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卷第5期
2011年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UNIVERSITYOFJINAN（SocialScienceEdition）
Vol．21No．5
2011
论纵横家战争观
杨新宾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贬战”要：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战争观较为特殊，即带有浓厚的色彩，他们一方面承认战争的现实性，对
在规避战争的选择上，并不推崇以战止战，更倾向于运用外交策略解决战争问题。战争问题并不回避；另一方面，
这种战争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当时的总体局势看，各国力量的分化组合为外交策略的推行提供了条件；从国家层面来看，脱离外交选择的战争也是极具风险的；从纵横家的发迹史来看，外交策略的成功也促使他们将战争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关键词：纵横家；战争观；外交策略；贬战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1）05－0065－04
战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代，其重要特
如果说春征之一就是战争的频发和烈度的增加，秋的战争还打着“尊王”的旗号，时至战国，这一
块最后的遮羞布也被完全丢弃，各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
［1］（P685）
。从某种意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不信，
义上讲，战争成了这一时代的主题，用“战国”指
称这一时期确为精当。与此相应，如何理解战争就成了战国诸子的共同话题。以儒、道、法、墨等为代表的诸子，其理论重点虽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总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对现实的各种问题做出正面回应，而战争问题则首当其冲。
一、诸子战争观的两个基本路向诸子的战争观有一个根本的分野，即理想与功利的对立。儒、墨、道为代表的诸家对战争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儒家高倡仁义之说，并以所谓“义
，兵”消解了当时战争的合法性；墨家倡“兼爱”虽也认可正当防御的必要性，但也将其限制在尽可
，“非攻”能低的水平上，从根本价值上来看更能
收稿日期：2011－07－06
，代表墨家的真实态度；道家讲“无为”把任何破
，“杀人盈野”坏人类素朴状态的行为都予以贬斥
的战争自然也在其中。与此相反，法家以功利主
“富国强兵”义为标的，以为口号，力主“当今争于，气力”对战争抱有一种极高的热情。法家的代
兵两家的杰出人物，表人物吴起就是一位身兼法、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
［2］（P57）
。这一分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歧，究其实质，是“前者体现为对人本精神的崇［3］
尚，而后者则反映为对功利原则的执著”。前述诸子的战争观之所以呈现不同的特色，完全是由其思想体系决定的。他们对战争的认识受制于各自要阐述的核心论点，这层复杂的关系使他们无法真正深入到战争的内部，无法概括战争的独特性质和独特规律。两种观点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失。儒、墨、道虽看到了战争的破坏性，“非战”但仅摆出的姿态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法家虽看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若没有节制地推动战争也难免穷兵黩武，破军害国。
“非战”“好战”与这种简单的或相比，兵家的
作者简介：杨新宾（1986－），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65
战争观独树一帜。兵家作为与战争紧密相连的专
其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具有较强门之学，
的思辨色彩。以《孙子兵法》为例，其虽为兵书，
但在探讨战争问题上绝非就战争谈战争，而是从经济、社会的全盘加以筹划，可谓之系统的政治、
战争观。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权衡，才有了孙子“慎战”。《孙子兵法》的战争观首篇《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开宗明义地承认了战争之于国家生死荣辱也”
的重要性，这也是孙武战争观的点睛之笔。全书谈及战争，往往是利害并举，其“慎战”思想表露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无遗，如则不能尽知用兵
［4］（P32）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之利也”
［4］（P173）
。正是由于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害”如果处
举衝橹，家杂緫，穿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蔽，
。又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于土功，
“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
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者，
