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读史说军改系列之
鬼吹灯背后，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军改
月饼君
引题：寻龙倒斗和军改能有关系？！
发丘印，摸金符，搬山卸岭寻龙诀；
人点烛，鬼吹灯，勘舆倒斗觅星峰；
水银斑，养明器，龙楼宝殿去无数；……
多年前，一部盗墓小说《鬼吹灯》横空出世，风靡大江南北，横绝论坛空间，在网络时代掀起了一股“全民读盗墓”的热潮。小说中主人公——那些摸金倒斗的高手们穿梭古墓巨冢、纵横沙海林莽、探求珍宝明器、游刃机关毒瘴，真真是波澜迭起，引人入胜…… 那边突然有拖鞋飞将而来，一客官断喝一声：月饼君你说的俺们都知道！可这和军改有毛关系啊？今天你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定过不了今年中秋！
月饼君擦去额上的拖鞋印，继续娓娓道来。诸位熟读鬼吹灯故事，当知按书中所述，自古以来盗墓就以搬山、卸岭、摸金、发丘四派最为著名。而细论四派起源，也不是全无可考。其中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两派，都是汉末曹操起兵时，为筹措粮草军费，设立的专门盗墓机构和人员。而卸岭一派，近可观北洋军阀孙殿英强攻清东陵慈禧太后墓盗宝，远可溯两汉之际赤眉起义军盗掘西汉诸皇陵，可谓是史不绝书、源远流长。你瞧，四派中有三派便是起自军队征战，这自古以来下九流的盗墓行当怎能与号称“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兵者”无关呢？
想到这里，月饼君的考据癖又犯了。越过寻龙探穴、点烛问鬼的“摸金校尉”们，啸聚山林、明火执仗的“卸岭力士”更引起了月饼君的兴趣。为何？只因他们的祖师爷，赤眉起义军在两汉之际留下的名号太过响亮了。尤其是占领长安后，大肆盗掘西汉历代皇陵，甚至强奸吕后尸体（《后汉书﹒刘盆子传》所载，绝非月饼君杜撰），更是令人瞠目咋舌，惊呼不已。更多人只看到了赤眉军揭竿而起，反抗新莽的史绩，但追根溯源，遍索史料，月饼君分明感到这场大乱和东汉初期那次看似波澜不惊，却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改有着莫大关系。
要厘清个中原委，首先让我们重回那段血雨腥风、豪杰并起的动荡年代。
对比：两汉开国者其实面临着不同的境遇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百姓困顿，成帝宠爱赵飞燕、赵和德姐妹，哀帝宠幸弄臣董贤，导致大权旁落于外戚王氏之手。到平帝时，权臣王莽秉政，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政治表演，王莽终于篡汉称帝，建立新朝。然而，新莽政权为解决土地兼并、民生凋敝问题进行的改革，特别是恢复井田、改革币值政策，却因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同时侵害了地方豪强利益而遭到失败。各地民众纷纷造反起义，新莽政权也摇摇欲坠。著名的绿林、赤眉两大起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后汉书﹒刘玄传》记载，王莽末年，南方闹饥荒，老百姓跑到野泽中，采掘野菜为生。人多食少，难免争斗。此时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大家评理诉讼，很受拥戴，进而拉起了几百人的起义队伍，周边几大起义力量也群起响应，赶来加盟。起义军趁热打铁，攻打四处州县，影响迅速扩大。由于活跃于绿林山（今属湖北），这支起义军便以“绿林军”为名号。随着西汉宗室刘縯、刘秀兄弟和舂陵刘氏加入，绿林军声威大振、所战多捷。特别是昆阳大战，完败四十多万新莽军队，更成为绿林军克复长安，恢复汉朝的起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赤眉军的遥相呼应，战略支援。赤眉军首领樊崇，是琅琊郡（今山东
东南沿海一带）人，最初起兵于家乡莒县，有众百余人，随着青州、徐州一带饥荒蔓延，老百姓被迫铤而走险，跟从樊崇起义。为将起义军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令将士将眉毛涂成红色，“由是号曰赤眉。”从此，樊崇带领赤眉军转战山东、河南等州郡，与在南方的绿林军相互配合，同气联声，共同投入到推翻新莽的战斗中。
就在新莽政权在绿林、赤眉等起义力量的联合打击下终于灭亡之时，形势却急转直下。无论是绿林军，还是赤眉军，虽然都先后占领长安，却都没有脱离劫掠享乐、相互火并的初级阶段，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更没有巩固政权，定鼎天下的宏图远略，又先后败退出长安。尤其是赤眉军，击败绿林军占领长安后，“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后汉书﹒刘盆子传》），连他们拥立的儿皇帝刘盆子，也日日战战兢兢，生怕哪天惹怒这帮骄兵悍将，自己便死无葬身之地。以这样的政治素养，能干出盗掘西汉皇陵，侮辱吕后遗体的事情来，真不奇怪。而正当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在新莽覆灭后大打出手的时候，绿林军将领刘秀只身赴河北，“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平灭王朗、铜马、高湖、重连、尤来等等割据势力，羽翼丰满，建号称帝，建立东汉政权。随后，刘秀巩固河北、河内根据地，下洛阳、入长安、降赤眉，进而联络河西窦融，消灭陇西隗嚣、西蜀公孙述，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任务。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应该有一个happy ending的大结局。“仕宦莫如中兴主，封后当是阴丽华（月饼君改自刘秀名句）”。人生赢家刘秀重建汉朝，成为连毛主席都称赞 “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明末历史学家王夫之评价他“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光武之神武不可测也”，更是不吝溢美之词。月饼君自己也认为，刘秀堪称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帝王。然而，历史在这里给光武帝和东汉王朝开了个玩笑。刘秀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军队改革举措，却难称成功，也为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这么说呢？月饼君觉得有必要从秦汉之际和两汉之交的动乱对比说起。
众所周知，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后，秦王朝继续实行暴虐严苛的法家政策，而不知体恤民力、休养生息，结果陈胜吴广以奴隶之身、黔首之众举义造反，四方响应，秦王朝顷刻间分崩离析。经过长期较量，刘邦战胜项羽，西汉王朝最终建立。从表面上看，西汉建立的历史背景和步骤与东汉相似，都是朝廷腐败暴虐、民众被迫造反，起义领袖“另起炉灶重开张”的结果。但细细比较，却不尽然。虽然秦末大乱首倡于陈胜吴广的民众造反，但此时六国势力还没有完全消亡，他们大多只是蛰伏待机，时刻准备在秦末乱世中重新恢复故国。试图以铁锥刺杀秦始皇在先，投靠刘邦充当谋主在后的张良便是韩国贵族后裔。项梁、项羽是楚国名将之后，起兵之前，楚地就已经广泛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便很能说明六国势力不仅在现实力量上，在民众心理中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而项梁、项羽拥立楚怀王，领导抗秦运动，正是利用这种民众心理，以及六国遗族力量的典型表现。抗秦联军灭亡秦朝前后，怀王政权和项羽又大封诸王，六国政权几乎全部重建，春秋战国列国纷争的政治形态出现了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楚汉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刘邦在谋士郦食其的鼓动下，甚至也做出了复立六国之后以为援手之举，幸亏被张良及时阻止，才未成为现实，但复立六国之后，重回分封时代的社会心理之深厚由此也可见一斑。
直到汉王刘邦在正面与西楚霸王项羽拉锯对峙之时，汉军大将韩信则率偏师从北面进攻项羽复立的诸国政权，平魏、灭赵、降燕、并齐，断项羽右臂，成不世之功，才在成就了自己“万世军神”美誉的同时，也最终肃清了六国复辟势力。
由此可见，秦末之乱，是以陈胜吴广匹夫为首倡、以六国贵族与造反民众合作为基础，以刘邦项羽军事力量对决为最终表现的一场广泛动员、全民参与的大动乱。而六国遗族势力，在实力对比、资源调动、社会心理和舆论影响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正是鉴于六国旧势力在秦末乱世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历史教训，西汉政权在建立之初，便一改秦朝单一郡县制的成例，实行郡国并行制。也就是说，在秦国故地继续推行郡县
制的同时，将山东六国故地划分为九个诸侯国，其中八个分封给了刘姓宗室，于此同时，定都长安，使中央政权能够拥肴函之固、据山河之险以监视山东诸国。而这种“混合体”的政治制度，既体现了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又照顾到春秋战国传统分封制度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可以说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汉初几十年间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为文景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郡国并行制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各诸侯国力量的扩张，尾大不掉，对抗中央之势渐成，终于酿成了景帝年间的“七国之乱”。若不是景帝所用得人、战略正确，三个月即平定叛乱，西汉政权很可能在宗室纷争中戛然而止，那中国历史便是另外一番面貌了。景帝之后，汉武帝刘彻通过推恩令进一步切割削弱诸侯国力量，困扰西汉前期近百年的诸侯国问题才告最终解决。
