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黑暗中世纪”一词的来龙去脉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黑暗”一词是派生于《圣经》的“启示录”，即9世纪之前人们在面对持续不断的瘟疫和来自穆斯林的军事攻势时普遍认为的人类历史正处于“末日”这一最后阶段。在以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14世纪，在一心复古的彼特拉克们以讹传讹的发挥下，宗教术语被改变为社会术语，在一心追求希腊罗马文化复兴的同时，他们无视社会发展的某些必然规律，同时也无视以罗马法为代表的诸多文明延续于中世纪的显著特征，捧着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希腊罗马文明的记载文献却指责中世纪的背弃，事实上这已经近乎诋毁了。他们认为罗马帝国必然再兴，所以中世纪的“去帝国化”运动（这种运动的优劣我们之后再探讨）当然为他们所不容。继承这一批判浪潮的是宗教改革中新教为反对天主教而采取的一系列口诛笔伐，然而我们应该清楚这种宗教斗争中的批判是很难提供什么客观事实的。最后一波也是最强烈的对中世纪的批判来自17-18世纪的伏尔泰、康德等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人也是帝国化的崇尚者，尤其是伏尔泰，他缅怀路易十四的帝国，又根据一些来自东方的传言认定中丅华帝国的科举制度是多么先进。幸而，孟德斯鸠通过与真正来自中国的黄嘉略的多次深入谈话中得到了正确的信息，否定了伏尔泰先生的狂想。直到19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某些负面逐步为人所认识，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们又普遍的开始怀念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生活，渴望在摒弃工业革命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破坏之余，合理的重新扎根大自然的某些中世纪生活方式已经较为和谐的社会与宗教生活。在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为浪漫主义者的理论提供了许多事实佐证，之前几个世纪里各种各怀居心的对中世纪的批判也被逐步推翻，对那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也逐步回归于正常的规律之中。当严肃的历史不再为情绪与团体目标所左右的时候，我们距离真实也将越来越近。正如查理·哈斯金所言，“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即便它不是那么众所周知”。
2.第一个千禧年的欧洲社会
那么，这个“类似的运动”是什么呢？让我们略过在20世纪中叶已为众多学者所广泛认同的真正的“黑暗时期”，即发生在5-9世纪的蛮族破灭西罗马所造成的创伤和之后查理大帝对西部欧洲的短暂统一为代表的“疗伤阶段”，看到早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前中世纪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拜占庭有一场理论革命，教会的慈善机构打破了根据社会地位，尤其是城市社会地位，构成社会阶层的古典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少的依赖世袭制，更多的单纯依赖经济地位，超越城市与乡村观念的思想改变。经济上的贫富取代了社会地位，乡村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组织来对抗城市。这一由卡帕多西亚主教巴兹尔提出，得到叙利亚僧侣西默昂响应的观点，已经在理论上为经济自我发展建立了空间，为嗣后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开辟出发展的道路。同样，西欧也在大刀阔斧的为资本主义发展铺路搭桥。本笃会时代的非帝国社会一旦被植入新的商业秩序，就会创造出一种比古典资本主义更加激进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千禧年之前，因为ysl的海上胜利和对沿海城市的征服消灭了古典的城市资本主义和军事资本主义，也使得中世纪欧洲的人们不得不忙于应付这些外来威胁，但耕耘既已开始，收获迟早会来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圣战征服而突然形成的从西班牙到河中地区的共同市场刺激了阿拔斯朝的经济，使之看上去有着足够耀眼的辉煌，但农村的赤贫化和主要资源木材的耗尽导致了知识、技术和制度的停滞，只是由于之前继承的北非希腊文明和伊朗文明太过辉煌，使得穆斯林社会依然很耀眼，而令刚刚走出疗伤阶段的欧洲显得相对黯淡，但是穆斯林的丰收只是暂时性的，且已令土地干涸，也没留下足够的种子。
3.第一个千禧年的欧洲气候
作为对人类生活构成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在第一个千禧年内的气候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阿尔卑斯山冰河、格陵兰冰柱以及美洲树轮充分表明在5世纪到8世纪中叶，地球经历了气候转向寒冷潮湿的波动。这次波动与嗣后在13世纪以及17世纪的两次全球气候波动，其背后主因都是颇为相似的，即北半球温带强西风的南移和力量的减弱。这一变化对欧洲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恶劣的，气候的潮湿不仅为欧洲的农业带来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在重建起步的欧洲西北部地区，造成了可怕的饥荒。另外，还导致了其他一些可怕的灾害，尤其是湿度的持续增加导致跳蚤的大量繁殖，为来自亚洲瘟疫源的病菌提供了传播载体，加速了公元541 年-767年之间的瘟疫大爆发（后面会专门介绍）。同样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改变却不是致命的，气候的潮湿为经常受到干旱威胁的北方农作物提供了充沛的雨水，使得先后建立隋唐两大帝国的关陇贵族集团为北方贵族带来最后的辉煌，使得长安做为都城的最后期限又延长了3个世纪。所以说，5-8世纪的中国，良好的气候赐予了丰产和繁荣，而在欧洲，除了黎凡特地区之外，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迟滞了欧洲在第一个千禧年内的复兴脚步。
