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吹出的红色经典
——浅析戏剧《白毛女》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苦难之中，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一群群有志青年在探索着。《白毛女》就像一股新风刮过了延安西北大片一干竭皲裂的土地。
在当时的延安，“秧歌”本是农村里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将它改成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全民性歌舞文化。从老乡、文艺工作者、战士到干部，无不被这种新型的歌舞艺术所感染，延安的秧歌运动以大规模生产和集体式活动成为极具生气的文化创作，成为了艺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的“典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诞生了。这部“红色”经典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热潮，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效应。
而一部成功的歌剧创作，其关键之处在于思想的升华和艺术的提炼。民间故事“白毛仙姑”被鲁艺创作班子加以利用、改造而赋予新的主题思想。一个佃农的女儿的悲惨身世，一方面集中地表现了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它统治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光明，在这里的农民得到了翻身。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化成人。在受了几千年痛苦的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生活起了基本变化，心理照进了光明。《白毛女》戏剧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民族歌剧样式的诞生，也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的社会矛盾，以及农民新思想的产生。中国歌剧在城市里萌芽但没有在城市里诞生，而在战争条件下的农村环境里诞生，就是广大农民的反抗和斗争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另外，歌剧艺术中的人是经过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人，是歌剧中最首要和最基本的元素，是歌剧内容构成的中心环节。所以在戏剧《白毛女》中，人物形象十分鲜明，且极具代表性。
喜儿是《白毛女》的主人公，她淳朴善良、坚强勇敢而且富于抗争。当杨白劳年三十晚上为了躲债还不敢回家时，独自一人在家的喜儿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点过年的东西，满怀希望的等着爹爹回来。当杨白劳躲帐从外面冒雪赶回来，除了带回来喜儿期待的二斤白面之外，还带了红头绳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她。喜儿欣喜程度溢于言表，她跪在杨白劳膝前，让跌得亲手给自己扎上。此时的喜儿，和世上千千万万幸福的儿女们一样，在夜里，在温暖的烛光里享受着暖暖的亲情。“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剧中的唱词，表现了喜儿乐观积极的一面。而当得知黄家要把她卖给人贩子时，面对强势群体，喜儿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奋起抗争，带着七个月的身孕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山中的三年时光里，喜儿告诉自己再难再苦也要活下去，要报仇。与此同时，大春逃离了黄家的追捕，投奔了八路军，希望八路军能拯救他们这些被地主迫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这种鲜明的反抗精神，对恶势力的反抗与不屈，正是新生代农民的代表。年轻人永远是时代的推动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而这种反抗往往就是由年轻一代发起的，他们有活力，有朝气，敢于抗争，敢于改变。
与喜儿，大春同样受着压迫却死于压迫的另一剧中人物就是杨白劳。他也是歌剧着力要突出的人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的代表，他的一生就是旧社会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他善良朴实，懦弱胆小，对恶势力充满无奈，他的这些特点在旧中国农民身上有着长期的体现。旧社会的劳苦大众在受到剥削阶级的压榨和盘剥的时候，大多表现为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杨白劳在得知要用女儿来抵债时也试图说服东家，甚至扬言要找地方说理，但当听到“黄家就是衙门口”时，他又陷入深深的无奈。杨白劳反抗到放弃再到自杀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哀其不幸时，也对旧社会的剥削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岁这样的悲剧人物深表同情时，也加大了对黄世仁为首的地主剥削阶级产生无尽的憎恨。
《白毛女》剧中的角色个个鲜明形象，深入人心。除此之外，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剧中角色的身份还被进一步的强化了。贫农出身的喜儿和他爹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个无辜而不幸的女子，而是一个遭受着压迫和剥削的阶级。而黄世仁、黄母以及穆仁智也不是单纯的地主或走狗，而是一个以他们为代表的作恶集团，这里也包括了当时的“县长”、“衙门”以及一切旧式权力机构。而拯救者也不仅仅是和喜儿有婚约的大春哥，更是共产党八路军。
其实，《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抗战胜利即将来临，国内的积极矛盾将代替民族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毛女》在解放区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次修改和演出中，就不断地强化阶级压迫和积极反抗这一红线。“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在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这是丁玲笔下所描写的延安群众，在观看歌剧《白毛女》的真实情景。歌剧《白毛女》以其极大的影响力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一部深刻的艺术化的政治教科书，真正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一部歌剧能够在千千万万的群众中起到这样大的教育作用，并感动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又将民族戏曲与西方歌剧相结合，为民族新歌剧的建设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白毛女》不愧为中国新歌剧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何火任：《与贺敬之》，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
孟远：《六十年来歌剧的评价模式的变迁》 河北学刊 2005年第4期。 宋剑华：《民间传奇到红色经典——故事的历史演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1年第3期。
