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致使河南省兰考县一处弃婴收养所里7名孤儿罹难。事故被曝光后，“袁厉害事件”成为社会热词，袁厉害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随之而来的关于收养的爱心之举与灾难的责任界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有人对袁厉害的善举报以赞美和惋惜，有人则认为她明显超出自身能力的“收养”才酿成了悲剧。更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户主袁厉害作为监护人，难辞其咎；从法律上讲，她应该被判刑7年。 因此，“追究袁厉害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言论也引发民众激辩。有人就此设问：若是没有袁厉害，上百名弃婴的命运又将会怎样？但更多人认为，“不应苛责袁厉害”。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收养孩子的爱心人士没有错。他说，在国外，爱心人士收养孩子，相关培训及政府支持资金等会很快配套，但目前中国儿童福利始终没有通过立法予以确定，这方面的欠账较多。 1月5日，河南兰考县召开致7名孤儿死亡火灾事故处置通气会。兰考副县长吴长胜称，事件的发生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宽于管理有直接关系，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公共投入上更加倾向于社会公共保障，注重引导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民生建设。通过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真正化解因“政府解决不了”、“民间解决不好”形成的“非法而合理”的问题。 暂且抛开事件本身，其实从深层次讲是个人与公共，“情理”与“法理”的辨证与趋合和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认为，“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意即促进他人利益和自我利益的同时增长，是现代社会公民精神的表现。个体参与公共事务，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来说，对于培养个体自由意识、独立意志和社会进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袁厉害的抚养行为之所以存在情、理、法的争议以及当地相关部门权责的纠结，实质在于个人承担这种社会抚养事物时，各方对于什么是边界，以及是否要遵守边界，如何遵守边界，都处于一种近乎无意识和缺乏思考的状态。 “于情于理”这四个字一直是对社会和人事考量的标准，任何事都要在情理之中，而偏颇在“情”与“理”之间的纠葛又很难理清。不过，如果把理性的边界作为公序良俗，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中与政府默契中达到平衡，自然不会出现有时表彰袁厉害的爱心，有时又批评她不合法的悲剧了。
2013年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致使河南省兰考县一处弃婴收养所里7名孤儿罹难。事故被曝光后，“袁厉害事件”成为社会热词，袁厉害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随之而来的关于收养的爱心之举与灾难的责任界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有人对袁厉害的善举报以赞美和惋惜，有人则认为她明显超出自身能力的“收养”才酿成了悲剧。更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户主袁厉害作为监护人，难辞其咎；从法律上讲，她应该被判刑7年。 因此，“追究袁厉害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言论也引发民众激辩。有人就此设问：若是没有袁厉害，上百名弃婴的命运又将会怎样？但更多人认为，“不应苛责袁厉害”。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收养孩子的爱心人士没有错。他说，在国外，爱心人士收养孩子，相关培训及政府支持资金等会很快配套，但目前中国儿童福利始终没有通过立法予以确定，这方面的欠账较多。 1月5日，河南兰考县召开致7名孤儿死亡火灾事故处置通气会。兰考副县长吴长胜称，事件的发生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宽于管理有直接关系，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公共投入上更加倾向于社会公共保障，注重引导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民生建设。通过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真正化解因“政府解决不了”、“民间解决不好”形成的“非法而合理”的问题。 暂且抛开事件本身，其实从深层次讲是个人与公共，“情理”与“法理”的辨证与趋合和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认为，“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意即促进他人利益和自我利益的同时增长，是现代社会公民精神的表现。个体参与公共事务，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来说，对于培养个体自由意识、独立意志和社会进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袁厉害的抚养行为之所以存在情、理、法的争议以及当地相关部门权责的纠结，实质在于个人承担这种社会抚养事物时，各方对于什么是边界，以及是否要遵守边界，如何遵守边界，都处于一种近乎无意识和缺乏思考的状态。 “于情于理”这四个字一直是对社会和人事考量的标准，任何事都要在情理之中，而偏颇在“情”与“理”之间的纠葛又很难理清。不过，如果把理性的边界作为公序良俗，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中与政府默契中达到平衡，自然不会出现有时表彰袁厉害的爱心，有时又批评她不合法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