4.第一个千禧年内欧洲的空间拓展
虽然有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气候造成的灾害，但在第一个千禧年内，欧洲的文化影响还是在教会的努力下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一拓展的方向是自南向北的，深入到阿尔卑斯山、德意志、爱尔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甚至跨越了北海。虽然清理北方的森林的工作让这一拓展的脚步变得有些迟滞，但带来的回报是欧洲北部肥沃的土壤和 “三区轮作制”的农业革命取代了原来的“二区轮休制”，生产力提高了50%。但是受到前面所介绍的气候影响，使得欧洲的农作物产量并未得到提升，但至少避免了急剧下降的厄运。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始于中世纪的北方拓展最终形成的北方粮食对欧洲经济的贡献，在文艺复兴时代终于得到了回报。从16世纪开始，每年400万英担的粮食通过波罗的海运抵达地中海。所以，当伏尔泰吃着中世纪播下的种子结出的面包却严厉批判中世纪的时候，这是一幅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场景
5.第一个千禧年里最重要的事件——查士尼丁大瘟疫
这是一场持续了400多年的瘟疫大流行，将其与查士尼丁的名字结合起来的原因是它始于查士尼丁在位期间的公元541年，爆发地点是当时尚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埃及培琉喜阿姆，然后接连发生了20次，一直肆虐到8世纪中叶，几乎每十年就造成一次恐怖。潮湿的气候使得跳蚤大量的繁殖，而日斑循环又导致跳蚤主要寄生的啮齿类动物种群兴旺。根据其影响范围，瘟疫可分为四个阶段：初期、早期、中期和晚期。
初期的瘟疫发生在541年-544年之间，来势最为凶猛，迅速传播到从西班牙到阿塞拜疆之间的广大地区。埃及、叙利亚、色雷斯、伊利里亚、意大利、突尼斯等地均有疫情报告。根据伊伐格琉斯的报告，君士坦丁堡死亡了8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1/3以上甚至是一半。
早期则是第二次到第五次之间，发生在588年-591年之间，疫情中心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西地中海地区。意大利北部，罗纳河流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是当时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中期最为漫长，第六次爆发到第十三次爆发之间整整一百年，疫情中心又一次东移到君士坦丁堡、美索不达米亚、亚历山大、安提阿。晚期也就是第十四次到第二十次爆发，中心再度西移，却直接指向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甚至越过地中海再度登陆突尼斯。
瘟疫的流行阻止了查士尼丁复兴罗马的计划，并为他的继承者们在巴尔干抵抗斯拉夫人，在意大利对付伦巴第人，在北非防御柏柏尔人制造了诸多困难，特别是因为瘟疫导致人口的急剧下降，兵源捉襟见肘。瘟疫的传播还直接导致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和萨珊波斯都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面对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扩张时无力抵抗，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让西西里、突尼斯、西班牙等地也相继落入穆斯林的手中。
接踵而至的瘟疫对晚古时期基督教徒们的心理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关于圣奥古斯丁教义冷酷严厉、叛逆传统的认知、对末世即将来临的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与横行几百年的瘟疫带来的恐慌有关。因此，大俄我略着手写作他的《工作的道义》，通过引导人们祈祷，通过他对千年末日说的批驳，在尝试阻止瘟疫一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之他带领罗马成功抵御了伦巴第人的入侵，为他本人和公教会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爱戴。在这里顺便驳斥一下所谓“伪造文书”的谣言，公教会赢得罗马完全是其在最艰难时刻勇于担负起保卫罗马的责任所致。
6.对第一个千禧年欧洲的总结
