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25年（公元1899年），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延聘一位从如东县马塘镇走出去的文士入幕分掌文案，这位文士叫刘宝泰。刘宝泰在袁府督署文案凡8年之久，参加编纂中国最早的政府报纸《北洋官报》，深得袁世凯赏识，直至袁氏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刘宝泰方始外放直隶滦州知事。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擢升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召集旧部组建内阁，点名征召刘宝泰入幕，刘宝泰洞察时事，顺应潮流，抗不应命。后袁世凯逆流称帝，刘宝泰时任山东省行政公署主任，对袁公然唾之。 刘宝泰育有四子六女，其三子刘绳宗，又名刘寅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知诗文，精鉴藏，乃国内研究国学大师王国维和何炳松的著名专家，参与编纂五部辞书大典，其才思堪得乃父之神髓。 本文就是刘寅生与其编纂的五部辞书背后不得不说的故事…… 刘寅生，江苏如东人，1926年出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籍整理研究室主任。编著作品有《后汉书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王国维校》《王国维年谱长编》《王国维家书校注》《梁启超致王国维札校注》《何炳松论文集》《何炳松纪念文集》《何炳松文集》五卷等。 1926年4月21日，也就是刘宝泰辞官回乡后的第四年，刘寅生在如东县马塘镇串场河边一所大宅里哭闹着降生。这是刘宝泰第五个孩子，在兄弟中位居第三，遂按排行取名绳宗，字叔成。 刘寅生七岁丧父，八岁入塾，九岁后转学马塘小学、双甸小学、南通实验小学。后在如皋邱�中学、南淮中学等校求学，接触到革命人士，积极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活动，创办《夜旅》杂志，组织进步剧团，排演史白编剧的歌剧《怒吼吧长江》，发动学生罢课，抗拒日本人“黎明大奋起”活动，遭到日伪通缉，在进步群众的掩护下逃出如皋城。 当时进步学生投身革命有两个去向，一是革命圣地延安，一是陪都重庆。刘寅生选择了去重庆投奔大哥刘绳祖。大哥带他拜谒如皋老乡、时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长、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魏建功，经魏建功举荐，入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学习，确定了文科的学业方向。不到一年，又辗转杭州、上海边打工养家糊口，边报考大学，1948年考取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公费生，肄业重返杭州打工，继续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掩护进步学生奔赴苏北解放区。刘寅生的中学同学、后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图有诗为记：“五十年来三相从，风光境地各不同。最是月黑风高夜，送君跨江奔青龙”。 刘寅生在杭州期间，结识了一些后来受到胡风集团牵连的文人，与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以张先人为名在南通中学教国文的胡风有过接触，这在刘寅生的政治生涯中投下了阴影，以至于刘寅生1952年在复旦大学复学毕业后，被直接下放分配到陶行知创办的浙江湘湖学校任教，1954年作为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中学历史教材教法教研组助教。1958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另行分配，进入华师大图书馆，与当时的名家许杰、徐中玉、王养冲、李伯棠等一起整理上海八所大学合并而来的杂乱无章的古书籍，同时专司打扫厕所、积肥等苦脏累“工种”。 在上海浦东世纪花园12楼的寓所里，86岁的刘寅生回忆自己走上书籍条目整理之路的契机有两条，一条是上私塾时，接触的是《龙文鞭影》这样的开蒙课文，二是在华师大图书馆整理古籍和打扫厕所的这段经历。 《龙文鞭影》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最初由明人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龙文”是古代一种千里马的名称，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奔跑驰骋。作者的寓意是，读了这本《龙文鞭影》，青少年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龙文鞭影》主要是介绍中国历史上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它问世后，影响极大，成为最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当八岁的刘寅生第一次听开蒙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龙文鞭影》时，他就萌生了对历史掌故的浓厚兴趣。 在华师大图书馆的这段时光里，政治上右派分子的臭味和工作上打扫厕所的臭味并没有熏散刘寅生对历史掌故的兴趣爱好。他说，被“充军”到图书馆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成全了我。在那里，我用两年时间看了138万册古籍，对这批古书进行整理、分类、排目、做卡片、上架，每天打扫完厕所就钻进古书堆里，晚上坐到昏暗的白炽灯下刻钢板印教材。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对我此后的研究方向影响极大。一位是图书馆副馆长、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专家洪范五，一位是目录专家丁晓元。前者教我如何整理古籍，后者指导我目录分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960年，刘寅生重新调进华师大历史系参加编写由著名学者李平心主编的《历史词典》中国史词条释文。这是他专业方向的重大转折，从此一步踏进辞书编纂这个博大精深的专业圈子…… 回忆这段往事，耄耋老人刘寅生激情叙述，滔滔不绝，5个多小时里，不喝一口水，不上一趟厕所。临了，老人用略带乡音的国语吟诵一副自撰对联为他的讲述作结： 挟一副肝胆敢于报国无视衣冠 有几笔文字能够传世不负人生 《辞海》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辞海》最早的策划、启动始于1915年，当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其宏博气势，令人钦敬。