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前，吴晓波出过一本书，名字叫《都市背影》。里面写过一个细节，多年后仍然被他的朋友们记得――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不断重复。
那件事情发生在1908年，那时候，沃尔特・李普曼还是哈佛二年级的学生，一个有些过分严肃的年轻人，小荷才露尖尖角，需要被人承认和鼓励。他的同学约翰・里德曾经跟人介绍李普曼说：“这位是未来的美国总统。”一个春天的早晨，有人去敲他宿舍的门。敲门的人是一位白发老者，他微笑着告诉李普曼：“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从此吴晓波就开始企盼自己能够等到李普曼式的敲门声。他是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内读到这句话的，对于一个新闻专业的大学生而言，这种雄心成为他最早的职业上的启蒙。
将近二十年之后，吴晓波出版了《激荡三十年》的上部。我已经记不清他第一次跟我们说起这本书的写作计划的确切时间。我曾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是一件似乎遥不可及的写作计划，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有时候以为它会像我雄心勃勃要完成的写作计划一样，不知道会夭折在哪个环节上。直到2006年的年末，他突然说，《激荡三十年》的上部已经基本定稿了。那时我大吃一惊。搜寻记忆，他说自己还没想好采用什么结构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他说他翻看了好几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和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想看它们的结构是否可以借鉴。再后来，他在想这本书的名字，是叫《中国企业史》，还是起一个类似于《光荣与梦想》这样激荡人心的名字――《中国企业史》分量是够重，但总觉得是拿来评职称的，而不是拿去书店卖的。
我一直认为，在内心深处，他始终无法摆脱近二十年前那个美国人留在他身上的影子。这片影子决定了他不可能将书名起做《中国企业史》。这种表现不单单是在他在自己的言谈中不断提到李普曼，也表现在他的文字之中。
在《激荡三十年》的上部中，吴晓波描述的正是一个在商业上处于青春期的国家，在那里展露头角的也都是一些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们遵循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的游戏规则，死去的死去，免费的免费，落寞的落寞，发家的发家。睡觉时枕着《大卫・科波菲尔》的王石开始倒卖玉米，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开始养鹌鹑，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在同一个教室读书，张瑞敏刚刚成为一个小厂的厂长，柳传志开始想着做外贸生意……吴晓波的光荣与梦想通过叙事延展到这些日后名满天下的年轻人身上，文字激扬、情感饱满。他将一个又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的不熟悉的历史展现开来，宛若一卷《清明上河图》，展开来，喜怒哀乐、风云变幻顿时出现在眼前。
他最终选择了严格的编年体形式，但仍然以人作为叙事的中心。缺憾之处在于可能每个人物的命运看上去都支离破碎，优势在于我们时时能够保持一个鸟瞰的视角。在一个本土企业史写作和企业家个人传记写作热情高涨的年代，吴晓波却仍然保留了他谨慎的笔法，惜墨如金，试图用寥寥数笔勾勒出随着岁月变迁的人物沉浮和无数年轻人在商业上的激昂青春、光荣与幻想。
写作当代史的最大困难在于写作者总是难免要被他所描述的对象――时代自身所捉弄。甚至那些参与创造了激荡三十年的企业家们，本身也难免会为自己的关于光荣与梦想的幻想所吸引，以至于迷失。所以中国历史的传统一直是隔代修史。而吴晓波的谨慎则让他在填补空白的同时又可以尽量免去被捉弄的危险。
我想我们能达成共识：光荣只能属于这个时代，而幻想则属于我们。《激荡三十年》就是一本叙述我们的光荣与幻想的书，书的内容与笔调，颇像少年吴晓波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内遐想沃尔特・李普曼的光荣时那种情形。
多年之前，吴晓波出过一本书，名字叫《都市背影》。里面写过一个细节，多年后仍然被他的朋友们记得――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不断重复。
那件事情发生在1908年，那时候，沃尔特・李普曼还是哈佛二年级的学生，一个有些过分严肃的年轻人，小荷才露尖尖角，需要被人承认和鼓励。他的同学约翰・里德曾经跟人介绍李普曼说：“这位是未来的美国总统。”一个春天的早晨，有人去敲他宿舍的门。敲门的人是一位白发老者，他微笑着告诉李普曼：“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从此吴晓波就开始企盼自己能够等到李普曼式的敲门声。他是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内读到这句话的，对于一个新闻专业的大学生而言，这种雄心成为他最早的职业上的启蒙。
将近二十年之后，吴晓波出版了《激荡三十年》的上部。我已经记不清他第一次跟我们说起这本书的写作计划的确切时间。我曾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是一件似乎遥不可及的写作计划，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有时候以为它会像我雄心勃勃要完成的写作计划一样，不知道会夭折在哪个环节上。直到2006年的年末，他突然说，《激荡三十年》的上部已经基本定稿了。那时我大吃一惊。搜寻记忆，他说自己还没想好采用什么结构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他说他翻看了好几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和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想看它们的结构是否可以借鉴。再后来，他在想这本书的名字，是叫《中国企业史》，还是起一个类似于《光荣与梦想》这样激荡人心的名字――《中国企业史》分量是够重，但总觉得是拿来评职称的，而不是拿去书店卖的。
我一直认为，在内心深处，他始终无法摆脱近二十年前那个美国人留在他身上的影子。这片影子决定了他不可能将书名起做《中国企业史》。这种表现不单单是在他在自己的言谈中不断提到李普曼，也表现在他的文字之中。
在《激荡三十年》的上部中，吴晓波描述的正是一个在商业上处于青春期的国家，在那里展露头角的也都是一些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们遵循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的游戏规则，死去的死去，免费的免费，落寞的落寞，发家的发家。睡觉时枕着《大卫・科波菲尔》的王石开始倒卖玉米，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开始养鹌鹑，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在同一个教室读书，张瑞敏刚刚成为一个小厂的厂长，柳传志开始想着做外贸生意……吴晓波的光荣与梦想通过叙事延展到这些日后名满天下的年轻人身上，文字激扬、情感饱满。他将一个又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的不熟悉的历史展现开来，宛若一卷《清明上河图》，展开来，喜怒哀乐、风云变幻顿时出现在眼前。
他最终选择了严格的编年体形式，但仍然以人作为叙事的中心。缺憾之处在于可能每个人物的命运看上去都支离破碎，优势在于我们时时能够保持一个鸟瞰的视角。在一个本土企业史写作和企业家个人传记写作热情高涨的年代，吴晓波却仍然保留了他谨慎的笔法，惜墨如金，试图用寥寥数笔勾勒出随着岁月变迁的人物沉浮和无数年轻人在商业上的激昂青春、光荣与幻想。
写作当代史的最大困难在于写作者总是难免要被他所描述的对象――时代自身所捉弄。甚至那些参与创造了激荡三十年的企业家们，本身也难免会为自己的关于光荣与梦想的幻想所吸引，以至于迷失。所以中国历史的传统一直是隔代修史。而吴晓波的谨慎则让他在填补空白的同时又可以尽量免去被捉弄的危险。
我想我们能达成共识：光荣只能属于这个时代，而幻想则属于我们。《激荡三十年》就是一本叙述我们的光荣与幻想的书，书的内容与笔调，颇像少年吴晓波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内遐想沃尔特・李普曼的光荣时那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