在同样面对蛮族入侵的艰难时局之际，欧洲不幸为瘟疫所严重削弱，未能像中国那样由于干旱的戈壁阻止了瘟疫传染，也避免了被蛮族化的命运。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斯拉夫人和阿剌伯人的相继大规模入侵，严重改变了欧洲的语言地图。从撒克逊海边到叙利亚沙漠，原来罗马帝国的语言版图完全被改写了。来自侵略者的军事移民将古罗马的边境城墙从一个文化工具变成了蛮族化的工具，对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西北欧洲的影响没有南方南方地中海地区那样显著。因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很快就恢复了罗马精神，尽管是以教会的形式而非帝国的形式来恢复的。但是斯拉夫人在东部攻陷了伊利里亚和色雷斯的结果却使得东部教会背离了拉丁传统，形成了内希腊化，外本土化的局面，斯拉夫化的礼拜仪式变成了在东正教和拉丁化之间打入的一个楔子。阿剌伯人对希腊的叙利亚和埃及的攻陷则导致基督一性论被移植为闪米特宗教，对北非的入侵和征服导致东部帝国最后一点拉丁文化也被扫荡一空，对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征服则彻底瓦解了希腊-拉丁联合文化的根据地，长久以来罗马形成的希腊社会文化的拉丁国家宣告终结，国家不再是拉丁国家，而社会也不再是希腊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分裂为东部希腊帝国和西部拉丁社会。
7．进入第二个千禧年的欧洲综述
在这一时期内（公元1000年-1350年），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看到在欧洲的拉丁-基督教社会内形成了新的一种独特的，全新的社会形式，这种形式最终使得西欧及其影响下的美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也就是说，欧洲迈向近现代世界文明中心的起步是自中世纪开始的，由此也印证了查理·哈斯金所说的，历史的延续性不会让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产生巨大的差异，历史的自身发展规律也证明巨大的突变是不可能孤立发生的。
即使在经历了9世纪的巨大灾害和疫病破坏后，欧洲也依然在中世纪内稳健的发展着，日后令欧洲称雄世界的一些主要因素，比如区治州、商业城市、跨国界的教堂、议会正副、家庭婚姻模式和高水平教育，都可以在中世纪找到起源。
传染病为欧洲带来的唯一正面效应几乎足以抵消它的一切负面，为抵抗其危害而出现了统一化和地理信息整合化的最初的国际组织，而且并未像中国唐朝的世界大同思想那样昙花一现，而是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延续到今天，也就是约瑟夫·弗莱彻所说的“历史链接”现象开始了。中世纪的欧洲人通过寻找传染源开始勾画新的世界地图，在突破了希腊人的世界地理知识藩篱后，中国被纳入欧洲人的世界地理目光之中。
8.欧洲的生态变化
虽然和上一个千禧年相比，欧洲的生态变化并不显著，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地中海沿岸的农业产量还是限于沙质丘陵的客观条件而无法提高。早在罗马时代，为了保持土壤里氮的含量，需要在来年休耕。幸而北欧的开发中增加了更加均匀的，畜牧相结合的，基于深耕和牧马的农业，使得整个欧洲农业在11-12世纪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谷物、蛋白质、纺织材料以及能源的消费都是罗马时代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9.欧洲地理的变化
和同时期中国的地理中心从西北向东南转移的变化相反，欧洲则是从东南向西北转移，从亚历山大、罗马、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威尼斯、阿维尼翁和巴黎。在中国人逐步适应了海洋性气候的时候，欧洲人则在西地中海沿岸平原地带转移向内陆平原香槟地区、卡斯提尔地区以及英国中部，适应了大陆性气候。尽管当时的威尼斯依然维持着西地中海的运输，但还是较拜占庭人稍逊一筹。同时期的威尼斯运输船要比拜占庭的德罗蒙式船要小一些。从人口数量而言，法国内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
10.社会的变化
此时的欧洲社会已经呈现出精英化的趋势，尤其是教会的贵族化比早期拜占庭更加深刻，不过精英阶层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还显得很弱小。虽然像巴黎伦敦等新兴城市的人口还不足以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城市相提并论，但新兴城市的数量却很大，城市化得到普及。区域性贸易的主要商品是纺织品。由于阿剌伯共同市场的分裂，来自东方的贸易暂时陷入停顿，但好处是导致大瘟疫的传染源也随之消失。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都得到了复苏，市民阶层兴起，虽然在14世纪因为贵族骑士阶层的复古化浪潮中曾经暂时被迫倒退，但资本主义在欧洲社会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11.知识结构的变化
以阿伯拉尔和阿奎那位代表的新派的经院哲学方法论占据了主导地位，采用读经和辩难的循环论证法。过程简而言之：事物看上去如此，却不尽然，如是我析。这些辩论和论证方法被使用于撰写综合性论文，创建出不同的体系，不仅利用于理论领域，也被应用于教会法规，财政管理，法律编著，语言和文字写作等方面。这是一种技术性、专业性的方法，虽然在最初看来它在语言上还有待规范化，难免出现晦涩的情况，而不是西塞罗式的，因为它过分依赖于逻辑演绎推理，但是在调查、批判和综合方面却无疑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化的方法。它的先进性一直延续到14世纪苏格徒主义者提出检验演绎法的自足性以后，经院哲学在认知领域上才失去了解放性的作用。尽管在某些特定的科学领域，欧洲还落后于继承了希腊和波斯两大文明的阿剌伯人，但在对科学的探索方面却已是深植其根。
12.国家的特征
进入新千禧年后，拉丁基督教国家的特征可概括为：非官僚帝国、教会、贵族君主和商业共和的综合体。