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参观工业展览馆，其间，召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赵超构和舒新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见面，胸襟博大、满腹珠玑的毛泽东谈到《辞海》，提出 “可以重新搞一个嘛。”，遂有如下对话： 毛：“《辞海》可以重新搞一个吗？” 舒：“一没钱，二没人。” 毛：“人要多少？” 舒：“200人。” 毛：“钱呢？” 舒：“100万。” 毛：“有事你找他”，用夹着卷烟的手指点点柯庆施，“找他要钱要人”。 于是，老《辞海》修订工程轰轰烈烈上马了。 在此之前，老《辞海》于1915年秋启动，编纂工作时断时续，裹足不前。1928年，舒新城担任《辞海》主编，第一版《辞海》终于在1936年正式出版。此次毛泽东拍板，《辞海》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一路绿灯。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天，《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同年11月，《辞海》二稿编纂结束，此时，67岁的舒新城因病逝世。 那时，刘寅生刚刚从华师大图书馆调到历史系，《辞海》编辑委员会包下浦江饭店正在招兵买马。由于参加《历史词典》中国史词条释文的经历，负责《辞海》历史分册的华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钦点刘寅生、戴家祥、徐德嶙、沈起炜、方诗铭参加《辞海》中国史部分的编纂。 刘寅生担纲《辞海》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条目编纂，到后期，后中国历史部分的发稿也基本由刘寅生承担。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后遭逢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说《辞海》是个大毒草，其发行遭停顿。几番风雨，几度春秋，《辞海》在时代嬗变之间进入了全新时期。1979年三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1979年，《辞海》重新审定，《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把我拉了去，聘我担任主要撰稿人，这时的主编已换成陈望道和夏征农。至此，五千多名专家花费了二十余年时间的夙愿终于得以完成。” 说这话时，老人颧骨上涌上两团潮红。 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中国明代出版的《永乐大典》，世界上最著名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是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另两部是《美国百科全书》、《科科尔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第一个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在1768年开始编撰，历时三年，于1771年完成，共三册，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第15版本。 1978年，神州大地春风涌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手一挥，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大百科全书。 于是，国务院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胡乔木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任总编辑。随即在上海成立分社，专门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签署协议，共同翻译、编辑、出版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82年一个寒冬过后的早上，有消息传到刘寅生耳边，说，上级要把《不列颠百科全书》翻译成中文版，中文版的百科全书文化词条要由中国人来重新编写，目前已经组成两套班子，一套班子负责翻译，一套班子负责写文化条目。 果然，过了不久，上面有人来到华师大历史系，给刘寅生颁发了一份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约编审，主要审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稿件。后来听说上海教育学院的杨廷福也接到聘书，两人一个撰写中国古代史条目，一个撰写中国中世纪史条目。后来还听说，原先是聘请了一些大学者来写辞书，可写来写去不满意，这才发现辞书条目写作和文史研究的要求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辞书写作必须比文史研究更有知识性、精确性、科学性、通俗性。于是，这才把写作对象从文史学者转向辞书专家。 这可是一项瀚如烟海纷繁复杂的工程啊！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译和撰写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压缩原书中自然科学和外国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关中国文化的词条由中国人自己写；第二步再将被压缩掉的部分复原，编译全部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 时光已经流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撰写和审订也一路扬鞭跃马，人力、财力已今非昔比，前后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完工。据说，邓小平将此书赠送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撒切尔大吃一惊：这可是我们英国的东西啊！ 《中国历史大辞典》是我国历史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辞典，涉及漫长的历史时期，知识领域广泛，全面发掘和整理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反映和总结了以往中国历史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泱泱古国的历史文明，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全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分十四个分卷出版，刘寅生为史学史卷主要撰稿人，担任副主编。 