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刊登了唐永良先生撰写的《商震历史概述》一文，文中有下面一段： “一九三八年春，商部放弃黄河以北，撤退到黄河南岸，沿河布防。五月，日寇土肥原部队由考城以北偷渡黄河向开封挺进。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指挥四个军企图包围土肥原部，未能成功，不久开封失守。蒋介石畏惧日寇沿京汉线南下进逼武汉，纳何遂献策(何遂通过林尉向蒋献策)，指令商震挖掘黄河，使黄河流向东南，阻止日寇行动。商首先在赵口挖掘未成，不数日贵州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在花园口挖成。黄河水决口后，由缓而急，径奔东南，流入淮河。此一消极措施，对豫、皖和苏北人民造成不可估计之损害。” 何遂是我的父亲，他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应程潜之邀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室主任。我那年24岁，从中央军校(黄埔军校迁南京后称中央军校)毕业不久，担任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侍从秘书)，所以对当时情况有所了解。 1938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下设六个战区。第一战区辖平汉铁路沿线，以程潜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津浦沿线，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我同父亲2月初来到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郑州。开始几天同两位塔斯社记者住在一个院里，春节后我们便迁入原日本驻郑州的领事馆居住。那里距一战区政训处很近，房屋又较宽大，很自然地成为我和政训处一群青年同事(大多为民先队员)经常聚会的地方。 日寇在占领平、津和沪、宁后，便沿津浦线南北两端分向徐州推进，蒋介石从各地调集了几十万军队顽强阻击，战事进行得非常惨烈。4月初，我随李世璋来到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徐州。此时日军被池峰城师遏阻于台儿庄，两翼又被中国军队包围，我们不分昼夜地赶印了日文传单，用飞机散发，劝告日寇投降。不久，台儿庄大捷，国民党军经八昼夜激战，歼灭日寇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三万余人。一时举国欢腾，集中在徐州的30多个宣传队、演剧队、战地服务团也为此热闹了好几天，一些高级将领更是兴高采烈。我从徐州回到郑州后，向父亲讲述了在徐州的情况。父亲虽然为台儿庄大捷感到高兴，但对战局的发展却不那么乐观，他担心一旦徐州失守，中原一带一片平原，难以阻挡日寇。 父亲是一位颇有战略眼光的老军人，1924至1925年，作为“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的参谋长，曾在河南指挥作战，所以对中原地理十分熟悉。他估计日寇一旦夺取徐州，必挟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集重兵沿平汉线直取武汉。豫东无险可守。装备、训练相对劣势的中国军队将陷入困境。如日寇沿平汉线迅速攻占武汉，不仅将切断唯一由新疆至西安的国际补给线(当时主要国际援助来自苏联，美英的补给尚不积极)，而且聚集在徐州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向西转移将受到严重威胁，这使抗战前途增加了阴影。父亲由此想到了以水代兵，利用黄河水造一条人为屏障的计划。恰在此时，父亲从我们居住的郑州原日本领事馆机要室的遗留档案中，找到了大量完整的黄河水文资料。包括历年水涨水落，历次黄河决口的时间、地点，河水泛滥的流向、淹没地区等记录，并附有地图。父亲据此向第一战区高层提出了利用黄河“桃花汛”决口冲击阻止日军的建议(桃花峪是郑州附近黄河边上的一个地名，相传，这里是黄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处。“桃花汛”是否指黄河下游的初汛(不详)。父亲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他曾把他的想法讲给我听，后来又告诉我，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听了他的建议后对他说：“何先生，你提出这个建议，难道不怕老百姓挖你的祖坟吗？” 父亲还带我一同到开封去找过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司令，河南省主席)，述说了他的计划。并将他决河阻敌的意见写成一份题为《确保西北交通线，阻止日寇于平汉线以东》的建议，交给了他的福建同乡和学生林蔚，请林代呈蒋介石。 1938年5月17日，日军攻占徐州，打通了津浦铁路。紧接着就沿陇海线西犯。平原作战，中国军队装备的劣势尽显。兰封会战失败，5月23日兰封失陷，26日马牧集(今虞城)失守，29日归德被占，日军前锋直冲开封。