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
力丹新闻诊所
人物通讯要有理性和体现人性
———评关于军医吴孟超的4篇通讯
◎陈力丹
讯为单句主标题《吴孟超以心灵温暖心灵》;
京华时报的通讯为单句主标题:《医者吴孟超:开刀是我的爱好》;
新京报的通讯主标题:《军医吴孟超:我的敌人就是肝癌》,副标题:“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被朱镕基称为‘国宝’,89岁的他仍活跃在手术室”;
法制晚报的通讯,肩题是“年近九旬‘宝刀不老’神奇手指‘摸着就能做手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主标题是《倒在手术台上是最大的幸福》。
我国很多报纸在2011年4月26日这一天,同时发表了各自记者写的关于军医吴孟超的长篇通讯。显然,这样规模化地报道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是一次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当我把手里有的文汇报、京华时报、新京报、法制晚报关于吴的通讯的报纸版面用PPT展示给本科生看时,课堂上不由地发出一阵轻微的惊讶声。这4家报纸关于吴的报道的标题分别是:
文汇报头版头条的主标题:《“手术室是我这辈子的战场”》,副标题比较长:“年届90的吴孟超院士,昨天又完成了两台连台手术。他说,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为了入党誓言和从医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该报9版关于吴的通
让人无法接受的90岁老人为别人做手术
现在的本科生已经是90后了,他们看到这一组通讯标题不由地发出一阵惊讶声,说明这些通讯的标题“导向”与他们的认识差距过大。问题当然不在于吴孟超,而在于我们的记者和编辑思维陈旧,尚不能依照当代的主流价值认识和道德标准来叙事。
从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来掂量“90岁老人一年为病人做颇为复杂的肝癌手术200台”这个事实,有点理性和人性的人会审慎行事,至少不宜毫无保留地赞美这个“奇迹”。人有生命周期,90岁高龄的老人,早该颐养天年了,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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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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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90岁的人为我或我的亲属开刀,即使他的医术很高明,我也会很不放心。估计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对于老人本身,对于病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写文章要有基本的社会衡量标准,不能为了宣传某个东西不顾及一般人的常理。即使他本人愿意做,而且身体尚好,也不宜突出这样的事情。
一位年届90的老人仍然每天上班,而且几乎每天做连台手术,从中国人的道德传统角度看,这样的事实是不宜大力宣扬的。面对这位可敬、可贵的老人,单位的领导应该在生活上给予最高级别的照顾,同时要千方百计地让老人的医学遗产传给下一代人。老人最大的心愿,恐怕不是多做一台手术,而是他的专长能够最大限度地留给后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报道,才是既理性又人性的。
特别是《倒在手术台上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标题,给人的印象是缺乏人性。吴孟超本人可能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他对自己职业的钟情和热爱,可以理解,但作为传媒的记者,你是把关人,要有分寸的把握。宣传性的新闻通讯的作用,无非是要提倡某种精神,但把“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最大的幸福”作为传播的核心观点,谁能学?谁敢学?何况倒在手术台上可不是单纯个人的事情,还有连带的病人呢!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文革”时期典型人物通讯的特色之一,追求把事情、观点说绝了,语不惊人誓不休,当年就遭到读者的私下嘲笑。这种思维30多年后再现,需要我们好好反思一下,这是为什么?
