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汉人作为一个整体，连最起码的生存权也无法保障，其社会地位之低是可想而知的。而曾经代表过这一族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享受了几千年的政治霸权和话语霸权之后，突然间一落千丈，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儒生，遭遇到千年不遇厄运。就是在南方的汉族社群里，人们的观念也正在飞速地转变，以跟上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老百姓的想法简单又实际，既然现在的社会秩序完全颠倒黑白，那么以前的社会等级就得颠倒过来；既然现在我们成了劣等民族，那么最能体现我们文明特征的自然是万恶之源。要想摆
脱这一切，最好的办法便是在它被打倒之后，再踏上一只脚。
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一张流行于元朝的社会阶层排行榜上，儒，仅排在乞丐之前，居第九位！（这大概就是“臭老九”一词的最早维形吧）！比“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幸运的是，元朝的交通与通讯远不及五百年后的中国发达，毕竟还有像蒋捷这样一批南宋忠臣可以在隐和仕之间做出抉择。当然，多数的南宋知识分子并没有这样的运气。野蛮强悍的蒙古兵所过之处，留下的往往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当“当兵的”遇上秀才，这些个四肢发达的北蛮，就怎么也弄不明白，汉人所尊崇的这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到底能派做什么用场？于是，每当一座城池被他们攻下以后，带走的是金银财宝和工匠艺人，儒生？什么东西！一把大火让他们连同城
市文明一块儿灰飞烟灭去吧。
汉族知识分子想做官，比登天还难。战乱时急需人材，招了几个汉人入朝，但他们均遭排挤，全都结局凄凉。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的“南人”身份有关。而作为选拔人材的科举考试，入元后马上便被废止。想一想也有道理，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四书五经怎么考得过汉人呢？如果不考这些，那又考什么来选文官呢？
元朝的统治者一时没了主意。
蒙古人的脑子一时短路，一百三十六年就过去了。这一过程里面，不知有多少汉族知识分子从黑头盼到白头。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宋江情结”永远也解不开，就是沦落到“落草为寇”的地步了，还盼着朝廷“招安”，盼着回归主流，就是一个异族的篡权者也不例外。毕竟现在人家也代表着正统与主流啊！在这望穿秋水的等待中，有人自暴自弃了，也有人
仍旧如怨妇般地执着，日夜苦读，等着朝庭回心转意的一天。
就在天下的读书人都快彻底绝望的时候，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庭宣布恢复科举。这年距科举废除之日刚好一百三十六年，全国的汉人一时间欢欣鼓舞，但接下来的附加条件又马上止住大伙儿的笑声——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无论成绩再好，再有学问，不得登前三名。一盆冰水兜头泼来，给“久旱逢甘露”的喜悦蒙上了一
层耻辱的阴影。
在如此酷烈的生存环境下，汉族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几个存在博取功名的信心和动力？可不研读四书五经，无一计之长的儒生又能干什么呢？许多成了靠家人养活的废人，他们中有的则成为工匠、商贾、吏胥，有的甚至沦为奴仆、乞丐、戏子。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仅在后来的“文革”中可以见到，“四人帮”用行政命令式的手段强迫知识分子“既要学工，也要学农”，全都下工厂、下农村，不去不开饭，下去了才开饭。这一招儿很奏效。元朝知识分子的堕落虽然也是由于环境所迫，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选择，
反正横竖都是耻辱，干什么不是为一口饭呢？
蒙古人不通汉语，不可能对汉人书面上的诗词歌赋产生什么兴趣，但通俗的歌舞伎乐就不一样了，就像现在的卡拉OK、迪士科、谁都能懂。蒙古“暴发户”们崇尚功利——有用的就留下吧！于是歌舞和杂剧的地位提高了，教坊乐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既然“领导”重视，就一定会有知识分子来拍马屁。元朝很快便涌现出了一大批靠写杂剧、散曲为生的文
人，其中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
关汉卿不仅写剧本，有时还自己亲自出演。我们知道，在元以前，戏子一直是最受歧视的一族，不仅士大夫嗤之以鼻，当时社会上也有类似于“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说法，把他们与青楼女妓女相提并论，可见戏子的地位之低。但也就过了这么几十年，突然间居然有高贵的士大夫热衷于此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至于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神速地完
成这一角色转变的，恐怕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老话来诠解了。
知识分子一旦摆正了心态，接下来要干的事就是立言了，也就要为自己生活方式找一个借口。关汉卿以一代精神领袖的口吻向世人宣告：“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也为整个元朝的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盖棺定论。关汉卿不仅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他整日流连于市井、青楼，什么好玩玩什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浪子”。关汉卿的艺术才华不可否认，无疑是所有杂剧家中写得最好，但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位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坠落，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自暴自弃。
