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基层干部都像周国知那样情系群众、忘我工作、甘于奉献，就没有群众不拥护的，也没有干不好的事情 “周主任啊，我来看你了！”“你是累死的呀，周主任！”声声呼唤划破了鄂西大山的宁静。阴雨霏霏，群山静默。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６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的数百名乡亲，捧着鲜艳的山花，沿着崎岖的山道，聚集在一座坟茔前，凭吊一年前离他们而去的乡民政助理、共产党员周国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牵挂的是群众的冷暖安危，惦记的是国家、集体的利益 ２００３年６月９日，乡里强行要求多次病倒在工作途中的周国知暂停工作，到宣恩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肝癌晚期！ 医生对周国知的亲属道出实情：他最多能活一个月；如隐瞒病情，也许还能活三个月。于是，哥哥周灵知对周国知说，你得的是胃病，还有肝炎。周国知说：“那就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吃。消除茅草屋的工作离不开我，好多事还等着我去做呢！” 在病痛的折磨中，周国知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 “哥，福利院的煤快用完了，求你跑一趟，到乡里取４０００元。给福利院送３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给黄书记（该乡分管民政的副书记黄长喜），以备救灾急用，让他安排人把库房的棉絮晒一晒…… “哥，你还记得锣鼓圈村的孤老冯卓然吗？无依无靠，去年我在县城见到过他。你帮我找一找，送他进福利院…… “哥，勾腰坝村现役军属汤生朋的茅屋，我放心不下。本地的瓦太贵了，我已在沙道沟镇当阳坪村联系了便宜的瓦。我不能帮他拉瓦了，你捎话让他找乡里写个条子（贫困证明），快把瓦拉回来……” 由于癌魔肆虐，８月１４日，周国知再次住进县医院。原发性肝癌带来的日益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３１日晚，病情再次加重。周国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哀求哥哥说出了实情。周国知听后生气地说：“哥，既然知道我的病没治了，为啥还要我住院，叫国家花冤枉钱？我明天就出院回家。” 那一夜，周国知向哥哥提了几个“要求”：“我死后，看乡里能不能给我开个生平介绍会。我不迷信，主要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是党的人，是国家干部；我没有完成县民政局交给的消除茅草屋的任务，我对不住他们，你代我请他们吃一次饭；我死后，你给县民政局捎信，不要惊动‘茅屋户’；这次回家，乡里肯定会派车接我，家门口的一段路不好，不要因为我把国家的财产搞坏了，你和老幺给我扎个担架……” 在最后的日子里，周国知把还住着茅屋的胡柏春的长子叫到跟前：“不能帮你家建新房了，对不起啊！”９月１８日，周国知向接替他的乡民政助理魏光荣交待：“民政工作直接面对老百姓，要耐心细致，办好不容易；一定要找到孤老冯卓然，接他进福利院……” 他为群众做实事、解难事，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里，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感同身受 周国知对老百姓的关心，２０多年如一日。 周国知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出生，先后担任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部长、乡长，椿木营区（后改乡）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机构改革后称为民政助理）等职务。 魏光荣哽咽着说：“周国知参加工作以来，他做任何事情，总是那么出色，总是那么让群众满意……” “我因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被褥湿透，周主任一层一层翻看后难过地说：‘老胡，我对您关心不够啊！’不几天，他从民政物资中为我拿来一床新被子、两套新衣服。”勾腰坝村贫困户胡顶成夫妇都是残疾人，提起周国知，不住地叹息，“他过去经常给我们挑水吃，后来他从附近山坡上找到一眼泉水，又帮忙牵了一根皮管，引来泉水……现在，想对他说句感激的话，都办不到了啊！” 