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地理课本 陈伯达，我不知道今天该如何评说此人，好歹同我关系不大。但是，当1954或1955年间，我忽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的大院里遇见他时，却实在惊喜莫名。当时我是各位社长、总编辑手下打杂的（有时也叫秘书，但比诸人们习称的首长们的秘书，地位高下不可同日而语，爰名“打杂”）。他轻车简从，来找曾彦修或王子野先生。他们都不在。我简单应对后说，社领导只有陈原在，他说很高兴见到陈原。一见面，言谈之下，我很惊讶，此公对陈原著作极为熟悉，虽然他们过去从未见过。他言谈间极赞陈原的地理学著作，说在延安时读过，这使我更加意外。我当年从一个小校对员被提升到社领导身边，自然十分认真地研究领导们的论著，几乎白天黑夜都在研读。我最早读陈先生的国际问题论著，以为他是国际问题专家。忽然又读到他译的狄更斯和谢德林，觉得他又是文学家。又常去陈府玩，知道他和夫人都是最早的苏联歌曲的介绍和译制者。我们在共青团里常唱的一些歌，不少是他们贤伉俪译配的。忽一日，听他提到世界语，我又赶快在他面前卖弄一句leonoestasbesto（世界语初级课本第一册的第一句），谈下来，于是知道他又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现在忽然被提到他还有地理著作，怎么能不意外。 赶紧去图书馆找陈著地理著作来读，它们成了我最早的地理课本。陈著地理著作不下六七种，大多是三联系统出的。主要的一本是《中国地理基础教程》，估计陈伯达在延安读到的也主要是这本书。这本书写于1940年，很明显，名义上是一本教科书，实际上说的是抗战，是左派主张抗日的重要论据。书中开门见山引用了一个德国记者的话：“广大的空间是中国胜利的王牌”，“中国的领土保证了它的生存，日本还是求和吧！”抗战期间左派出地理书的目的，应当在此。 这几本地理书一读，悟出一个道理：出版物的门类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书中的观念和思想。三联书店不是地理书出版社，但照样可以在地理书中讨论抗战。此所以出版社在1950年代要专设一个地理著作编辑室。这个编辑室委派了一位三联书店前辈张梁木先生当主任。张先生之努力并善于开拓，为我所仅见。建立没多久，局面就打开了。他几乎三天两头要交上一份访问报告，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采访作者的种种情形，我由是间接知道当编辑应当如何待人接物，开辟工作。可惜的是，张先生以同样罕见的热忱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向党支部提意见，于是地理编辑室连同他本人都在三联书店历史上先后一一消失了。 陈原先生现在不幸因中风而出现言语障碍，不然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更多故事。 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不记得自己是否上过中国历史课。小时候上的是上海工部局学校，至今还背得出当时的英语第一课和日语第一课，但一点想不起在那里学过中国史。半工半读上了大学，学的是新闻，也没上过历史课。真正看起历史书来，是1954年编辑部讨论出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编辑部讨论得热烈，勾起我这小学徒的兴趣，乘机读了生平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那时要出《中国史纲》，似乎是金灿然先生的主意。1954年前后重印解放前学术旧著，很热闹了一阵，直到1957年才戛然而止；又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批特批此事；再以后，到1980年代后又再走回头路。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共有三个本子：1955年版、1998年版、1999年版。退休后想补补自己中国历史的缺课，再次搜集诸本来读，学习历史之余，还真好好回忆了一番50来年中国出版史的一角。 1950年代我们之讨论这本书，是研究如何出法。记得责任编辑是江平老大姐，人称江老太。江老太已谢世多年，她是三联书店编辑部难得的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耿直正派的资深编辑。当年讨论的是如何对待书中有问题的地方。