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协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万家阳
社会的进步在于社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要求是持续的、和谐的，符合发展规律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利益平衡被打破，形成多种利益的博弈。因此，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矛盾产生的过程。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是团结与民主，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谐与大同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人民政协所体现的体谅包容的特征及其性质，使之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也使社会的发展更符合科学、和谐发展的要求。
人民政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积极因素，又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和时代性。最近，各地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科学发展的学习实践活动，弘扬人民政协文化中海纳百川的主题，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1]。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是水之源、木之本，没有发展，根本就谈不上现代化，也无从使民富国强。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福祉，但发展的方式不同，决定着我们所设定的目标能否实现。举个生活中的常识，是很能说明这个道理的。蘑菇都是真菌成长起来的，但真菌的成长方式不同，环境不同，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内容物。真正的蘑菇给人以营养，健康人的体魄；而那些酷似蘑菇的毒蕈却能夺去人的生命。发展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不是单一的，而是与现实的文化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文化氛围，符合社会、历史、人文、自然规律的发展，必将促进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而那些违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或者在恶劣文化氛围下的发展所产生可能就是毒蕈，就是有毒的GDP ，也许给我们带来眼前的快感，但最终会给我们留下难以下咽的苦果。为此，中央英明的决策者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理念是及时的，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既说明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紧迫性、重要性，又强调了发展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遵循特定的规律，发展要硬，但不能硬发展，从而使发展成为人类，成为中国良性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包括健康的大众文化产生的源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与必然归宿。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这种目标与需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更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最终成果，也要让人民享受着改革的过程，让人民感受到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而不是让人民感觉发展的过程与已无关，甚至觉得发展是对自己利益的侵害，从而产生利益维护的本能与警惕，以至于愤怒。
从发展的方法论来看，科学发展又必然是和谐发展、统筹兼顾的发展。科学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和谐的，但发展的过程也需要和谐的环境。发展过程，也是除旧布新的过程，必然涉及到旧事物之间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创立新的平衡点。但在新一平衡尚未确立的时候，又必然存在着某些利益的冲突，以及利益之间的搏弈。故而，发展的过程也会是矛盾多发的高风险之际。矛盾的高发期，社会冲突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极大可能危及社会发展进程，化解这种矛盾，简单的堵，是不行的，随意的满足要求也是暂时的，必需要一种机制化解矛盾，
为这种矛盾寻求通畅的排泄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良好的人文环境反过来一定会使改革之帆乘风破浪。人民政协的组成特点决定，以及它所包含的江海不择细流的文化内涵，正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环境的最佳“润滑剂”，它可以为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众所周知，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其两大主题是“团结”与“民主”，它的文化内涵是和谐与包容，既有政治上的包容，也有文化、习惯、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包容。人民政协做团结工作有其天然的便利条件。我们知道，人民政协是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大特色[2]。所谓界别，实际就是某个社会阶层（当然，现行的人民政协界别划分并不能完全准确地代表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协委员是从各界别中产生的，他与人大代表的区域性（军队与行业代表除外）不同，是社会某个阶层的代表，也可以说是某个社会阶层的代言人，在某个界别中，都有着自身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做好思想工作的重要一个方面。人民政协这种多界别的特征是合乎当代民主社会的要求的。我们在推荐委员或选出代表时，理所当然希望他们有较高的政治素养、较高的文化水平、较高的思想境界，较强的参政能力。但作为普通人（他们不是我们的英雄人物，也不是道德模范），他们的意识、观点、立场也是无法摆脱他所处于的社会阶层、文化范畴。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不同阶层的委员的观点“交锋”明显增多，本质是言论盛宴背后的利益搏弈。在国外常见到我们不可理喻的代议机构中议员的“肢体”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这种情结的真实再现。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可能完全消除冲突和矛盾。但是，面对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冲突和矛盾，必须达到不同文化范畴的共荣， 必须有一套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来解决[4]。
