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我的老同事、忘年交、广西文场大家何红玉老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着手编写她的第五部文场专著《词韵》，这是她四十余年在广西民间采风所收集到的广西文场唱词集。 成稿之后，何老师把我约到她家，给我看她已按唱腔曲牌分类汇集成册的《词韵》手稿，商量出版事宜。我建议何老师把书交给在业界口碑甚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向她隆重地推荐了该社的编辑龙子仲先生，向她介绍了子仲的才学及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成就。 子仲雅好戏曲，平时言谈中对桂林地方文化及戏曲也多有提及。我在与他的交往中，曾经跟他说起过广西文场，自然也就谈到了目前文场代表性人物何红玉老师的情况，尤其是何老师如何自20世纪60年代始，就抱着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决心，到民间采风，收集了大量的文场词曲及音像资料，以及何老师的“韵”字系列文场专著成果及出版计划。 就这样，何、龙两人在尚未谋面时，对彼此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当我代表何老师正式向子仲提出了由他来做责编的请求后，子仲欣然答应去何家看看书稿。在何家，子仲看到了《词韵》最初的手稿。边浏览边听何老师介绍此书的体例、编写构想。子仲告诉何老师，他的母亲是文场之乡荔浦人，小时候听母亲哼唱过文场小调，对文场音乐很有好感。这无疑拉近了与出生于荔浦的何老师的距离。 初次见面，他们交谈不多，子仲把《词韵》手稿拿回家翻阅，何老师送子仲已出版的四本文场专著及自己演唱的《骂玉郎》光碟。大约过了一个月，我陪着子仲第二次到何家，他们就原稿中的唱腔曲牌展开了讨论。子仲提了几个极专业的问题，涉及何老师已经出版的几本书中的内容，并且提到了杨英浏所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提到了音乐史中的一些问题，这让何老师大为惊讶和感动。惊讶的是一个非曲艺专业出身的编辑对曲艺音乐是如此了解，感动的是看得出子仲仔细地读完了她的四本专著。两人谈着谈着，就不拘泥于书稿的编辑出版了，而是谈起了各地的曲种、文场的唱腔。子仲说到近年来很喜欢京韵大鼓，尤其喜爱骆玉笙的演唱，而何老师曾经到天津曲艺团进修，得过骆玉笙先生的亲授。两人越说越投机，说到高兴处，时不时地还哼唱几句。兴奋不已的何老师来了劲头，竟然搬出了她珍藏多年的所有文场宝贝给子仲看，其中有广西文场文献《最新琴弦曲谱》的四种版本，《神韵》、《天韵》的素材，许多珍贵的文场照片，还有采风笔记。当这些东西都呈现在子仲面前时，子仲也有一种兴奋，他小心地翻看那几本发黄的线装曲谱，细细品读其中的内容。书中记录谱例用的是传统的工尺谱，子仲居然也能看懂。他还与何老师一起，从文献学的角度，比较四个版本的优劣，认定其中的第二本最为珍贵。此时，子仲萌生了再版广西文场文献的念头。 何老师所收藏的文场宝贝，光是她四十年来民间采风所得的文场录音及王仁和、刘玉瑛等老一辈盲人艺术家的演唱录音磁带、光盘就有一箱子。每次子仲去她家，她都会把这些录音挑重点放给子仲听。这些可都是她平时不轻易示人的宝贝。子仲听到王仁和的演唱后，感叹王不愧为艺术大师，后来在他所做的“韵外影笺”部分，子仲对王仁和给予很高的评价。 除了听录音，何老师还专门为子仲在家里安排了一场文场堂会“耍玩子”，子仲在博客中很有感触地写道： ……文场本来就典雅，唱家耽于其中，更容易做得精微。下午唱的，从《骂玉郎》开始，到《白蛇拜斗》结束，越调、滩簧，丝弦、南词基本都有了。以前听过昆曲的《骂玉郎》，是洪雪飞唱的，跟文场比起来，风格要冶艳些，但精细处似每有不及。我一直觉得，桂林的这个文场是很了不得的东西。它的祖上，至少是明人散曲。辗转流入广西，面貌上虽有所变通，但骨子里仍然保留了吴越之地才可能养就的那种繁盛娴雅的气象。 很多艺术是要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才能养就的。今天中国生活太粗放，跟宋、明的精致程度比起来差了好大一截，所以也不可能出现什么新的上乘的艺术。比如张艺谋在漓江上搞的那个《印象刘三姐》，多么粗俗空洞，但当代人都以为那就已经很好了。可见这也不光是张艺谋的原因，人们普遍的心灵空洞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文场是几百年来的古人帮我们打造的，空洞的心听不进去。这也是它在今天的尴尬处。 就这样一次次在与作者、与文场近距离的接触中，子仲逐渐形成了他最初的编辑思路。他认为，在桂林本土的桂剧、彩调和文场三大艺术样式中，文场是最有文化底蕴的，曲妙词雅，值得好好研究。