然而，秦末之乱与两汉之交的动乱却有着很大不同。与秦汉之际六国遗族势力重新粉墨登场，发挥作用不同，新莽政权期间出现的动乱，大多是直接由民众造反造成的。两汉之际，绿林、赤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等几十支农民起义军活跃在大江南北，此外各地豪强宗族也据险自守，扩充地盘，形势发展变化比秦末更加复杂混乱。由于没有类似六国贵族这样相对成熟的政治力量组织领导，新莽时期的民众反抗运动显得更加盲目，也更具破坏力。作为两支最大的起义力量，绿林和赤眉先后占领长安，却因为自身的不成熟和政治短视，又先后丢掉长安就是明证。史载赤眉占领长安后，剽掠无度，城中粮尽，连宫女们都挖草根吃，一批一批饿死。在此情况下，赤眉军“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退出长安，“引兵而西”（《后汉书﹒刘盆子传》）。就这样，两度占领和丢弃，让汉帝国古都长安的宗庙、陵寝、宫室、民生饱受摧残和破坏。东汉统一全国后，刘秀没能如先祖刘邦那样定都长安，而选择洛阳为首都，部分原因也来源于此。看，“卸岭力士”们的作为不经意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估计这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就这样，重新统一的东汉政权和光武帝刘秀面临着如何重建秩序、安定民生、繁荣经济的任务。从投身绿林起义到一统全国，刘秀亲眼目睹了两汉之际民众造反的巨大破坏力量，甚至连自己的哥哥也不幸死于起义队伍的内讧，这不能不让刘秀对于和平和安定有着超乎寻常的渴求。同时，没有了类似于秦末时六国势力的掣肘，刘秀的政策也能一以贯之、全面落实。
因此，登基伊始，“以柔道治天下”就成了刘秀施政的总体方针。首先，他将随自己征战天下的百万军队大部遣散复员，让他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恢复经济。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给予了很高评价。《读通鉴论》中，王夫之不厌其烦的帮刘秀“算账”，从平王朗、灭铜马，到收降赤眉，大大小小共算出了刘秀手下有近千万的兵马，虽然数据略显夸张，但亦可管窥刘秀安置过剩兵源之不易。除了罢冗兵，刘秀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举措，就是兴文教。作为新莽时期的“太学生”，刘秀深知百废待兴之时，文明和秩序不仅是民众和社会的渴求，更是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体现。绿林赤眉迟迟建立不起合法性，与他们普遍轻视文化和制度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赤眉军在长安的种种作为前文已有描述，自不赘言，绿林军也强不到哪里去。史载绿林军进入洛阳，将领们各个衣冠不整，横行无忌，有人居然穿着妇人的衣服在大街上招摇，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承担拯救斯民、中兴汉室之望？而刘秀及其军队进入洛阳后，衣甲鲜明，纪律严整，让洛阳军民感叹：“不图复见汉官威仪。”从此关东河北民心开始倾向于刘秀。此外，刘秀本人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身在军旅而不忘重建文化秩序。定都洛阳后，他更是在四方征战不休的状态下兴办太学，大力重视文化建设。洛阳太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办学水平之高也远远超过西汉，不仅在两百年时间里为东汉政权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也为存续文脉、弘扬儒学发挥了巨大作用。东汉一代儒学之盛、士风之正也成为后世典范。苏轼曾经称赞“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可谓极有见地。在治国理政方面，刘秀也注重“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后汉书·光武帝纪》），时时处处注意减轻人民负担，使国家在长期战乱后能迅速步入正轨。
隐患：光武帝改革举措的负面影响
然而光武帝刘秀的“柔道”政策却是一把双刃剑。他在政治体制和军队方面的改革，最终为东汉的长期衰弱和灭亡埋下了伏笔。西汉承袭秦代制度，在中央政权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相互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三公名称虽时有变化，但位尊权重，成为辅佐皇帝，协理国家的柱石。汉宣帝后，皇帝日益昏庸，导致权臣擅政现象出现，到平帝、哀帝时，外戚王氏掌控朝中大权，最终谋朝篡位。光武帝刘秀建国之初，为防范西汉权臣专政现象再度发生，在中央政权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退功臣而进文吏”，保留功臣们的高官厚禄、子嗣恩荫，却不允许他们继续占据重要职位，将武将满朝的局面迅速转变为文官执政。其次，他将“三公”虚置，使其有职无权，而任用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吏另组成“尚书台”，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中心，便于君主直接掌控。此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仲长统《昌言》）。在地方政权建设上，西汉主要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到西汉武帝时期，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控制，又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刺史一名，专门负责监督本区官吏施政情况，向中央汇报。然而光武帝建政后不久，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将刺史改为州牧，并建立了单独的幕僚机构，使“州”成为郡县之上新一级政权机构。
然而祸患也就此而始。三公的虚置、尚书台的设立暂时杜绝了权臣擅政的情况，但这是以皇帝的英明神武、精力充沛为前提的。史载皇太子刘庄曾经劝谏光武帝刘秀，切莫过于操劳国事，以免伤身。而刘秀却不以为然，说自己以此为乐，并不感到疲惫。成语“乐此不疲”便典出于此。似乎是历史为了报复刘秀的自负，光武、明帝、章帝之后，东汉历代皇帝多为小孩子即位，且施政能力“一蟹不如一蟹”，导致外戚、宦官交替执政。权大位小的“尚书台”成为权臣手中的玩物，刘秀的政治设想完全落空。在地方上，州牧设立之初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然而世易时移，州牧逐渐拥有了本州治民、点兵、征战之权，成了事实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国中之国”，并最终靠镇压黄巾起义而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直接造成了东汉的灭亡。因此，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评价刘秀是“有事无政”，即太过迷信自己的治国才能，却不注重制度建设，是十分切中要害的。
而刘秀在军队方面的改革，更能体现这一特点。刘秀从参加绿林起义，受封“太常偏将军”，亲历昆阳之战，到出巡河北，以军功晋封“萧王”，再到登基称帝，一统华夏，十余年投身军旅，戎马倥偬，可说是“马上得天下”。然而他却在心底里向往文化重建，反感军事征伐。一俟天下底定、百姓归心，他便罢黜冗兵，偃武修文，绝不言兵事。公元51年，有大臣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却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插句题外话，月饼君相信此时此刻皇太子刘庄的内心是崩溃的。关心老爸身体，被老爸“乐此不疲”地无视，虚心请教军事和国防问题，则直接被老爸鄙视为“你特么根本不是这块料”，岂能不受到一万点暴击？！
然而凡事不可过头。刘秀在省兵政策上恰恰犯了过头的错误。
西汉在继承秦代军制、对付诸侯国叛乱、北征匈奴、南平夷越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制度。在中央，西汉建立了以禁军为主的强大中央军力量，并在平定诸吕叛乱和七国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又对中央军制进行了改革，增设了“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等精锐部队，拣选弓马娴熟之士和牺牲烈士子弟充实其间，还增设了“屯兵八校尉”，全面加强对禁军的掌控。在郡国，建立了完整的以征兵为主体的郡国兵役制。郡国兵的征调统一由郡国都尉执行，郡守没有统兵之权。此外规定各郡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一年在本郡服役，一年在首都担负卫戍任务。其余时间每年在本郡服徭役一个月。虽然西汉统治者并不能严格遵守原则，过度征发徭役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自七国之乱后，西汉再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或内部叛乱，总体上保持了国家安定。
然而刘秀在罢黜冗兵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军制进行了根本调整。对中央军事力量，刘秀强化了其卫戍京师、保境安民的属性。而对地方军制，他进行了重要改革。《续汉书·百官志五》云：“中兴，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这就是说，取消了西汉时期长期实行的以郡国都尉主持兵员征集、训练及“都试之制”的郡国兵制度。《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建武七年三月条云：“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工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简而言之，就是全面罢省了由征兵组成的郡国兵。此外，东汉时期的郡太守掌管了西汉时期诸郡国都尉主管兵事的职权，这就为后来的郡太守领兵准备了条件。一句话，就是罢黜地方军事机构和人员，强化中央军事力量，以达到“居重驭轻”、“居中驭外”的目的。