1980年9月，刘寅生出差北京，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林同志突然登门造访，交谈中说明来意。原来，大半年前社科院发起并组织以南开大学为基地的学者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由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梁寒冰主事，由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史学界名人郑天挺担任主编，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负责编辑部工作。刘泽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没搞过辞书编纂，经验不足，词典编纂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知道华师大历史系曾编写过历史词典，于是，林同志受委托前来征求意见，询问华师大是否愿意参与其事。 我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已开始编纂新体的综合性辞书，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在旧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学者曾提出编纂历史辞典的倡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78年，乘着改革开放、万木复苏的春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筹组此事。 林同志的征询，让刘寅生和同事袁英光感到兹事体大，两人一商量，当晚就给吴泽教授打电话汇报，请吴泽出面挑大梁主持此事。吴泽是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史学家，时任华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意识到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第三天就赶到北京与刘、袁面商，带着二人逐一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尹达、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邓广铭、民族史专家翁独健以及吴泽的老师吕振羽等十数位史学界名人，大家一致支持襄助此事。 同年11月，正在哈尔滨出差的刘寅生接到通知，赶往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会议，此会对《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工作进行重新筹划。会上决定郑天挺任主编，梁寒冰任副主编，吴泽任编辑部主任。为便于编纂工作的进行，同时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会上商定，整个编纂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出版分卷，再编纂汇编本，同时确定了各分卷的负责人和出版顺序及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刚刚当选为学部委员的谭其骧任历史地理卷主编（后任《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部主任），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与华东师大吴泽教授共同担任史学史卷的主编，刘寅生和袁英光任副主编。 这样，原先由一个大学担纲的中国史学界盛举，上升为国家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属研究所、教育部和所属高等院校的数百位学者、专家对该书编纂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是最先出版的分册，1983年12月底出版，所有的词目和审稿由刘寅生一力担当，这是一项见功底、见学养、见知识面的工作。 “拟定史学史条目，花了我整整一个通宵呢。” 我惊住了。头绪如此浩繁，竟然一夜搞定，这需要拥有怎样的学识积淀啊！ 《中国人名大词典》与《中国通史词典》 1983年廖盖隆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有人向他推荐了刘寅生，于是，邀请刘寅生做《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主要撰稿人，按照词目来排名，名列第六位。 廖盖隆是我国党史、现代史专家，曾任新华社副总编，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历史人物卷”，收录1949年10月1日前去世人物14000人，后又出版了“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收录1988年12月31日以前在职的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现任领导人2185人。 刘寅生回忆，《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前后只编撰了一年多就完稿，先是按分配到的条目分头撰写，然后全班人马集中到上海外贸学院集体统稿，一两个月就全部结束，没有出现什么波折。 如果说《中国历史大辞典》是一部最经典的大辞典的话，那么，查阅率最高的则是《中国通史词典》，这部由杨宽等人主编的词典是史学界最常用的工具书。 杨宽是位史学界传奇式的人物，这位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曾经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曾作出贡献，晚年因家庭变故而移居美国。《中国通史词典》出版于2008年，而杨宽已于2005年去世。 作为这部词典的主要撰稿人，刘寅生经历了《中国通史词典》的全过程。此典的条目原先是《历史词典》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被删掉的“边角料”，后来，杨宽、方诗铭、沈起炜、谭宗英、刘寅生等人一合计，觉得这些条目可以为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作注解、释疑之用，于是，这才有了《中国通史词典》。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副产品，没想到却成为最抢手的词书之一，足见白先生《中国通史》影响力之大，我们沾了白先生的光。” 这正是： 垒砾无情困桩老 报春有意出枝来 （刘寅生梅桩赏石的自题联句）
