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王府井和琉璃厂
父亲不喜欢逛公园，看风景，除了看戏看电影，他只喜欢去两个地方：王府井和琉璃厂。
逛王府井主要是东安市场，后来有了百货大楼。街上还有一些有名的店铺，如“盛锡福”是卖帽子的，“雷蒙”是卖男装的，“造寸”是卖女装的，“中央普兰德”是洗衣服的。当年的东安市场是木结构的房子，中间的通道有天窗，两边是店铺。周末总是从北长街叫三轮车到王府井，吃一餐晚饭，逛一逛。东安市场有两家西餐厅，一家叫大地，另一家叫吉士林，是我们经常去的。市场的北门有两家中餐厅，一家叫森隆，淮扬菜，另一家是东来顺。父亲不喜欢吃涮羊肉，去那里是叫孩子们自己动手，开心热闹。旧书摊和古董店总有货真价实的玩意儿，父亲在那里买过德国印刷的《世界美术全集》和伦勃朗、弗美尔的画集，买过大明宣德年的铜香炉和镀金佛像。父亲抽烟很凶，客厅里用铜香炉作烟灰缸，又有汉代铜镜，铜镜凹凸不平的一面可以摆放点燃的香烟和揿灭烟头。当年这些古董的价钱是很低的，记得父亲在东安市场买过两个做工精美的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像木雕，每个只有150元。
东安市场周围有很多上海迁京的店铺，“雷蒙”就是一家，在八面槽，是上海滩做男装的名店，父亲在那里做了两套西装。“雷蒙”的西装用的是英国所谓“套头料子”，即出厂的一个包装几百块料子，每块料子的原料、颜色、织法各不相同，每个城市只能得到一个包装，因此用这种料子做的西装，在一个城市里没有相同的料子，称为“套头料子”。“雷蒙”的西装全部手工制作，极考究，雇客须三次试穿方可完工。“造寸”也是上海迁京的服装店，父亲在那里为母亲买过一件浅绿色英国烤花呢大衣。
父亲这样解释他的逛街爱好：
“世界上有两类人爱逛街：艺术家和女人。”
逛东安市场会碰到朋友和熟人，碰到那些同样喜爱逛街的艺术家。有一回碰到廖承志先生，父亲叫他“廖胖子”，“他是学过画的，也算艺术家。”父亲这样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先生最爱去的地方是理发店，东安市场北门外的四联理发店是北京最好的理发店，上海迁京，全是扬州师傅。矮小而气宇轩昂的周扬先生每三天理一次发，特别注意自己的颜面。
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父亲另一个爱去的地方。1955年后，父亲接连出版了《行军纪事》和《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两部长篇小说，母亲出了五本书，当年的稿费是很可观的。手里有了钱，父亲更爱逛琉璃厂了，这就开始了书画收藏。
父亲买的第一张画并不是在琉璃厂买的，而是在谭家菜的餐厅里。那是一张石涛的山水画，一本册页的最后一张，石涛为册页题款，“命童子用印藏之”。那一天到菜市口的谭家菜吃饭，父亲看见餐厅里用镜框挂着这张画。父亲叫来谭老板（应是谭宗浚的重孙），30元成交。50年代初一张齐白石只卖10块钱。
这以后买了一轴八大山人的荷花长卷，画轴的后面附一封画家的亲笔信。父亲是艺术家，不是收藏家，买画全凭兴趣，石涛、八大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画家。八大的长卷花了300元，可是张之先生说是假的。张之是故宫博物院首席书画鉴赏家，在琉璃厂总能碰到他，讲书画时一副权威的派头，父亲只有点头称是。他说墨荷是假的，八大的信是真的。果然，父亲找到一本台湾出版的八大山人画册，画册里面有这张墨荷长卷，一比，父亲的一轴的确是赝品。
玩古董字画是要付学费的。后来买的一本石涛的彩墨花鸟画册页12张，很漂亮，只是墨色有些淡。原来画是“揭过”的，即画商将宣纸从中间分开，一张画变成两张画，墨色自然淡了。石涛的画以山水为多，难得找到花鸟。父亲叹一口气说道：
“李一氓的一本才是珍品。”
李一氓先生也有一本石涛的花鸟册页，也是在琉璃厂买的，花了600元。