元杂剧市井味十足，是典型的“媚俗”文学，散曲更是如此。如果说杂剧主要是借市民娱乐、消遣的话，那篇幅短小的散曲完全就是杂剧家们的个人抒怀了。这里，为“新时代”和“新生活”辨解是主要宗旨，迎合了干部（蒙古族）和群众（汉族小市民）的心理需求，
干部从中看到了“繁荣稳定”，群众则寻求到了某种心理平衡。
不同于宋词的高雅含蓄，散曲大多粗鄙浅陋，而且予头直指儒学原教旨主义，中国的
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第一次遭到了从形式和内容上的颠覆。
白朴在《双调乔木查•对景》中感叹“盖世功名总是空”，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经世济人的思想，自轻自贱。马致远则无情地讥笑屈原，“屈原清死由他恁”（《拔不断无题》）；然后马上就有人来附和，接着挖苦屈原“何须自苦风波际”（陈草庵《山坡羊•无题》）。元朝知识分子对于英雄豪杰的揶渝与嘲弄几乎是一致的，尤其是对待那些爱国、忠君的英雄。自诩为流氓头子的关汉卿自然不会落伍，他干脆连历代重气节，讲道义
的“高士”都一一予以否定，以掩饰自己的一副无赖嘴脸。
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双
调乔牌儿•无题》）
伯夷、叔齐、巢父、许由都有亡国之痛，而他却没有；拿陶潜和范蠡做盾牌实在牵强，
人家的情况跟你关汉卿不同。
民间的知识分子如此，侥幸在异族朝庭上做官的汉族士大夫也好不到哪儿去。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的张养浩、写了一组《山坡羊》曲，其中有《潼关怀古》里写道：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打着爱民的幌子，也是一副玩也不恭的面孔。
总的来说，元杂剧和元散曲的兴盛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责任感的一次集体放弃，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大量的内容都是描写男欢女爱、因果报应的，这种题材官方不会干涉，老百姓也喜欢，文人们便有了生路。杂剧和散曲的内容不仅大量涉及青楼妓女和个人隐私，形式上也竭力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不雅甚至骂人的粗言秽语频频出现。与此相反的是，高雅和崇高遭到了以知识分子为首的全体国民的一致回避与抵制，人们唯恐自己不粗俗，不堕落、不浅薄，大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味道。元朝的社会像一场“破罐子破摔”的全民大比拼，其中知识分子做了领头羊，儒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谁还能指望他们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呢？更不用说做为民请愿、杀身成仁的事了。站在儒学愿教旨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看，元代的文学是逃避、自虐式的奴才、无赖文学，是汉文化在严酷的政治重压下诞生的一个畸形儿。当然，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当局者迷”，你能说那些炮制“精神鸦片”的“烂文人”满不在乎？那他们就不会花这么多精力来扮狂、扮酷、扮轻松、扮洒脱了，真正的悲凉是在“小丑”的面具后面。正如关汉卿在《双调乔牌儿•无题》中写道：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无意中道出了一个及时行乐者的侥幸心理，和一个自欺欺人者的内心恐惧。
明代廷杖制度
醉卧梅林 醉卧梅林 打屁股：廷杖制度
戏文里有一句常用的台词：推出午门斩首。这不过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想像罢了。 所谓午门，即皇宫外朝的正门。午门城台正中三个门洞，左右两翼各一掖门，每个门洞各有用途。平常，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五公出入右（西）门；左、右掖门只有朝会时打开，文东武西，鱼贯而入。而中门，则为皇帝专用的“御道”，皇帝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是皇帝结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进宫从中门入，但多数皇帝都成年婚后才登基，所以从中门入宫的皇后并不多。二是太和殿殿试传肿（宣布殿试结果）后，一甲三名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从中门出宫。
午门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古代非常注重的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每年腊月初一在午门隆重举行。国家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亲御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国家司法机关刑部会同文教礼仪机关礼部，将“匪酋”送赴午门下，皇帝说一声“赦”，就算免了他的死罪，表示国家又一次取得了“德胜”，文明终于克服了野蛮。
把如此重要的典礼场所作为杀人刑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古代远自先秦时起，执行死刑就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除罪在立诛的犯人，一般死囚犯要到秋季才能处决。
清朝规定，每年秋审刑部将死囚犯案卷呈送皇帝审批、皇帝认为当斩，即朱笔“勾到”，交刑部执行。
那么，下层百姓为什么对午门有这样可怕的误解呢？
一个生活在明朝的官员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午门从来就不是砍头的地方，而是打屁股的地方。
在明朝，打屁股是十分流行的运动，所谓“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庄重严肃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门外的砖地上，亮出屁股挨打。
屁股这东西，算得上人体最微妙的部位，因为和性器官、排泄器官联系甚密，很有私密性、羞耻性和喜剧性，不但不能露，而且不可说。 小时候，被父母或老师打打屁股的还不算什么，可是成年以后，特别是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也要脱下裤子、撅起屁股，被人家狠狠抽上一通，那可就不仅仅是皮肉受苦了。