光绪25年（公元1899年），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延聘一位从如东县马塘镇走出去的文士入幕分掌文案，这位文士叫刘宝泰。刘宝泰在袁府督署文案凡8年之久，参加编纂中国最早的政府报纸《北洋官报》，深得袁世凯赏识，直至袁氏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刘宝泰方始外放直隶滦州知事。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擢升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召集旧部组建内阁，点名征召刘宝泰入幕，刘宝泰洞察时事，顺应潮流，抗不应命。后袁世凯逆流称帝，刘宝泰时任山东省行政公署主任，对袁公然唾之。 刘宝泰育有四子六女，其三子刘绳宗，又名刘寅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知诗文，精鉴藏，乃国内研究国学大师王国维和何炳松的著名专家，参与编纂五部辞书大典，其才思堪得乃父之神髓。 本文就是刘寅生与其编纂的五部辞书背后不得不说的故事…… 刘寅生，江苏如东人，1926年出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籍整理研究室主任。编著作品有《后汉书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王国维校》《王国维年谱长编》《王国维家书校注》《梁启超致王国维札校注》《何炳松论文集》《何炳松纪念文集》《何炳松文集》五卷等。 1926年4月21日，也就是刘宝泰辞官回乡后的第四年，刘寅生在如东县马塘镇串场河边一所大宅里哭闹着降生。这是刘宝泰第五个孩子，在兄弟中位居第三，遂按排行取名绳宗，字叔成。 刘寅生七岁丧父，八岁入塾，九岁后转学马塘小学、双甸小学、南通实验小学。后在如皋邱�中学、南淮中学等校求学，接触到革命人士，积极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活动，创办《夜旅》杂志，组织进步剧团，排演史白编剧的歌剧《怒吼吧长江》，发动学生罢课，抗拒日本人“黎明大奋起”活动，遭到日伪通缉，在进步群众的掩护下逃出如皋城。 当时进步学生投身革命有两个去向，一是革命圣地延安，一是陪都重庆。刘寅生选择了去重庆投奔大哥刘绳祖。大哥带他拜谒如皋老乡、时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长、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魏建功，经魏建功举荐，入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学习，确定了文科的学业方向。不到一年，又辗转杭州、上海边打工养家糊口，边报考大学，1948年考取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公费生，肄业重返杭州打工，继续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掩护进步学生奔赴苏北解放区。刘寅生的中学同学、后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图有诗为记：“五十年来三相从，风光境地各不同。最是月黑风高夜，送君跨江奔青龙”。 刘寅生在杭州期间，结识了一些后来受到胡风集团牵连的文人，与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以张先人为名在南通中学教国文的胡风有过接触，这在刘寅生的政治生涯中投下了阴影，以至于刘寅生1952年在复旦大学复学毕业后，被直接下放分配到陶行知创办的浙江湘湖学校任教，1954年作为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中学历史教材教法教研组助教。1958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另行分配，进入华师大图书馆，与当时的名家许杰、徐中玉、王养冲、李伯棠等一起整理上海八所大学合并而来的杂乱无章的古书籍，同时专司打扫厕所、积肥等苦脏累“工种”。 在上海浦东世纪花园12楼的寓所里，86岁的刘寅生回忆自己走上书籍条目整理之路的契机有两条，一条是上私塾时，接触的是《龙文鞭影》这样的开蒙课文，二是在华师大图书馆整理古籍和打扫厕所的这段经历。 《龙文鞭影》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最初由明人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龙文”是古代一种千里马的名称，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奔跑驰骋。作者的寓意是，读了这本《龙文鞭影》，青少年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龙文鞭影》主要是介绍中国历史上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它问世后，影响极大，成为最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当八岁的刘寅生第一次听开蒙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龙文鞭影》时，他就萌生了对历史掌故的浓厚兴趣。 在华师大图书馆的这段时光里，政治上右派分子的臭味和工作上打扫厕所的臭味并没有熏散刘寅生对历史掌故的兴趣爱好。他说，被“充军”到图书馆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成全了我。在那里，我用两年时间看了138万册古籍，对这批古书进行整理、分类、排目、做卡片、上架，每天打扫完厕所就钻进古书堆里，晚上坐到昏暗的白炽灯下刻钢板印教材。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对我此后的研究方向影响极大。一位是图书馆副馆长、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专家洪范五，一位是目录专家丁晓元。前者教我如何整理古籍，后者指导我目录分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960年，刘寅生重新调进华师大历史系参加编写由著名学者李平心主编的《历史词典》中国史词条释文。这是他专业方向的重大转折，从此一步踏进辞书编纂这个博大精深的专业圈子…… 回忆这段往事，耄耋老人刘寅生激情叙述，滔滔不绝，5个多小时里，不喝一口水，不上一趟厕所。临了，老人用略带乡音的国语吟诵一副自撰对联为他的讲述作结： 挟一副肝胆敢于报国无视衣冠 有几笔文字能够传世不负人生 《辞海》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辞海》最早的策划、启动始于1915年，当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其宏博气势，令人钦敬。