他想打磨出一本关于广西文场的精品图书，这本书里要有文场的音乐呈现、舞台呈现，如果仅是唱词，可惜了一个好的题材。经过深思熟虑，他拟出了第一个编辑提纲，可以看出，子仲想要做的，不止是要编好《词韵》，而是要重构全书的框架，将《词韵》的内容作为一个章节，打造一本广西文场史及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场专著。 书的框架有了眉目，何老师亲自带着书稿到文化局找有关领导，申请出版经费。何老师的报告，引起了文化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又为此向自治区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打了专题报告，申请出版经费。此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也很支持此书的出版，要把书稿拿到南宁的出版社去出版。获知此消息的何老师表态说：此稿若非放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由龙子仲当责编，宁愿不出。文化局尊重何老师的意见，最后，从自治区下拨桂林市的广西文场保护经费中，划出一笔钱，用于本书的出版。经估算，若要影印《最新琴弦曲谱》，经费尚有不足。子仲便向广西师大出版社何林夏社长谈及此书的编辑出版情况，何社长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选题，哪怕是社里填钱，也要出版此书。 有作者的信任和通力配合，又无经费上的后顾之忧，子仲随即开始了该书的愉快的编辑之旅。考虑到时间关系和何老师“韵”字系列的整体构思，子仲决定放弃原来重构的做法，回到《词韵》一书的文本来做一些提升。至于怎么做，还需要研究。 2010年12月2日，第二届广西文场研讨会在荔浦召开，做事一向踏实的子仲根据近期研究文场的心得，撰写了《广西文场观书札记》一文与会，这就是附在《词韵》书后面的那篇文章。所有与会者都认为，这是那次会议中最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子仲这次论文写作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在回头梳理曲艺文献时，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词韵》的编写体例。
2009年春，我的老同事、忘年交、广西文场大家何红玉老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着手编写她的第五部文场专著《词韵》，这是她四十余年在广西民间采风所收集到的广西文场唱词集。 成稿之后，何老师把我约到她家，给我看她已按唱腔曲牌分类汇集成册的《词韵》手稿，商量出版事宜。我建议何老师把书交给在业界口碑甚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向她隆重地推荐了该社的编辑龙子仲先生，向她介绍了子仲的才学及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成就。 子仲雅好戏曲，平时言谈中对桂林地方文化及戏曲也多有提及。我在与他的交往中，曾经跟他说起过广西文场，自然也就谈到了目前文场代表性人物何红玉老师的情况，尤其是何老师如何自20世纪60年代始，就抱着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决心，到民间采风，收集了大量的文场词曲及音像资料，以及何老师的“韵”字系列文场专著成果及出版计划。 就这样，何、龙两人在尚未谋面时，对彼此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当我代表何老师正式向子仲提出了由他来做责编的请求后，子仲欣然答应去何家看看书稿。在何家，子仲看到了《词韵》最初的手稿。边浏览边听何老师介绍此书的体例、编写构想。子仲告诉何老师，他的母亲是文场之乡荔浦人，小时候听母亲哼唱过文场小调，对文场音乐很有好感。这无疑拉近了与出生于荔浦的何老师的距离。 初次见面，他们交谈不多，子仲把《词韵》手稿拿回家翻阅，何老师送子仲已出版的四本文场专著及自己演唱的《骂玉郎》光碟。大约过了一个月，我陪着子仲第二次到何家，他们就原稿中的唱腔曲牌展开了讨论。子仲提了几个极专业的问题，涉及何老师已经出版的几本书中的内容，并且提到了杨英浏所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提到了音乐史中的一些问题，这让何老师大为惊讶和感动。惊讶的是一个非曲艺专业出身的编辑对曲艺音乐是如此了解，感动的是看得出子仲仔细地读完了她的四本专著。两人谈着谈着，就不拘泥于书稿的编辑出版了，而是谈起了各地的曲种、文场的唱腔。子仲说到近年来很喜欢京韵大鼓，尤其喜爱骆玉笙的演唱，而何老师曾经到天津曲艺团进修，得过骆玉笙先生的亲授。