月饼君相信，“和平主义者”刘秀的军改政策利弊一目了然。短期来看，罢黜了郡国军队，一来减轻了人民负担，利于休养生息，二来杜绝了地方力量做大，进而对抗中央的可能。但从长期来看，地方若有事，中央军无法及时赶到，往往需要地方郡守、刺史就地征募军队平叛。如汉安帝永初四年，“张伯路复与渤海、平原巨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汉顺帝建康元年，“杨州刺史伊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贼范容于历阳。”久而久之，随着民族矛盾重重、人民起义不断，地方州郡兵征调训练制度又被废除，因之刺史、郡守各自招募军队成为常态，东汉政权最终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
更为严重的是，东汉郡国兵的废除，使地方相对稳定且良性循环的军事训练制度也跟着被撤销，长此以往导致民不知兵、兵不堪战。遇有战乱，被郡守、州牧们仓促募集而来的士兵军事素质极差，且互不统属，缺乏调度，打败仗是常有的事。《后汉书·百官制》记载：“自郡国罢材官（步兵）、骑士（骑兵）之后，官无警备……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隼，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为求“柔道”治国，刘秀一反汉武帝宣威域外、征伐匈奴的政策，对周边民族不事征伐和扩张，甚至还拒绝了西域诸国归附东汉政权的请求。但是东汉为弥补州郡兵和边防兵力不足，却广泛运用少数民族兵。最初收买鲜卑，以对付北匈奴，以后又趁匈奴分裂之机，利用南匈奴对付北匈奴、鲜卑和西羌。“以夷制夷”的手段玩得出神入化。然而玩火者必自焚。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袁绍引乌桓击公孙瓒，曹操利用乌桓攻打袁绍，董卓利用羌兵占据洛阳、长安，连诸葛亮七擒孟获，也有利用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士兵北伐中原的企图。由此，周边少数民族力量开始深度介入中原王朝更迭，直到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之后，各少数民族羽翼丰满，纷纷立国建政，直接造成了五胡十六国和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局面，这更让以刘秀为首的东汉初期制度设计者们始料未及。
顺便提一句。作为汉末地方军阀之一，曹操在击降黄巾起义军，组建自己的精锐——“青州兵”之后，为筹措军饷，还专门派出了所谓“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到处掘墓挖冢，盗取明器，一如近两百年前，赤眉军在西汉都城长安做的一样。可以这么说，东汉一朝，以盗墓始，以盗墓终。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刘秀若地下有知，真不知将作何感想。
分析：汉、唐——两种崩溃模式之间的经典研究文本
读史至此，掩卷长叹，月饼君有胸中块垒，唯愿一吐。
中国历代王朝，除去直接灭亡于异族入侵的西晋、北宋、南宋（实际这三个王朝灭亡原因也很复杂，亡于异族只是其最终结果和表现，暂且不论），基本上都是亡于内部叛乱和起义。而细分这些亡于内因的王朝，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西汉时大臣徐乐曾经归纳为“土崩”和“瓦解”。在他看来，秦朝法令严苛，民众多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百姓应者影从，秦朝因之骤然崩溃，就像土崩于脚下，即王朝因百姓造反而迅速崩溃。而西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财雄兵广，实力强劲，力图推翻中央，就像瓦解于头顶，即诸侯势力膨胀，逐渐威胁中央。如果皇帝处置不当，很可能也会遭致王朝的覆灭（《史记·主父偃列传》）。王夫
之在《读通鉴论》中曾经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并不同意徐乐观点，认为，秦亡，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就像一间房子，主梁并不结实，有个风吹草动，东西南北迅速分裂，以至于大厦倾覆，片瓦无存。这才叫“瓦解”。而周朝的灭亡，是地方诸侯日益做大，中央政权日渐式微的一个渐进性过程，类似于水土的一点点流失，这才叫“土崩”。在他看来，“瓦解”的典型，是秦朝、隋朝、元朝的灭亡，而“土崩”的典型，是东汉、唐的灭亡（《读通鉴论·汉武帝》）。
简而言之，历代史家多认为，王朝的灭亡的形式分为两类。一是百姓造反、顷刻覆灭，二是诸侯做大，渐趋于亡。以此来比照两汉的历史，就显得值得玩味了。按照王夫之的观点，秦亡自然属于前者的典型，而东汉的灭亡，也是因为黄巾起义之后，诸侯实力渐强，拥兵作乱，曹魏终于篡汉而自立，自然是后者的代表。而无论是秦亡还是汉亡，都从这两个方向成为后世王朝崩溃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汉作为一个整体，正好处在这两种崩溃模式之间，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文本对王朝兴衰进行研究。而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军事制度和军队体制改革，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秦自商鞅变法，数代励精图治，历经百年烽烟，终于东出函谷，扫灭六合，可谓创业唯艰。然而由于六国归一而专用秦法，民力已疲却不知存恤，统一后十几年，秦王朝就在百姓离心，万民造反的烽火中灰飞烟灭，这不能不让西汉统治者们唏嘘喟叹、引以为戒。因此，西汉在政治架构上沿用秦朝郡县制的同时，不得已保留了诸侯分封制。在国家政策层面放弃了秦法苛政，推行休养生息、黄老无为的道家之术。在军事上，自然相应的以中央禁军制和地方郡国兵制相结合。虽然这些政策明显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但在大体上运行了近两百年而无大碍，若不是王朝末期外戚专权，王莽篡位，西汉到底以何种模式谢幕还真未可知。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西汉以权臣篡位的方式灭亡了，但却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和平过渡，比起秦末诸侯相争的烽火，东汉末年三国的争雄、西晋短暂统一之后长达数百年的五胡乱华、南北分立、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乱世、异族入寇，可算是代价最小，痛苦最少的方式了。因此，宋代史学家陈傅良对历代兵制多有批评，唯独对西汉推崇有加，认为“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侯七国，变生仓卒，备御素具，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宋·陈傅良《历代兵制》）。然而东汉建立后，刘秀在中央建立直属于皇帝的尚书台架空“三公”，在地方设置专掌数郡的州牧来加强控制，无不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或者说皇帝本人的权力。就这样，刘秀在“万世明君”、“中兴圣主”的表象之下，以天下为己家、视百姓作私产，破坏了西汉赖以立国两百年而不乱的平衡政策。更有甚者，废除中央禁军制和地方郡国兵制相结合的军事政策，罢黜地方兵备，强化中央军力，想以此“居中驭外”、“居重驭轻”，结果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中央造成了宦官、外戚轮流执政，在地方给了州牧、郡守们治民募兵、统军征战，进而威胁中央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历史惊人的相似。从东汉灭亡，三国鼎立，直至隋朝短暂的统一和覆灭，光武帝刘秀在中国历史上埋下的炸弹一爆炸，巨响持续了三百多年，直到唐朝的建立，才算最终尘埃落定，中国重新进入大一统时代。然而不幸的是，唐太宗犯了和光武帝同样的错误。亲身经历隋末农民战争乱世的他，一样把吸取前朝教训、稳固当朝统治简化为强化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在军事制度上，也出现了相应调整。
应该说，唐初实行的府兵制由来已久，作用巨大。这一发端于西魏北周时期的著名军事制度在中国军事史上拥有着里程碑似的重要地位。它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做到了寓兵于农、兵农一体，并杜绝了武将专权，军队跋扈的现象。在加强军队管理，强化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又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负担，表现出了相对于南朝的极大优势，帮助北周和隋朝完成了统一，并对唐朝初期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出于类似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意图，将全国六百多个军府中的三分之一布置在了帝国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一时间精兵猛将云集京师，地方无力对抗中央，收到了“举天下不敌关中”的效果。然而世易时移，在
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均田制被不断破坏。政府无力为军户们分配足够的土地，而军户们负担日重，逃亡日多，到天宝年间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社会环境的长期安定，军队职能的长期缺失，也使军府和中央禁军的战斗力逐渐弱化。史载唐玄宗天宝年间，禁军将士连马都骑不了，仓库中的刀枪盔甲更是朽烂而不堪一用——一句话，太宗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帝国心脏地区成了事实上最弱的地区。同时，初唐到盛唐时繁重的对外战争促使皇帝将统兵征战大权逐渐赋予了边疆将领。中宗时期设立的节度使成为统管边疆事务，征伐周边民族的实权人物。玄宗以后，又逐渐废弃了节度使“不兼统、不遥领、不久任”的监督政策，使之成为统一掌管边疆地区民事、财政、军事大权的事实上的割据势力。发展到极致，居然让安禄山兼任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兵马之盛、威权之重、实力之强天下无人能出其右。终于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历史，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平叛八年，中原荒废，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但唐王朝付出了极大代价：节度使和藩镇制度并未废除，反而更加强化。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强藩们频频发难，威胁统一，节度使们的任命权也早不在中央手中，而是节度使自行指定，或者由藩镇官兵拥立，唐朝已在事实上处于分裂之中，直到灭亡。