中世纪否定了官僚帝国，坚持去帝国化，也就是消除一切阻挡前进的障碍，使得西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规模的，持久的，秩序化的多元社会。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选择或是帝国制、或是君主制、或是统一的有序，或是多元的无序。虽然这种情况在近东到远东地区还一直保存着，但西欧人已经在悄然制定着影响未来世界的新郑智模式。在中世纪之前，欧洲虽然也出现过多样化社会的古希腊，但因无序而在帝国的统一中昙花一现。虽然在中世纪也不乏有充满建立帝国的各种热情，如卡洛琳王朝、奥托王朝、霍亨施陶芬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甚至于后来的波拿巴家族，但在欧洲整体上反对帝国的潮流面前均告失败。尽管去帝国化是欧洲独创特征的必要因素，但由于它还是允许其他体制结果的全面发展，因而并不僵化，也不是对新千禧年后欧洲国家特征的全部描述。具有同等积极意义且更具特色的，对塑造欧洲体制环境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他因素至少还有三种：
其一，由于罗马教宗的存在，欧洲的教会与国家，精神和物质，神圣与世俗，知识和权力，私有与公共之间的区别，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具明显，从而避免了集权主义、政教合一等形式在欧洲的出现。中世纪的欧洲是世界上第一个掌握并实践了“哲学家不该做国王，国王也不应该是哲学家”的郑智智慧。至于罗马教宗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图德拉的本杰明将其比喻为阿拔斯朝的哈里发组织；而马可波罗则通过旅行见闻认识到教宗制度和景教大主教之间的相似性；鄂多立克则称萨迦派主持为皈依者的教宗。W·乌尔曼指出，这种纯粹的僧侣统治制度避免了极丅权主义、伪继承或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傀儡。有些人将从罗马到阿维尼翁的迁移比喻为国王俘虏了教宗，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谨慎的拒绝意大利化，保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适当平衡（for the avignonese papacy，see Bernard Guillermain，la cour pontificale d’avignon 1309-1376）。同样，宗教秩序作为教宗制度在知识和郑智上的最好支点，不是独特的组织，在世界上其他宗教内也可以找到相似的情况，但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以外几乎看不到像本笃会那样拥有如此健全的奠基文献，或者有像慈善团体的章法那样如此合理的组织形式。
其二，由于在教会的文化背景之下以及一个稳定的贵族君主制度的多元化社会之中，欧洲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事往往是有限的，其内部的国家权力也是有限的，受制约的。完全消灭敌对势力的行为几乎少之又少。如哈斯丁斯消灭撒克逊贵族，本尼凡托、塔哥利斯阿格兹消灭霍亨施陶芬家族，均是不多见的。郑智实体完全消亡的情况也同样不多见，罗泰凌吉亚王国的消失实属意外。暴力被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不可能被滥用。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陷于竭尽全力攫取即位权的纷争之际，欧洲则通过教会在文化领域比ysl教、印度教或儒教所发挥的更大作用而更容易做出公断；此外，法律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教会法无处不在，欧洲大陆有民法，英国有判例法，是这些法律而不是道德、公共效应或约定俗成，构成了欧洲组织结构的原则。在查士尼丁的时代里，东西方的法律还没有太多区别，但到了圣雷蒙、博洛尼亚的亚祖和克拉克顿等法学家时期，欧洲已经构建起全世界最详备的法律框架，这一点无论对ysl国家还是中国，都是不可企及的。
其三，在教会与贵族君主组成的非帝国环境下，由于商业团体的存在，中世纪欧洲的经济体制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自主。正如教会和国家由教宗职位、宗教秩序和教会法规明确区分开来，正副和社区也是由严格的国际法和地方法明确区分开来一样，经济和社会由商业中心、行规、行会和商人法区分开来。尽管这种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尽管其内部尚未区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差别，比如自由经济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区别，但按照卡尔·博兰尼关于嵌入经济、脱钩经济的有效区分，当时的欧洲经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经济嵌入程度都要低。这种经济自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艾维林·帕特拉金关于晚古时期社会概念化的变革。但在事实上，法国历史学家让·贝勒希将经济自治与中世纪的白板论联系起来无疑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即教会与贵族君主制度的存在，商业社会能够自由的集中起来搞好贸易，并在外部世界变得宽松的时候与郑智分道扬镳，就像15世纪的安特卫普省那样，形成纯粹的商业中心。中世纪商业团体与古代城邦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目的不是郑智而是纯商业的，尽管他们最终有可能发展为最复杂的郑智机构，但其服务的中心依然是商业，就像“航海重要，活着不重要”的威尼斯那样的典范。这从来不是城邦的信条却是任何一个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座右铭，而威尼斯人无疑是中世纪商业团体中最具郑智天才的一群。热那亚人则将郑智才能的缺乏和经济的创造性合二为一；佛兰德人民公社的拒绝城邦化；或者汉萨同盟盛衰交替的郑智生涯，都交错结合在一起了。