开封的守将就是商震的嫡系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5月下旬，父亲因获悉胞弟何缵(我的四叔)在杭州投敌，当了伪杭州市长，感到很沮丧、丢脸。他与母亲回到武汉，住在江海关关长徐祖善的家里。他看到战局危殆，在矛盾的心情下，又将写好的那份决河阻敌的建议，让我刚15岁的三弟何康亲手送交给宋美龄的亲信邢契莘(邢是中国早期赴美留学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学飞机制造专业。邢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作风西化。是时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身份主持该会工作，邢是宋美龄的主要助手)，邢契莘迅即交给宋美龄，自然此件又很快到了蒋介石手中。其实，当时蒋介石收到的此类建议不止两三份。 由于战局极其险恶，日军在平原行动迅速，前锋西犯开封(6月6日侵占开封)，促使蒋介石下了最后决心。父亲后来告诉我，6月初，林蔚(蒋介石待从室主任，时任军令部次长)把父亲找了去，说：“委员长已经同意你的方案，请你直接和启予兄谈。”父亲说：“我不在这个职位上，怎么好谈呢？”于是林蔚直接向商震下达了执行黄河决堤的命令。父亲说，当时他也就此和商震通过电话，商震表示从整个战局出发，他一定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他所忧虑的是他的部队的出路。父亲反映给林蔚。林说，委员长指示二十集团军撤至江西沿江(长江)一线，拱卫武汉。 6月初我仍在郑州，李世璋私下对我说：“你父亲的方案正在执行。我们政训处的任务主要是疏散老百姓，完成任务后，转移集中到洛阳。你留在郑州，最后撤离。”李世璋把他的车留给我，我是政训处最后一个撤离郑州的，全城已基本撤空。我从郑州先到密县，把情况告诉了密县民运指导员吴熙吾(吴宪)，再从密县撤到洛阳。其时，新八师蒋在珍部已于6月9日在花园口炸掘河堤成功，但并未遭遇“桃花汛”。黄河水从决口缓慢改道。11日上游大雨，黄河水暴涨，泛水乃越陇海铁路，沿贾鲁河两岸，经中牟、尉氏、朱仙镇向东南泛滥，形成大片黄泛区，最终夺淮入海。我在洛阳，看到有关黄河决堤的报道。从新闻图片中，看到中原百姓扶老携幼在黄水中挣扎跋涉的惨景，深感苦难的民族在强敌入侵下付出的巨大牺牲，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据中外史料记载，入侵豫东的日寇突然陷入从天而降的黄水的重围，十分狼狈。狂妄的土肥原贤二变得一筹莫展；日军十六师团头目中岛今朝吾面对滔滔黄水一下子丧失了灭亡中国的信心。黄河成为日寇难以战胜的英雄，黄河水彻底粉碎了日寇妄图沿平汉线攻占武汉的计划。 我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于1938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组织安排，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第五期。后来，叶剑英调我到重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我为解决筹运陕甘宁边区花马池盐接济豫西、陕中的问题再去延安。叶剑英把我介绍给朱德总司令时说：“他的父亲何遂建议决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决策……。”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花园口事件一直被作为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滔天罪行，受到严厉批判。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史学界清除“极左”思潮影响的深入，一些著作才以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评议。譬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写武汉会战的《长河落日》一书，就从战略的高度，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了当时战争的背景，把花园口事件作为武汉会战的第一章来描述。长期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作负责工作的王法星先生更是作了大量考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我作为一个曾经亲历过武汉会战并亲聆了叶帅对花园口事件评价的耄耋老人，认为客观评价花园口事件的地位，必须从战争的全局，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叶帅是个战略家，他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徐州会战时，日本军阀做的是迅速攻占武汉，围歼中国军队主力，迅速结束对华战争的美梦，而黄河使他们难以逾越。