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目前中国的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如果不偷税漏税九成企业可能会倒闭。
我个人认为，周先生的观点是说了大实话，中国的税收之重是相当残酷的。
其实我们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国富民贫，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不能无限制收纳人民的财富。
诚然，我们的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在目前政治体制尚未改革到位，程序的正义依然没有夯实之际，那么财富的分配就必然是不公正的。所谓国家代表人民去掌握财富，这大约是一句空话，没有合理的分配形制，财富就很可能落入少数人的腰包。我们在意念上总认为财富是国家代表人民拥有，但是国家是什么，国家相对于百姓毕竟有点空，而且国家很大，这些财富不可能交给虚无缥缈的机构管理，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只能还是交给一部分人来管理，那么这部分人就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既然是人，人本性不见得是善良的，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制度的制约，于是这笔庞大的财富很可能在分配的具体过程中不知所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腐败，这是人所皆知的。
在社会民众对财富的分配不公进行批评之际，相对于收取国民的财富这一过程，却从没有像分配那样引起特别强烈的关注，纵然有，也是份量不足的，不能形成过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我们的政府为此止步。相反还在不断创收，不但不节流，还要开辟新的税收渠道。所以税收的不公总是被人视为理所当然，这固然与我们当前社会现实有关，也与中国的历史传承有相当渊源。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税负很重，苛捐杂税之多，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以致于王朝更换不知其数，百姓沉重的负担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一个重大诱因。就算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繁华兴盛的时代，百姓的税负还是相当重的。
当然我们现代社会和古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总体上是轻了点，但这与现在法治社会的要求是不能匹配的。我们的税收应该更是大大地减轻才更加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无疑税收具有强制性，是必然要征收的，税收的数量也是政府定的，这没得商量。正因为强制性无偿性，人们总是认命，所以税越收越多，国家是越来越富，像吸水管一样将民众的财富迅速集中到了政府手中，而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却不能充分使用这笔钱，其害大矣。以致于在分配阶段产生了众多的腐败，其实倒不如在征收的时候少收点，或许腐败的数额和机会会相对减少一点。
党校精英周天勇先生都哀叹企业的重负，其实恰恰在说明中国的税收制度存在着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嫌疑。税收是不是也可以公开透明，税收的征收是不是也可以与企业及民众相商。如果这样，中国企业负担或许会减轻，国家不至于太富，人民也不至于太强，但是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更和谐，但不一定不强大。唐太宗统治之际，国家的税收相对隋王朝下调极多，此阶段和以后的开元盛世相比也并不是太富，但是纵观唐大宗统治的时代，却能做到国力相对强大，这是政治和统治之术的合理调配以致产生了高效的军政管理之效果。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企业的税收比例，而一味根据国家强制性的需要，那么企业还会不断地依靠偷税漏税生存，这简直是对民众的剥削，百姓的血汗财富会在转来转去的过程中化为乌有。从另一方面来说，税务部门难道不知道企业偷税漏税吗？这岂不是对建设法治社会的亵渎。长此以往，削弱的必然是民力、国力，法治力，而肥的是少数人。这不仅是政府与民众的不幸，国家之悲哀，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委屈痛殇。
近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目前中国的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如果不偷税漏税九成企业可能会倒闭。
我个人认为，周先生的观点是说了大实话，中国的税收之重是相当残酷的。
其实我们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国富民贫，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不能无限制收纳人民的财富。
诚然，我们的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在目前政治体制尚未改革到位，程序的正义依然没有夯实之际，那么财富的分配就必然是不公正的。所谓国家代表人民去掌握财富，这大约是一句空话，没有合理的分配形制，财富就很可能落入少数人的腰包。我们在意念上总认为财富是国家代表人民拥有，但是国家是什么，国家相对于百姓毕竟有点空，而且国家很大，这些财富不可能交给虚无缥缈的机构管理，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只能还是交给一部分人来管理，那么这部分人就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既然是人，人本性不见得是善良的，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制度的制约，于是这笔庞大的财富很可能在分配的具体过程中不知所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腐败，这是人所皆知的。
在社会民众对财富的分配不公进行批评之际，相对于收取国民的财富这一过程，却从没有像分配那样引起特别强烈的关注，纵然有，也是份量不足的，不能形成过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我们的政府为此止步。相反还在不断创收，不但不节流，还要开辟新的税收渠道。所以税收的不公总是被人视为理所当然，这固然与我们当前社会现实有关，也与中国的历史传承有相当渊源。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税负很重，苛捐杂税之多，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以致于王朝更换不知其数，百姓沉重的负担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一个重大诱因。就算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繁华兴盛的时代，百姓的税负还是相当重的。
当然我们现代社会和古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总体上是轻了点，但这与现在法治社会的要求是不能匹配的。我们的税收应该更是大大地减轻才更加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无疑税收具有强制性，是必然要征收的，税收的数量也是政府定的，这没得商量。正因为强制性无偿性，人们总是认命，所以税越收越多，国家是越来越富，像吸水管一样将民众的财富迅速集中到了政府手中，而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却不能充分使用这笔钱，其害大矣。以致于在分配阶段产生了众多的腐败，其实倒不如在征收的时候少收点，或许腐败的数额和机会会相对减少一点。
党校精英周天勇先生都哀叹企业的重负，其实恰恰在说明中国的税收制度存在着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嫌疑。税收是不是也可以公开透明，税收的征收是不是也可以与企业及民众相商。如果这样，中国企业负担或许会减轻，国家不至于太富，人民也不至于太强，但是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更和谐，但不一定不强大。唐太宗统治之际，国家的税收相对隋王朝下调极多，此阶段和以后的开元盛世相比也并不是太富，但是纵观唐大宗统治的时代，却能做到国力相对强大，这是政治和统治之术的合理调配以致产生了高效的军政管理之效果。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企业的税收比例，而一味根据国家强制性的需要，那么企业还会不断地依靠偷税漏税生存，这简直是对民众的剥削，百姓的血汗财富会在转来转去的过程中化为乌有。从另一方面来说，税务部门难道不知道企业偷税漏税吗？这岂不是对建设法治社会的亵渎。长此以往，削弱的必然是民力、国力，法治力，而肥的是少数人。这不仅是政府与民众的不幸，国家之悲哀，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委屈痛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