。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由这些表述可以看出，纵横家对战争是持一种谨慎态度的，其战争观应类似《孙子兵法》的“慎战”。从表面看来，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因为这和兵家正视战争、又不轻易开启战争的观点十分相像。纵横家对战争危害的解读很类似兵家，《孙子兵法》中也有类似苏秦的言辞，如“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
，“胜久则钝兵挫锐，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攻城。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则力屈，
虽然纵横家与兵家对战争危害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的时候却走上了不同
的道路。兵家一方面在强调慎战的同时，一方面又侧重于发展武备，希冀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达
。“故用兵之法，到震慑敌国、保全本国的目的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
［4］（P175）”不可攻也。也就是说，兵家主要是向内用力，以提高自身应对战争能力的策略来遏制敌国
进犯。
而纵横家主要是通过外交谋略，即依据当时
陈以利害，或离诸国之间的离合形势来做出决策，
散敌国之联盟，或引外援来增加优于敌国的砝码。
他们认为如果策略得当，完全可以不借助武力就因此纵横家并不将战争视为将战争的隐患消除，解决争端的最佳手段，而是外交谋略失败之后不得已之举。他们在价值判断上，对于战争也是持贬低态度的。
纵横家的言辞中充斥了许多推崇谋略、反对先战的话语，甚至将谋略提高到事关国家生死存：“不费亡的高度。如称颂苏秦合纵的效用时，说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议论楚怀王败于秦
：“故楚之土壤、时，说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事之本也；听
［5］（P118）”者，存亡之机。苏秦游说齐闵王时，也有言“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橹”，“攻战之道，不施而边城降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
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
［5］（P75）
孙武再三强调不要贸然兴师，置不当会累及自身，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
［4］（P283－284）
。也”
二、纵横家的战争观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典型
特征是事游说，尚计谋，以此达到干人主、至尊位、离合诸侯的目的。纵横家没有像儒、道、墨那样的理论体系，甚至不及法、兵的自成一体，而是完全着眼于实际，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纵横家要想取信人主，势必也要对战争问题做出自己的解读。
本着务实原则和功利主义态度，纵横家对战争问题并不回避。他们也不像儒、道、墨那样的理对战争做出义与不义的区别，而是绕过这一想派，层讨论，直接探讨战争的功用，实际是承认战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夫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张仪也有言
［5］（P89）”战者万乘之存亡也。可见，纵横家并不讳
言战事，这与其务实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在承认战争的客观性的同时，纵横家也认识到了战争的巨大危害。苏秦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战者，”曾有言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看到
，“军之所出矛戟了战争对国家财力的极大消耗
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
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攻城之费：百姓理襜6
［5］（P74－75）
［5］（P421－422）
，“战攻非所先”。上”由此得出结论说
纵横家规避战争的这种态度，看似与兵家的
。而且秦楚交兵，韩、魏、齐也会趁机出实”
，“王破楚以肥韩、兵不血刃地夺取战略要地兵，
，魏于中国而劲齐”这对于秦国来说是更加不利鼓动秦国与楚交好，两国的。黄歇在此话锋一转，
，“是王之地一东海，魏，以此制齐要合力臣服韩、
。绝天下也”
黄歇的这番游说，不论其结果如何，但其意图
是很明显的，即分析秦国所面临的周边形势及伐楚带来的不良后果，打消秦国伐楚的念头，使楚国免于兵灾。
因此，纵横家在谈及战争问题时，一方面承认战争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对战争的巨大危害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和兵家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纵横家又跳出了以战争应对战争的圈子，试图运利用纷然多变的诸国矛盾来化解潜用外交谋略，
降低已发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这一点又超在战争，
出了传统兵家的思维，开启了应对战争问题的新
，思路。如果说兵家的战争观是“慎战”那么纵横，家的战争观可以说是“贬战”即不推崇战争，不
提倡以战止战，而是把战争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三、纵横家战争观的形成原因