几经研究，不得不将不符合当年史学标准处一一删节。但讨论到一个地方：书中说汉朝皇帝采取了刘敬的和亲政策，但又舍不得公主，只得用“同宗的一个不幸的女儿去替代”，而“单于所希罕的毋宁是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之类，而不是托名公主而未必娇妍的汉女”。这里“而未必娇妍”是否要删？说来话去，最后似是曾彦修、陈原先生拍板，凡可删可不删的地方一概不删，总算保留下来。这是当年领导的大胆敢为之处，自然在“文革”中又是罪名一桩。 说起编书要作删节，最是当编辑的痛苦而又不得不为之事。尤其是编翻译稿，洋人放言畅论，中国编辑要是放之任之，不仅祸国殃民，而且影响自己的饭碗。我同吴彬女士一起编《情爱论》时，既重视作者强调肉欲的论点，但又不得不删去论证这论点的不少论据，实在痛心已极。后来同朱志焱兄一起编《第三次浪潮》，又不得不删去书中不少不符中国国情的话。后面这一举动，遭到了一位教授的正当的批评。他认为这一来，等于是美化了洋人，使我们的读者误以为这位作者对中国、对马列主义有正确的认识（至少是并没有误解）。这当然是个大问题。但如果照印不误呢？恕我说句不入调的话：我的饭碗肯定要丢了！ “文革”中，同三联老前辈史枚先生朝夕共同劳动，谈到过这类问题。他教我一法：作删节，但标出“此处已删多少字”。后来他主持编《读书》，就很想这么办。可惜的是，此老壮志未酬也谢世了。 读1998年版、1999年版的《中国史纲》，觉得现在已把过去删节之处都恢复了，大是好事。更不要说两书都有精彩的导读或序言。（但1955年版亦略有可取之处，如上举“蘖”字，后出两本作“孽”，谅误。）改革开放之有益于读书人，殆为明证之一。 荒芜的“荒芜” 我不认识李荒芜先生。只记得在自学英语时，读过他译的马尔兹小说，自然十分佩服。却料不到，到了《读书》杂志，首先遇到一个麻烦是处理荒芜先生的稿件。 荒芜发表了一些旧体诗在《读书》1979年第5期，总题“有赠”，共十几首，分别为写给茅盾、朱光潜、俞平伯、姚雪垠、艾青和马尔兹、乔·劳生等人的赠诗，最后一首《赠自己》。这最后一首，下文时常要谈到，全文引出如下： 羞赋《凌云》与《子虚》，闲来安步胜华车。三生有幸能耽酒，一着骄人不读书。醉里欣看天远大，世间难得老空疏。可怜晁错临东市，朱色朝衣尚未除。 发表这几首诗作时，我还没到编辑部。可是1980年3—4月间到编辑部后不久，某天赫然收到本单位党委书记转来的一篇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已在一个内部重要刊物上发表过，现在要求重刊。文章开首就批评上面引的这首诗，说诗中说的“或苦闷，或郁结，或不满，或有恨，或发思，或寄情，表明现实中有解不脱的矛盾，填不了的不平。诗人虽写明此诗《赠自己》，但又想到发表，说明还是不甘寂寞。”“荒芜不过是拈封建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的笔触来刺中国人民生活着的社会主义‘现实’罢了。他不愿意为这个‘现实’说好话，即所谓的歌功颂德；也不愿意与这个‘现实’同流，即所谓的耽酒避世和遁空拔世；他更不愿意为官作仕了，红色的官服还没有脱下来（朱色朝衣尚未除）就丢了脑袋，何苦来。” 二十多年后，我们不大容易读到这类高明的文字，所以不嫌词繁，再引一段：“也许诗人要反驳说，我这诗是在1976年5月写的，是针对‘四人帮’那个时候的。这当然是巧妙的。但是我们要说，把这首诗仍然作为《赠自己》在1979年8月登载出来，不是表明这首诗对荒芜仍然有用，荒芜仍然要照着它看待现在的世事，照着它实行吗？” 问题是够严重的。作者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稿又通过组织系统交下来，照传统的理解，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的重大关怀，帮助我们纠正错误，似乎非发不可。但在内部讨论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副主编倪子明先生却写一长长的书面反对意见，其中指出：“荒芜《赠自己》，明明是对‘四人帮’统治的愤慨之词，为什么要说它是影射现实呢？如果说‘迎来人民的春天已经三个年头’就不准再发表针对‘四人帮’的作品，那么一切揭露‘四人帮’黑暗统治的作品岂不都应该扔进垃圾堆去吗？诗无达诂，最易引起误解，因此也容易罗织人罪。那位理论权威最擅长此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以为摘人几句诗来搞探幽索隐，此风不可长。” 全案最后送主编陈原先生审决。陈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此文不是争鸣，而是棍子。