商业中心固然不是欧洲人的独创，但是将欧洲商业中心的特点与阿剌伯人港口和中国人的驿站区别开来的，是商业中心与教会、君主正体等其他社会组织在结构上的联系，是欧洲商业中心远离郑智、没有思想异化的经济自治。从向教会和国家提供贷款业务上来看，这种关系又体现了日后欧洲银行业的早期发展。在1346年那个商业银行中心大破产的年代，巴蒂家族，佩鲁齐家族、阿奇亚里奥家族被称为“基督教帝国的支柱”。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如此伟大的商人。紧随在社区资本主义之后，社会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商人可能来自外国，但他一样有经营公司的权力。
经过以上对中世纪欧洲的分析，我想一个结论已经不难得出，所谓“黑暗”纯然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读，中世纪的欧洲不是黑暗的时代，而是一个从天灾、战乱、疾病频发的黑暗走向人类文明曙光的过渡期，许多构成当代社会文化和商业的要素，都是在中世纪时期萌发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无论今天的文明走的多遥远，请不要忘记那些探索者，更不应因无知而嘲笑，因恶意而诋毁，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使某些人自己沦为笑柄，别无好处。
1.所谓“黑暗中世纪”一词的来龙去脉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黑暗”一词是派生于《圣经》的“启示录”，即9世纪之前人们在面对持续不断的瘟疫和来自穆斯林的军事攻势时普遍认为的人类历史正处于“末日”这一最后阶段。在以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14世纪，在一心复古的彼特拉克们以讹传讹的发挥下，宗教术语被改变为社会术语，在一心追求希腊罗马文化复兴的同时，他们无视社会发展的某些必然规律，同时也无视以罗马法为代表的诸多文明延续于中世纪的显著特征，捧着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希腊罗马文明的记载文献却指责中世纪的背弃，事实上这已经近乎诋毁了。他们认为罗马帝国必然再兴，所以中世纪的“去帝国化”运动（这种运动的优劣我们之后再探讨）当然为他们所不容。继承这一批判浪潮的是宗教改革中新教为反对天主教而采取的一系列口诛笔伐，然而我们应该清楚这种宗教斗争中的批判是很难提供什么客观事实的。最后一波也是最强烈的对中世纪的批判来自17-18世纪的伏尔泰、康德等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人也是帝国化的崇尚者，尤其是伏尔泰，他缅怀路易十四的帝国，又根据一些来自东方的传言认定中丅华帝国的科举制度是多么先进。幸而，孟德斯鸠通过与真正来自中国的黄嘉略的多次深入谈话中得到了正确的信息，否定了伏尔泰先生的狂想。直到19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某些负面逐步为人所认识，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们又普遍的开始怀念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生活，渴望在摒弃工业革命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破坏之余，合理的重新扎根大自然的某些中世纪生活方式已经较为和谐的社会与宗教生活。在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为浪漫主义者的理论提供了许多事实佐证，之前几个世纪里各种各怀居心的对中世纪的批判也被逐步推翻，对那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也逐步回归于正常的规律之中。当严肃的历史不再为情绪与团体目标所左右的时候，我们距离真实也将越来越近。正如查理·哈斯金所言，“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即便它不是那么众所周知”。
2.第一个千禧年的欧洲社会
那么，这个“类似的运动”是什么呢？让我们略过在20世纪中叶已为众多学者所广泛认同的真正的“黑暗时期”，即发生在5-9世纪的蛮族破灭西罗马所造成的创伤和之后查理大帝对西部欧洲的短暂统一为代表的“疗伤阶段”，看到早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前中世纪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拜占庭有一场理论革命，教会的慈善机构打破了根据社会地位，尤其是城市社会地位，构成社会阶层的古典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少的依赖世袭制，更多的单纯依赖经济地位，超越城市与乡村观念的思想改变。经济上的贫富取代了社会地位，乡村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组织来对抗城市。这一由卡帕多西亚主教巴兹尔提出，得到叙利亚僧侣西默昂响应的观点，已经在理论上为经济自我发展建立了空间，为嗣后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开辟出发展的道路。同样，西欧也在大刀阔斧的为资本主义发展铺路搭桥。本笃会时代的非帝国社会一旦被植入新的商业秩序，就会创造出一种比古典资本主义更加激进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千禧年之前，因为ysl的海上胜利和对沿海城市的征服消灭了古典的城市资本主义和军事资本主义，也使得中世纪欧洲的人们不得不忙于应付这些外来威胁，但耕耘既已开始，收获迟早会来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圣战征服而突然形成的从西班牙到河中地区的共同市场刺激了阿拔斯朝的经济，使之看上去有着足够耀眼的辉煌，但农村的赤贫化和主要资源木材的耗尽导致了知识、技术和制度的停滞，只是由于之前继承的北非希腊文明和伊朗文明太过辉煌，使得穆斯林社会依然很耀眼，而令刚刚走出疗伤阶段的欧洲显得相对黯淡，但是穆斯林的丰收只是暂时性的，且已令土地干涸，也没留下足够的种子。
