”之后，他们终于互相致意了，两只手重新握在一起。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情况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追悼会在11月举行时，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日，《锦鸡与麻雀》在《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 周扬从历史的高度总结历史 “两个口号”争论的一方冯雪峰“走了”，作为另一方主帅的周扬，觉得为自己，为冯雪峰，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说明这次争论的情况，所以，在1976年年底，他几易其稿，向中央写下了《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长达万字的陈述材料。关于冯雪峰，周扬写道： 他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原来比较好，他先找鲁迅了解情况，向鲁迅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协助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些都是对的，也是有功的。 此后，周扬一直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公正地评价冯雪峰，不纠缠历史旧账。 1978年4月29日，周扬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的访问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时，则首先作出自我批评和检讨。周扬说： “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同时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被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他说：“这个论争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同他（指胡风――引者注）争论。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 周扬还说：“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尽管承认他是领袖，但是并不认识他。” 1978年10月，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茅盾在看到冯雪峰的那份材料后，写出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当时，对于是否发表冯雪峰所写的那份材料和茅盾的文章，曾有不同意见。周扬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观点，支持发表，尽管冯雪峰写于“文革”的材料中，依然是带有大批判和上纲上线的语言。周扬作出这样的决定，不是没有遇到阻力。 周扬知道，即使他与冯雪峰握手的事已经为多人所知，所有的以往，当然不会在“相逢一笑”之后都烟消云散。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所书写的历史，不管当年有怎样的恩怨和纠葛，与总结更深层更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正确地书写文学史相比，――哪怕冯雪峰材料中要再一次将隐痛的伤疤揭开，哪怕要再一次将自己放在众人面前“示众”，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周扬不但同意发表茅公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还同意将自己与赵浩生的谈话在同一期上发表，向大陆读者公开自己的态度。 1979年5月8日周扬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发表《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的讲话。周扬说道： 这里我想提一下冯雪峰同志，在我们的党内，他是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1928年他就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为鲁迅辩护。建国以后，他曾经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重新编写和注释《鲁迅全集》。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更不能忘记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革命友谊以及他对鲁迅杂文的正确评价。 这大约是新时期以来，周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肯定冯雪峰的历史功绩。 此后，伴随着周扬在“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新版《鲁迅全集》的问世，关于“两个口号”评价的论争有了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这场争论也落下了帷幕。 今年（编者注：2003年）是周扬诞辰95周年、冯雪峰诞辰100周年，愿此文化作心香一缕，祭奠他们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