50年代琉璃厂的格局同现在的样子仿佛，只是房子破旧些，几家老店是在后堂设客厅，有茶水招待，碰到熟人可以饮茶聊天。李一氓和邓拓是琉璃厂的常客。李一氓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过郭沫若的创造社，翻译过《哲学底贫困》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央苏区是保卫局执行部长。抗战时期他是新四军秘书长，对“皖南事变”负有责任的“项袁周李”，即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父亲在苏北与李一氓相识，一个是苏皖解放区政府主席，一个是画家，两人一见如故。抗战时期没有画画的条件，没有纸张，更没有颜料。李一氓一拍桌子说道：
“我来给你买！”
李一氓派交通员到上海为父亲买油画颜料和画布，叫父亲画油画，画什么都可以，不是派政治任务那一套。买来那么多颜料画布，叫父亲大吃一惊，父亲画了几十张油画，一直用到50年代。解放后李一氓在日内瓦住了几年，做外交工作，职位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父亲说他这个人有艺术家脾气，所以官位越做越小。父亲有一次到李一氓家，他拿出一本1848年伦敦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巴黎地摊上买的。李一氓是古籍专家，他和邓拓都有很多书画，真玩意儿，在他们逝世之前，全部捐给国家。
父亲还买过金农、任伯年、吴昌硕的画，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人物画《钟馗醉酒图》一直挂在客厅里。我们家1962年搬到沈阳张学良的老宅“少帅府”后，钟馗仍然挂在客厅里，却是不能镇宅，也不能驱邪。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画被小妹妹“破四旧”一把火烧掉了。
七、王府井和琉璃厂
父亲不喜欢逛公园，看风景，除了看戏看电影，他只喜欢去两个地方：王府井和琉璃厂。
逛王府井主要是东安市场，后来有了百货大楼。街上还有一些有名的店铺，如“盛锡福”是卖帽子的，“雷蒙”是卖男装的，“造寸”是卖女装的，“中央普兰德”是洗衣服的。当年的东安市场是木结构的房子，中间的通道有天窗，两边是店铺。周末总是从北长街叫三轮车到王府井，吃一餐晚饭，逛一逛。东安市场有两家西餐厅，一家叫大地，另一家叫吉士林，是我们经常去的。市场的北门有两家中餐厅，一家叫森隆，淮扬菜，另一家是东来顺。父亲不喜欢吃涮羊肉，去那里是叫孩子们自己动手，开心热闹。旧书摊和古董店总有货真价实的玩意儿，父亲在那里买过德国印刷的《世界美术全集》和伦勃朗、弗美尔的画集，买过大明宣德年的铜香炉和镀金佛像。父亲抽烟很凶，客厅里用铜香炉作烟灰缸，又有汉代铜镜，铜镜凹凸不平的一面可以摆放点燃的香烟和揿灭烟头。当年这些古董的价钱是很低的，记得父亲在东安市场买过两个做工精美的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像木雕，每个只有150元。
东安市场周围有很多上海迁京的店铺，“雷蒙”就是一家，在八面槽，是上海滩做男装的名店，父亲在那里做了两套西装。“雷蒙”的西装用的是英国所谓“套头料子”，即出厂的一个包装几百块料子，每块料子的原料、颜色、织法各不相同，每个城市只能得到一个包装，因此用这种料子做的西装，在一个城市里没有相同的料子，称为“套头料子”。“雷蒙”的西装全部手工制作，极考究，雇客须三次试穿方可完工。“造寸”也是上海迁京的服装店，父亲在那里为母亲买过一件浅绿色英国烤花呢大衣。
父亲这样解释他的逛街爱好：
“世界上有两类人爱逛街：艺术家和女人。”
逛东安市场会碰到朋友和熟人，碰到那些同样喜爱逛街的艺术家。有一回碰到廖承志先生，父亲叫他“廖胖子”，“他是学过画的，也算艺术家。”父亲这样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先生最爱去的地方是理发店，东安市场北门外的四联理发店是北京最好的理发店，上海迁京，全是扬州师傅。矮小而气宇轩昂的周扬先生每三天理一次发，特别注意自己的颜面。