《明史•刑法志》曾被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赞许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廷杖和厂卫这两项明朝独有的制度。《刑法志》认为，廷杖是明朝的发明：“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而明史专家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清代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是一种正常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朝代的文字狱无异[1]。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雍正皇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清朝康熙（1661—1722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
廷《明史》案，发生于大臣辅政时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都有明显的强烈的民族情绪，都未被追究。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雍正帝 雍正帝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一场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查嗣庭案亦系较大冤案。查氏为隆科多党人，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选用《易经》、《诗经》上的“正”、“止”二字（俗传“维民所止”）命题，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查嗣庭病死狱中，仍被戮尸枭首（《清世宗实录》卷48）。“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0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明月清风”是前人口头禅，入清帝之耳，则被认为是对清朝的讽刺。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兴徐述夔狱。徐述夔死后留下刻板《一柱楼诗》及《传》各一本。当时清朝搜查“禁书”甚严，将这两本书缴出。江苏藩司陶易、幕僚陆琰承办此案，未能查出“悖逆”之处，后来被人检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加以告发，被定为“大逆”之罪，将徐述夔家族及列名校对人活者处死，已死者戮尸枭首，连陶易及陆琰等人也均身首异处，以惩“大员负恩玩法”之罪。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
危害编辑（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元朝的汉人作为一个整体，连最起码的生存权也无法保障，其社会地位之低是可想而知的。而曾经代表过这一族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享受了几千年的政治霸权和话语霸权之后，突然间一落千丈，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儒生，遭遇到千年不遇厄运。就是在南方的汉族社群里，人们的观念也正在飞速地转变，以跟上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老百姓的想法简单又实际，既然现在的社会秩序完全颠倒黑白，那么以前的社会等级就得颠倒过来；既然现在我们成了劣等民族，那么最能体现我们文明特征的自然是万恶之源。要想摆
脱这一切，最好的办法便是在它被打倒之后，再踏上一只脚。
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一张流行于元朝的社会阶层排行榜上，儒，仅排在乞丐之前，居第九位！（这大概就是“臭老九”一词的最早维形吧）！比“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幸运的是，元朝的交通与通讯远不及五百年后的中国发达，毕竟还有像蒋捷这样一批南宋忠臣可以在隐和仕之间做出抉择。当然，多数的南宋知识分子并没有这样的运气。野蛮强悍的蒙古兵所过之处，留下的往往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当“当兵的”遇上秀才，这些个四肢发达的北蛮，就怎么也弄不明白，汉人所尊崇的这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到底能派做什么用场？于是，每当一座城池被他们攻下以后，带走的是金银财宝和工匠艺人，儒生？什么东西！一把大火让他们连同城
市文明一块儿灰飞烟灭去吧。
汉族知识分子想做官，比登天还难。战乱时急需人材，招了几个汉人入朝，但他们均遭排挤，全都结局凄凉。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的“南人”身份有关。而作为选拔人材的科举考试，入元后马上便被废止。想一想也有道理，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四书五经怎么考得过汉人呢？如果不考这些，那又考什么来选文官呢？
元朝的统治者一时没了主意。
蒙古人的脑子一时短路，一百三十六年就过去了。这一过程里面，不知有多少汉族知识分子从黑头盼到白头。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宋江情结”永远也解不开，就是沦落到“落草为寇”的地步了，还盼着朝廷“招安”，盼着回归主流，就是一个异族的篡权者也不例外。毕竟现在人家也代表着正统与主流啊！在这望穿秋水的等待中，有人自暴自弃了，也有人
仍旧如怨妇般地执着，日夜苦读，等着朝庭回心转意的一天。
就在天下的读书人都快彻底绝望的时候，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庭宣布恢复科举。这年距科举废除之日刚好一百三十六年，全国的汉人一时间欢欣鼓舞，但接下来的附加条件又马上止住大伙儿的笑声——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无论成绩再好，再有学问，不得登前三名。一盆冰水兜头泼来，给“久旱逢甘露”的喜悦蒙上了一