3.第一个千禧年的欧洲气候
作为对人类生活构成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在第一个千禧年内的气候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阿尔卑斯山冰河、格陵兰冰柱以及美洲树轮充分表明在5世纪到8世纪中叶，地球经历了气候转向寒冷潮湿的波动。这次波动与嗣后在13世纪以及17世纪的两次全球气候波动，其背后主因都是颇为相似的，即北半球温带强西风的南移和力量的减弱。这一变化对欧洲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恶劣的，气候的潮湿不仅为欧洲的农业带来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在重建起步的欧洲西北部地区，造成了可怕的饥荒。另外，还导致了其他一些可怕的灾害，尤其是湿度的持续增加导致跳蚤的大量繁殖，为来自亚洲瘟疫源的病菌提供了传播载体，加速了公元541 年-767年之间的瘟疫大爆发（后面会专门介绍）。同样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改变却不是致命的，气候的潮湿为经常受到干旱威胁的北方农作物提供了充沛的雨水，使得先后建立隋唐两大帝国的关陇贵族集团为北方贵族带来最后的辉煌，使得长安做为都城的最后期限又延长了3个世纪。所以说，5-8世纪的中国，良好的气候赐予了丰产和繁荣，而在欧洲，除了黎凡特地区之外，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迟滞了欧洲在第一个千禧年内的复兴脚步。
4.第一个千禧年内欧洲的空间拓展
虽然有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气候造成的灾害，但在第一个千禧年内，欧洲的文化影响还是在教会的努力下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一拓展的方向是自南向北的，深入到阿尔卑斯山、德意志、爱尔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甚至跨越了北海。虽然清理北方的森林的工作让这一拓展的脚步变得有些迟滞，但带来的回报是欧洲北部肥沃的土壤和 “三区轮作制”的农业革命取代了原来的“二区轮休制”，生产力提高了50%。但是受到前面所介绍的气候影响，使得欧洲的农作物产量并未得到提升，但至少避免了急剧下降的厄运。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始于中世纪的北方拓展最终形成的北方粮食对欧洲经济的贡献，在文艺复兴时代终于得到了回报。从16世纪开始，每年400万英担的粮食通过波罗的海运抵达地中海。所以，当伏尔泰吃着中世纪播下的种子结出的面包却严厉批判中世纪的时候，这是一幅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场景
5.第一个千禧年里最重要的事件——查士尼丁大瘟疫
这是一场持续了400多年的瘟疫大流行，将其与查士尼丁的名字结合起来的原因是它始于查士尼丁在位期间的公元541年，爆发地点是当时尚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埃及培琉喜阿姆，然后接连发生了20次，一直肆虐到8世纪中叶，几乎每十年就造成一次恐怖。潮湿的气候使得跳蚤大量的繁殖，而日斑循环又导致跳蚤主要寄生的啮齿类动物种群兴旺。根据其影响范围，瘟疫可分为四个阶段：初期、早期、中期和晚期。
初期的瘟疫发生在541年-544年之间，来势最为凶猛，迅速传播到从西班牙到阿塞拜疆之间的广大地区。埃及、叙利亚、色雷斯、伊利里亚、意大利、突尼斯等地均有疫情报告。根据伊伐格琉斯的报告，君士坦丁堡死亡了8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1/3以上甚至是一半。
早期则是第二次到第五次之间，发生在588年-591年之间，疫情中心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西地中海地区。意大利北部，罗纳河流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是当时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中期最为漫长，第六次爆发到第十三次爆发之间整整一百年，疫情中心又一次东移到君士坦丁堡、美索不达米亚、亚历山大、安提阿。晚期也就是第十四次到第二十次爆发，中心再度西移，却直接指向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甚至越过地中海再度登陆突尼斯。
瘟疫的流行阻止了查士尼丁复兴罗马的计划，并为他的继承者们在巴尔干抵抗斯拉夫人，在意大利对付伦巴第人，在北非防御柏柏尔人制造了诸多困难，特别是因为瘟疫导致人口的急剧下降，兵源捉襟见肘。瘟疫的传播还直接导致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和萨珊波斯都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面对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扩张时无力抵抗，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让西西里、突尼斯、西班牙等地也相继落入穆斯林的手中。