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父亲另一个爱去的地方。1955年后，父亲接连出版了《行军纪事》和《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两部长篇小说，母亲出了五本书，当年的稿费是很可观的。手里有了钱，父亲更爱逛琉璃厂了，这就开始了书画收藏。
父亲买的第一张画并不是在琉璃厂买的，而是在谭家菜的餐厅里。那是一张石涛的山水画，一本册页的最后一张，石涛为册页题款，“命童子用印藏之”。那一天到菜市口的谭家菜吃饭，父亲看见餐厅里用镜框挂着这张画。父亲叫来谭老板（应是谭宗浚的重孙），30元成交。50年代初一张齐白石只卖10块钱。
这以后买了一轴八大山人的荷花长卷，画轴的后面附一封画家的亲笔信。父亲是艺术家，不是收藏家，买画全凭兴趣，石涛、八大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画家。八大的长卷花了300元，可是张之先生说是假的。张之是故宫博物院首席书画鉴赏家，在琉璃厂总能碰到他，讲书画时一副权威的派头，父亲只有点头称是。他说墨荷是假的，八大的信是真的。果然，父亲找到一本台湾出版的八大山人画册，画册里面有这张墨荷长卷，一比，父亲的一轴的确是赝品。
玩古董字画是要付学费的。后来买的一本石涛的彩墨花鸟画册页12张，很漂亮，只是墨色有些淡。原来画是“揭过”的，即画商将宣纸从中间分开，一张画变成两张画，墨色自然淡了。石涛的画以山水为多，难得找到花鸟。父亲叹一口气说道：
“李一氓的一本才是珍品。”
李一氓先生也有一本石涛的花鸟册页，也是在琉璃厂买的，花了600元。
50年代琉璃厂的格局同现在的样子仿佛，只是房子破旧些，几家老店是在后堂设客厅，有茶水招待，碰到熟人可以饮茶聊天。李一氓和邓拓是琉璃厂的常客。李一氓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过郭沫若的创造社，翻译过《哲学底贫困》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央苏区是保卫局执行部长。抗战时期他是新四军秘书长，对“皖南事变”负有责任的“项袁周李”，即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父亲在苏北与李一氓相识，一个是苏皖解放区政府主席，一个是画家，两人一见如故。抗战时期没有画画的条件，没有纸张，更没有颜料。李一氓一拍桌子说道：
“我来给你买！”
李一氓派交通员到上海为父亲买油画颜料和画布，叫父亲画油画，画什么都可以，不是派政治任务那一套。买来那么多颜料画布，叫父亲大吃一惊，父亲画了几十张油画，一直用到50年代。解放后李一氓在日内瓦住了几年，做外交工作，职位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父亲说他这个人有艺术家脾气，所以官位越做越小。父亲有一次到李一氓家，他拿出一本1848年伦敦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巴黎地摊上买的。李一氓是古籍专家，他和邓拓都有很多书画，真玩意儿，在他们逝世之前，全部捐给国家。
父亲还买过金农、任伯年、吴昌硕的画，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人物画《钟馗醉酒图》一直挂在客厅里。我们家1962年搬到沈阳张学良的老宅“少帅府”后，钟馗仍然挂在客厅里，却是不能镇宅，也不能驱邪。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画被小妹妹“破四旧”一把火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