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与改善建议

论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与改善建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加,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主要讨论国内体制因素对我国居民分配的影响。针对文内提出的原因,本文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三个方面介绍解决建议。

关键字:收入分配失衡 原因 举措

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收入快速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持续拉大。而收入分配失衡已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投资要求不足,对市场规模和劳动者积极性也有较大影响,造成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体制缺陷无疑是最大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我国居民今后的生活。

一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是举世瞩目的。据香港《财富》论坛总结,美国用了60年(1870—1930)使人均收入增长6倍,而中国仅花了20年(1977—1997)就使30亿人的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现在中国的农民已实现温饱有余,而城镇居民已经整体上实现小康。

但与此同时,中国国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持续拉大,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定量计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方法是计算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基本含义是: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重。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越大。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①如果把各种隐性财产收入和非法收入计算在内,中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肯定会明显提高。而且,中国长期实行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分配制度,孔子就提出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广大居民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长期处于激烈竞争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参考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和中国居民的承受能力,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偏大,收入分配已严重失衡。

收入分配已经严重失衡,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现阶段城乡可支

出收入的比率为5‐6,大大超出国内外经济学界公认的1.0‐2.0的差距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最高②;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二 收入分配失衡的形成原因

影响收入分配的原因多且复杂,有个人素质、国家体制、宏观调控、国际经济环境等因素。此次我重点分析国内体制性因素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会带到一些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首先要分析的是,收入分配有差距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我国选择改革开放,就意味着抛弃过去追求绝对公平的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竞争中,不同社会成员因竞争能力、劳动贡献值以及对竞争的适应程度不同,导致了收入的不同。所以说市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收入不等的存在。其次,我国资源有限,国家会把精力优先放在某些经济单位及地区上,如开发特区、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等,这在政策上就表现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这种经济发展政策的倾斜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就不一样。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变革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才能从规范到失范再到新的规范、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这个过程中往往很难实现机会的公平。因此中国出现贫富差距以及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其实是改革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以上是我所分析的收入差距出现的合理理由,但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我国宏观结构和体制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不均,且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存在。初次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行业垄断,再分配的核心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1) 我国现在缺乏有效的限制行业垄断的政策

平等竞争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但是垄断性行业打破市场经济的平衡。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铁路等行业,受到政府的保护,行业内部缺少竞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从而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对于这种情况,作为消费者的居民缺少参与和决定的权利,价格听证会制度也存在缺陷。另外垄断性企业为当地财政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当地政府对垄断性企业听之任之,更甚者对其进行保护。

(2) 税收制度不健全,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必要的限制

税收政策是政府用来调整贫富差距的一个有力有段,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却难以有效实现。首先是对高收入者征订的个人所得税较低,对高收入者影响不大。其次高收入者有许多隐形收入,如证券投资收益,目前对此不征税。还有就是对于巨额遗产、

赠与目前也不征税,使得“富人”大量财产得以累计,加大贫富差距。

(3) 缺乏对于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的有效遏制和打击

腐败是现在社会上一股很大的力量,至今尚未有彻底有效的解决方法。大量以权谋私的例子正是基于对于公共权力监督的缺失。以权换利,靠关系得利益的现象在中国屡禁不止,这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加剧了贫富差距。

(4) 社会再分配不公且力度不够

收入初次分配追求效率的话,收入再分配则要追求公平。而现在城乡间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差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生活补助在城市较为普及,而农村则在这方面享受较少。从2001年至2008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只占GDP总量的0.18%。城市居民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是农村居民的83倍之多。而且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力度远远不够,就医疗保险而言,它只覆盖了1.7亿的城市人口,以及0.6亿的农村人口,近85%的居民仍然生活在没有社会医疗保障中。

(5)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再进一步加剧。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贸易与发展报告》证实,国家间收入的不公平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迅速扩大,大约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总收入的82.7%。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这样的浪潮也向中国袭来,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也产生了影响。

三 应对收入分配失衡的举措 收入分配的失衡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大导致内需不振,使我国经济强烈依赖外国市场,后续发展动力不强且风险性加大。收入分配失衡也已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需从根源上解决。党的十六大也明确指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针对我以上提出的收入分配的原因,我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上提出以下建议。

(1) 在初次分配时,要制定反垄断、鼓励平等竞争的政策,并促进将就业

首先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收入加剧过大的根本途径。其次在初次分配时还要坚持效率优先的要求,为此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共存的分配制度,以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再次,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制定反垄断制度,把垄断企业薪资和高管薪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鼓励平等竞争,资源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

为中小企业腾出发展空间,鼓励创业,多制造就业机会。

(2) 在再分配领域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

充分利用税收调控收入分配,调高个税起征点;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房产增值税等;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对体制外收入加以监控并纳入征收对象,降低高收入群体逃税、漏税几率;改革不合理的税收,减免农业税。

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筹措资金的力度与范围,以多种方式筹措,保证基本养老保险、视野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的落实;在医疗、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也要给予相当大的保障。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

(3) 促进社会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发挥

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捐款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进行社会反哺。对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个体或者单位,进行表彰,以鼓励这种行为。社会基金的建立将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益,让社会第三方力量惠泽政府力所不及之处,如残障人士、失学儿童等。

居民收入分配失衡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集中才智逐步解决这个关系到民生的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注释:

①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②赵晓辉,魏武:中国社科院调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参考文献:

陈荣荣,王新宏,《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195—213.

王尚银,《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引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25—145. 陈信,陈勇,《当代经济思潮》,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72—93. 魏小文,《西方经济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127—146.

丛亚平、李长久,从基尼系数看 我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北京:经济参考报设,2010.