纵横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战争观，也是有着多重原因的。
首先，战国时代力量分化、组合十分频繁，和
交战双方需要考虑战问题往往受多方力量掣肘，
的问题往往超出了单纯的战争层面。因此战争问
题的解决不一定非要依靠单纯的战争手段，这就为纵横家推崇的外交谋略提供了施展的空间。这一点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也多有所体现。如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楚、魏交战，魏国为防止秦国援助楚国，许诺将上洛赠与秦国。但魏国取胜之后，绝口不提献地之事，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个叫营浅的谋士向秦王献计，散播秦国将与楚国联合的消息，造成秦、楚伐魏的假象。
［5］（P232）
”“魏王闻之，恐，效上洛于秦。这一事件
中，秦国主要利用了魏国对秦楚联合的恐惧，并据
［5］（P241）
“不战而屈人之兵”相类，实质是天壤之别。兵家
，“不战而对战争的现实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只是一种理想态，或者说是期望达到屈人之兵”
的理想境界。他们的重心仍然放在加强自身军事实力，提高备战水平上。纵横家则多限于利用诸国之间的矛盾，见缝插针，对于提高本国军备倾力较少，对于增加武备，训练士卒等战争本身的问题，纵横家较少涉及，这构成了与兵家十分明显的差别。
战国诸强，力量分化、组合的频率很快，各国外交倾向变化十分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战争爆发的频率和烈度。兵家对于诸国力量的分合
：“故不知诸侯之如孙子也曾说也有一定的注意，
”不能豫交。但兵家论述的角度与纵谋者，
、“速战”横家不同，兵家是从强调“慎战”方面入手的，认为战争要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取得胜利，如
果大军屯兵于外会给其他国家偷袭的机会，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
［4］（P31）
。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与此相应，兵家对他国的军事援助是持怀疑
态度的，他们认为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为了他国而受兵火之灾，出兵也仅仅是摆出一种声援
。《尉缭子》的姿态而已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透彻：“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
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其实
”：“天下诸国助我由此得出结论不可得而战也。
战，犹良骥騄駬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
［2］（P126－127）
气哉！”因此，就兵家的整体倾向来看，他们对他国的援助期许并不是很高，足食足兵才是他们真正的关注点。
与此相应，纵横家对外交谋略寄寓了很高的
：“安民之本，期望，苏秦就曾明言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
纵横家在游说诸国时，一个惯用的思维就是指出该国的外交环境，根据需要突出利弊，或鼓动，或
白起伐楚，楚人黄歇出使秦恫吓。如秦昭王时，
国。黄歇指出秦国征讨楚国，必借道韩、魏，而两
国与秦累战多年，结怨很深，若两国出兵截断秦军，“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退路魏也”若不借道韩、魏，则必攻随阳，而随阳“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
［1］（P2245）
［4］（P140）
此向魏施加压力，兵不血刃达到了目的。又如周
当时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国准备伐齐，鲁国与楚国交好，而且鲁国与齐国相邻，如果鲁国
参战将会对齐国带来极大压力。为了争取鲁国的中立，齐国谋士张丐去鲁游说。张丐分析了齐、楚两国的实力后，指出“齐、楚之权，敌也，不用有鲁与无鲁”
［5］（P321）
，齐、楚两国实力相当，鲁国的立场
67
根本无法影响大局，因此卷入两国之争不是明智
等到双方胜败已定时，之举。鲁国应当静观其变，
自己再加入胜方的阵营，这样就不用代他国受兵，
而且也有援助他国的美誉，受到与国的器重。张成功阻止了鲁国与楚国的联合，丏的这一番言辞，
避免了齐军的两线作战，减轻了齐国的压力。因此，正是由于战国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给了纵横家纵横捭阖、离合诸侯的空间，使他们获得了以最小的代价换来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带来的成果。纵横家推崇外交谋略，反对以战争应对战争，也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承载条件。
其次，兵家所倡导的足食、足兵也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从基本思路上来看，兵家强调发提高应对战争能力，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展武备，
任何一个诸侯国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命运寄于外交，寄于他国的援助。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发展武备也是受到本国经济、人口等多重条件限制的，单纯以战争解决争端或者导致穷兵黩武，或者导致军败国危。因此，正确选择外交谋略解决争端，保全有生力量，也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美国战略学家柯林斯曾指出：大战略是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认为单凭武力就能打赢战争，那是愚蠢的。单凭武力而忽略外交抉择，往往事倍功半，陷入困境。如战国时期的魏国，军事但由于处于四战之地，外交决力量一度十分强大，策上也出现重大失误，攻赵、伐韩，破坏了魏国霸业的基础即三晋联盟，最终导致两败于齐国，霸业