花园口决堤后，日本军阀召开了发动侵华战争后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改由溯长江进攻武汉。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6月9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于是，敌军改变进攻方向，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西进。”这就给了中国以时间，把从徐州突围而出的数十万军队部署在武汉外围长江一线。此后，中国军队利用长江两岸的江河湖泊和大别山、幕阜山的崇山峻岭，节节抗击日军。麒麟峰、覆血山、万家岭、富金山、沙窝、新店，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仅万家岭下日寇就留下了六千多具尸体。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日寇付出伤亡近20万官兵的惨重代价，才获得了一座早已撤空的武汉城。日本军阀企图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的最后一次努力彻底失败了。从保卫西北交通线方面说，日寇1938年6月6日即占据了开封，而直到1944年4月才强渡黄河，攻陷郑州(开封距郑州只有80公里)，1944年5月25日洛阳才沦于敌手，直到战争结束，日寇也未能踏上陕西的土地。 我想，时至今日，一些著作仍袭旧说，难于此事件作出正面评价，主要是它确实对我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灾难。据王法星考证，历来各书所举死亡89万余人的数字，“是源于抗战胜利后，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之需，对花园口堵口前后作的一个调查估算。这89万人，是从决河之后至调查统计时为止死亡的总数字，不是1938年当时淹死人数，也不是累计淹死人数，其中包括水、旱、蝗、病及战乱死亡人数。因此，在肯定这89万死亡人数时，只能说是死亡，而不能说是淹死，尤其不能说是当年淹死人数。”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要对损失作出统计是不可能的，应该肯定损失是巨大的，不仅在河南，更在安徽和江苏，因为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在淮河流域也造成泛滥。但是，战争是无情的。 愿客观地评价历史，更愿历史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晓 虹)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刊登了唐永良先生撰写的《商震历史概述》一文，文中有下面一段： “一九三八年春，商部放弃黄河以北，撤退到黄河南岸，沿河布防。五月，日寇土肥原部队由考城以北偷渡黄河向开封挺进。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指挥四个军企图包围土肥原部，未能成功，不久开封失守。蒋介石畏惧日寇沿京汉线南下进逼武汉，纳何遂献策(何遂通过林尉向蒋献策)，指令商震挖掘黄河，使黄河流向东南，阻止日寇行动。商首先在赵口挖掘未成，不数日贵州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在花园口挖成。黄河水决口后，由缓而急，径奔东南，流入淮河。此一消极措施，对豫、皖和苏北人民造成不可估计之损害。” 何遂是我的父亲，他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应程潜之邀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室主任。我那年24岁，从中央军校(黄埔军校迁南京后称中央军校)毕业不久，担任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侍从秘书)，所以对当时情况有所了解。 1938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下设六个战区。第一战区辖平汉铁路沿线，以程潜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津浦沿线，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我同父亲2月初来到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郑州。开始几天同两位塔斯社记者住在一个院里，春节后我们便迁入原日本驻郑州的领事馆居住。那里距一战区政训处很近，房屋又较宽大，很自然地成为我和政训处一群青年同事(大多为民先队员)经常聚会的地方。 日寇在占领平、津和沪、宁后，便沿津浦线南北两端分向徐州推进，蒋介石从各地调集了几十万军队顽强阻击，战事进行得非常惨烈。4月初，我随李世璋来到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徐州。此时日军被池峰城师遏阻于台儿庄，两翼又被中国军队包围，我们不分昼夜地赶印了日文传单，用飞机散发，劝告日寇投降。