一位本科生评价这段话说:“这虽然是出自吴孟超本人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的价值倾向,就是鼓励大家都在工作岗位上奋斗到人生的最后一秒,否则你的一生就不是幸福的。”
胡锦涛总书记说的,“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把人物通讯的新闻价值体现出来,通过新闻的形式达到宣传的目的。但从这4篇通讯看,基本没有时效(时间跨度68年)、没有主体事实(从工作到吃饭睡觉,甚至睡觉的钟点、饭量、酒量都写到了),没有提炼出能够统领通讯的主题。同时,有的通讯还存在政治化的“装靴戴帽”现象。
4篇通讯中,3篇的主题用一句话概括,即
他爱好开刀。动手术是吴孟超的职业,把某人喜欢自己的职业作为人物通讯的主题,等于没有主题。文汇报的大标题似乎有主题,但文章从6个方面写吴孟超,事无巨细,几乎什么都写到了,“心灵温暖心灵”这个主题,看完了全文也无法强烈感觉到。
所有的作者显然都旁观了4月16日吴孟超做手术的全过程,可能是受这唯一看到事实的影响吧,九旬老人做手术都成了通讯作者们着力渲染的,作者们顾不上想想这个主题是否适当。更有意思的是,读了这几篇通讯,除他做了
1.4万台肝癌手术、除了他方方面面做得很好
外,我不知道吴的基本情况,他从哪里来?基本的社会经历,怎样走上了学医之路,什么时候入的党,他因什么成果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等等。这些新闻的六个W,必须交代的,却大多在通讯里没有交代。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一个90岁老人仍然每天上班做手术,他是个好人。
通过这些通讯,我可以感受到吴孟超是一位有各方面特色的好人,但无法聚焦:他是谁?当年的雷锋,有明显的聚焦点;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报纸报道一位公交车女售票员,标题至今我清晰地记得:《一路微笑》。当年报道人物的记者,与报道对象相处多日,真正熟悉了,才可能提炼出适合当事人的通讯主题。而这次关于吴孟超的报道,似乎只是一次性的集体采访,听听看看吴孟超说了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加上相关部门提供的文字材料,回去就各自写
NEWS&WRITING
2011.08
深入采访的好传统没有继承好
既然是通过新闻传媒来宣传,那就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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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了,一写就是上万字,一两个整版,几乎把知道的东西全搭上去,这是造成通讯没有真正主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采访的好传统,现在还有几个记者在继承?
技术事项,采用文学的笔调描述科技,要十分谨慎。法制晚报肩题中的“宝刀不老”、“神奇手指”,行文中“他是一位医术高超的神刀手”等等,不宜这样讲。
新京报的通讯这样描述吴孟超决定从事肝脏外科的那一刻:“当裘法祖(吴的老师)说到中国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时,吴孟超忽然眼界大开,手术刀似乎成为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与一个个庄严生命的联接。”关于吴做手术,该通讯这样描绘:“在这里,手术刀会悄然割掉肿瘤,无声无息。在这里,手术成功的病人脸色会逐渐红润,原本僵硬的肢体会重新恢复活力,富有弹性。在这里,生命延续时刻提醒着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文汇报的通讯这样描述吴90高龄坚持做手术:“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
动手术是严肃的科学技术问题,不宜用文学想象。
生硬的老套路宣传遗迹
吴孟超是医生,不是政治家。他的党员身份只是他很多身份的一个,这几篇通讯的目的之一,是宣传共产党员模范作用。其实,只要在某个地方说明他是共产党员就可以了,用不着刻意着墨,否则弄巧成拙。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只在第一句里提到他是加拿大共产党(毛选第二卷第一版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后改)党员。然而全文下来,读者自然能够将白求恩的政治身份与他抢救伤员、对技术精益求精联系起来。采用政治标签式的方法,用单一因果关系说明问题,效果常常是相反的。
文汇报头条消息的副标题中“为了入党誓言和从医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把政治与从医搅到一起,很难令人信服,世界上不是共产党员而医德高尚的人有的是。文汇报通讯版的中心位置,安排了通讯中没有的一段文字:“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而从医,让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这段话可能他说过,但报道与否,传媒是把关人。
记者采访有闻必录,但是写作和发表就要考虑现在的时代背景,在引用吴孟超的原话时,在征得他同意的前提下,有些是要改换为当代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