唐代中央军制改革同样失败。初唐建立的中央禁军虽然强悍，但却桀骜不驯、首鼠两端，屡次成为宫廷政变的工具和爪牙。除了李世民发动的那场尽人皆知的“玄武门之变”，此后直到玄宗主政，唐宫廷至少还发生了三次“玄武门之变”，禁军在走马灯似的血腥政变中屡次扮演着急先锋和主力军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以宫廷政变起家的玄宗李隆基，终于在安史叛军攻陷长安，仓惶奔蜀的途中又被禁军背叛，被逼杀死了爱妃杨玉环，酿成了著名的“马嵬坡之变”。而策动这次兵变的，正是当年跟着玄宗政变的禁军将领陈玄礼。对唐玄宗李隆基来说，真可谓是成也禁军，败也禁军。为改变这一局面，自肃宗即位，就开始对禁军加强控制，但主要手段，依然不是制度建设，而是指定自己的心腹来统帅禁军。皇帝的心腹，自然莫过于宦官。于是，肃代之际，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等等权宦此起彼伏，威震朝野，李辅国直接参与诛杀肃宗皇后、拥立太子李豫的政变，将肃宗惊吓而死。而即位的代宗也不得不靠刺杀这种非常手段剪除了李辅国。后来德宗认为文臣不可信赖，弃历史教训于不顾，偏偏又指定自己的心腹——宦官霍仙鸣、窦文场执掌禁军精锐“神策军”，宦官掌握禁军遂成为中晚唐成例，由此也种下了宦官专权的苦果。宪宗、敬宗、文宗皆被宦官所杀，而从文宗开始，晚唐诸帝全部为掌握禁军的宦官所立，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权威掉落到了谷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再加上党争不休、朝政腐败，唐王朝在黑暗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终于灭亡。
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个大一统时代——汉唐，皆从“瓦解”（这里使用王夫之的观点）的混乱中走来，却因为统治者力图避免“瓦解”的命运，反而让整个帝国近乎宿命般的扎进“土崩”的结局，这不能不让后来者深思。军队改革关乎国运、重若千钧，由此可见一斑。
结论：功夫应花在“军改”之外
这里可能有看官要问月饼君了，难道刘秀、李世民在历经乱世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基础进行的军队改革是错误的么？对这个问题，月饼君很难回答是对是错。在历史上，只有各种因素交织缠绕的不得已，没有事后诸葛亮的轻松评判。一项政策利弊如何，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检验才能见分晓。但是，这里面并不是没有一般性的规律可以把握。
月饼君认为，军队改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应该强化中央，还是重视地方，而应考虑在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运行的背景下，如何更充分的调动社会各阶层对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动力。也就是说，军队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嵌入到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各个层面的政策体系中去，才能发挥强军强国的整体效能。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比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和楚国吴起变法的异同，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商鞅改革伊始，便推出了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包括经济生产、政治运作、社会管理控制、军制改革在内的一整套方案。“令民为什伍”、“奖励耕战”，一系列措施的推行，在打破固有世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同时，将军功、粮食和其他军事资源生产作为社会各阶层上升进阶的主要凭证。加之政府权力对社会和民众的全面控制，将整个秦国在战国争衡中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使秦国民众“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最大限度的调动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秦军自此大出于天下，所向而无敌。秦军的强大，即是秦国军制变革的成功，更源自于秦国整体变法的成效。正因为如此，商鞅被保守势力杀死之后，秦法能够得以继续实行，直至秦国统一天下。如果没有国家大政方针做后盾，没有社会资源和政治经济体系符合时代要求的深度整合，再成功的军队改革也会归于失败。反观楚国几乎同时的改革，就是一个失败的反例。楚悼王为建立霸权，任用从魏国逃出的大将吴起为令尹，全面主持变法。吴起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帮助魏国创立了闻名天下的魏武卒，尽夺秦国河西之地，使魏国成为诸国中实力最强劲的国家。在楚国，吴起一样不含糊，裁汰冗员、强化军队、南平百越、北并陈蔡，使楚国在诸国中声威大震。然而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对楚国的政权建设并未过多涉及。因之楚悼王和吴起一死，楚国变法就人亡政息，重走老路，国势也江河日下，失去了逐鹿天下，兼并六国的机会。
说到这里，月饼君想起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上每每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人口、领土、生产力远远落后于中原王朝的情况下，却屡次能对后者形成重创，甚至问鼎中原、改朝换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前者实行的一整套兵农合一、兵牧合一的行政和军事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真民族的猛安谋克制和八旗制度。作为民众管理、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军事征伐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猛安谋克和八旗制度有联系也有区别，但总的来说，都是最大限度的调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之能在平时安于经济生产，战时迅速组成强悍军队，这比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庞大官僚系统为架构、缺乏高效组织运作能力的中原王朝有着莫大的优势。自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只有万余兵力的女真军队常常对阵数十倍于己的辽军，却先后取得出河店、黄龙府、互步答冈之战的胜利，直至灭亡辽国和北宋。而五百多年后，满清以十几万八旗兵最终入主中原、灭亡南明。优势的军事组织制度，以及背后高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态无疑是重要原因。
其次，军队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在改革之后一成不变。改革本身也要在政策实践和环境变化中不断做出调整，才能最大限度的持续获得改革红利。唐朝军制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府兵制在西魏、北周和隋唐时期对于提升军事实力、促进政权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初唐以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激增、土地兼并的出现，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均田制也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唐朝统治者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下力气改革均田制和府兵制，在扩大士兵来源、强化日常训练、改善装备物资供应、加强军队管理等方面做出努力，也不会出现安史之乱初期河北和关中府兵不堪一战、望风而逃的局面。然而不幸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创造了“开元盛世”之后，志得意满、不思进取、内宠贵妃、外任佞臣，在内政改革，特别是军制改革中几乎无所作为，坐视边疆将领趁府兵制崩溃，自筹兵士后势力的急剧膨胀。与此同时，玄宗还好大喜功，怂恿纵容将领们穷兵黩武、擅开边衅，但与吐蕃、南诏等民族的战争中却是败多胜少，白白浪费了大量军事资源，造成了“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的悲惨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的凄凉，也为节度使权力的扩大和巩固提供了条件。殷鉴不远，后世军改岂可不慎。
由此可见，军改的成败与否，即与军改本身政策是否适当、能否最大限度提升军队战斗力有关，更与整个国家和社会领域的政策制订、制度设计，以及主政者们能否根据时代和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有着重大关系。诗词创作中，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说法。同样，军队改革，功夫也在军改之外。
一千多年前，摸金校尉们就会用洛阳铲、探阴爪这样的工具。到了胡八一、王胖子那个年代，冲锋枪已经成为对付“粽子”们最趁手的武器。“摸金校尉”们也不再需要带只鸡去探墓穴是否通风是否有毒，而早就用上了现代化的空气检测设备。盗墓手段尚且推陈出新、变化万端，军队改革这样的大事又岂能因循旧历、墨守成规？岳武穆有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信矣。
月饼君 田栋 武警福建总队新闻站 [1**********]