接踵而至的瘟疫对晚古时期基督教徒们的心理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关于圣奥古斯丁教义冷酷严厉、叛逆传统的认知、对末世即将来临的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与横行几百年的瘟疫带来的恐慌有关。因此，大俄我略着手写作他的《工作的道义》，通过引导人们祈祷，通过他对千年末日说的批驳，在尝试阻止瘟疫一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之他带领罗马成功抵御了伦巴第人的入侵，为他本人和公教会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爱戴。在这里顺便驳斥一下所谓“伪造文书”的谣言，公教会赢得罗马完全是其在最艰难时刻勇于担负起保卫罗马的责任所致。
6.对第一个千禧年欧洲的总结
在同样面对蛮族入侵的艰难时局之际，欧洲不幸为瘟疫所严重削弱，未能像中国那样由于干旱的戈壁阻止了瘟疫传染，也避免了被蛮族化的命运。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斯拉夫人和阿剌伯人的相继大规模入侵，严重改变了欧洲的语言地图。从撒克逊海边到叙利亚沙漠，原来罗马帝国的语言版图完全被改写了。来自侵略者的军事移民将古罗马的边境城墙从一个文化工具变成了蛮族化的工具，对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西北欧洲的影响没有南方南方地中海地区那样显著。因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很快就恢复了罗马精神，尽管是以教会的形式而非帝国的形式来恢复的。但是斯拉夫人在东部攻陷了伊利里亚和色雷斯的结果却使得东部教会背离了拉丁传统，形成了内希腊化，外本土化的局面，斯拉夫化的礼拜仪式变成了在东正教和拉丁化之间打入的一个楔子。阿剌伯人对希腊的叙利亚和埃及的攻陷则导致基督一性论被移植为闪米特宗教，对北非的入侵和征服导致东部帝国最后一点拉丁文化也被扫荡一空，对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征服则彻底瓦解了希腊-拉丁联合文化的根据地，长久以来罗马形成的希腊社会文化的拉丁国家宣告终结，国家不再是拉丁国家，而社会也不再是希腊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分裂为东部希腊帝国和西部拉丁社会。
7．进入第二个千禧年的欧洲综述
在这一时期内（公元1000年-1350年），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看到在欧洲的拉丁-基督教社会内形成了新的一种独特的，全新的社会形式，这种形式最终使得西欧及其影响下的美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也就是说，欧洲迈向近现代世界文明中心的起步是自中世纪开始的，由此也印证了查理·哈斯金所说的，历史的延续性不会让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产生巨大的差异，历史的自身发展规律也证明巨大的突变是不可能孤立发生的。
即使在经历了9世纪的巨大灾害和疫病破坏后，欧洲也依然在中世纪内稳健的发展着，日后令欧洲称雄世界的一些主要因素，比如区治州、商业城市、跨国界的教堂、议会正副、家庭婚姻模式和高水平教育，都可以在中世纪找到起源。
传染病为欧洲带来的唯一正面效应几乎足以抵消它的一切负面，为抵抗其危害而出现了统一化和地理信息整合化的最初的国际组织，而且并未像中国唐朝的世界大同思想那样昙花一现，而是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延续到今天，也就是约瑟夫·弗莱彻所说的“历史链接”现象开始了。中世纪的欧洲人通过寻找传染源开始勾画新的世界地图，在突破了希腊人的世界地理知识藩篱后，中国被纳入欧洲人的世界地理目光之中。
8.欧洲的生态变化
虽然和上一个千禧年相比，欧洲的生态变化并不显著，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地中海沿岸的农业产量还是限于沙质丘陵的客观条件而无法提高。早在罗马时代，为了保持土壤里氮的含量，需要在来年休耕。幸而北欧的开发中增加了更加均匀的，畜牧相结合的，基于深耕和牧马的农业，使得整个欧洲农业在11-12世纪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谷物、蛋白质、纺织材料以及能源的消费都是罗马时代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9.欧洲地理的变化
和同时期中国的地理中心从西北向东南转移的变化相反，欧洲则是从东南向西北转移，从亚历山大、罗马、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威尼斯、阿维尼翁和巴黎。在中国人逐步适应了海洋性气候的时候，欧洲人则在西地中海沿岸平原地带转移向内陆平原香槟地区、卡斯提尔地区以及英国中部，适应了大陆性气候。尽管当时的威尼斯依然维持着西地中海的运输，但还是较拜占庭人稍逊一筹。同时期的威尼斯运输船要比拜占庭的德罗蒙式船要小一些。从人口数量而言，法国内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
10.社会的变化
此时的欧洲社会已经呈现出精英化的趋势，尤其是教会的贵族化比早期拜占庭更加深刻，不过精英阶层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还显得很弱小。虽然像巴黎伦敦等新兴城市的人口还不足以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城市相提并论，但新兴城市的数量却很大，城市化得到普及。区域性贸易的主要商品是纺织品。由于阿剌伯共同市场的分裂，来自东方的贸易暂时陷入停顿，但好处是导致大瘟疫的传染源也随之消失。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都得到了复苏，市民阶层兴起，虽然在14世纪因为贵族骑士阶层的复古化浪潮中曾经暂时被迫倒退，但资本主义在欧洲社会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11.知识结构的变化