军事力量并非取得胜利的易手。这都暗示我们，
唯一手段，也不可能是唯一手段。
最后，张仪、苏秦等人的发家史也使他们倾向于抬高谋略的地位，贬低战争的作用。苏秦自称
“东周之鄙人”，穷困落魄，被家人耻笑，正是靠是
才得以位极人臣，佩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山东六国，
，“黄金万溢为用，六国相印转毂连骑，炫熀于道，
［5］（P75）
。他主持的合纵也对山东之国从风而服”
，“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秦造成了很大的震慑
［1］（P2262）
。张仪也是布衣起家，年”游说诸国，破纵连横，官拜秦相。
两人的发家过程，一方面使他们体会到了外
交谋略的巨大功用，认识到单纯以战取胜的局限性，他们对战争的轻视也是事出有因。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凭谋略取得尊位，对于战事不甚精通，也不具备统兵作战的能力。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保全自己的富贵，势必也会极力抬高外交策略的重要性，这恐怕也是他们贬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观纵横家的战争观，具有极强的时代背景。在战火频仍的战国时期，战争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是纵横家也不得不承认的。但是与兵家立足自身、强兵强军的思维不同，纵横家没有将精力倾注到如何探讨战争规律，如何克敌制胜上，而是从诸国并争的大环境入手，试图从外交层面上解决战争问题。他们对战争作用的认可，是有限度和有保留的，称其战争观为“贬战”也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1］M］．北京：中华书局，1982．司马迁．史记［
［2］M］．济南：齐鲁书社，1999．黄朴民，等．武经七书新译［［3］1996，黄朴民．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初探［J］．历史研究，
（5）．
［4］M］．北京：中华书局，199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5］M］．北京：中华书局，1990．何建章．战国策注释［
责任编辑：陈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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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卷第5期
2011年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UNIVERSITYOFJINAN（SocialScienceEdition）
Vol．21No．5
2011
论纵横家战争观
杨新宾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贬战”要：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战争观较为特殊，即带有浓厚的色彩，他们一方面承认战争的现实性，对
在规避战争的选择上，并不推崇以战止战，更倾向于运用外交策略解决战争问题。战争问题并不回避；另一方面，
这种战争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当时的总体局势看，各国力量的分化组合为外交策略的推行提供了条件；从国家层面来看，脱离外交选择的战争也是极具风险的；从纵横家的发迹史来看，外交策略的成功也促使他们将战争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关键词：纵横家；战争观；外交策略；贬战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1）05－0065－04
战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代，其重要特
如果说春征之一就是战争的频发和烈度的增加，秋的战争还打着“尊王”的旗号，时至战国，这一
块最后的遮羞布也被完全丢弃，各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
［1］（P685）
。从某种意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不信，
义上讲，战争成了这一时代的主题，用“战国”指
称这一时期确为精当。与此相应，如何理解战争就成了战国诸子的共同话题。以儒、道、法、墨等为代表的诸子，其理论重点虽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总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对现实的各种问题做出正面回应，而战争问题则首当其冲。
一、诸子战争观的两个基本路向诸子的战争观有一个根本的分野，即理想与功利的对立。儒、墨、道为代表的诸家对战争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儒家高倡仁义之说，并以所谓“义
，兵”消解了当时战争的合法性；墨家倡“兼爱”虽也认可正当防御的必要性，但也将其限制在尽可
，“非攻”能低的水平上，从根本价值上来看更能
收稿日期：2011－07－06
，代表墨家的真实态度；道家讲“无为”把任何破
，“杀人盈野”坏人类素朴状态的行为都予以贬斥
的战争自然也在其中。与此相反，法家以功利主
“富国强兵”义为标的，以为口号，力主“当今争于，气力”对战争抱有一种极高的热情。法家的代