当地人忌讳接触坐月子的妇女，周国知却打破了“常规”。１９８８年，范家坪村冯银林的妻子产后在乡卫生院做绝育手术，却没钱食宿。时任后坝乡乡长的周国知把两人接到自己的宿舍，免费吃住。长槽村的李仙春说，１９９６年９月，她产后做绝育手术，丈夫不在身边，周国知和另一位乡干部，帮忙用担架抬她去做手术，又抬着送回家。多年来，周国知护送做手术的“月母子”有８００多人。 周国知说，我是党的基层干部，要是不关心群众，党的温暖怎样体现？党的干部做百姓的孝子是应该的！ 他公道正派，耐心细致，以党员的责任感来解难事、感染人，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干部细致周到的工作。 １９８５年，原椿木营区推广地膜玉米，不少群众一时接受不了。时任后坝乡武装部长的周国知带头种植，并在自家所在的勾腰坝村逐户做说服工作，一跑就是１０多天。最后剩下４８户贫困户无钱落实，周国知又为他们争取到救济款。为不误农时，他连夜背起地膜，一家一户地送。道理讲通，又体谅难处，群众气也就顺了。当年，勾腰坝村玉米亩产破天荒地达到４００多公斤，比以前提高２５０多公斤。 乡福利院的汤银桂老人年过七旬，因棺材没着落而时常叹气。２０００年９月，周国知跑到几十公里外的鹤峰县为老人买回好木料，对老人说：“老人家，您要是不满意，我再去买。”老人感动得连声说道：“满意，满意！”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得到的是群众的满意，赢得的是社会的稳定。 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忘我工作，一身清白 锣鼓圈村和杨柳坨村之间有一道深谷，酉水河咆哮而过，多年来，两岸百姓都靠一座独木桥过河，多人在此失足丧生。１９８９年初，时任后坝乡乡长的周国知决心带领群众修桥，并带头用“弯架子”从山上往山下河边背水泥。竣工后，乡亲们在桥头立了一座功德碑，周国知却悄悄凿掉了功德碑上自己的名字。 椿木营乡有１１２户“茅屋户”，占全县的１／３。２００３年５月８日，周国知起早去给勾腰坝村胡柏春家的茅屋拍照时，明显觉得体力不支。他硬挺着给胡柏春家拍完照片，又匆匆赶往第二家，刚走出不远，肝部钻心疼痛，昏倒在路边。 看到周国知的脸色实在吓人，家人、同事都劝他去看病。周国知说，“茅屋”登记早一天完成，贫困户就能早一天住进新房，等搞完了我就去看病。 住进医院后，他天天翻着结算单，唠叨着要早一天出院，每天就可以节省４０多元的住院费。出院后周国知就移交了工作，同时移交了乡民政账面上的３６０００多元，还有一部照相机和一支圆珠笔。魏光荣说，周国知工作期间经手的钱约有１００万元，移交时毫厘不差。 “如果每个基层干部都像周国知那样忘我工作、甘于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就没有群众不拥护的，也没有干不好的事情。”宣恩县县长田金培说。 他是群众的贴心人，他是可亲的儿子、可爱的丈夫、可敬的爸爸 ９月２７日晚，周国知坐在自家的圈椅上，悄然离开人世。出殡那天，数百乡亲自发赶来，队伍中有白发的老人、背着娃娃的妇女、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周国知走了，留下八旬老父、多病的妻子、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周国知临终前对父亲说：“本来要把门前的踏板搞好，为您送终。儿不行了，有愧呀，您不怪儿吧？”父亲周东海落泪了：“不怪，不怪，你是我的好儿子啊！” 妻子汪碧秀身体不好，近年又患上严重的类风湿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周国知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听到什么偏方就记下来。在最后的几天里，周国知预感自己不行了，提出要坐在圈椅上。汪碧秀眼泪涟涟：“他是担心自己躺在床上死，以后我们娘儿仨会害怕，不敢再睡那张床呀。他走的时候，紧紧抓着我的手，他是舍不得我们呀……” 周国知去世前，最后一次向魏光荣叮嘱工作时曾提到，父亲年纪大了，妻子的病可能导致瘫痪，两个孩子还在读书，请求组织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适当关照――对周国知来说，因家事向组织提要求，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摘自《人民日报》 原标题为《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周国知》 本刊有删节）