怎么办，你去定吧。”这一句话把我点透，于是赶紧退稿了事。 据说荒芜先生自己还是见到了在内部刊物发表的批评。他1995年80岁高龄逝世以后，有人在悼念文章中说，他见此文后一直心情抑郁，对这批评不能释怀，以致荒芜先生晚年的著译确实全都“荒芜”了。 我很遗憾的是，虽然当年没有发表对荒芜的荒唐批评，但我以后再也没有去找过荒芜先生，鼓励他写新作；甚至以后连旧体诗都不大敢发，只怕惹事。荒芜晚年的“荒芜”，应当说，吾辈亦有罪焉！ 从旧资料中学习 在我学习做书的历程中，除了因缘时会，得以在几位名家指导下做事外，受益最多的是当年的出版社有一个大资料室。 那时的资料室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余生已晚，颇难言其究竟。但是，印象极深的是，1954年下半年曾彦修先生来社领导工作，对资料工作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本社职工可以进库任意阅览，资料库完全开架。现在想起来，要是当年没有这条件，我任什么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样爱书、懂书。 资料室的内容丰富，得力于从事领导此事的金敏之、郑曼诸位的努力，另外，得力于接收了当年韬奋图书馆的藏书。韬奋图书馆是三联书店附设的一个机构，大概1949年前在香港就有了。1949年后，在北京逐渐充实藏书。当年主持其事的袞袞诸公中必有俄语专家，因为我发现其中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俄文书，例如我读的霭理斯，最初读到的就是那里藏的旧俄译本。另外，1949年以前出的本版书那里都有，于是就了解了自己单位的出版传统。 当年精力也真旺盛。每天一有空，就往资料室钻，一架一架的依次翻阅，值得注意的，借出来晚上读。于是，三几年下来，整个资料库几乎都翻遍了。大概可以做到，谈起某书，一踅进书库，不用查目，即可找出。以此效率服务首长，想是上乘。 但是，最受用的还是你自己要组稿、报选题。脑子里有了一点主意，在资料室泡它若干小时，主意就充实了、完备了。退休后也试图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来做此事，却不能。因为你见不到实物，难以现场翻阅。等到十来本书陆续查出、借到，至少要花一整天，乃至一周。于是，像我这类惯于“急用先学”的浅学之辈，也许早又改变主意了。开架找书之益，老前辈也称道。如何封先生，他一查书就离不开资料库。例如原来要查Hegel的某句话，忽然从Hegel书中看到提起Aristotle，于是又有兴致去看Aristotle。这一来，就难以脱身了。做书到这火候，可谓神矣！ 跑书库实际上是一种书目学训练——做书的人基本训练之一。当然，我们的这种训练与学人不同。我们是浅炙，不是深究。但是，要是没有至少成千个书目存在于胸中，要顺利地编书、贩书怕也难。 我不知道套服图书馆的历史。读了那里的许多书，立即想到涵芬楼图书。那里一定内容更丰富。仰慕涵芬楼已久，始终无缘拜谒。但由此想起，为做书的人准备一个尽可能充实的书库，大概是老一辈出版家共有的远见卓识。我们常说要打品牌，要树立什么先进意识，但如果不在每个做书的人心中装进成千本书，怕是难的。 1990年代在退休前忽然出现了某种“59岁效应”，妄图恢复韬奋图书馆。为这打报告，申请钱，穷忙一场。但终究惫懒，未能如老前辈办事之雷厉风行，勇于创业，终底有成。这不免是一件憾事。 家里还有一些从韬奋图书馆处理出来的三联版旧书，闲时翻读，不胜唏嘘。比起前辈出版家如曾公者，我们差远了。 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 我当时还没进《读书》大门。但是以后却不断要为此文去向领导作检讨。我当秘书出身，作检讨是行家，所以不以为是什么负担。由是收集了不少关于《读书无禁区》的材料，听到不少宏论，倒是一乐。我收集到了此文手稿，于是知道文章原名是：《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手稿保存至今，最近万圣书园和百年翰林府酒家要举办关于《读书》的陈列，我已献出）。读了原标题后，看全文，觉得文章实在没多少违规，但不论如何，既然说要检讨，还是非得检讨不可。最近有人写文挖苦说作检讨是“自渎”，大概不大了解当时这种行为名曰自愿，其实还是强迫的。我最后一次检讨，准备得比较充分，很想要“深刻”一下。不料那天上面临时忽然发现《新华文摘》出了大事，要他们“深刻”，不让我说话。事后估计，可能是主持其事的出版首长杜导正先生有意放我一马；看以后杜先生离休后在《炎黄春秋》上的言论，颇信其是。 