北风吹出的红色经典
——浅析戏剧《白毛女》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苦难之中，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一群群有志青年在探索着。《白毛女》就像一股新风刮过了延安西北大片一干竭皲裂的土地。
在当时的延安，“秧歌”本是农村里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将它改成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全民性歌舞文化。从老乡、文艺工作者、战士到干部，无不被这种新型的歌舞艺术所感染，延安的秧歌运动以大规模生产和集体式活动成为极具生气的文化创作，成为了艺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的“典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诞生了。这部“红色”经典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热潮，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效应。
而一部成功的歌剧创作，其关键之处在于思想的升华和艺术的提炼。民间故事“白毛仙姑”被鲁艺创作班子加以利用、改造而赋予新的主题思想。一个佃农的女儿的悲惨身世，一方面集中地表现了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它统治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光明，在这里的农民得到了翻身。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化成人。在受了几千年痛苦的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生活起了基本变化，心理照进了光明。《白毛女》戏剧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民族歌剧样式的诞生，也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的社会矛盾，以及农民新思想的产生。中国歌剧在城市里萌芽但没有在城市里诞生，而在战争条件下的农村环境里诞生，就是广大农民的反抗和斗争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另外，歌剧艺术中的人是经过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人，是歌剧中最首要和最基本的元素，是歌剧内容构成的中心环节。所以在戏剧《白毛女》中，人物形象十分鲜明，且极具代表性。
喜儿是《白毛女》的主人公，她淳朴善良、坚强勇敢而且富于抗争。当杨白劳年三十晚上为了躲债还不敢回家时，独自一人在家的喜儿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点过年的东西，满怀希望的等着爹爹回来。当杨白劳躲帐从外面冒雪赶回来，除了带回来喜儿期待的二斤白面之外，还带了红头绳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她。喜儿欣喜程度溢于言表，她跪在杨白劳膝前，让跌得亲手给自己扎上。此时的喜儿，和世上千千万万幸福的儿女们一样，在夜里，在温暖的烛光里享受着暖暖的亲情。“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剧中的唱词，表现了喜儿乐观积极的一面。而当得知黄家要把她卖给人贩子时，面对强势群体，喜儿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奋起抗争，带着七个月的身孕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山中的三年时光里，喜儿告诉自己再难再苦也要活下去，要报仇。与此同时，大春逃离了黄家的追捕，投奔了八路军，希望八路军能拯救他们这些被地主迫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这种鲜明的反抗精神，对恶势力的反抗与不屈，正是新生代农民的代表。年轻人永远是时代的推动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而这种反抗往往就是由年轻一代发起的，他们有活力，有朝气，敢于抗争，敢于改变。
与喜儿，大春同样受着压迫却死于压迫的另一剧中人物就是杨白劳。他也是歌剧着力要突出的人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的代表，他的一生就是旧社会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他善良朴实，懦弱胆小，对恶势力充满无奈，他的这些特点在旧中国农民身上有着长期的体现。旧社会的劳苦大众在受到剥削阶级的压榨和盘剥的时候，大多表现为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杨白劳在得知要用女儿来抵债时也试图说服东家，甚至扬言要找地方说理，但当听到“黄家就是衙门口”时，他又陷入深深的无奈。杨白劳反抗到放弃再到自杀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哀其不幸时，也对旧社会的剥削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岁这样的悲剧人物深表同情时，也加大了对黄世仁为首的地主剥削阶级产生无尽的憎恨。
《白毛女》剧中的角色个个鲜明形象，深入人心。除此之外，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剧中角色的身份还被进一步的强化了。贫农出身的喜儿和他爹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个无辜而不幸的女子，而是一个遭受着压迫和剥削的阶级。而黄世仁、黄母以及穆仁智也不是单纯的地主或走狗，而是一个以他们为代表的作恶集团，这里也包括了当时的“县长”、“衙门”以及一切旧式权力机构。而拯救者也不仅仅是和喜儿有婚约的大春哥，更是共产党八路军。
其实，《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抗战胜利即将来临，国内的积极矛盾将代替民族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毛女》在解放区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次修改和演出中，就不断地强化阶级压迫和积极反抗这一红线。“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在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这是丁玲笔下所描写的延安群众，在观看歌剧《白毛女》的真实情景。歌剧《白毛女》以其极大的影响力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一部深刻的艺术化的政治教科书，真正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一部歌剧能够在千千万万的群众中起到这样大的教育作用，并感动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又将民族戏曲与西方歌剧相结合，为民族新歌剧的建设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白毛女》不愧为中国新歌剧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何火任：《与贺敬之》，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
孟远：《六十年来歌剧的评价模式的变迁》 河北学刊 2005年第4期。 宋剑华：《民间传奇到红色经典——故事的历史演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