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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
马克思
分类： 人权译本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它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马克思被选入协会的领导机关临时委员会，并受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获得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
第一国际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份宣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宣言》揭露了欧洲工业和贸易“令人陶醉”的增长背后，工人阶级令人惊骇的贫困状况；阐明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下，劳动生产力任何新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宣言》作者没有诉诸“人权”口号；相反，他对18世纪流行的人权观念持有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怀有最深沉的同情，但他没有寄望于资产阶级政府给以改善，而是号召工人阶级自己团级起来去争取解放。
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8-608页。何海波根据英文原文做了校对，有一些文字改动。
工人们！
从1848年到1864年间，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史无前例，然而工人群众的贫困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850年，英国一家立场温和、富有见识的中产阶级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彻底消灭。果真如此吗？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1]曾这样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 955 000英镑！这一惊人的数额几乎是刚刚过去的1843年前后贸易额的三倍！有了这些成绩，财政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到：“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但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在北部他们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他们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尽管在这个不幸的地区羊群也在减少，只是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最高层贵族社会的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2] 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报告加以公布。真实的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3]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喱[4] 碳素和1 330喱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厂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5]。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它工人的食物，平均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缺乏含碳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它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理的事情。如果出于自尊心而仍然企图保持清洁，那么，这样的企图不免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中举出了一件奇怪和相当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即便这样，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告诉下院说：“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这种改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绝无仅有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生活在最底层的居民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障，那么就很难称得上大众是健康的。”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间，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数，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他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劳动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取得的。如果你们想知道，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坦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还会更加厉害”。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看似悖谬的报告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这个报告以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为根据，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3,000人每年分享2,500万英镑收入，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今后仍将这样迅速地向少数人集中，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听说非洲行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人所有，尼禄皇帝露齿狞笑。
我们详细谈论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因为英国的贸易和工业占欧洲第一位。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利普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英国的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对岸的那些更加不幸的同伴们要好些。的确，欧洲大陆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进出口也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中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意味着福利的实际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窟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便士，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实际改善。无论何处，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在严重地下降，其程度至少同那些上层阶级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还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目前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任何新的发展，都将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分裂、激化社会对抗。在现在欧洲所有国家里，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这都已成了显明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希望别人沉湎于“愚人天堂”[6]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就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就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成为社会司空见惯的一部分。在世界编年史上，这个时代将以叫做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日益扩大、日益致命为标志。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政党组织和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短促的解放之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这一失败部分是由英国政府和圣彼得堡当局的联合外交所造成——很快传染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它让英国的工人阶级兄弟对自己的事业垂头丧气，却使土地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美洲新发现的金矿导致向外移民的浪潮，给英国无产阶级队伍造成了无法填补的真空。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工人运动分子，受了扩大就业、增加工资的暂时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7] 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无为。如果说过去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从未一致行动，那么现在，两者可是一致失败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8] 。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带来的好处，在工厂视察员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多数政府不得不或多或少地采用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适用范围。除了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这项举措还有另一个值得欢呼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它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深信不疑：任何对于工时的立法限制，都必然要敲起英国工业的丧钟；后者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甚至儿童的血）才能生存。技围绕工时立法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核心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核心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10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雇佣劳动、没有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欧洲大陆工人进行的试验，则是1848年革命所大声宣布的理论产生的结果。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偶然的努力，就始终无法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无法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减轻他们的贫困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却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卫和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时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9]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领悟到这一点，因为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工人运动同时重新活跃起来了，组织工人政党的努力也在同时进行。工人们拥有成功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各国工人之间应有的兄弟团结，忽视那激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不渝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受到惩罚——他们分散的努力将遭到共同的失败。正是这种认识，促使 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流洒人民鲜血、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一场为在大西洋彼岸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那种罪恶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10] 欧洲的上层阶级只会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冷漠，观望着俄罗斯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侵略，不曾遇到西方各国的任何抵制。这一切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求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能用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应当努力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这里和下面提到的财政大臣均指威廉·格莱斯顿，19世纪中期英国的著名自由党政治家。
[2] 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目。
[3]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这里提到的蓝皮书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1、2卷。
[4] 1哩=0.065克。
[5] 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份量的碳素和氮素。——马克思原注
[6] “愚人天堂（fool’s paradise）”，宣言原文曾解释道：“没有机器的改进，没有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没有交通工具的改良，没有新的殖民地的开辟，没有向外移民，没有市场的扩大，没有自由贸易，没有所有这一切。”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普选权和其它相关权利的人民宪章。宪章派设立了领导机构“全国宪章派协会”，创办了机关报《北极星报》，其左翼代表人物有哈尼、琼斯等。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但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尽管如此，宪章运动在现代政治史上影响巨大。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8]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为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斗争。10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不遵守这项法律，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
[9]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克罗弗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1863年，以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首相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
[10] 指美国南北内战期间，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当时，北部政府截获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并逮捕了坐船赴英的南方同盟特使；英国政府以此为口实，威胁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并集会抗议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的群众性运动，使英国避免卷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也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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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它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马克思被选入协会的领导机关临时委员会，并受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获得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