李洪林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四人帮打倒了，但是，有一个原则问题还没有解决：“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作者引举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22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他还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尽管引举了毛泽东，又在下面大段论述对读书不能放任自流，但书中居然提出：“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提出读书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是一个大问题。李洪林当时官居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自然更是问题。我纳罕，在当年，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一部分读者，不解容忍“读书自由”这提法。更不要说许多理论方面的笔杆子正式指责此文的要害是反对出版工作的“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还有奇怪的是，李洪林为文，即使引举毛著，也不加“同志”两字（更未加主席等职衔），这在当时也属犯禁之举，很受到一些责备。 直到1985年，此事才算稍加平息。三联书店当年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以李洪林的文集《理论风云》为第一本。这本书又以《读书无禁区》为“第一场风波”。李洪林很大度，把编辑部改过的标题没有改回来，而且声言，“凡受批评之处，一律不再改动”。此书印了2万册。1992年6月李君写信来要买两册，已经不易找到，现在想必更是见不到了。 不见李洪林久矣！到了今天，提到《读书》，人们总还得先提这篇名文。这消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捎给他呢！ （选自《任时光匆匆流去》/沈昌文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最早的地理课本 陈伯达，我不知道今天该如何评说此人，好歹同我关系不大。但是，当1954或1955年间，我忽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的大院里遇见他时，却实在惊喜莫名。当时我是各位社长、总编辑手下打杂的（有时也叫秘书，但比诸人们习称的首长们的秘书，地位高下不可同日而语，爰名“打杂”）。他轻车简从，来找曾彦修或王子野先生。他们都不在。我简单应对后说，社领导只有陈原在，他说很高兴见到陈原。一见面，言谈之下，我很惊讶，此公对陈原著作极为熟悉，虽然他们过去从未见过。他言谈间极赞陈原的地理学著作，说在延安时读过，这使我更加意外。我当年从一个小校对员被提升到社领导身边，自然十分认真地研究领导们的论著，几乎白天黑夜都在研读。我最早读陈先生的国际问题论著，以为他是国际问题专家。忽然又读到他译的狄更斯和谢德林，觉得他又是文学家。又常去陈府玩，知道他和夫人都是最早的苏联歌曲的介绍和译制者。我们在共青团里常唱的一些歌，不少是他们贤伉俪译配的。忽一日，听他提到世界语，我又赶快在他面前卖弄一句leonoestasbesto（世界语初级课本第一册的第一句），谈下来，于是知道他又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现在忽然被提到他还有地理著作，怎么能不意外。 赶紧去图书馆找陈著地理著作来读，它们成了我最早的地理课本。陈著地理著作不下六七种，大多是三联系统出的。主要的一本是《中国地理基础教程》，估计陈伯达在延安读到的也主要是这本书。这本书写于1940年，很明显，名义上是一本教科书，实际上说的是抗战，是左派主张抗日的重要论据。书中开门见山引用了一个德国记者的话：“广大的空间是中国胜利的王牌”，“中国的领土保证了它的生存，日本还是求和吧！”抗战期间左派出地理书的目的，应当在此。 这几本地理书一读，悟出一个道理：出版物的门类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书中的观念和思想。三联书店不是地理书出版社，但照样可以在地理书中讨论抗战。此所以出版社在1950年代要专设一个地理著作编辑室。这个编辑室委派了一位三联书店前辈张梁木先生当主任。张先生之努力并善于开拓，为我所仅见。