政协由不同文化范畴、不同利益阶层的界别组成，政协委员的来源不同界别的特征，决定政协、决定委员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与便利。社会阶层的形成，源于社会发展，特别是自然人在社会中地位、职业、文化、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心理认知。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标准，都有一种文化认同感，都会为自己所处于何种社会阶层进行衡量与评判。一旦作出判断后，就会对自己所属的阶层产生文化上、心理上的认同，并对该阶层产生保护意识。当公权力的抽象行政行为，或公权的具体行为或事实行为被某阶层感知，可能危及或损害该阶层利益的时候，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可能使这个阶层迅速凝聚成集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具有反社会性与对抗性。这些年，我国某些地区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当地有关部门将其界定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坏人鼓动、受坏人蒙骗而产生的过激行为，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群众可能是不明真相的，也可能是受人蒙骗的，但冲击党政机关无疑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此应该是明了的。明知是违法还要去做，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阶层的人认为利益受到了侵犯，说明某些部门的所作所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说明公力救济的缺位，导致私力救济的滥用。尽管自利动机可以伪装成公平的诉求，但不能认为所有的公正诉求都是利己的伪装[3]，而要避免这种反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维护社会的实质（而不是表面的）稳定，关键在于公权的合法作为。及时地化解矛盾，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分析矛盾产生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心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避免矛盾的激化。政协委员来自于界别，一方面他们对处于本阶层人民的思想动态比他阶层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知道该阶层的诉求趋向，对来自于本阶层的疾苦往往感同身受；再加上政协委员一般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文化素养，他们对来自于本阶层的诉求的正当性的判断比本阶层的其他人更准确，更有说服力，对诉求的指向也较其他阶层，甚至党政部门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利用他们所处界别的优势，文化认同的心理，可以较好地把本阶层的合理诉求迅速传递给党政部门，既可以迅速化解由于诉求得不到支持而产生的愤怒，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可以让党政部门及时了解社会各界的动态与诉求，在
制订政策时对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合理分配与满足，促进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推动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于发展之中。
政协委员的另一重要优势是在社会矛盾产生时，对本阶层利益人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具有比一般人，甚至公权部门更强的说服力与号召力。我们知道，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作出一个心理判断，对同一文化范畴的人，对认同于自己所处的阶层的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正所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某个群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或是群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反抗时，就会演变为激烈的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不仅仅是利益冲突，更是一种文化冲突，无直接利益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文化冲突的最典型的表现。此时，来自于同一文化圈子中的本阶层人来化解这类矛盾就较易为该阶层的人所接受，就需要先去化解心理的对立。上文中谈到政协委员来自于社会的不同界别，代表着不同文化与利益阶层，他们对本界别（或本阶层）人士思想、文化、利益有着较多的了解，同时，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使他们又联系着党政机关，对党政机关的工作、政策也有着较为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多理性认识而少了些冲动的感性认识。这样，一方面政协委员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为本阶层人着想，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表达他们的诉求；另一方面，政协委员又能较好地理解党政部门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客观实际情况与现实困难，对决策和执行部门也会有更多的理解。这种从心开始的沟通，很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使群体性矛盾得以迅速解决，不致成为大规模的影响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不致成为科学发展的阻碍，也使之具有了沟通社会阶层与党政机关联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两者之间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从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好地发挥委员的作用来看，推选政协委员的时候，既要看该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的水平与能力，又要看其代表性是否充分。政协委员必须是界别中的真正代表人物，在该界别中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从政治层面来看，界别的划分要更符合科学性与客观实际，要对社会阶层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对不同文化范畴作深入的分析，避免过多出现不能代表社会阶层的界别，失去界别的应有之义。人民政协成立时，有45个单位，662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现在政协共有34个界别[5]，地方政协界别组成在不同地区有些判别。有关党政部门也要加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社会产生新的阶层要动态把握，当某个阶层形成一种阶层文化，在社会上产生足够影响的时候，不能让这种文化认知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及时将该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协队伍中来，为该阶层利益的表达、诉求表达提供充足的话语权，让这种可能带有狭隘特色的文化在人民政协的大文化中得到冶炼，使之成为健康的政协文化乃至中国特色文化的组成部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和谐。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政协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第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人民政协简明教程》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3]丁建峰《行为经济学的分配正文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杨军《惯性“维稳”破局》《南风窗》2009年第8期
[5]《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必备》第1页、第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论政协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万家阳