月饼读史说军改系列之
鬼吹灯背后，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军改
月饼君
引题：寻龙倒斗和军改能有关系？！
发丘印，摸金符，搬山卸岭寻龙诀；
人点烛，鬼吹灯，勘舆倒斗觅星峰；
水银斑，养明器，龙楼宝殿去无数；……
多年前，一部盗墓小说《鬼吹灯》横空出世，风靡大江南北，横绝论坛空间，在网络时代掀起了一股“全民读盗墓”的热潮。小说中主人公——那些摸金倒斗的高手们穿梭古墓巨冢、纵横沙海林莽、探求珍宝明器、游刃机关毒瘴，真真是波澜迭起，引人入胜…… 那边突然有拖鞋飞将而来，一客官断喝一声：月饼君你说的俺们都知道！可这和军改有毛关系啊？今天你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定过不了今年中秋！
月饼君擦去额上的拖鞋印，继续娓娓道来。诸位熟读鬼吹灯故事，当知按书中所述，自古以来盗墓就以搬山、卸岭、摸金、发丘四派最为著名。而细论四派起源，也不是全无可考。其中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两派，都是汉末曹操起兵时，为筹措粮草军费，设立的专门盗墓机构和人员。而卸岭一派，近可观北洋军阀孙殿英强攻清东陵慈禧太后墓盗宝，远可溯两汉之际赤眉起义军盗掘西汉诸皇陵，可谓是史不绝书、源远流长。你瞧，四派中有三派便是起自军队征战，这自古以来下九流的盗墓行当怎能与号称“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兵者”无关呢？
想到这里，月饼君的考据癖又犯了。越过寻龙探穴、点烛问鬼的“摸金校尉”们，啸聚山林、明火执仗的“卸岭力士”更引起了月饼君的兴趣。为何？只因他们的祖师爷，赤眉起义军在两汉之际留下的名号太过响亮了。尤其是占领长安后，大肆盗掘西汉历代皇陵，甚至强奸吕后尸体（《后汉书﹒刘盆子传》所载，绝非月饼君杜撰），更是令人瞠目咋舌，惊呼不已。更多人只看到了赤眉军揭竿而起，反抗新莽的史绩，但追根溯源，遍索史料，月饼君分明感到这场大乱和东汉初期那次看似波澜不惊，却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改有着莫大关系。
要厘清个中原委，首先让我们重回那段血雨腥风、豪杰并起的动荡年代。
对比：两汉开国者其实面临着不同的境遇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百姓困顿，成帝宠爱赵飞燕、赵和德姐妹，哀帝宠幸弄臣董贤，导致大权旁落于外戚王氏之手。到平帝时，权臣王莽秉政，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政治表演，王莽终于篡汉称帝，建立新朝。然而，新莽政权为解决土地兼并、民生凋敝问题进行的改革，特别是恢复井田、改革币值政策，却因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同时侵害了地方豪强利益而遭到失败。各地民众纷纷造反起义，新莽政权也摇摇欲坠。著名的绿林、赤眉两大起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后汉书﹒刘玄传》记载，王莽末年，南方闹饥荒，老百姓跑到野泽中，采掘野菜为生。人多食少，难免争斗。此时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大家评理诉讼，很受拥戴，进而拉起了几百人的起义队伍，周边几大起义力量也群起响应，赶来加盟。起义军趁热打铁，攻打四处州县，影响迅速扩大。由于活跃于绿林山（今属湖北），这支起义军便以“绿林军”为名号。随着西汉宗室刘縯、刘秀兄弟和舂陵刘氏加入，绿林军声威大振、所战多捷。特别是昆阳大战，完败四十多万新莽军队，更成为绿林军克复长安，恢复汉朝的起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赤眉军的遥相呼应，战略支援。赤眉军首领樊崇，是琅琊郡（今山东
东南沿海一带）人，最初起兵于家乡莒县，有众百余人，随着青州、徐州一带饥荒蔓延，老百姓被迫铤而走险，跟从樊崇起义。为将起义军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令将士将眉毛涂成红色，“由是号曰赤眉。”从此，樊崇带领赤眉军转战山东、河南等州郡，与在南方的绿林军相互配合，同气联声，共同投入到推翻新莽的战斗中。
就在新莽政权在绿林、赤眉等起义力量的联合打击下终于灭亡之时，形势却急转直下。无论是绿林军，还是赤眉军，虽然都先后占领长安，却都没有脱离劫掠享乐、相互火并的初级阶段，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更没有巩固政权，定鼎天下的宏图远略，又先后败退出长安。尤其是赤眉军，击败绿林军占领长安后，“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后汉书﹒刘盆子传》），连他们拥立的儿皇帝刘盆子，也日日战战兢兢，生怕哪天惹怒这帮骄兵悍将，自己便死无葬身之地。以这样的政治素养，能干出盗掘西汉皇陵，侮辱吕后遗体的事情来，真不奇怪。而正当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在新莽覆灭后大打出手的时候，绿林军将领刘秀只身赴河北，“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平灭王朗、铜马、高湖、重连、尤来等等割据势力，羽翼丰满，建号称帝，建立东汉政权。随后，刘秀巩固河北、河内根据地，下洛阳、入长安、降赤眉，进而联络河西窦融，消灭陇西隗嚣、西蜀公孙述，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任务。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应该有一个happy ending的大结局。“仕宦莫如中兴主，封后当是阴丽华（月饼君改自刘秀名句）”。人生赢家刘秀重建汉朝，成为连毛主席都称赞 “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明末历史学家王夫之评价他“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光武之神武不可测也”，更是不吝溢美之词。月饼君自己也认为，刘秀堪称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帝王。然而，历史在这里给光武帝和东汉王朝开了个玩笑。刘秀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军队改革举措，却难称成功，也为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这么说呢？月饼君觉得有必要从秦汉之际和两汉之交的动乱对比说起。
众所周知，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后，秦王朝继续实行暴虐严苛的法家政策，而不知体恤民力、休养生息，结果陈胜吴广以奴隶之身、黔首之众举义造反，四方响应，秦王朝顷刻间分崩离析。经过长期较量，刘邦战胜项羽，西汉王朝最终建立。从表面上看，西汉建立的历史背景和步骤与东汉相似，都是朝廷腐败暴虐、民众被迫造反，起义领袖“另起炉灶重开张”的结果。但细细比较，却不尽然。虽然秦末大乱首倡于陈胜吴广的民众造反，但此时六国势力还没有完全消亡，他们大多只是蛰伏待机，时刻准备在秦末乱世中重新恢复故国。试图以铁锥刺杀秦始皇在先，投靠刘邦充当谋主在后的张良便是韩国贵族后裔。项梁、项羽是楚国名将之后，起兵之前，楚地就已经广泛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便很能说明六国势力不仅在现实力量上，在民众心理中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而项梁、项羽拥立楚怀王，领导抗秦运动，正是利用这种民众心理，以及六国遗族力量的典型表现。抗秦联军灭亡秦朝前后，怀王政权和项羽又大封诸王，六国政权几乎全部重建，春秋战国列国纷争的政治形态出现了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楚汉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刘邦在谋士郦食其的鼓动下，甚至也做出了复立六国之后以为援手之举，幸亏被张良及时阻止，才未成为现实，但复立六国之后，重回分封时代的社会心理之深厚由此也可见一斑。
直到汉王刘邦在正面与西楚霸王项羽拉锯对峙之时，汉军大将韩信则率偏师从北面进攻项羽复立的诸国政权，平魏、灭赵、降燕、并齐，断项羽右臂，成不世之功，才在成就了自己“万世军神”美誉的同时，也最终肃清了六国复辟势力。
由此可见，秦末之乱，是以陈胜吴广匹夫为首倡、以六国贵族与造反民众合作为基础，以刘邦项羽军事力量对决为最终表现的一场广泛动员、全民参与的大动乱。而六国遗族势力，在实力对比、资源调动、社会心理和舆论影响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正是鉴于六国旧势力在秦末乱世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历史教训，西汉政权在建立之初，便一改秦朝单一郡县制的成例，实行郡国并行制。也就是说，在秦国故地继续推行郡县
制的同时，将山东六国故地划分为九个诸侯国，其中八个分封给了刘姓宗室，于此同时，定都长安，使中央政权能够拥肴函之固、据山河之险以监视山东诸国。而这种“混合体”的政治制度，既体现了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又照顾到春秋战国传统分封制度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可以说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汉初几十年间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为文景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郡国并行制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各诸侯国力量的扩张，尾大不掉，对抗中央之势渐成，终于酿成了景帝年间的“七国之乱”。若不是景帝所用得人、战略正确，三个月即平定叛乱，西汉政权很可能在宗室纷争中戛然而止，那中国历史便是另外一番面貌了。景帝之后，汉武帝刘彻通过推恩令进一步切割削弱诸侯国力量，困扰西汉前期近百年的诸侯国问题才告最终解决。