建立没多久，局面就打开了。他几乎三天两头要交上一份访问报告，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采访作者的种种情形，我由是间接知道当编辑应当如何待人接物，开辟工作。可惜的是，张先生以同样罕见的热忱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向党支部提意见，于是地理编辑室连同他本人都在三联书店历史上先后一一消失了。 陈原先生现在不幸因中风而出现言语障碍，不然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更多故事。 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不记得自己是否上过中国历史课。小时候上的是上海工部局学校，至今还背得出当时的英语第一课和日语第一课，但一点想不起在那里学过中国史。半工半读上了大学，学的是新闻，也没上过历史课。真正看起历史书来，是1954年编辑部讨论出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编辑部讨论得热烈，勾起我这小学徒的兴趣，乘机读了生平第一本历史教科书。 那时要出《中国史纲》，似乎是金灿然先生的主意。1954年前后重印解放前学术旧著，很热闹了一阵，直到1957年才戛然而止；又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批特批此事；再以后，到1980年代后又再走回头路。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共有三个本子：1955年版、1998年版、1999年版。退休后想补补自己中国历史的缺课，再次搜集诸本来读，学习历史之余，还真好好回忆了一番50来年中国出版史的一角。 1950年代我们之讨论这本书，是研究如何出法。记得责任编辑是江平老大姐，人称江老太。江老太已谢世多年，她是三联书店编辑部难得的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耿直正派的资深编辑。当年讨论的是如何对待书中有问题的地方。几经研究，不得不将不符合当年史学标准处一一删节。但讨论到一个地方：书中说汉朝皇帝采取了刘敬的和亲政策，但又舍不得公主，只得用“同宗的一个不幸的女儿去替代”，而“单于所希罕的毋宁是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之类，而不是托名公主而未必娇妍的汉女”。这里“而未必娇妍”是否要删？说来话去，最后似是曾彦修、陈原先生拍板，凡可删可不删的地方一概不删，总算保留下来。这是当年领导的大胆敢为之处，自然在“文革”中又是罪名一桩。 说起编书要作删节，最是当编辑的痛苦而又不得不为之事。尤其是编翻译稿，洋人放言畅论，中国编辑要是放之任之，不仅祸国殃民，而且影响自己的饭碗。我同吴彬女士一起编《情爱论》时，既重视作者强调肉欲的论点，但又不得不删去论证这论点的不少论据，实在痛心已极。后来同朱志焱兄一起编《第三次浪潮》，又不得不删去书中不少不符中国国情的话。后面这一举动，遭到了一位教授的正当的批评。他认为这一来，等于是美化了洋人，使我们的读者误以为这位作者对中国、对马列主义有正确的认识（至少是并没有误解）。这当然是个大问题。但如果照印不误呢？恕我说句不入调的话：我的饭碗肯定要丢了！ “文革”中，同三联老前辈史枚先生朝夕共同劳动，谈到过这类问题。他教我一法：作删节，但标出“此处已删多少字”。后来他主持编《读书》，就很想这么办。可惜的是，此老壮志未酬也谢世了。 读1998年版、1999年版的《中国史纲》，觉得现在已把过去删节之处都恢复了，大是好事。更不要说两书都有精彩的导读或序言。（但1955年版亦略有可取之处，如上举“蘖”字，后出两本作“孽”，谅误。）改革开放之有益于读书人，殆为明证之一。 荒芜的“荒芜” 我不认识李荒芜先生。只记得在自学英语时，读过他译的马尔兹小说，自然十分佩服。却料不到，到了《读书》杂志，首先遇到一个麻烦是处理荒芜先生的稿件。 荒芜发表了一些旧体诗在《读书》1979年第5期，总题“有赠”，共十几首，分别为写给茅盾、朱光潜、俞平伯、姚雪垠、艾青和马尔兹、乔·劳生等人的赠诗，最后一首《赠自己》。这最后一首，下文时常要谈到，全文引出如下： 羞赋《凌云》与《子虚》，闲来安步胜华车。三生有幸能耽酒，一着骄人不读书。醉里欣看天远大，世间难得老空疏。可怜晁错临东市，朱色朝衣尚未除。 发表这几首诗作时，我还没到编辑部。可是1980年3—4月间到编辑部后不久，某天赫然收到本单位党委书记转来的一篇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已在一个内部重要刊物上发表过，现在要求重刊。