两人越说越投机，说到高兴处，时不时地还哼唱几句。兴奋不已的何老师来了劲头，竟然搬出了她珍藏多年的所有文场宝贝给子仲看，其中有广西文场文献《最新琴弦曲谱》的四种版本，《神韵》、《天韵》的素材，许多珍贵的文场照片，还有采风笔记。当这些东西都呈现在子仲面前时，子仲也有一种兴奋，他小心地翻看那几本发黄的线装曲谱，细细品读其中的内容。书中记录谱例用的是传统的工尺谱，子仲居然也能看懂。他还与何老师一起，从文献学的角度，比较四个版本的优劣，认定其中的第二本最为珍贵。此时，子仲萌生了再版广西文场文献的念头。 何老师所收藏的文场宝贝，光是她四十年来民间采风所得的文场录音及王仁和、刘玉瑛等老一辈盲人艺术家的演唱录音磁带、光盘就有一箱子。每次子仲去她家，她都会把这些录音挑重点放给子仲听。这些可都是她平时不轻易示人的宝贝。子仲听到王仁和的演唱后，感叹王不愧为艺术大师，后来在他所做的“韵外影笺”部分，子仲对王仁和给予很高的评价。 除了听录音，何老师还专门为子仲在家里安排了一场文场堂会“耍玩子”，子仲在博客中很有感触地写道： ……文场本来就典雅，唱家耽于其中，更容易做得精微。下午唱的，从《骂玉郎》开始，到《白蛇拜斗》结束，越调、滩簧，丝弦、南词基本都有了。以前听过昆曲的《骂玉郎》，是洪雪飞唱的，跟文场比起来，风格要冶艳些，但精细处似每有不及。我一直觉得，桂林的这个文场是很了不得的东西。它的祖上，至少是明人散曲。辗转流入广西，面貌上虽有所变通，但骨子里仍然保留了吴越之地才可能养就的那种繁盛娴雅的气象。 很多艺术是要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才能养就的。今天中国生活太粗放，跟宋、明的精致程度比起来差了好大一截，所以也不可能出现什么新的上乘的艺术。比如张艺谋在漓江上搞的那个《印象刘三姐》，多么粗俗空洞，但当代人都以为那就已经很好了。可见这也不光是张艺谋的原因，人们普遍的心灵空洞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文场是几百年来的古人帮我们打造的，空洞的心听不进去。这也是它在今天的尴尬处。 就这样一次次在与作者、与文场近距离的接触中，子仲逐渐形成了他最初的编辑思路。他认为，在桂林本土的桂剧、彩调和文场三大艺术样式中，文场是最有文化底蕴的，曲妙词雅，值得好好研究。他想打磨出一本关于广西文场的精品图书，这本书里要有文场的音乐呈现、舞台呈现，如果仅是唱词，可惜了一个好的题材。经过深思熟虑，他拟出了第一个编辑提纲，可以看出，子仲想要做的，不止是要编好《词韵》，而是要重构全书的框架，将《词韵》的内容作为一个章节，打造一本广西文场史及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场专著。 书的框架有了眉目，何老师亲自带着书稿到文化局找有关领导，申请出版经费。何老师的报告，引起了文化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又为此向自治区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打了专题报告，申请出版经费。此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也很支持此书的出版，要把书稿拿到南宁的出版社去出版。获知此消息的何老师表态说：此稿若非放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由龙子仲当责编，宁愿不出。文化局尊重何老师的意见，最后，从自治区下拨桂林市的广西文场保护经费中，划出一笔钱，用于本书的出版。经估算，若要影印《最新琴弦曲谱》，经费尚有不足。子仲便向广西师大出版社何林夏社长谈及此书的编辑出版情况，何社长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选题，哪怕是社里填钱，也要出版此书。 有作者的信任和通力配合，又无经费上的后顾之忧，子仲随即开始了该书的愉快的编辑之旅。考虑到时间关系和何老师“韵”字系列的整体构思，子仲决定放弃原来重构的做法，回到《词韵》一书的文本来做一些提升。至于怎么做，还需要研究。 2010年12月2日，第二届广西文场研讨会在荔浦召开，做事一向踏实的子仲根据近期研究文场的心得，撰写了《广西文场观书札记》一文与会，这就是附在《词韵》书后面的那篇文章。所有与会者都认为，这是那次会议中最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子仲这次论文写作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在回头梳理曲艺文献时，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词韵》的编写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