兵两家的杰出人物，表人物吴起就是一位身兼法、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
［2］（P57）
。这一分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歧，究其实质，是“前者体现为对人本精神的崇［3］
尚，而后者则反映为对功利原则的执著”。前述诸子的战争观之所以呈现不同的特色，完全是由其思想体系决定的。他们对战争的认识受制于各自要阐述的核心论点，这层复杂的关系使他们无法真正深入到战争的内部，无法概括战争的独特性质和独特规律。两种观点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失。儒、墨、道虽看到了战争的破坏性，“非战”但仅摆出的姿态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法家虽看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若没有节制地推动战争也难免穷兵黩武，破军害国。
“非战”“好战”与这种简单的或相比，兵家的
作者简介：杨新宾（1986－），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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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观独树一帜。兵家作为与战争紧密相连的专
其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具有较强门之学，
的思辨色彩。以《孙子兵法》为例，其虽为兵书，
但在探讨战争问题上绝非就战争谈战争，而是从经济、社会的全盘加以筹划，可谓之系统的政治、
战争观。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权衡，才有了孙子“慎战”。《孙子兵法》的战争观首篇《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开宗明义地承认了战争之于国家生死荣辱也”
的重要性，这也是孙武战争观的点睛之笔。全书谈及战争，往往是利害并举，其“慎战”思想表露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无遗，如则不能尽知用兵
［4］（P32）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之利也”
［4］（P173）
。正是由于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害”如果处
举衝橹，家杂緫，穿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蔽，
。又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于土功，
“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
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者，
。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由这些表述可以看出，纵横家对战争是持一种谨慎态度的，其战争观应类似《孙子兵法》的“慎战”。从表面看来，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因为这和兵家正视战争、又不轻易开启战争的观点十分相像。纵横家对战争危害的解读很类似兵家，《孙子兵法》中也有类似苏秦的言辞，如“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
，“胜久则钝兵挫锐，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攻城。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则力屈，
虽然纵横家与兵家对战争危害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的时候却走上了不同
的道路。兵家一方面在强调慎战的同时，一方面又侧重于发展武备，希冀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达
。“故用兵之法，到震慑敌国、保全本国的目的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
［4］（P175）”不可攻也。也就是说，兵家主要是向内用力，以提高自身应对战争能力的策略来遏制敌国
进犯。
而纵横家主要是通过外交谋略，即依据当时
陈以利害，或离诸国之间的离合形势来做出决策，
散敌国之联盟，或引外援来增加优于敌国的砝码。
他们认为如果策略得当，完全可以不借助武力就因此纵横家并不将战争视为将战争的隐患消除，解决争端的最佳手段，而是外交谋略失败之后不得已之举。他们在价值判断上，对于战争也是持贬低态度的。
纵横家的言辞中充斥了许多推崇谋略、反对先战的话语，甚至将谋略提高到事关国家生死存：“不费亡的高度。如称颂苏秦合纵的效用时，说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议论楚怀王败于秦
：“故楚之土壤、时，说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事之本也；听
［5］（P118）”者，存亡之机。苏秦游说齐闵王时，也有言“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橹”，“攻战之道，不施而边城降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
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
［5］（P75）
孙武再三强调不要贸然兴师，置不当会累及自身，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
［4］（P283－284）
。也”