论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与改善建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加,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主要讨论国内体制因素对我国居民分配的影响。针对文内提出的原因,本文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三个方面介绍解决建议。

关键字:收入分配失衡 原因 举措

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收入快速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持续拉大。而收入分配失衡已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投资要求不足,对市场规模和劳动者积极性也有较大影响,造成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体制缺陷无疑是最大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我国居民今后的生活。

一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是举世瞩目的。据香港《财富》论坛总结,美国用了60年(1870—1930)使人均收入增长6倍,而中国仅花了20年(1977—1997)就使30亿人的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现在中国的农民已实现温饱有余,而城镇居民已经整体上实现小康。

但与此同时,中国国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持续拉大,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定量计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方法是计算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基本含义是: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重。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越大。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①如果把各种隐性财产收入和非法收入计算在内,中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肯定会明显提高。而且,中国长期实行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分配制度,孔子就提出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广大居民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长期处于激烈竞争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参考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和中国居民的承受能力,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偏大,收入分配已严重失衡。

收入分配已经严重失衡,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现阶段城乡可支

出收入的比率为5‐6,大大超出国内外经济学界公认的1.0‐2.0的差距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最高②;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二 收入分配失衡的形成原因

影响收入分配的原因多且复杂,有个人素质、国家体制、宏观调控、国际经济环境等因素。此次我重点分析国内体制性因素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会带到一些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首先要分析的是,收入分配有差距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我国选择改革开放,就意味着抛弃过去追求绝对公平的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竞争中,不同社会成员因竞争能力、劳动贡献值以及对竞争的适应程度不同,导致了收入的不同。所以说市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收入不等的存在。其次,我国资源有限,国家会把精力优先放在某些经济单位及地区上,如开发特区、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等,这在政策上就表现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这种经济发展政策的倾斜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就不一样。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变革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才能从规范到失范再到新的规范、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这个过程中往往很难实现机会的公平。因此中国出现贫富差距以及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其实是改革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以上是我所分析的收入差距出现的合理理由,但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我国宏观结构和体制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不均,且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存在。初次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行业垄断,再分配的核心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1) 我国现在缺乏有效的限制行业垄断的政策

平等竞争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但是垄断性行业打破市场经济的平衡。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铁路等行业,受到政府的保护,行业内部缺少竞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从而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对于这种情况,作为消费者的居民缺少参与和决定的权利,价格听证会制度也存在缺陷。另外垄断性企业为当地财政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当地政府对垄断性企业听之任之,更甚者对其进行保护。

(2) 税收制度不健全,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必要的限制

税收政策是政府用来调整贫富差距的一个有力有段,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却难以有效实现。首先是对高收入者征订的个人所得税较低,对高收入者影响不大。其次高收入者有许多隐形收入,如证券投资收益,目前对此不征税。还有就是对于巨额遗产、

赠与目前也不征税,使得“富人”大量财产得以累计,加大贫富差距。

(3) 缺乏对于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的有效遏制和打击

腐败是现在社会上一股很大的力量,至今尚未有彻底有效的解决方法。大量以权谋私的例子正是基于对于公共权力监督的缺失。以权换利,靠关系得利益的现象在中国屡禁不止,这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加剧了贫富差距。

(4) 社会再分配不公且力度不够

收入初次分配追求效率的话,收入再分配则要追求公平。而现在城乡间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差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生活补助在城市较为普及,而农村则在这方面享受较少。从2001年至2008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只占GDP总量的0.18%。城市居民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是农村居民的83倍之多。而且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力度远远不够,就医疗保险而言,它只覆盖了1.7亿的城市人口,以及0.6亿的农村人口,近85%的居民仍然生活在没有社会医疗保障中。

(5)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再进一步加剧。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贸易与发展报告》证实,国家间收入的不公平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迅速扩大,大约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总收入的82.7%。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这样的浪潮也向中国袭来,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也产生了影响。

三 应对收入分配失衡的举措 收入分配的失衡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大导致内需不振,使我国经济强烈依赖外国市场,后续发展动力不强且风险性加大。收入分配失衡也已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需从根源上解决。党的十六大也明确指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针对我以上提出的收入分配的原因,我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上提出以下建议。

(1) 在初次分配时,要制定反垄断、鼓励平等竞争的政策,并促进将就业

首先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收入加剧过大的根本途径。其次在初次分配时还要坚持效率优先的要求,为此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共存的分配制度,以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再次,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制定反垄断制度,把垄断企业薪资和高管薪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鼓励平等竞争,资源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

为中小企业腾出发展空间,鼓励创业,多制造就业机会。

(2) 在再分配领域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

充分利用税收调控收入分配,调高个税起征点;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房产增值税等;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对体制外收入加以监控并纳入征收对象,降低高收入群体逃税、漏税几率;改革不合理的税收,减免农业税。

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筹措资金的力度与范围,以多种方式筹措,保证基本养老保险、视野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的落实;在医疗、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也要给予相当大的保障。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

(3) 促进社会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发挥

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捐款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进行社会反哺。对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个体或者单位,进行表彰,以鼓励这种行为。社会基金的建立将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益,让社会第三方力量惠泽政府力所不及之处,如残障人士、失学儿童等。

居民收入分配失衡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集中才智逐步解决这个关系到民生的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注释:

①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②赵晓辉,魏武:中国社科院调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参考文献:

陈荣荣,王新宏,《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195—213.

王尚银,《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引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25—145. 陈信,陈勇,《当代经济思潮》,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72—93. 魏小文,《西方经济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127—146.

丛亚平、李长久,从基尼系数看 我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北京:经济参考报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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