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参观工业展览馆，其间，召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赵超构和舒新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见面，胸襟博大、满腹珠玑的毛泽东谈到《辞海》，提出 “可以重新搞一个嘛。”，遂有如下对话： 毛：“《辞海》可以重新搞一个吗？” 舒：“一没钱，二没人。” 毛：“人要多少？” 舒：“200人。” 毛：“钱呢？” 舒：“100万。” 毛：“有事你找他”，用夹着卷烟的手指点点柯庆施，“找他要钱要人”。 于是，老《辞海》修订工程轰轰烈烈上马了。 在此之前，老《辞海》于1915年秋启动，编纂工作时断时续，裹足不前。1928年，舒新城担任《辞海》主编，第一版《辞海》终于在1936年正式出版。此次毛泽东拍板，《辞海》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一路绿灯。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天，《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同年11月，《辞海》二稿编纂结束，此时，67岁的舒新城因病逝世。 那时，刘寅生刚刚从华师大图书馆调到历史系，《辞海》编辑委员会包下浦江饭店正在招兵买马。由于参加《历史词典》中国史词条释文的经历，负责《辞海》历史分册的华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钦点刘寅生、戴家祥、徐德嶙、沈起炜、方诗铭参加《辞海》中国史部分的编纂。 刘寅生担纲《辞海》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条目编纂，到后期，后中国历史部分的发稿也基本由刘寅生承担。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后遭逢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说《辞海》是个大毒草，其发行遭停顿。几番风雨，几度春秋，《辞海》在时代嬗变之间进入了全新时期。1979年三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1979年，《辞海》重新审定，《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把我拉了去，聘我担任主要撰稿人，这时的主编已换成陈望道和夏征农。至此，五千多名专家花费了二十余年时间的夙愿终于得以完成。” 说这话时，老人颧骨上涌上两团潮红。 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中国明代出版的《永乐大典》，世界上最著名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是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另两部是《美国百科全书》、《科科尔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第一个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在1768年开始编撰，历时三年，于1771年完成，共三册，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第15版本。 1978年，神州大地春风涌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手一挥，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大百科全书。 于是，国务院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胡乔木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任总编辑。随即在上海成立分社，专门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签署协议，共同翻译、编辑、出版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82年一个寒冬过后的早上，有消息传到刘寅生耳边，说，上级要把《不列颠百科全书》翻译成中文版，中文版的百科全书文化词条要由中国人来重新编写，目前已经组成两套班子，一套班子负责翻译，一套班子负责写文化条目。 果然，过了不久，上面有人来到华师大历史系，给刘寅生颁发了一份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约编审，主要审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稿件。后来听说上海教育学院的杨廷福也接到聘书，两人一个撰写中国古代史条目，一个撰写中国中世纪史条目。后来还听说，原先是聘请了一些大学者来写辞书，可写来写去不满意，这才发现辞书条目写作和文史研究的要求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辞书写作必须比文史研究更有知识性、精确性、科学性、通俗性。于是，这才把写作对象从文史学者转向辞书专家。 这可是一项瀚如烟海纷繁复杂的工程啊！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译和撰写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压缩原书中自然科学和外国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关中国文化的词条由中国人自己写；第二步再将被压缩掉的部分复原，编译全部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 时光已经流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撰写和审订也一路扬鞭跃马，人力、财力已今非昔比，前后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完工。据说，邓小平将此书赠送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撒切尔大吃一惊：这可是我们英国的东西啊！ 《中国历史大辞典》是我国历史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辞典，涉及漫长的历史时期，知识领域广泛，全面发掘和整理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反映和总结了以往中国历史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泱泱古国的历史文明，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全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分十四个分卷出版，刘寅生为史学史卷主要撰稿人，担任副主编。 