值得肯定的一点
尽管对这几篇通讯有很多批评,但与过去的报道相比,这几篇通讯还是有进步的,即没有把吴孟超写成神。各报的通讯,写出的这个人,仍然是生活中的人,他的老人的特征写得颇为明显,缺点是没有从一般老人的特征中抽象出“这一个”。各家的通讯写了很多吴孟超的生活细节,是贴近生活的,问题在于没有从中提炼出适当的通讯主题。虽然有的通讯多少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但与过去同类的人物通讯比较,还是少多了。
深入采访、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站在当代的高度、牢记新闻写作的基本要领,是以后写好人物通讯必须做到的几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文学方式描绘科学要谨慎
吴孟超是外科医生,做手术是严肃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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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为单句主标题《吴孟超以心灵温暖心灵》;
京华时报的通讯为单句主标题:《医者吴孟超:开刀是我的爱好》;
新京报的通讯主标题:《军医吴孟超:我的敌人就是肝癌》,副标题:“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被朱镕基称为‘国宝’,89岁的他仍活跃在手术室”;
法制晚报的通讯,肩题是“年近九旬‘宝刀不老’神奇手指‘摸着就能做手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主标题是《倒在手术台上是最大的幸福》。
我国很多报纸在2011年4月26日这一天,同时发表了各自记者写的关于军医吴孟超的长篇通讯。显然,这样规模化地报道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是一次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当我把手里有的文汇报、京华时报、新京报、法制晚报关于吴的通讯的报纸版面用PPT展示给本科生看时,课堂上不由地发出一阵轻微的惊讶声。这4家报纸关于吴的报道的标题分别是:
文汇报头版头条的主标题:《“手术室是我这辈子的战场”》,副标题比较长:“年届90的吴孟超院士,昨天又完成了两台连台手术。他说,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为了入党誓言和从医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该报9版关于吴的通
让人无法接受的90岁老人为别人做手术
现在的本科生已经是90后了,他们看到这一组通讯标题不由地发出一阵惊讶声,说明这些通讯的标题“导向”与他们的认识差距过大。问题当然不在于吴孟超,而在于我们的记者和编辑思维陈旧,尚不能依照当代的主流价值认识和道德标准来叙事。
从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来掂量“90岁老人一年为病人做颇为复杂的肝癌手术200台”这个事实,有点理性和人性的人会审慎行事,至少不宜毫无保留地赞美这个“奇迹”。人有生命周期,90岁高龄的老人,早该颐养天年了,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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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90岁的人为我或我的亲属开刀,即使他的医术很高明,我也会很不放心。估计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对于老人本身,对于病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写文章要有基本的社会衡量标准,不能为了宣传某个东西不顾及一般人的常理。即使他本人愿意做,而且身体尚好,也不宜突出这样的事情。
一位年届90的老人仍然每天上班,而且几乎每天做连台手术,从中国人的道德传统角度看,这样的事实是不宜大力宣扬的。面对这位可敬、可贵的老人,单位的领导应该在生活上给予最高级别的照顾,同时要千方百计地让老人的医学遗产传给下一代人。老人最大的心愿,恐怕不是多做一台手术,而是他的专长能够最大限度地留给后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报道,才是既理性又人性的。
特别是《倒在手术台上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标题,给人的印象是缺乏人性。吴孟超本人可能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他对自己职业的钟情和热爱,可以理解,但作为传媒的记者,你是把关人,要有分寸的把握。宣传性的新闻通讯的作用,无非是要提倡某种精神,但把“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最大的幸福”作为传播的核心观点,谁能学?谁敢学?何况倒在手术台上可不是单纯个人的事情,还有连带的病人呢!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文革”时期典型人物通讯的特色之一,追求把事情、观点说绝了,语不惊人誓不休,当年就遭到读者的私下嘲笑。这种思维30多年后再现,需要我们好好反思一下,这是为什么?
