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歌谣”以及“民谣” 传播似乎是“谣”与生俱来的特点，从古至今在民间人们口口相传或者是文字传播的轶事传承可以叫作“谣”。关于“谣”的描述在《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另外，根据《毛传》中的“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可见没有配以音乐曲调的短小口诀便称为“谣”。匿名创作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使得“谣”没有明确的作者，是某个社会群体集体的创造。“谣”作为民众集体的作品又称为“民谣”。“歌谣”、“谣”可以统称“歌”，因为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学，最初是以有音乐节奏的形式产生的。后来“谣”从一般配曲调的文字中抽离出来，为民间老百姓用以表现个人情感或社会情绪、讽喻和针砭时弊等，广泛流传于民间，又称“谣谚”、“民谣”、“百姓谣”等。民谣是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短小口诀，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为题材，常通过讽喻和幽默诙谐的表达，宣泄某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宣扬某一道理、树立某种社会观念，语言上对偶、押韵。民谣传播以口头文学为外在形式，实则是民心外化为整体行为的表现，是一种民间声音的舆论力量，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表征。民谣的价值更多地不在于其文学性，而在于其蕴含的情感内涵和反映的社会情绪。 古代“民谣”作为舆论的特点 1.呈现历史性和政治性的特点 第一，民谣生动地再现了历史前进的脉络。表面看来，民众口口相传的呈现方式似乎是片断式的，但是这些缩影背后的宏观背景以及民谣所述历史事件的串联，能比较完整地记录历史发展的轨迹，或抨击时弊、或揭露黑暗、或惩恶扬善、或褒贬人物、或评价时政，以舆论的形式反映政治人物、流行风尚、社会风俗等重要内容。每当发生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历史事件或情况变动时，都会有针对时事的民谣应运而生，同时也形成了民间舆论。 第二，民谣具有天然的政治性，也因此形成了舆论。它满足了下层民众由于对社会现实有不满、赞同、愤慨等的感觉引发的评论欲望，是下层民众表达政治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民谣具有简洁通俗、易传易记等特点，符合民众对于社会新闻和社会问题的评论诉求，如咒骂董卓“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民谣小调。古代社会的民间舆论是口口相传的集合，几乎没有文字或某种技术手段为媒介，民谣充当了评论时事的载体，其不可捉摸的流动与游走的特点，使得民谣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政治人物似乎是民谣与生俱来的讨论对象，带有政治色彩的民谣成了百姓的一种娱乐方式，当人们以游戏的态度来传播和评价政治时，表面看来政治成了下层民众自我愉悦的佐料，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出了问题。 第三，在任何时代，下层民众的话语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甚至会在“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集体沉默失语。下层民众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就会发出声音，“民谣”成了他们表达情感和发泄不满的工具，形成了事实上的舆论。古代民谣普遍具有不妥协性、讽刺性和直接指向等特点，在鲜明的冲突和对立中，也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政治越黑暗，经济越凋敝，民众越不满，民谣也就越多、越猛烈。 2.民谣“民众性”流失 第一，对于民谣描述的人物形象，从《古今风谣》、《古谣谚》以及今人编录《二十五史谣谚通检》来看，除少量涉及地方物产和风俗的风土谣之外，绝大多数的民谣皆为政治和社会性主题。在民谣中的人物，帝王将相有之，忠廉奸佞有之，英雄豪杰有之，就好像是一个偌大的舆论市场，充满着各种政治关系的平行和对立、历史人物的功过和得失，普通民众远离历史的中心舞台，永远对社会精英人物仰视，看不到自己。 第二，从民谣产生的传统渠道来看，胡愈之认为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民间文学是“原始人类的本能产物”和“民族感情的自然流露”。其基本特征在于群体创作、口头文学以及流行民间。那么民谣是否具备“民众性”呢? 首先，关于创作民谣的作者，一是民谣可能来自民间，或者是古代下层卿大夫以民众的口吻所作，《国风》即是这类作品；二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国势颓危、民心离散时发出的感慨，例如《诗经》中的部分作品，就是他们创作，借助民众之口来传播。 其次，从民谣的呈现机制来看，古代民谣在典籍中被记载主要有两种方式：“采诗”制度和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学者的记载。 再次，从传播学的角度和民谣产生的过程来看，经过采诗官筛选传达到乐师那里，再由乐师谱曲吟唱，呈送天子的民歌民谣在内容上“保真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渗入了采诗官和乐官等官僚集团的解读与修正?这些民谣不能说是反映民众真实生活的民谣了。 3.集体无意识形成“沉默的螺旋”，民众话语权被操纵和主宰 在古代社会，读写能力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大的知识垄断，普通民众缺乏知识，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没有清晰的认识，很难形成正确统一的意见和编制民谣散播来达到目的的意识，所以，在民众的背后活跃着他们的“代言人”。其中不乏立足于其他立场的少数人，运用民众之口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制造和传播舆论，这种现象本身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在传播舆论的过程中似乎陷入了集体无意识，判断力缺席，甚至乐于去传播错误和神秘的信息。 再者，由于畏惧强势、从众心理、趋同行为和下层民众中普遍存在求得“坐稳奴隶”的共通心理等原因，就形成了民众“沉默的螺旋”，舆论的主体民众只负责传递信息，而那些精英阶层则控制和引导舆论，然后自觉不自觉地使得舆论朝某一方向发展，比如民众在接受权威的意见时的心安理得和安全感诉求的实现。所以，古代民谣形式的舆论是一种公众形式的公开意见，不一定是真正的公众意见，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和民众信以为真，最后使信息内化，形成实际的民众舆论。