文章开首就批评上面引的这首诗，说诗中说的“或苦闷，或郁结，或不满，或有恨，或发思，或寄情，表明现实中有解不脱的矛盾，填不了的不平。诗人虽写明此诗《赠自己》，但又想到发表，说明还是不甘寂寞。”“荒芜不过是拈封建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的笔触来刺中国人民生活着的社会主义‘现实’罢了。他不愿意为这个‘现实’说好话，即所谓的歌功颂德；也不愿意与这个‘现实’同流，即所谓的耽酒避世和遁空拔世；他更不愿意为官作仕了，红色的官服还没有脱下来（朱色朝衣尚未除）就丢了脑袋，何苦来。” 二十多年后，我们不大容易读到这类高明的文字，所以不嫌词繁，再引一段：“也许诗人要反驳说，我这诗是在1976年5月写的，是针对‘四人帮’那个时候的。这当然是巧妙的。但是我们要说，把这首诗仍然作为《赠自己》在1979年8月登载出来，不是表明这首诗对荒芜仍然有用，荒芜仍然要照着它看待现在的世事，照着它实行吗？” 问题是够严重的。作者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稿又通过组织系统交下来，照传统的理解，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的重大关怀，帮助我们纠正错误，似乎非发不可。但在内部讨论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副主编倪子明先生却写一长长的书面反对意见，其中指出：“荒芜《赠自己》，明明是对‘四人帮’统治的愤慨之词，为什么要说它是影射现实呢？如果说‘迎来人民的春天已经三个年头’就不准再发表针对‘四人帮’的作品，那么一切揭露‘四人帮’黑暗统治的作品岂不都应该扔进垃圾堆去吗？诗无达诂，最易引起误解，因此也容易罗织人罪。那位理论权威最擅长此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以为摘人几句诗来搞探幽索隐，此风不可长。” 全案最后送主编陈原先生审决。陈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此文不是争鸣，而是棍子。怎么办，你去定吧。”这一句话把我点透，于是赶紧退稿了事。 据说荒芜先生自己还是见到了在内部刊物发表的批评。他1995年80岁高龄逝世以后，有人在悼念文章中说，他见此文后一直心情抑郁，对这批评不能释怀，以致荒芜先生晚年的著译确实全都“荒芜”了。 我很遗憾的是，虽然当年没有发表对荒芜的荒唐批评，但我以后再也没有去找过荒芜先生，鼓励他写新作；甚至以后连旧体诗都不大敢发，只怕惹事。荒芜晚年的“荒芜”，应当说，吾辈亦有罪焉！ 从旧资料中学习 在我学习做书的历程中，除了因缘时会，得以在几位名家指导下做事外，受益最多的是当年的出版社有一个大资料室。 那时的资料室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余生已晚，颇难言其究竟。但是，印象极深的是，1954年下半年曾彦修先生来社领导工作，对资料工作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本社职工可以进库任意阅览，资料库完全开架。现在想起来，要是当年没有这条件，我任什么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样爱书、懂书。 资料室的内容丰富，得力于从事领导此事的金敏之、郑曼诸位的努力，另外，得力于接收了当年韬奋图书馆的藏书。韬奋图书馆是三联书店附设的一个机构，大概1949年前在香港就有了。1949年后，在北京逐渐充实藏书。当年主持其事的袞袞诸公中必有俄语专家，因为我发现其中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俄文书，例如我读的霭理斯，最初读到的就是那里藏的旧俄译本。另外，1949年以前出的本版书那里都有，于是就了解了自己单位的出版传统。 当年精力也真旺盛。每天一有空，就往资料室钻，一架一架的依次翻阅，值得注意的，借出来晚上读。于是，三几年下来，整个资料库几乎都翻遍了。大概可以做到，谈起某书，一踅进书库，不用查目，即可找出。以此效率服务首长，想是上乘。 但是，最受用的还是你自己要组稿、报选题。脑子里有了一点主意，在资料室泡它若干小时，主意就充实了、完备了。退休后也试图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来做此事，却不能。因为你见不到实物，难以现场翻阅。等到十来本书陆续查出、借到，至少要花一整天，乃至一周。于是，像我这类惯于“急用先学”的浅学之辈，也许早又改变主意了。