社会的进步在于社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要求是持续的、和谐的，符合发展规律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利益平衡被打破，形成多种利益的博弈。因此，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矛盾产生的过程。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是团结与民主，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谐与大同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人民政协所体现的体谅包容的特征及其性质，使之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也使社会的发展更符合科学、和谐发展的要求。
人民政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积极因素，又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和时代性。最近，各地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科学发展的学习实践活动，弘扬人民政协文化中海纳百川的主题，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1]。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是水之源、木之本，没有发展，根本就谈不上现代化，也无从使民富国强。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福祉，但发展的方式不同，决定着我们所设定的目标能否实现。举个生活中的常识，是很能说明这个道理的。蘑菇都是真菌成长起来的，但真菌的成长方式不同，环境不同，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内容物。真正的蘑菇给人以营养，健康人的体魄；而那些酷似蘑菇的毒蕈却能夺去人的生命。发展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不是单一的，而是与现实的文化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文化氛围，符合社会、历史、人文、自然规律的发展，必将促进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而那些违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或者在恶劣文化氛围下的发展所产生可能就是毒蕈，就是有毒的GDP ，也许给我们带来眼前的快感，但最终会给我们留下难以下咽的苦果。为此，中央英明的决策者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理念是及时的，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既说明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紧迫性、重要性，又强调了发展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遵循特定的规律，发展要硬，但不能硬发展，从而使发展成为人类，成为中国良性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包括健康的大众文化产生的源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与必然归宿。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这种目标与需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更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最终成果，也要让人民享受着改革的过程，让人民感受到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而不是让人民感觉发展的过程与已无关，甚至觉得发展是对自己利益的侵害，从而产生利益维护的本能与警惕，以至于愤怒。
从发展的方法论来看，科学发展又必然是和谐发展、统筹兼顾的发展。科学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和谐的，但发展的过程也需要和谐的环境。发展过程，也是除旧布新的过程，必然涉及到旧事物之间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创立新的平衡点。但在新一平衡尚未确立的时候，又必然存在着某些利益的冲突，以及利益之间的搏弈。故而，发展的过程也会是矛盾多发的高风险之际。矛盾的高发期，社会冲突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极大可能危及社会发展进程，化解这种矛盾，简单的堵，是不行的，随意的满足要求也是暂时的，必需要一种机制化解矛盾，
为这种矛盾寻求通畅的排泄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良好的人文环境反过来一定会使改革之帆乘风破浪。人民政协的组成特点决定，以及它所包含的江海不择细流的文化内涵，正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环境的最佳“润滑剂”，它可以为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众所周知，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其两大主题是“团结”与“民主”，它的文化内涵是和谐与包容，既有政治上的包容，也有文化、习惯、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包容。人民政协做团结工作有其天然的便利条件。我们知道，人民政协是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大特色[2]。所谓界别，实际就是某个社会阶层（当然，现行的人民政协界别划分并不能完全准确地代表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协委员是从各界别中产生的，他与人大代表的区域性（军队与行业代表除外）不同，是社会某个阶层的代表，也可以说是某个社会阶层的代言人，在某个界别中，都有着自身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做好思想工作的重要一个方面。人民政协这种多界别的特征是合乎当代民主社会的要求的。我们在推荐委员或选出代表时，理所当然希望他们有较高的政治素养、较高的文化水平、较高的思想境界，较强的参政能力。但作为普通人（他们不是我们的英雄人物，也不是道德模范），他们的意识、观点、立场也是无法摆脱他所处于的社会阶层、文化范畴。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不同阶层的委员的观点“交锋”明显增多，本质是言论盛宴背后的利益搏弈。在国外常见到我们不可理喻的代议机构中议员的“肢体”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这种情结的真实再现。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可能完全消除冲突和矛盾。但是，面对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冲突和矛盾，必须达到不同文化范畴的共荣， 必须有一套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来解决[4]。