如果每个基层干部都像周国知那样情系群众、忘我工作、甘于奉献，就没有群众不拥护的，也没有干不好的事情 “周主任啊，我来看你了！”“你是累死的呀，周主任！”声声呼唤划破了鄂西大山的宁静。阴雨霏霏，群山静默。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６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的数百名乡亲，捧着鲜艳的山花，沿着崎岖的山道，聚集在一座坟茔前，凭吊一年前离他们而去的乡民政助理、共产党员周国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牵挂的是群众的冷暖安危，惦记的是国家、集体的利益 ２００３年６月９日，乡里强行要求多次病倒在工作途中的周国知暂停工作，到宣恩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肝癌晚期！ 医生对周国知的亲属道出实情：他最多能活一个月；如隐瞒病情，也许还能活三个月。于是，哥哥周灵知对周国知说，你得的是胃病，还有肝炎。周国知说：“那就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吃。消除茅草屋的工作离不开我，好多事还等着我去做呢！” 在病痛的折磨中，周国知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 “哥，福利院的煤快用完了，求你跑一趟，到乡里取４０００元。给福利院送３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给黄书记（该乡分管民政的副书记黄长喜），以备救灾急用，让他安排人把库房的棉絮晒一晒…… “哥，你还记得锣鼓圈村的孤老冯卓然吗？无依无靠，去年我在县城见到过他。你帮我找一找，送他进福利院…… “哥，勾腰坝村现役军属汤生朋的茅屋，我放心不下。本地的瓦太贵了，我已在沙道沟镇当阳坪村联系了便宜的瓦。我不能帮他拉瓦了，你捎话让他找乡里写个条子（贫困证明），快把瓦拉回来……” 由于癌魔肆虐，８月１４日，周国知再次住进县医院。原发性肝癌带来的日益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３１日晚，病情再次加重。周国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哀求哥哥说出了实情。周国知听后生气地说：“哥，既然知道我的病没治了，为啥还要我住院，叫国家花冤枉钱？我明天就出院回家。” 那一夜，周国知向哥哥提了几个“要求”：“我死后，看乡里能不能给我开个生平介绍会。我不迷信，主要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是党的人，是国家干部；我没有完成县民政局交给的消除茅草屋的任务，我对不住他们，你代我请他们吃一次饭；我死后，你给县民政局捎信，不要惊动‘茅屋户’；这次回家，乡里肯定会派车接我，家门口的一段路不好，不要因为我把国家的财产搞坏了，你和老幺给我扎个担架……” 在最后的日子里，周国知把还住着茅屋的胡柏春的长子叫到跟前：“不能帮你家建新房了，对不起啊！”９月１８日，周国知向接替他的乡民政助理魏光荣交待：“民政工作直接面对老百姓，要耐心细致，办好不容易；一定要找到孤老冯卓然，接他进福利院……” 他为群众做实事、解难事，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里，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感同身受 周国知对老百姓的关心，２０多年如一日。 周国知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出生，先后担任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部长、乡长，椿木营区（后改乡）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机构改革后称为民政助理）等职务。 魏光荣哽咽着说：“周国知参加工作以来，他做任何事情，总是那么出色，总是那么让群众满意……” “我因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被褥湿透，周主任一层一层翻看后难过地说：‘老胡，我对您关心不够啊！’不几天，他从民政物资中为我拿来一床新被子、两套新衣服。”勾腰坝村贫困户胡顶成夫妇都是残疾人，提起周国知，不住地叹息，“他过去经常给我们挑水吃，后来他从附近山坡上找到一眼泉水，又帮忙牵了一根皮管，引来泉水……现在，想对他说句感激的话，都办不到了啊！” 