开架找书之益，老前辈也称道。如何封先生，他一查书就离不开资料库。例如原来要查Hegel的某句话，忽然从Hegel书中看到提起Aristotle，于是又有兴致去看Aristotle。这一来，就难以脱身了。做书到这火候，可谓神矣！ 跑书库实际上是一种书目学训练——做书的人基本训练之一。当然，我们的这种训练与学人不同。我们是浅炙，不是深究。但是，要是没有至少成千个书目存在于胸中，要顺利地编书、贩书怕也难。 我不知道套服图书馆的历史。读了那里的许多书，立即想到涵芬楼图书。那里一定内容更丰富。仰慕涵芬楼已久，始终无缘拜谒。但由此想起，为做书的人准备一个尽可能充实的书库，大概是老一辈出版家共有的远见卓识。我们常说要打品牌，要树立什么先进意识，但如果不在每个做书的人心中装进成千本书，怕是难的。 1990年代在退休前忽然出现了某种“59岁效应”，妄图恢复韬奋图书馆。为这打报告，申请钱，穷忙一场。但终究惫懒，未能如老前辈办事之雷厉风行，勇于创业，终底有成。这不免是一件憾事。 家里还有一些从韬奋图书馆处理出来的三联版旧书，闲时翻读，不胜唏嘘。比起前辈出版家如曾公者，我们差远了。 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 我当时还没进《读书》大门。但是以后却不断要为此文去向领导作检讨。我当秘书出身，作检讨是行家，所以不以为是什么负担。由是收集了不少关于《读书无禁区》的材料，听到不少宏论，倒是一乐。我收集到了此文手稿，于是知道文章原名是：《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手稿保存至今，最近万圣书园和百年翰林府酒家要举办关于《读书》的陈列，我已献出）。读了原标题后，看全文，觉得文章实在没多少违规，但不论如何，既然说要检讨，还是非得检讨不可。最近有人写文挖苦说作检讨是“自渎”，大概不大了解当时这种行为名曰自愿，其实还是强迫的。我最后一次检讨，准备得比较充分，很想要“深刻”一下。不料那天上面临时忽然发现《新华文摘》出了大事，要他们“深刻”，不让我说话。事后估计，可能是主持其事的出版首长杜导正先生有意放我一马；看以后杜先生离休后在《炎黄春秋》上的言论，颇信其是。 李洪林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四人帮打倒了，但是，有一个原则问题还没有解决：“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作者引举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22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他还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尽管引举了毛泽东，又在下面大段论述对读书不能放任自流，但书中居然提出：“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提出读书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是一个大问题。李洪林当时官居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自然更是问题。我纳罕，在当年，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一部分读者，不解容忍“读书自由”这提法。更不要说许多理论方面的笔杆子正式指责此文的要害是反对出版工作的“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还有奇怪的是，李洪林为文，即使引举毛著，也不加“同志”两字（更未加主席等职衔），这在当时也属犯禁之举，很受到一些责备。 直到1985年，此事才算稍加平息。三联书店当年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以李洪林的文集《理论风云》为第一本。这本书又以《读书无禁区》为“第一场风波”。李洪林很大度，把编辑部改过的标题没有改回来，而且声言，“凡受批评之处，一律不再改动”。此书印了2万册。1992年6月李君写信来要买两册，已经不易找到，现在想必更是见不到了。 不见李洪林久矣！到了今天，提到《读书》，人们总还得先提这篇名文。这消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捎给他呢！ （选自《任时光匆匆流去》/沈昌文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