一位本科生评价这段话说:“这虽然是出自吴孟超本人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的价值倾向,就是鼓励大家都在工作岗位上奋斗到人生的最后一秒,否则你的一生就不是幸福的。”
胡锦涛总书记说的,“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把人物通讯的新闻价值体现出来,通过新闻的形式达到宣传的目的。但从这4篇通讯看,基本没有时效(时间跨度68年)、没有主体事实(从工作到吃饭睡觉,甚至睡觉的钟点、饭量、酒量都写到了),没有提炼出能够统领通讯的主题。同时,有的通讯还存在政治化的“装靴戴帽”现象。
4篇通讯中,3篇的主题用一句话概括,即
他爱好开刀。动手术是吴孟超的职业,把某人喜欢自己的职业作为人物通讯的主题,等于没有主题。文汇报的大标题似乎有主题,但文章从6个方面写吴孟超,事无巨细,几乎什么都写到了,“心灵温暖心灵”这个主题,看完了全文也无法强烈感觉到。
所有的作者显然都旁观了4月16日吴孟超做手术的全过程,可能是受这唯一看到事实的影响吧,九旬老人做手术都成了通讯作者们着力渲染的,作者们顾不上想想这个主题是否适当。更有意思的是,读了这几篇通讯,除他做了
1.4万台肝癌手术、除了他方方面面做得很好
外,我不知道吴的基本情况,他从哪里来?基本的社会经历,怎样走上了学医之路,什么时候入的党,他因什么成果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等等。这些新闻的六个W,必须交代的,却大多在通讯里没有交代。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一个90岁老人仍然每天上班做手术,他是个好人。
通过这些通讯,我可以感受到吴孟超是一位有各方面特色的好人,但无法聚焦:他是谁?当年的雷锋,有明显的聚焦点;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报纸报道一位公交车女售票员,标题至今我清晰地记得:《一路微笑》。当年报道人物的记者,与报道对象相处多日,真正熟悉了,才可能提炼出适合当事人的通讯主题。而这次关于吴孟超的报道,似乎只是一次性的集体采访,听听看看吴孟超说了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加上相关部门提供的文字材料,回去就各自写
NEWS&WRITING
2011.08
深入采访的好传统没有继承好
既然是通过新闻传媒来宣传,那就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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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丹新闻诊所
文章了,一写就是上万字,一两个整版,几乎把知道的东西全搭上去,这是造成通讯没有真正主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采访的好传统,现在还有几个记者在继承?
技术事项,采用文学的笔调描述科技,要十分谨慎。法制晚报肩题中的“宝刀不老”、“神奇手指”,行文中“他是一位医术高超的神刀手”等等,不宜这样讲。
新京报的通讯这样描述吴孟超决定从事肝脏外科的那一刻:“当裘法祖(吴的老师)说到中国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时,吴孟超忽然眼界大开,手术刀似乎成为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与一个个庄严生命的联接。”关于吴做手术,该通讯这样描绘:“在这里,手术刀会悄然割掉肿瘤,无声无息。在这里,手术成功的病人脸色会逐渐红润,原本僵硬的肢体会重新恢复活力,富有弹性。在这里,生命延续时刻提醒着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文汇报的通讯这样描述吴90高龄坚持做手术:“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
动手术是严肃的科学技术问题,不宜用文学想象。
生硬的老套路宣传遗迹
吴孟超是医生,不是政治家。他的党员身份只是他很多身份的一个,这几篇通讯的目的之一,是宣传共产党员模范作用。其实,只要在某个地方说明他是共产党员就可以了,用不着刻意着墨,否则弄巧成拙。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只在第一句里提到他是加拿大共产党(毛选第二卷第一版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后改)党员。然而全文下来,读者自然能够将白求恩的政治身份与他抢救伤员、对技术精益求精联系起来。采用政治标签式的方法,用单一因果关系说明问题,效果常常是相反的。
文汇报头条消息的副标题中“为了入党誓言和从医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把政治与从医搅到一起,很难令人信服,世界上不是共产党员而医德高尚的人有的是。文汇报通讯版的中心位置,安排了通讯中没有的一段文字:“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而从医,让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这段话可能他说过,但报道与否,传媒是把关人。
记者采访有闻必录,但是写作和发表就要考虑现在的时代背景,在引用吴孟超的原话时,在征得他同意的前提下,有些是要改换为当代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
值得肯定的一点
尽管对这几篇通讯有很多批评,但与过去的报道相比,这几篇通讯还是有进步的,即没有把吴孟超写成神。各报的通讯,写出的这个人,仍然是生活中的人,他的老人的特征写得颇为明显,缺点是没有从一般老人的特征中抽象出“这一个”。各家的通讯写了很多吴孟超的生活细节,是贴近生活的,问题在于没有从中提炼出适当的通讯主题。虽然有的通讯多少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但与过去同类的人物通讯比较,还是少多了。
深入采访、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站在当代的高度、牢记新闻写作的基本要领,是以后写好人物通讯必须做到的几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文学方式描绘科学要谨慎
吴孟超是外科医生,做手术是严肃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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