政协由不同文化范畴、不同利益阶层的界别组成，政协委员的来源不同界别的特征，决定政协、决定委员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与便利。社会阶层的形成，源于社会发展，特别是自然人在社会中地位、职业、文化、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心理认知。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标准，都有一种文化认同感，都会为自己所处于何种社会阶层进行衡量与评判。一旦作出判断后，就会对自己所属的阶层产生文化上、心理上的认同，并对该阶层产生保护意识。当公权力的抽象行政行为，或公权的具体行为或事实行为被某阶层感知，可能危及或损害该阶层利益的时候，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可能使这个阶层迅速凝聚成集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具有反社会性与对抗性。这些年，我国某些地区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当地有关部门将其界定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坏人鼓动、受坏人蒙骗而产生的过激行为，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群众可能是不明真相的，也可能是受人蒙骗的，但冲击党政机关无疑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此应该是明了的。明知是违法还要去做，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阶层的人认为利益受到了侵犯，说明某些部门的所作所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说明公力救济的缺位，导致私力救济的滥用。尽管自利动机可以伪装成公平的诉求，但不能认为所有的公正诉求都是利己的伪装[3]，而要避免这种反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维护社会的实质（而不是表面的）稳定，关键在于公权的合法作为。及时地化解矛盾，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分析矛盾产生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心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避免矛盾的激化。政协委员来自于界别，一方面他们对处于本阶层人民的思想动态比他阶层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知道该阶层的诉求趋向，对来自于本阶层的疾苦往往感同身受；再加上政协委员一般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文化素养，他们对来自于本阶层的诉求的正当性的判断比本阶层的其他人更准确，更有说服力，对诉求的指向也较其他阶层，甚至党政部门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利用他们所处界别的优势，文化认同的心理，可以较好地把本阶层的合理诉求迅速传递给党政部门，既可以迅速化解由于诉求得不到支持而产生的愤怒，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可以让党政部门及时了解社会各界的动态与诉求，在
制订政策时对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合理分配与满足，促进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推动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于发展之中。
政协委员的另一重要优势是在社会矛盾产生时，对本阶层利益人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具有比一般人，甚至公权部门更强的说服力与号召力。我们知道，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作出一个心理判断，对同一文化范畴的人，对认同于自己所处的阶层的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正所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某个群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或是群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反抗时，就会演变为激烈的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不仅仅是利益冲突，更是一种文化冲突，无直接利益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文化冲突的最典型的表现。此时，来自于同一文化圈子中的本阶层人来化解这类矛盾就较易为该阶层的人所接受，就需要先去化解心理的对立。上文中谈到政协委员来自于社会的不同界别，代表着不同文化与利益阶层，他们对本界别（或本阶层）人士思想、文化、利益有着较多的了解，同时，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使他们又联系着党政机关，对党政机关的工作、政策也有着较为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多理性认识而少了些冲动的感性认识。这样，一方面政协委员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为本阶层人着想，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表达他们的诉求；另一方面，政协委员又能较好地理解党政部门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客观实际情况与现实困难，对决策和执行部门也会有更多的理解。这种从心开始的沟通，很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使群体性矛盾得以迅速解决，不致成为大规模的影响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不致成为科学发展的阻碍，也使之具有了沟通社会阶层与党政机关联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两者之间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从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好地发挥委员的作用来看，推选政协委员的时候，既要看该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的水平与能力，又要看其代表性是否充分。政协委员必须是界别中的真正代表人物，在该界别中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从政治层面来看，界别的划分要更符合科学性与客观实际，要对社会阶层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对不同文化范畴作深入的分析，避免过多出现不能代表社会阶层的界别，失去界别的应有之义。人民政协成立时，有45个单位，662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现在政协共有34个界别[5]，地方政协界别组成在不同地区有些判别。有关党政部门也要加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社会产生新的阶层要动态把握，当某个阶层形成一种阶层文化，在社会上产生足够影响的时候，不能让这种文化认知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及时将该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协队伍中来，为该阶层利益的表达、诉求表达提供充足的话语权，让这种可能带有狭隘特色的文化在人民政协的大文化中得到冶炼，使之成为健康的政协文化乃至中国特色文化的组成部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和谐。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政协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第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人民政协简明教程》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3]丁建峰《行为经济学的分配正文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杨军《惯性“维稳”破局》《南风窗》2009年第8期
[5]《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必备》第1页、第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