然而，秦末之乱与两汉之交的动乱却有着很大不同。与秦汉之际六国遗族势力重新粉墨登场，发挥作用不同，新莽政权期间出现的动乱，大多是直接由民众造反造成的。两汉之际，绿林、赤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等几十支农民起义军活跃在大江南北，此外各地豪强宗族也据险自守，扩充地盘，形势发展变化比秦末更加复杂混乱。由于没有类似六国贵族这样相对成熟的政治力量组织领导，新莽时期的民众反抗运动显得更加盲目，也更具破坏力。作为两支最大的起义力量，绿林和赤眉先后占领长安，却因为自身的不成熟和政治短视，又先后丢掉长安就是明证。史载赤眉占领长安后，剽掠无度，城中粮尽，连宫女们都挖草根吃，一批一批饿死。在此情况下，赤眉军“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退出长安，“引兵而西”（《后汉书﹒刘盆子传》）。就这样，两度占领和丢弃，让汉帝国古都长安的宗庙、陵寝、宫室、民生饱受摧残和破坏。东汉统一全国后，刘秀没能如先祖刘邦那样定都长安，而选择洛阳为首都，部分原因也来源于此。看，“卸岭力士”们的作为不经意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估计这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就这样，重新统一的东汉政权和光武帝刘秀面临着如何重建秩序、安定民生、繁荣经济的任务。从投身绿林起义到一统全国，刘秀亲眼目睹了两汉之际民众造反的巨大破坏力量，甚至连自己的哥哥也不幸死于起义队伍的内讧，这不能不让刘秀对于和平和安定有着超乎寻常的渴求。同时，没有了类似于秦末时六国势力的掣肘，刘秀的政策也能一以贯之、全面落实。
因此，登基伊始，“以柔道治天下”就成了刘秀施政的总体方针。首先，他将随自己征战天下的百万军队大部遣散复员，让他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恢复经济。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给予了很高评价。《读通鉴论》中，王夫之不厌其烦的帮刘秀“算账”，从平王朗、灭铜马，到收降赤眉，大大小小共算出了刘秀手下有近千万的兵马，虽然数据略显夸张，但亦可管窥刘秀安置过剩兵源之不易。除了罢冗兵，刘秀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举措，就是兴文教。作为新莽时期的“太学生”，刘秀深知百废待兴之时，文明和秩序不仅是民众和社会的渴求，更是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体现。绿林赤眉迟迟建立不起合法性，与他们普遍轻视文化和制度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赤眉军在长安的种种作为前文已有描述，自不赘言，绿林军也强不到哪里去。史载绿林军进入洛阳，将领们各个衣冠不整，横行无忌，有人居然穿着妇人的衣服在大街上招摇，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承担拯救斯民、中兴汉室之望？而刘秀及其军队进入洛阳后，衣甲鲜明，纪律严整，让洛阳军民感叹：“不图复见汉官威仪。”从此关东河北民心开始倾向于刘秀。此外，刘秀本人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身在军旅而不忘重建文化秩序。定都洛阳后，他更是在四方征战不休的状态下兴办太学，大力重视文化建设。洛阳太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办学水平之高也远远超过西汉，不仅在两百年时间里为东汉政权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也为存续文脉、弘扬儒学发挥了巨大作用。东汉一代儒学之盛、士风之正也成为后世典范。苏轼曾经称赞“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可谓极有见地。在治国理政方面，刘秀也注重“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后汉书·光武帝纪》），时时处处注意减轻人民负担，使国家在长期战乱后能迅速步入正轨。
隐患：光武帝改革举措的负面影响
然而光武帝刘秀的“柔道”政策却是一把双刃剑。他在政治体制和军队方面的改革，最终为东汉的长期衰弱和灭亡埋下了伏笔。西汉承袭秦代制度，在中央政权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相互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三公名称虽时有变化，但位尊权重，成为辅佐皇帝，协理国家的柱石。汉宣帝后，皇帝日益昏庸，导致权臣擅政现象出现，到平帝、哀帝时，外戚王氏掌控朝中大权，最终谋朝篡位。光武帝刘秀建国之初，为防范西汉权臣专政现象再度发生，在中央政权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退功臣而进文吏”，保留功臣们的高官厚禄、子嗣恩荫，却不允许他们继续占据重要职位，将武将满朝的局面迅速转变为文官执政。其次，他将“三公”虚置，使其有职无权，而任用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吏另组成“尚书台”，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中心，便于君主直接掌控。此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仲长统《昌言》）。在地方政权建设上，西汉主要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到西汉武帝时期，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控制，又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刺史一名，专门负责监督本区官吏施政情况，向中央汇报。然而光武帝建政后不久，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将刺史改为州牧，并建立了单独的幕僚机构，使“州”成为郡县之上新一级政权机构。
然而祸患也就此而始。三公的虚置、尚书台的设立暂时杜绝了权臣擅政的情况，但这是以皇帝的英明神武、精力充沛为前提的。史载皇太子刘庄曾经劝谏光武帝刘秀，切莫过于操劳国事，以免伤身。而刘秀却不以为然，说自己以此为乐，并不感到疲惫。成语“乐此不疲”便典出于此。似乎是历史为了报复刘秀的自负，光武、明帝、章帝之后，东汉历代皇帝多为小孩子即位，且施政能力“一蟹不如一蟹”，导致外戚、宦官交替执政。权大位小的“尚书台”成为权臣手中的玩物，刘秀的政治设想完全落空。在地方上，州牧设立之初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然而世易时移，州牧逐渐拥有了本州治民、点兵、征战之权，成了事实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国中之国”，并最终靠镇压黄巾起义而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直接造成了东汉的灭亡。因此，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评价刘秀是“有事无政”，即太过迷信自己的治国才能，却不注重制度建设，是十分切中要害的。
而刘秀在军队方面的改革，更能体现这一特点。刘秀从参加绿林起义，受封“太常偏将军”，亲历昆阳之战，到出巡河北，以军功晋封“萧王”，再到登基称帝，一统华夏，十余年投身军旅，戎马倥偬，可说是“马上得天下”。然而他却在心底里向往文化重建，反感军事征伐。一俟天下底定、百姓归心，他便罢黜冗兵，偃武修文，绝不言兵事。公元51年，有大臣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却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插句题外话，月饼君相信此时此刻皇太子刘庄的内心是崩溃的。关心老爸身体，被老爸“乐此不疲”地无视，虚心请教军事和国防问题，则直接被老爸鄙视为“你特么根本不是这块料”，岂能不受到一万点暴击？！
然而凡事不可过头。刘秀在省兵政策上恰恰犯了过头的错误。
西汉在继承秦代军制、对付诸侯国叛乱、北征匈奴、南平夷越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制度。在中央，西汉建立了以禁军为主的强大中央军力量，并在平定诸吕叛乱和七国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又对中央军制进行了改革，增设了“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等精锐部队，拣选弓马娴熟之士和牺牲烈士子弟充实其间，还增设了“屯兵八校尉”，全面加强对禁军的掌控。在郡国，建立了完整的以征兵为主体的郡国兵役制。郡国兵的征调统一由郡国都尉执行，郡守没有统兵之权。此外规定各郡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一年在本郡服役，一年在首都担负卫戍任务。其余时间每年在本郡服徭役一个月。虽然西汉统治者并不能严格遵守原则，过度征发徭役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自七国之乱后，西汉再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或内部叛乱，总体上保持了国家安定。
然而刘秀在罢黜冗兵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军制进行了根本调整。对中央军事力量，刘秀强化了其卫戍京师、保境安民的属性。而对地方军制，他进行了重要改革。《续汉书·百官志五》云：“中兴，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这就是说，取消了西汉时期长期实行的以郡国都尉主持兵员征集、训练及“都试之制”的郡国兵制度。《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建武七年三月条云：“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工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简而言之，就是全面罢省了由征兵组成的郡国兵。此外，东汉时期的郡太守掌管了西汉时期诸郡国都尉主管兵事的职权，这就为后来的郡太守领兵准备了条件。一句话，就是罢黜地方军事机构和人员，强化中央军事力量，以达到“居重驭轻”、“居中驭外”的目的。
月饼君相信，“和平主义者”刘秀的军改政策利弊一目了然。短期来看，罢黜了郡国军队，一来减轻了人民负担，利于休养生息，二来杜绝了地方力量做大，进而对抗中央的可能。但从长期来看，地方若有事，中央军无法及时赶到，往往需要地方郡守、刺史就地征募军队平叛。如汉安帝永初四年，“张伯路复与渤海、平原巨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汉顺帝建康元年，“杨州刺史伊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贼范容于历阳。”久而久之，随着民族矛盾重重、人民起义不断，地方州郡兵征调训练制度又被废除，因之刺史、郡守各自招募军队成为常态，东汉政权最终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