二、纵横家的战争观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典型
特征是事游说，尚计谋，以此达到干人主、至尊位、离合诸侯的目的。纵横家没有像儒、道、墨那样的理论体系，甚至不及法、兵的自成一体，而是完全着眼于实际，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纵横家要想取信人主，势必也要对战争问题做出自己的解读。
本着务实原则和功利主义态度，纵横家对战争问题并不回避。他们也不像儒、道、墨那样的理对战争做出义与不义的区别，而是绕过这一想派，层讨论，直接探讨战争的功用，实际是承认战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夫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张仪也有言
［5］（P89）”战者万乘之存亡也。可见，纵横家并不讳
言战事，这与其务实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在承认战争的客观性的同时，纵横家也认识到了战争的巨大危害。苏秦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战者，”曾有言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看到
，“军之所出矛戟了战争对国家财力的极大消耗
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
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攻城之费：百姓理襜6
［5］（P74－75）
［5］（P421－422）
，“战攻非所先”。上”由此得出结论说
纵横家规避战争的这种态度，看似与兵家的
。而且秦楚交兵，韩、魏、齐也会趁机出实”
，“王破楚以肥韩、兵不血刃地夺取战略要地兵，
，魏于中国而劲齐”这对于秦国来说是更加不利鼓动秦国与楚交好，两国的。黄歇在此话锋一转，
，“是王之地一东海，魏，以此制齐要合力臣服韩、
。绝天下也”
黄歇的这番游说，不论其结果如何，但其意图
是很明显的，即分析秦国所面临的周边形势及伐楚带来的不良后果，打消秦国伐楚的念头，使楚国免于兵灾。
因此，纵横家在谈及战争问题时，一方面承认战争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对战争的巨大危害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和兵家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纵横家又跳出了以战争应对战争的圈子，试图运利用纷然多变的诸国矛盾来化解潜用外交谋略，
降低已发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这一点又超在战争，
出了传统兵家的思维，开启了应对战争问题的新
，思路。如果说兵家的战争观是“慎战”那么纵横，家的战争观可以说是“贬战”即不推崇战争，不
提倡以战止战，而是把战争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三、纵横家战争观的形成原因
纵横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战争观，也是有着多重原因的。
首先，战国时代力量分化、组合十分频繁，和
交战双方需要考虑战问题往往受多方力量掣肘，
的问题往往超出了单纯的战争层面。因此战争问
题的解决不一定非要依靠单纯的战争手段，这就为纵横家推崇的外交谋略提供了施展的空间。这一点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也多有所体现。如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楚、魏交战，魏国为防止秦国援助楚国，许诺将上洛赠与秦国。但魏国取胜之后，绝口不提献地之事，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个叫营浅的谋士向秦王献计，散播秦国将与楚国联合的消息，造成秦、楚伐魏的假象。
［5］（P232）
”“魏王闻之，恐，效上洛于秦。这一事件
中，秦国主要利用了魏国对秦楚联合的恐惧，并据
［5］（P241）
“不战而屈人之兵”相类，实质是天壤之别。兵家
，“不战而对战争的现实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只是一种理想态，或者说是期望达到屈人之兵”
的理想境界。他们的重心仍然放在加强自身军事实力，提高备战水平上。纵横家则多限于利用诸国之间的矛盾，见缝插针，对于提高本国军备倾力较少，对于增加武备，训练士卒等战争本身的问题，纵横家较少涉及，这构成了与兵家十分明显的差别。
战国诸强，力量分化、组合的频率很快，各国外交倾向变化十分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战争爆发的频率和烈度。兵家对于诸国力量的分合
：“故不知诸侯之如孙子也曾说也有一定的注意，
”不能豫交。但兵家论述的角度与纵谋者，
、“速战”横家不同，兵家是从强调“慎战”方面入手的，认为战争要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取得胜利，如
果大军屯兵于外会给其他国家偷袭的机会，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
［4］（P31）
。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与此相应，兵家对他国的军事援助是持怀疑
态度的，他们认为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为了他国而受兵火之灾，出兵也仅仅是摆出一种声援
。《尉缭子》的姿态而已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透彻：“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
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其实