第一国际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份宣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宣言》揭露了欧洲工业和贸易“令人陶醉”的增长背后，工人阶级令人惊骇的贫困状况；阐明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下，劳动生产力任何新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宣言》作者没有诉诸“人权”口号；相反，他对18世纪流行的人权观念持有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怀有最深沉的同情，但他没有寄望于资产阶级政府给以改善，而是号召工人阶级自己团级起来去争取解放。
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8-608页。何海波根据英文原文做了校对，有一些文字改动。
工人们！
从1848年到1864年间，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史无前例，然而工人群众的贫困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850年，英国一家立场温和、富有见识的中产阶级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彻底消灭。果真如此吗？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1]曾这样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 955 000英镑！这一惊人的数额几乎是刚刚过去的1843年前后贸易额的三倍！有了这些成绩，财政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到：“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但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在北部他们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他们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尽管在这个不幸的地区羊群也在减少，只是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最高层贵族社会的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2] 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报告加以公布。真实的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3]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喱[4] 碳素和1 330喱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厂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5]。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它工人的食物，平均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缺乏含碳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它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理的事情。如果出于自尊心而仍然企图保持清洁，那么，这样的企图不免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中举出了一件奇怪和相当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即便这样，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告诉下院说：“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这种改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绝无仅有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生活在最底层的居民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障，那么就很难称得上大众是健康的。”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间，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数，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他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劳动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取得的。如果你们想知道，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坦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还会更加厉害”。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看似悖谬的报告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这个报告以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为根据，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3,000人每年分享2,500万英镑收入，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今后仍将这样迅速地向少数人集中，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听说非洲行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人所有，尼禄皇帝露齿狞笑。
我们详细谈论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因为英国的贸易和工业占欧洲第一位。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利普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英国的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对岸的那些更加不幸的同伴们要好些。的确，欧洲大陆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进出口也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中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意味着福利的实际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窟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便士，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实际改善。无论何处，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在严重地下降，其程度至少同那些上层阶级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还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目前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任何新的发展，都将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分裂、激化社会对抗。在现在欧洲所有国家里，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这都已成了显明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希望别人沉湎于“愚人天堂”[6]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就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就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成为社会司空见惯的一部分。在世界编年史上，这个时代将以叫做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日益扩大、日益致命为标志。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政党组织和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短促的解放之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这一失败部分是由英国政府和圣彼得堡当局的联合外交所造成——很快传染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它让英国的工人阶级兄弟对自己的事业垂头丧气，却使土地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美洲新发现的金矿导致向外移民的浪潮，给英国无产阶级队伍造成了无法填补的真空。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工人运动分子，受了扩大就业、增加工资的暂时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7] 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无为。如果说过去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从未一致行动，那么现在，两者可是一致失败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8] 。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带来的好处，在工厂视察员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多数政府不得不或多或少地采用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适用范围。除了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这项举措还有另一个值得欢呼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它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深信不疑：任何对于工时的立法限制，都必然要敲起英国工业的丧钟；后者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甚至儿童的血）才能生存。技围绕工时立法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核心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核心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10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雇佣劳动、没有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欧洲大陆工人进行的试验，则是1848年革命所大声宣布的理论产生的结果。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偶然的努力，就始终无法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无法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减轻他们的贫困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却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卫和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时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9]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领悟到这一点，因为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工人运动同时重新活跃起来了，组织工人政党的努力也在同时进行。工人们拥有成功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各国工人之间应有的兄弟团结，忽视那激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不渝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受到惩罚——他们分散的努力将遭到共同的失败。正是这种认识，促使 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流洒人民鲜血、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一场为在大西洋彼岸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那种罪恶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10] 欧洲的上层阶级只会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冷漠，观望着俄罗斯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侵略，不曾遇到西方各国的任何抵制。这一切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求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能用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应当努力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这里和下面提到的财政大臣均指威廉·格莱斯顿，19世纪中期英国的著名自由党政治家。
[2] 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目。
[3]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这里提到的蓝皮书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1、2卷。
[4] 1哩=0.065克。
[5] 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份量的碳素和氮素。——马克思原注
[6] “愚人天堂（fool’s paradise）”，宣言原文曾解释道：“没有机器的改进，没有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没有交通工具的改良，没有新的殖民地的开辟，没有向外移民，没有市场的扩大，没有自由贸易，没有所有这一切。”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普选权和其它相关权利的人民宪章。宪章派设立了领导机构“全国宪章派协会”，创办了机关报《北极星报》，其左翼代表人物有哈尼、琼斯等。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但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尽管如此，宪章运动在现代政治史上影响巨大。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8]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为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斗争。10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不遵守这项法律，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
[9]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克罗弗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1863年，以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首相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
[10] 指美国南北内战期间，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当时，北部政府截获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并逮捕了坐船赴英的南方同盟特使；英国政府以此为口实，威胁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并集会抗议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的群众性运动，使英国避免卷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也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