1980年9月，刘寅生出差北京，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林同志突然登门造访，交谈中说明来意。原来，大半年前社科院发起并组织以南开大学为基地的学者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由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梁寒冰主事，由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史学界名人郑天挺担任主编，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负责编辑部工作。刘泽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没搞过辞书编纂，经验不足，词典编纂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知道华师大历史系曾编写过历史词典，于是，林同志受委托前来征求意见，询问华师大是否愿意参与其事。 我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已开始编纂新体的综合性辞书，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在旧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学者曾提出编纂历史辞典的倡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78年，乘着改革开放、万木复苏的春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筹组此事。 林同志的征询，让刘寅生和同事袁英光感到兹事体大，两人一商量，当晚就给吴泽教授打电话汇报，请吴泽出面挑大梁主持此事。吴泽是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史学家，时任华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意识到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第三天就赶到北京与刘、袁面商，带着二人逐一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尹达、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邓广铭、民族史专家翁独健以及吴泽的老师吕振羽等十数位史学界名人，大家一致支持襄助此事。 同年11月，正在哈尔滨出差的刘寅生接到通知，赶往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会议，此会对《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工作进行重新筹划。会上决定郑天挺任主编，梁寒冰任副主编，吴泽任编辑部主任。为便于编纂工作的进行，同时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会上商定，整个编纂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出版分卷，再编纂汇编本，同时确定了各分卷的负责人和出版顺序及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刚刚当选为学部委员的谭其骧任历史地理卷主编（后任《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部主任），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与华东师大吴泽教授共同担任史学史卷的主编，刘寅生和袁英光任副主编。 这样，原先由一个大学担纲的中国史学界盛举，上升为国家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属研究所、教育部和所属高等院校的数百位学者、专家对该书编纂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是最先出版的分册，1983年12月底出版，所有的词目和审稿由刘寅生一力担当，这是一项见功底、见学养、见知识面的工作。 “拟定史学史条目，花了我整整一个通宵呢。” 我惊住了。头绪如此浩繁，竟然一夜搞定，这需要拥有怎样的学识积淀啊！ 《中国人名大词典》与《中国通史词典》 1983年廖盖隆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有人向他推荐了刘寅生，于是，邀请刘寅生做《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主要撰稿人，按照词目来排名，名列第六位。 廖盖隆是我国党史、现代史专家，曾任新华社副总编，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历史人物卷”，收录1949年10月1日前去世人物14000人，后又出版了“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收录1988年12月31日以前在职的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现任领导人2185人。 刘寅生回忆，《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前后只编撰了一年多就完稿，先是按分配到的条目分头撰写，然后全班人马集中到上海外贸学院集体统稿，一两个月就全部结束，没有出现什么波折。 如果说《中国历史大辞典》是一部最经典的大辞典的话，那么，查阅率最高的则是《中国通史词典》，这部由杨宽等人主编的词典是史学界最常用的工具书。 杨宽是位史学界传奇式的人物，这位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曾经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曾作出贡献，晚年因家庭变故而移居美国。《中国通史词典》出版于2008年，而杨宽已于2005年去世。 作为这部词典的主要撰稿人，刘寅生经历了《中国通史词典》的全过程。此典的条目原先是《历史词典》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被删掉的“边角料”，后来，杨宽、方诗铭、沈起炜、谭宗英、刘寅生等人一合计，觉得这些条目可以为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作注解、释疑之用，于是，这才有了《中国通史词典》。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副产品，没想到却成为最抢手的词书之一，足见白先生《中国通史》影响力之大，我们沾了白先生的光。” 这正是： 垒砾无情困桩老 报春有意出枝来 （刘寅生梅桩赏石的自题联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