”：“天下诸国助我由此得出结论不可得而战也。
战，犹良骥騄駬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
［2］（P126－127）
气哉！”因此，就兵家的整体倾向来看，他们对他国的援助期许并不是很高，足食足兵才是他们真正的关注点。
与此相应，纵横家对外交谋略寄寓了很高的
：“安民之本，期望，苏秦就曾明言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
纵横家在游说诸国时，一个惯用的思维就是指出该国的外交环境，根据需要突出利弊，或鼓动，或
白起伐楚，楚人黄歇出使秦恫吓。如秦昭王时，
国。黄歇指出秦国征讨楚国，必借道韩、魏，而两
国与秦累战多年，结怨很深，若两国出兵截断秦军，“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退路魏也”若不借道韩、魏，则必攻随阳，而随阳“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
［1］（P2245）
［4］（P140）
此向魏施加压力，兵不血刃达到了目的。又如周
当时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国准备伐齐，鲁国与楚国交好，而且鲁国与齐国相邻，如果鲁国
参战将会对齐国带来极大压力。为了争取鲁国的中立，齐国谋士张丐去鲁游说。张丐分析了齐、楚两国的实力后，指出“齐、楚之权，敌也，不用有鲁与无鲁”
［5］（P321）
，齐、楚两国实力相当，鲁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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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无法影响大局，因此卷入两国之争不是明智
等到双方胜败已定时，之举。鲁国应当静观其变，
自己再加入胜方的阵营，这样就不用代他国受兵，
而且也有援助他国的美誉，受到与国的器重。张成功阻止了鲁国与楚国的联合，丏的这一番言辞，
避免了齐军的两线作战，减轻了齐国的压力。因此，正是由于战国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给了纵横家纵横捭阖、离合诸侯的空间，使他们获得了以最小的代价换来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带来的成果。纵横家推崇外交谋略，反对以战争应对战争，也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承载条件。
其次，兵家所倡导的足食、足兵也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从基本思路上来看，兵家强调发提高应对战争能力，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展武备，
任何一个诸侯国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命运寄于外交，寄于他国的援助。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发展武备也是受到本国经济、人口等多重条件限制的，单纯以战争解决争端或者导致穷兵黩武，或者导致军败国危。因此，正确选择外交谋略解决争端，保全有生力量，也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美国战略学家柯林斯曾指出：大战略是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认为单凭武力就能打赢战争，那是愚蠢的。单凭武力而忽略外交抉择，往往事倍功半，陷入困境。如战国时期的魏国，军事但由于处于四战之地，外交决力量一度十分强大，策上也出现重大失误，攻赵、伐韩，破坏了魏国霸业的基础即三晋联盟，最终导致两败于齐国，霸业
军事力量并非取得胜利的易手。这都暗示我们，
唯一手段，也不可能是唯一手段。
最后，张仪、苏秦等人的发家史也使他们倾向于抬高谋略的地位，贬低战争的作用。苏秦自称
“东周之鄙人”，穷困落魄，被家人耻笑，正是靠是
才得以位极人臣，佩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山东六国，
，“黄金万溢为用，六国相印转毂连骑，炫熀于道，
［5］（P75）
。他主持的合纵也对山东之国从风而服”
，“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秦造成了很大的震慑
［1］（P2262）
。张仪也是布衣起家，年”游说诸国，破纵连横，官拜秦相。
两人的发家过程，一方面使他们体会到了外
交谋略的巨大功用，认识到单纯以战取胜的局限性，他们对战争的轻视也是事出有因。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凭谋略取得尊位，对于战事不甚精通，也不具备统兵作战的能力。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保全自己的富贵，势必也会极力抬高外交策略的重要性，这恐怕也是他们贬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观纵横家的战争观，具有极强的时代背景。在战火频仍的战国时期，战争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是纵横家也不得不承认的。但是与兵家立足自身、强兵强军的思维不同，纵横家没有将精力倾注到如何探讨战争规律，如何克敌制胜上，而是从诸国并争的大环境入手，试图从外交层面上解决战争问题。他们对战争作用的认可，是有限度和有保留的，称其战争观为“贬战”也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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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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