当地人忌讳接触坐月子的妇女，周国知却打破了“常规”。１９８８年，范家坪村冯银林的妻子产后在乡卫生院做绝育手术，却没钱食宿。时任后坝乡乡长的周国知把两人接到自己的宿舍，免费吃住。长槽村的李仙春说，１９９６年９月，她产后做绝育手术，丈夫不在身边，周国知和另一位乡干部，帮忙用担架抬她去做手术，又抬着送回家。多年来，周国知护送做手术的“月母子”有８００多人。 周国知说，我是党的基层干部，要是不关心群众，党的温暖怎样体现？党的干部做百姓的孝子是应该的！ 他公道正派，耐心细致，以党员的责任感来解难事、感染人，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干部细致周到的工作。 １９８５年，原椿木营区推广地膜玉米，不少群众一时接受不了。时任后坝乡武装部长的周国知带头种植，并在自家所在的勾腰坝村逐户做说服工作，一跑就是１０多天。最后剩下４８户贫困户无钱落实，周国知又为他们争取到救济款。为不误农时，他连夜背起地膜，一家一户地送。道理讲通，又体谅难处，群众气也就顺了。当年，勾腰坝村玉米亩产破天荒地达到４００多公斤，比以前提高２５０多公斤。 乡福利院的汤银桂老人年过七旬，因棺材没着落而时常叹气。２０００年９月，周国知跑到几十公里外的鹤峰县为老人买回好木料，对老人说：“老人家，您要是不满意，我再去买。”老人感动得连声说道：“满意，满意！”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得到的是群众的满意，赢得的是社会的稳定。 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忘我工作，一身清白 锣鼓圈村和杨柳坨村之间有一道深谷，酉水河咆哮而过，多年来，两岸百姓都靠一座独木桥过河，多人在此失足丧生。１９８９年初，时任后坝乡乡长的周国知决心带领群众修桥，并带头用“弯架子”从山上往山下河边背水泥。竣工后，乡亲们在桥头立了一座功德碑，周国知却悄悄凿掉了功德碑上自己的名字。 椿木营乡有１１２户“茅屋户”，占全县的１／３。２００３年５月８日，周国知起早去给勾腰坝村胡柏春家的茅屋拍照时，明显觉得体力不支。他硬挺着给胡柏春家拍完照片，又匆匆赶往第二家，刚走出不远，肝部钻心疼痛，昏倒在路边。 看到周国知的脸色实在吓人，家人、同事都劝他去看病。周国知说，“茅屋”登记早一天完成，贫困户就能早一天住进新房，等搞完了我就去看病。 住进医院后，他天天翻着结算单，唠叨着要早一天出院，每天就可以节省４０多元的住院费。出院后周国知就移交了工作，同时移交了乡民政账面上的３６０００多元，还有一部照相机和一支圆珠笔。魏光荣说，周国知工作期间经手的钱约有１００万元，移交时毫厘不差。 “如果每个基层干部都像周国知那样忘我工作、甘于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就没有群众不拥护的，也没有干不好的事情。”宣恩县县长田金培说。 他是群众的贴心人，他是可亲的儿子、可爱的丈夫、可敬的爸爸 ９月２７日晚，周国知坐在自家的圈椅上，悄然离开人世。出殡那天，数百乡亲自发赶来，队伍中有白发的老人、背着娃娃的妇女、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周国知走了，留下八旬老父、多病的妻子、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周国知临终前对父亲说：“本来要把门前的踏板搞好，为您送终。儿不行了，有愧呀，您不怪儿吧？”父亲周东海落泪了：“不怪，不怪，你是我的好儿子啊！” 妻子汪碧秀身体不好，近年又患上严重的类风湿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周国知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听到什么偏方就记下来。在最后的几天里，周国知预感自己不行了，提出要坐在圈椅上。汪碧秀眼泪涟涟：“他是担心自己躺在床上死，以后我们娘儿仨会害怕，不敢再睡那张床呀。他走的时候，紧紧抓着我的手，他是舍不得我们呀……” 周国知去世前，最后一次向魏光荣叮嘱工作时曾提到，父亲年纪大了，妻子的病可能导致瘫痪，两个孩子还在读书，请求组织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适当关照――对周国知来说，因家事向组织提要求，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摘自《人民日报》 原标题为《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周国知》 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