更为严重的是，东汉郡国兵的废除，使地方相对稳定且良性循环的军事训练制度也跟着被撤销，长此以往导致民不知兵、兵不堪战。遇有战乱，被郡守、州牧们仓促募集而来的士兵军事素质极差，且互不统属，缺乏调度，打败仗是常有的事。《后汉书·百官制》记载：“自郡国罢材官（步兵）、骑士（骑兵）之后，官无警备……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隼，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为求“柔道”治国，刘秀一反汉武帝宣威域外、征伐匈奴的政策，对周边民族不事征伐和扩张，甚至还拒绝了西域诸国归附东汉政权的请求。但是东汉为弥补州郡兵和边防兵力不足，却广泛运用少数民族兵。最初收买鲜卑，以对付北匈奴，以后又趁匈奴分裂之机，利用南匈奴对付北匈奴、鲜卑和西羌。“以夷制夷”的手段玩得出神入化。然而玩火者必自焚。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袁绍引乌桓击公孙瓒，曹操利用乌桓攻打袁绍，董卓利用羌兵占据洛阳、长安，连诸葛亮七擒孟获，也有利用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士兵北伐中原的企图。由此，周边少数民族力量开始深度介入中原王朝更迭，直到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之后，各少数民族羽翼丰满，纷纷立国建政，直接造成了五胡十六国和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局面，这更让以刘秀为首的东汉初期制度设计者们始料未及。
顺便提一句。作为汉末地方军阀之一，曹操在击降黄巾起义军，组建自己的精锐——“青州兵”之后，为筹措军饷，还专门派出了所谓“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到处掘墓挖冢，盗取明器，一如近两百年前，赤眉军在西汉都城长安做的一样。可以这么说，东汉一朝，以盗墓始，以盗墓终。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刘秀若地下有知，真不知将作何感想。
分析：汉、唐——两种崩溃模式之间的经典研究文本
读史至此，掩卷长叹，月饼君有胸中块垒，唯愿一吐。
中国历代王朝，除去直接灭亡于异族入侵的西晋、北宋、南宋（实际这三个王朝灭亡原因也很复杂，亡于异族只是其最终结果和表现，暂且不论），基本上都是亡于内部叛乱和起义。而细分这些亡于内因的王朝，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西汉时大臣徐乐曾经归纳为“土崩”和“瓦解”。在他看来，秦朝法令严苛，民众多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百姓应者影从，秦朝因之骤然崩溃，就像土崩于脚下，即王朝因百姓造反而迅速崩溃。而西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财雄兵广，实力强劲，力图推翻中央，就像瓦解于头顶，即诸侯势力膨胀，逐渐威胁中央。如果皇帝处置不当，很可能也会遭致王朝的覆灭（《史记·主父偃列传》）。王夫
之在《读通鉴论》中曾经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并不同意徐乐观点，认为，秦亡，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就像一间房子，主梁并不结实，有个风吹草动，东西南北迅速分裂，以至于大厦倾覆，片瓦无存。这才叫“瓦解”。而周朝的灭亡，是地方诸侯日益做大，中央政权日渐式微的一个渐进性过程，类似于水土的一点点流失，这才叫“土崩”。在他看来，“瓦解”的典型，是秦朝、隋朝、元朝的灭亡，而“土崩”的典型，是东汉、唐的灭亡（《读通鉴论·汉武帝》）。
简而言之，历代史家多认为，王朝的灭亡的形式分为两类。一是百姓造反、顷刻覆灭，二是诸侯做大，渐趋于亡。以此来比照两汉的历史，就显得值得玩味了。按照王夫之的观点，秦亡自然属于前者的典型，而东汉的灭亡，也是因为黄巾起义之后，诸侯实力渐强，拥兵作乱，曹魏终于篡汉而自立，自然是后者的代表。而无论是秦亡还是汉亡，都从这两个方向成为后世王朝崩溃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汉作为一个整体，正好处在这两种崩溃模式之间，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文本对王朝兴衰进行研究。而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军事制度和军队体制改革，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秦自商鞅变法，数代励精图治，历经百年烽烟，终于东出函谷，扫灭六合，可谓创业唯艰。然而由于六国归一而专用秦法，民力已疲却不知存恤，统一后十几年，秦王朝就在百姓离心，万民造反的烽火中灰飞烟灭，这不能不让西汉统治者们唏嘘喟叹、引以为戒。因此，西汉在政治架构上沿用秦朝郡县制的同时，不得已保留了诸侯分封制。在国家政策层面放弃了秦法苛政，推行休养生息、黄老无为的道家之术。在军事上，自然相应的以中央禁军制和地方郡国兵制相结合。虽然这些政策明显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但在大体上运行了近两百年而无大碍，若不是王朝末期外戚专权，王莽篡位，西汉到底以何种模式谢幕还真未可知。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西汉以权臣篡位的方式灭亡了，但却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和平过渡，比起秦末诸侯相争的烽火，东汉末年三国的争雄、西晋短暂统一之后长达数百年的五胡乱华、南北分立、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乱世、异族入寇，可算是代价最小，痛苦最少的方式了。因此，宋代史学家陈傅良对历代兵制多有批评，唯独对西汉推崇有加，认为“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侯七国，变生仓卒，备御素具，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宋·陈傅良《历代兵制》）。然而东汉建立后，刘秀在中央建立直属于皇帝的尚书台架空“三公”，在地方设置专掌数郡的州牧来加强控制，无不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或者说皇帝本人的权力。就这样，刘秀在“万世明君”、“中兴圣主”的表象之下，以天下为己家、视百姓作私产，破坏了西汉赖以立国两百年而不乱的平衡政策。更有甚者，废除中央禁军制和地方郡国兵制相结合的军事政策，罢黜地方兵备，强化中央军力，想以此“居中驭外”、“居重驭轻”，结果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中央造成了宦官、外戚轮流执政，在地方给了州牧、郡守们治民募兵、统军征战，进而威胁中央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历史惊人的相似。从东汉灭亡，三国鼎立，直至隋朝短暂的统一和覆灭，光武帝刘秀在中国历史上埋下的炸弹一爆炸，巨响持续了三百多年，直到唐朝的建立，才算最终尘埃落定，中国重新进入大一统时代。然而不幸的是，唐太宗犯了和光武帝同样的错误。亲身经历隋末农民战争乱世的他，一样把吸取前朝教训、稳固当朝统治简化为强化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在军事制度上，也出现了相应调整。
应该说，唐初实行的府兵制由来已久，作用巨大。这一发端于西魏北周时期的著名军事制度在中国军事史上拥有着里程碑似的重要地位。它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做到了寓兵于农、兵农一体，并杜绝了武将专权，军队跋扈的现象。在加强军队管理，强化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又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负担，表现出了相对于南朝的极大优势，帮助北周和隋朝完成了统一，并对唐朝初期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出于类似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意图，将全国六百多个军府中的三分之一布置在了帝国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一时间精兵猛将云集京师，地方无力对抗中央，收到了“举天下不敌关中”的效果。然而世易时移，在
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均田制被不断破坏。政府无力为军户们分配足够的土地，而军户们负担日重，逃亡日多，到天宝年间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社会环境的长期安定，军队职能的长期缺失，也使军府和中央禁军的战斗力逐渐弱化。史载唐玄宗天宝年间，禁军将士连马都骑不了，仓库中的刀枪盔甲更是朽烂而不堪一用——一句话，太宗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帝国心脏地区成了事实上最弱的地区。同时，初唐到盛唐时繁重的对外战争促使皇帝将统兵征战大权逐渐赋予了边疆将领。中宗时期设立的节度使成为统管边疆事务，征伐周边民族的实权人物。玄宗以后，又逐渐废弃了节度使“不兼统、不遥领、不久任”的监督政策，使之成为统一掌管边疆地区民事、财政、军事大权的事实上的割据势力。发展到极致，居然让安禄山兼任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兵马之盛、威权之重、实力之强天下无人能出其右。终于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历史，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平叛八年，中原荒废，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但唐王朝付出了极大代价：节度使和藩镇制度并未废除，反而更加强化。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强藩们频频发难，威胁统一，节度使们的任命权也早不在中央手中，而是节度使自行指定，或者由藩镇官兵拥立，唐朝已在事实上处于分裂之中，直到灭亡。