层耻辱的阴影。
在如此酷烈的生存环境下，汉族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几个存在博取功名的信心和动力？可不研读四书五经，无一计之长的儒生又能干什么呢？许多成了靠家人养活的废人，他们中有的则成为工匠、商贾、吏胥，有的甚至沦为奴仆、乞丐、戏子。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仅在后来的“文革”中可以见到，“四人帮”用行政命令式的手段强迫知识分子“既要学工，也要学农”，全都下工厂、下农村，不去不开饭，下去了才开饭。这一招儿很奏效。元朝知识分子的堕落虽然也是由于环境所迫，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选择，
反正横竖都是耻辱，干什么不是为一口饭呢？
蒙古人不通汉语，不可能对汉人书面上的诗词歌赋产生什么兴趣，但通俗的歌舞伎乐就不一样了，就像现在的卡拉OK、迪士科、谁都能懂。蒙古“暴发户”们崇尚功利——有用的就留下吧！于是歌舞和杂剧的地位提高了，教坊乐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既然“领导”重视，就一定会有知识分子来拍马屁。元朝很快便涌现出了一大批靠写杂剧、散曲为生的文
人，其中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
关汉卿不仅写剧本，有时还自己亲自出演。我们知道，在元以前，戏子一直是最受歧视的一族，不仅士大夫嗤之以鼻，当时社会上也有类似于“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说法，把他们与青楼女妓女相提并论，可见戏子的地位之低。但也就过了这么几十年，突然间居然有高贵的士大夫热衷于此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至于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神速地完
成这一角色转变的，恐怕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老话来诠解了。
知识分子一旦摆正了心态，接下来要干的事就是立言了，也就要为自己生活方式找一个借口。关汉卿以一代精神领袖的口吻向世人宣告：“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也为整个元朝的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盖棺定论。关汉卿不仅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他整日流连于市井、青楼，什么好玩玩什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浪子”。关汉卿的艺术才华不可否认，无疑是所有杂剧家中写得最好，但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位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坠落，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自暴自弃。
元杂剧市井味十足，是典型的“媚俗”文学，散曲更是如此。如果说杂剧主要是借市民娱乐、消遣的话，那篇幅短小的散曲完全就是杂剧家们的个人抒怀了。这里，为“新时代”和“新生活”辨解是主要宗旨，迎合了干部（蒙古族）和群众（汉族小市民）的心理需求，
干部从中看到了“繁荣稳定”，群众则寻求到了某种心理平衡。
不同于宋词的高雅含蓄，散曲大多粗鄙浅陋，而且予头直指儒学原教旨主义，中国的
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第一次遭到了从形式和内容上的颠覆。
白朴在《双调乔木查•对景》中感叹“盖世功名总是空”，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经世济人的思想，自轻自贱。马致远则无情地讥笑屈原，“屈原清死由他恁”（《拔不断无题》）；然后马上就有人来附和，接着挖苦屈原“何须自苦风波际”（陈草庵《山坡羊•无题》）。元朝知识分子对于英雄豪杰的揶渝与嘲弄几乎是一致的，尤其是对待那些爱国、忠君的英雄。自诩为流氓头子的关汉卿自然不会落伍，他干脆连历代重气节，讲道义
的“高士”都一一予以否定，以掩饰自己的一副无赖嘴脸。
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双
调乔牌儿•无题》）
伯夷、叔齐、巢父、许由都有亡国之痛，而他却没有；拿陶潜和范蠡做盾牌实在牵强，
人家的情况跟你关汉卿不同。
民间的知识分子如此，侥幸在异族朝庭上做官的汉族士大夫也好不到哪儿去。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的张养浩、写了一组《山坡羊》曲，其中有《潼关怀古》里写道：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打着爱民的幌子，也是一副玩也不恭的面孔。
总的来说，元杂剧和元散曲的兴盛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责任感的一次集体放弃，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大量的内容都是描写男欢女爱、因果报应的，这种题材官方不会干涉，老百姓也喜欢，文人们便有了生路。杂剧和散曲的内容不仅大量涉及青楼妓女和个人隐私，形式上也竭力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不雅甚至骂人的粗言秽语频频出现。与此相反的是，高雅和崇高遭到了以知识分子为首的全体国民的一致回避与抵制，人们唯恐自己不粗俗，不堕落、不浅薄，大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味道。元朝的社会像一场“破罐子破摔”的全民大比拼，其中知识分子做了领头羊，儒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谁还能指望他们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呢？更不用说做为民请愿、杀身成仁的事了。站在儒学愿教旨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看，元代的文学是逃避、自虐式的奴才、无赖文学，是汉文化在严酷的政治重压下诞生的一个畸形儿。当然，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当局者迷”，你能说那些炮制“精神鸦片”的“烂文人”满不在乎？那他们就不会花这么多精力来扮狂、扮酷、扮轻松、扮洒脱了，真正的悲凉是在“小丑”的面具后面。正如关汉卿在《双调乔牌儿•无题》中写道：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无意中道出了一个及时行乐者的侥幸心理，和一个自欺欺人者的内心恐惧。