不久，台儿庄大捷，国民党军经八昼夜激战，歼灭日寇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三万余人。一时举国欢腾，集中在徐州的30多个宣传队、演剧队、战地服务团也为此热闹了好几天，一些高级将领更是兴高采烈。我从徐州回到郑州后，向父亲讲述了在徐州的情况。父亲虽然为台儿庄大捷感到高兴，但对战局的发展却不那么乐观，他担心一旦徐州失守，中原一带一片平原，难以阻挡日寇。 父亲是一位颇有战略眼光的老军人，1924至1925年，作为“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的参谋长，曾在河南指挥作战，所以对中原地理十分熟悉。他估计日寇一旦夺取徐州，必挟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集重兵沿平汉线直取武汉。豫东无险可守。装备、训练相对劣势的中国军队将陷入困境。如日寇沿平汉线迅速攻占武汉，不仅将切断唯一由新疆至西安的国际补给线(当时主要国际援助来自苏联，美英的补给尚不积极)，而且聚集在徐州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向西转移将受到严重威胁，这使抗战前途增加了阴影。父亲由此想到了以水代兵，利用黄河水造一条人为屏障的计划。恰在此时，父亲从我们居住的郑州原日本领事馆机要室的遗留档案中，找到了大量完整的黄河水文资料。包括历年水涨水落，历次黄河决口的时间、地点，河水泛滥的流向、淹没地区等记录，并附有地图。父亲据此向第一战区高层提出了利用黄河“桃花汛”决口冲击阻止日军的建议(桃花峪是郑州附近黄河边上的一个地名，相传，这里是黄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处。“桃花汛”是否指黄河下游的初汛(不详)。父亲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他曾把他的想法讲给我听，后来又告诉我，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听了他的建议后对他说：“何先生，你提出这个建议，难道不怕老百姓挖你的祖坟吗？” 父亲还带我一同到开封去找过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司令，河南省主席)，述说了他的计划。并将他决河阻敌的意见写成一份题为《确保西北交通线，阻止日寇于平汉线以东》的建议，交给了他的福建同乡和学生林蔚，请林代呈蒋介石。 1938年5月17日，日军攻占徐州，打通了津浦铁路。紧接着就沿陇海线西犯。平原作战，中国军队装备的劣势尽显。兰封会战失败，5月23日兰封失陷，26日马牧集(今虞城)失守，29日归德被占，日军前锋直冲开封。开封的守将就是商震的嫡系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5月下旬，父亲因获悉胞弟何缵(我的四叔)在杭州投敌，当了伪杭州市长，感到很沮丧、丢脸。他与母亲回到武汉，住在江海关关长徐祖善的家里。他看到战局危殆，在矛盾的心情下，又将写好的那份决河阻敌的建议，让我刚15岁的三弟何康亲手送交给宋美龄的亲信邢契莘(邢是中国早期赴美留学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学飞机制造专业。邢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作风西化。是时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身份主持该会工作，邢是宋美龄的主要助手)，邢契莘迅即交给宋美龄，自然此件又很快到了蒋介石手中。其实，当时蒋介石收到的此类建议不止两三份。 由于战局极其险恶，日军在平原行动迅速，前锋西犯开封(6月6日侵占开封)，促使蒋介石下了最后决心。父亲后来告诉我，6月初，林蔚(蒋介石待从室主任，时任军令部次长)把父亲找了去，说：“委员长已经同意你的方案，请你直接和启予兄谈。”父亲说：“我不在这个职位上，怎么好谈呢？”于是林蔚直接向商震下达了执行黄河决堤的命令。父亲说，当时他也就此和商震通过电话，商震表示从整个战局出发，他一定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他所忧虑的是他的部队的出路。父亲反映给林蔚。林说，委员长指示二十集团军撤至江西沿江(长江)一线，拱卫武汉。 6月初我仍在郑州，李世璋私下对我说：“你父亲的方案正在执行。我们政训处的任务主要是疏散老百姓，完成任务后，转移集中到洛阳。你留在郑州，最后撤离。”李世璋把他的车留给我，我是政训处最后一个撤离郑州的，全城已基本撤空。我从郑州先到密县，把情况告诉了密县民运指导员吴熙吾(吴宪)，再从密县撤到洛阳。其时，新八师蒋在珍部已于6月9日在花园口炸掘河堤成功，但并未遭遇“桃花汛”。黄河水从决口缓慢改道。11日上游大雨，黄河水暴涨，泛水乃越陇海铁路，沿贾鲁河两岸，经中牟、尉氏、朱仙镇向东南泛滥，形成大片黄泛区，最终夺淮入海。我在洛阳，看到有关黄河决堤的报道。从新闻图片中，看到中原百姓扶老携幼在黄水中挣扎跋涉的惨景，深感苦难的民族在强敌入侵下付出的巨大牺牲，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据中外史料记载，入侵豫东的日寇突然陷入从天而降的黄水的重围，十分狼狈。狂妄的土肥原贤二变得一筹莫展；日军十六师团头目中岛今朝吾面对滔滔黄水一下子丧失了灭亡中国的信心。