唐代中央军制改革同样失败。初唐建立的中央禁军虽然强悍，但却桀骜不驯、首鼠两端，屡次成为宫廷政变的工具和爪牙。除了李世民发动的那场尽人皆知的“玄武门之变”，此后直到玄宗主政，唐宫廷至少还发生了三次“玄武门之变”，禁军在走马灯似的血腥政变中屡次扮演着急先锋和主力军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以宫廷政变起家的玄宗李隆基，终于在安史叛军攻陷长安，仓惶奔蜀的途中又被禁军背叛，被逼杀死了爱妃杨玉环，酿成了著名的“马嵬坡之变”。而策动这次兵变的，正是当年跟着玄宗政变的禁军将领陈玄礼。对唐玄宗李隆基来说，真可谓是成也禁军，败也禁军。为改变这一局面，自肃宗即位，就开始对禁军加强控制，但主要手段，依然不是制度建设，而是指定自己的心腹来统帅禁军。皇帝的心腹，自然莫过于宦官。于是，肃代之际，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等等权宦此起彼伏，威震朝野，李辅国直接参与诛杀肃宗皇后、拥立太子李豫的政变，将肃宗惊吓而死。而即位的代宗也不得不靠刺杀这种非常手段剪除了李辅国。后来德宗认为文臣不可信赖，弃历史教训于不顾，偏偏又指定自己的心腹——宦官霍仙鸣、窦文场执掌禁军精锐“神策军”，宦官掌握禁军遂成为中晚唐成例，由此也种下了宦官专权的苦果。宪宗、敬宗、文宗皆被宦官所杀，而从文宗开始，晚唐诸帝全部为掌握禁军的宦官所立，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权威掉落到了谷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再加上党争不休、朝政腐败，唐王朝在黑暗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终于灭亡。
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个大一统时代——汉唐，皆从“瓦解”（这里使用王夫之的观点）的混乱中走来，却因为统治者力图避免“瓦解”的命运，反而让整个帝国近乎宿命般的扎进“土崩”的结局，这不能不让后来者深思。军队改革关乎国运、重若千钧，由此可见一斑。
结论：功夫应花在“军改”之外
这里可能有看官要问月饼君了，难道刘秀、李世民在历经乱世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基础进行的军队改革是错误的么？对这个问题，月饼君很难回答是对是错。在历史上，只有各种因素交织缠绕的不得已，没有事后诸葛亮的轻松评判。一项政策利弊如何，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检验才能见分晓。但是，这里面并不是没有一般性的规律可以把握。
月饼君认为，军队改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应该强化中央，还是重视地方，而应考虑在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运行的背景下，如何更充分的调动社会各阶层对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动力。也就是说，军队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嵌入到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各个层面的政策体系中去，才能发挥强军强国的整体效能。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比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和楚国吴起变法的异同，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商鞅改革伊始，便推出了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包括经济生产、政治运作、社会管理控制、军制改革在内的一整套方案。“令民为什伍”、“奖励耕战”，一系列措施的推行，在打破固有世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同时，将军功、粮食和其他军事资源生产作为社会各阶层上升进阶的主要凭证。加之政府权力对社会和民众的全面控制，将整个秦国在战国争衡中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使秦国民众“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最大限度的调动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秦军自此大出于天下，所向而无敌。秦军的强大，即是秦国军制变革的成功，更源自于秦国整体变法的成效。正因为如此，商鞅被保守势力杀死之后，秦法能够得以继续实行，直至秦国统一天下。如果没有国家大政方针做后盾，没有社会资源和政治经济体系符合时代要求的深度整合，再成功的军队改革也会归于失败。反观楚国几乎同时的改革，就是一个失败的反例。楚悼王为建立霸权，任用从魏国逃出的大将吴起为令尹，全面主持变法。吴起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帮助魏国创立了闻名天下的魏武卒，尽夺秦国河西之地，使魏国成为诸国中实力最强劲的国家。在楚国，吴起一样不含糊，裁汰冗员、强化军队、南平百越、北并陈蔡，使楚国在诸国中声威大震。然而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对楚国的政权建设并未过多涉及。因之楚悼王和吴起一死，楚国变法就人亡政息，重走老路，国势也江河日下，失去了逐鹿天下，兼并六国的机会。
说到这里，月饼君想起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上每每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人口、领土、生产力远远落后于中原王朝的情况下，却屡次能对后者形成重创，甚至问鼎中原、改朝换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前者实行的一整套兵农合一、兵牧合一的行政和军事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真民族的猛安谋克制和八旗制度。作为民众管理、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军事征伐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猛安谋克和八旗制度有联系也有区别，但总的来说，都是最大限度的调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之能在平时安于经济生产，战时迅速组成强悍军队，这比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庞大官僚系统为架构、缺乏高效组织运作能力的中原王朝有着莫大的优势。自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只有万余兵力的女真军队常常对阵数十倍于己的辽军，却先后取得出河店、黄龙府、互步答冈之战的胜利，直至灭亡辽国和北宋。而五百多年后，满清以十几万八旗兵最终入主中原、灭亡南明。优势的军事组织制度，以及背后高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态无疑是重要原因。
其次，军队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在改革之后一成不变。改革本身也要在政策实践和环境变化中不断做出调整，才能最大限度的持续获得改革红利。唐朝军制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府兵制在西魏、北周和隋唐时期对于提升军事实力、促进政权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初唐以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激增、土地兼并的出现，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均田制也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唐朝统治者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下力气改革均田制和府兵制，在扩大士兵来源、强化日常训练、改善装备物资供应、加强军队管理等方面做出努力，也不会出现安史之乱初期河北和关中府兵不堪一战、望风而逃的局面。然而不幸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创造了“开元盛世”之后，志得意满、不思进取、内宠贵妃、外任佞臣，在内政改革，特别是军制改革中几乎无所作为，坐视边疆将领趁府兵制崩溃，自筹兵士后势力的急剧膨胀。与此同时，玄宗还好大喜功，怂恿纵容将领们穷兵黩武、擅开边衅，但与吐蕃、南诏等民族的战争中却是败多胜少，白白浪费了大量军事资源，造成了“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的悲惨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的凄凉，也为节度使权力的扩大和巩固提供了条件。殷鉴不远，后世军改岂可不慎。
由此可见，军改的成败与否，即与军改本身政策是否适当、能否最大限度提升军队战斗力有关，更与整个国家和社会领域的政策制订、制度设计，以及主政者们能否根据时代和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有着重大关系。诗词创作中，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说法。同样，军队改革，功夫也在军改之外。
一千多年前，摸金校尉们就会用洛阳铲、探阴爪这样的工具。到了胡八一、王胖子那个年代，冲锋枪已经成为对付“粽子”们最趁手的武器。“摸金校尉”们也不再需要带只鸡去探墓穴是否通风是否有毒，而早就用上了现代化的空气检测设备。盗墓手段尚且推陈出新、变化万端，军队改革这样的大事又岂能因循旧历、墨守成规？岳武穆有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信矣。
月饼君 田栋 武警福建总队新闻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