明代廷杖制度
醉卧梅林 醉卧梅林 打屁股：廷杖制度
戏文里有一句常用的台词：推出午门斩首。这不过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想像罢了。 所谓午门，即皇宫外朝的正门。午门城台正中三个门洞，左右两翼各一掖门，每个门洞各有用途。平常，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五公出入右（西）门；左、右掖门只有朝会时打开，文东武西，鱼贯而入。而中门，则为皇帝专用的“御道”，皇帝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是皇帝结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进宫从中门入，但多数皇帝都成年婚后才登基，所以从中门入宫的皇后并不多。二是太和殿殿试传肿（宣布殿试结果）后，一甲三名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从中门出宫。
午门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古代非常注重的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每年腊月初一在午门隆重举行。国家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亲御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国家司法机关刑部会同文教礼仪机关礼部，将“匪酋”送赴午门下，皇帝说一声“赦”，就算免了他的死罪，表示国家又一次取得了“德胜”，文明终于克服了野蛮。
把如此重要的典礼场所作为杀人刑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古代远自先秦时起，执行死刑就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除罪在立诛的犯人，一般死囚犯要到秋季才能处决。
清朝规定，每年秋审刑部将死囚犯案卷呈送皇帝审批、皇帝认为当斩，即朱笔“勾到”，交刑部执行。
那么，下层百姓为什么对午门有这样可怕的误解呢？
一个生活在明朝的官员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午门从来就不是砍头的地方，而是打屁股的地方。
在明朝，打屁股是十分流行的运动，所谓“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庄重严肃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门外的砖地上，亮出屁股挨打。
屁股这东西，算得上人体最微妙的部位，因为和性器官、排泄器官联系甚密，很有私密性、羞耻性和喜剧性，不但不能露，而且不可说。 小时候，被父母或老师打打屁股的还不算什么，可是成年以后，特别是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也要脱下裤子、撅起屁股，被人家狠狠抽上一通，那可就不仅仅是皮肉受苦了。
《明史•刑法志》曾被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赞许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廷杖和厂卫这两项明朝独有的制度。《刑法志》认为，廷杖是明朝的发明：“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而明史专家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清代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是一种正常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朝代的文字狱无异[1]。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雍正皇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清朝康熙（1661—1722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
廷《明史》案，发生于大臣辅政时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都有明显的强烈的民族情绪，都未被追究。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雍正帝 雍正帝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一场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查嗣庭案亦系较大冤案。查氏为隆科多党人，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选用《易经》、《诗经》上的“正”、“止”二字（俗传“维民所止”）命题，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查嗣庭病死狱中，仍被戮尸枭首（《清世宗实录》卷48）。“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0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明月清风”是前人口头禅，入清帝之耳，则被认为是对清朝的讽刺。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兴徐述夔狱。徐述夔死后留下刻板《一柱楼诗》及《传》各一本。当时清朝搜查“禁书”甚严，将这两本书缴出。江苏藩司陶易、幕僚陆琰承办此案，未能查出“悖逆”之处，后来被人检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加以告发，被定为“大逆”之罪，将徐述夔家族及列名校对人活者处死，已死者戮尸枭首，连陶易及陆琰等人也均身首异处，以惩“大员负恩玩法”之罪。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
危害编辑（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