“谣”、“歌谣”以及“民谣” 传播似乎是“谣”与生俱来的特点，从古至今在民间人们口口相传或者是文字传播的轶事传承可以叫作“谣”。关于“谣”的描述在《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另外，根据《毛传》中的“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可见没有配以音乐曲调的短小口诀便称为“谣”。匿名创作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使得“谣”没有明确的作者，是某个社会群体集体的创造。“谣”作为民众集体的作品又称为“民谣”。“歌谣”、“谣”可以统称“歌”，因为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学，最初是以有音乐节奏的形式产生的。后来“谣”从一般配曲调的文字中抽离出来，为民间老百姓用以表现个人情感或社会情绪、讽喻和针砭时弊等，广泛流传于民间，又称“谣谚”、“民谣”、“百姓谣”等。民谣是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短小口诀，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为题材，常通过讽喻和幽默诙谐的表达，宣泄某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宣扬某一道理、树立某种社会观念，语言上对偶、押韵。民谣传播以口头文学为外在形式，实则是民心外化为整体行为的表现，是一种民间声音的舆论力量，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表征。民谣的价值更多地不在于其文学性，而在于其蕴含的情感内涵和反映的社会情绪。 古代“民谣”作为舆论的特点 1.呈现历史性和政治性的特点 第一，民谣生动地再现了历史前进的脉络。表面看来，民众口口相传的呈现方式似乎是片断式的，但是这些缩影背后的宏观背景以及民谣所述历史事件的串联，能比较完整地记录历史发展的轨迹，或抨击时弊、或揭露黑暗、或惩恶扬善、或褒贬人物、或评价时政，以舆论的形式反映政治人物、流行风尚、社会风俗等重要内容。每当发生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历史事件或情况变动时，都会有针对时事的民谣应运而生，同时也形成了民间舆论。 第二，民谣具有天然的政治性，也因此形成了舆论。它满足了下层民众由于对社会现实有不满、赞同、愤慨等的感觉引发的评论欲望，是下层民众表达政治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民谣具有简洁通俗、易传易记等特点，符合民众对于社会新闻和社会问题的评论诉求，如咒骂董卓“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民谣小调。古代社会的民间舆论是口口相传的集合，几乎没有文字或某种技术手段为媒介，民谣充当了评论时事的载体，其不可捉摸的流动与游走的特点，使得民谣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政治人物似乎是民谣与生俱来的讨论对象，带有政治色彩的民谣成了百姓的一种娱乐方式，当人们以游戏的态度来传播和评价政治时，表面看来政治成了下层民众自我愉悦的佐料，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出了问题。 第三，在任何时代，下层民众的话语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甚至会在“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集体沉默失语。下层民众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就会发出声音，“民谣”成了他们表达情感和发泄不满的工具，形成了事实上的舆论。古代民谣普遍具有不妥协性、讽刺性和直接指向等特点，在鲜明的冲突和对立中，也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政治越黑暗，经济越凋敝，民众越不满，民谣也就越多、越猛烈。 2.民谣“民众性”流失 第一，对于民谣描述的人物形象，从《古今风谣》、《古谣谚》以及今人编录《二十五史谣谚通检》来看，除少量涉及地方物产和风俗的风土谣之外，绝大多数的民谣皆为政治和社会性主题。在民谣中的人物，帝王将相有之，忠廉奸佞有之，英雄豪杰有之，就好像是一个偌大的舆论市场，充满着各种政治关系的平行和对立、历史人物的功过和得失，普通民众远离历史的中心舞台，永远对社会精英人物仰视，看不到自己。 第二，从民谣产生的传统渠道来看，胡愈之认为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民间文学是“原始人类的本能产物”和“民族感情的自然流露”。其基本特征在于群体创作、口头文学以及流行民间。那么民谣是否具备“民众性”呢? 首先，关于创作民谣的作者，一是民谣可能来自民间，或者是古代下层卿大夫以民众的口吻所作，《国风》即是这类作品；二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国势颓危、民心离散时发出的感慨，例如《诗经》中的部分作品，就是他们创作，借助民众之口来传播。 其次，从民谣的呈现机制来看，古代民谣在典籍中被记载主要有两种方式：“采诗”制度和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学者的记载。 再次，从传播学的角度和民谣产生的过程来看，经过采诗官筛选传达到乐师那里，再由乐师谱曲吟唱，呈送天子的民歌民谣在内容上“保真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渗入了采诗官和乐官等官僚集团的解读与修正?这些民谣不能说是反映民众真实生活的民谣了。 3.集体无意识形成“沉默的螺旋”，民众话语权被操纵和主宰 在古代社会，读写能力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大的知识垄断，普通民众缺乏知识，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没有清晰的认识，很难形成正确统一的意见和编制民谣散播来达到目的的意识，所以，在民众的背后活跃着他们的“代言人”。其中不乏立足于其他立场的少数人，运用民众之口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制造和传播舆论，这种现象本身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在传播舆论的过程中似乎陷入了集体无意识，判断力缺席，甚至乐于去传播错误和神秘的信息。 再者，由于畏惧强势、从众心理、趋同行为和下层民众中普遍存在求得“坐稳奴隶”的共通心理等原因，就形成了民众“沉默的螺旋”，舆论的主体民众只负责传递信息，而那些精英阶层则控制和引导舆论，然后自觉不自觉地使得舆论朝某一方向发展，比如民众在接受权威的意见时的心安理得和安全感诉求的实现。所以，古代民谣形式的舆论是一种公众形式的公开意见，不一定是真正的公众意见，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和民众信以为真，最后使信息内化，形成实际的民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