黄河成为日寇难以战胜的英雄，黄河水彻底粉碎了日寇妄图沿平汉线攻占武汉的计划。 我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于1938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组织安排，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第五期。后来，叶剑英调我到重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我为解决筹运陕甘宁边区花马池盐接济豫西、陕中的问题再去延安。叶剑英把我介绍给朱德总司令时说：“他的父亲何遂建议决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决策……。”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花园口事件一直被作为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滔天罪行，受到严厉批判。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史学界清除“极左”思潮影响的深入，一些著作才以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评议。譬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写武汉会战的《长河落日》一书，就从战略的高度，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了当时战争的背景，把花园口事件作为武汉会战的第一章来描述。长期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作负责工作的王法星先生更是作了大量考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我作为一个曾经亲历过武汉会战并亲聆了叶帅对花园口事件评价的耄耋老人，认为客观评价花园口事件的地位，必须从战争的全局，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叶帅是个战略家，他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徐州会战时，日本军阀做的是迅速攻占武汉，围歼中国军队主力，迅速结束对华战争的美梦，而黄河使他们难以逾越。花园口决堤后，日本军阀召开了发动侵华战争后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改由溯长江进攻武汉。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6月9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于是，敌军改变进攻方向，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西进。”这就给了中国以时间，把从徐州突围而出的数十万军队部署在武汉外围长江一线。此后，中国军队利用长江两岸的江河湖泊和大别山、幕阜山的崇山峻岭，节节抗击日军。麒麟峰、覆血山、万家岭、富金山、沙窝、新店，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仅万家岭下日寇就留下了六千多具尸体。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日寇付出伤亡近20万官兵的惨重代价，才获得了一座早已撤空的武汉城。日本军阀企图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的最后一次努力彻底失败了。从保卫西北交通线方面说，日寇1938年6月6日即占据了开封，而直到1944年4月才强渡黄河，攻陷郑州(开封距郑州只有80公里)，1944年5月25日洛阳才沦于敌手，直到战争结束，日寇也未能踏上陕西的土地。 我想，时至今日，一些著作仍袭旧说，难于此事件作出正面评价，主要是它确实对我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灾难。据王法星考证，历来各书所举死亡89万余人的数字，“是源于抗战胜利后，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之需，对花园口堵口前后作的一个调查估算。这89万人，是从决河之后至调查统计时为止死亡的总数字，不是1938年当时淹死人数，也不是累计淹死人数，其中包括水、旱、蝗、病及战乱死亡人数。因此，在肯定这89万死亡人数时，只能说是死亡，而不能说是淹死，尤其不能说是当年淹死人数。”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要对损失作出统计是不可能的，应该肯定损失是巨大的，不仅在河南，更在安徽和江苏，因为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在淮河流域也造成泛滥。但是，战争是无情的。 愿客观地评价历史，更愿历史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