以阿伯拉尔和阿奎那位代表的新派的经院哲学方法论占据了主导地位，采用读经和辩难的循环论证法。过程简而言之：事物看上去如此，却不尽然，如是我析。这些辩论和论证方法被使用于撰写综合性论文，创建出不同的体系，不仅利用于理论领域，也被应用于教会法规，财政管理，法律编著，语言和文字写作等方面。这是一种技术性、专业性的方法，虽然在最初看来它在语言上还有待规范化，难免出现晦涩的情况，而不是西塞罗式的，因为它过分依赖于逻辑演绎推理，但是在调查、批判和综合方面却无疑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化的方法。它的先进性一直延续到14世纪苏格徒主义者提出检验演绎法的自足性以后，经院哲学在认知领域上才失去了解放性的作用。尽管在某些特定的科学领域，欧洲还落后于继承了希腊和波斯两大文明的阿剌伯人，但在对科学的探索方面却已是深植其根。
12.国家的特征
进入新千禧年后，拉丁基督教国家的特征可概括为：非官僚帝国、教会、贵族君主和商业共和的综合体。
中世纪否定了官僚帝国，坚持去帝国化，也就是消除一切阻挡前进的障碍，使得西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规模的，持久的，秩序化的多元社会。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选择或是帝国制、或是君主制、或是统一的有序，或是多元的无序。虽然这种情况在近东到远东地区还一直保存着，但西欧人已经在悄然制定着影响未来世界的新郑智模式。在中世纪之前，欧洲虽然也出现过多样化社会的古希腊，但因无序而在帝国的统一中昙花一现。虽然在中世纪也不乏有充满建立帝国的各种热情，如卡洛琳王朝、奥托王朝、霍亨施陶芬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甚至于后来的波拿巴家族，但在欧洲整体上反对帝国的潮流面前均告失败。尽管去帝国化是欧洲独创特征的必要因素，但由于它还是允许其他体制结果的全面发展，因而并不僵化，也不是对新千禧年后欧洲国家特征的全部描述。具有同等积极意义且更具特色的，对塑造欧洲体制环境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他因素至少还有三种：
其一，由于罗马教宗的存在，欧洲的教会与国家，精神和物质，神圣与世俗，知识和权力，私有与公共之间的区别，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具明显，从而避免了集权主义、政教合一等形式在欧洲的出现。中世纪的欧洲是世界上第一个掌握并实践了“哲学家不该做国王，国王也不应该是哲学家”的郑智智慧。至于罗马教宗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图德拉的本杰明将其比喻为阿拔斯朝的哈里发组织；而马可波罗则通过旅行见闻认识到教宗制度和景教大主教之间的相似性；鄂多立克则称萨迦派主持为皈依者的教宗。W·乌尔曼指出，这种纯粹的僧侣统治制度避免了极丅权主义、伪继承或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傀儡。有些人将从罗马到阿维尼翁的迁移比喻为国王俘虏了教宗，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谨慎的拒绝意大利化，保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适当平衡（for the avignonese papacy，see Bernard Guillermain，la cour pontificale d’avignon 1309-1376）。同样，宗教秩序作为教宗制度在知识和郑智上的最好支点，不是独特的组织，在世界上其他宗教内也可以找到相似的情况，但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以外几乎看不到像本笃会那样拥有如此健全的奠基文献，或者有像慈善团体的章法那样如此合理的组织形式。
其二，由于在教会的文化背景之下以及一个稳定的贵族君主制度的多元化社会之中，欧洲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事往往是有限的，其内部的国家权力也是有限的，受制约的。完全消灭敌对势力的行为几乎少之又少。如哈斯丁斯消灭撒克逊贵族，本尼凡托、塔哥利斯阿格兹消灭霍亨施陶芬家族，均是不多见的。郑智实体完全消亡的情况也同样不多见，罗泰凌吉亚王国的消失实属意外。暴力被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不可能被滥用。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陷于竭尽全力攫取即位权的纷争之际，欧洲则通过教会在文化领域比ysl教、印度教或儒教所发挥的更大作用而更容易做出公断；此外，法律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教会法无处不在，欧洲大陆有民法，英国有判例法，是这些法律而不是道德、公共效应或约定俗成，构成了欧洲组织结构的原则。在查士尼丁的时代里，东西方的法律还没有太多区别，但到了圣雷蒙、博洛尼亚的亚祖和克拉克顿等法学家时期，欧洲已经构建起全世界最详备的法律框架，这一点无论对ysl国家还是中国，都是不可企及的。
其三，在教会与贵族君主组成的非帝国环境下，由于商业团体的存在，中世纪欧洲的经济体制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自主。正如教会和国家由教宗职位、宗教秩序和教会法规明确区分开来，正副和社区也是由严格的国际法和地方法明确区分开来一样，经济和社会由商业中心、行规、行会和商人法区分开来。尽管这种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尽管其内部尚未区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差别，比如自由经济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区别，但按照卡尔·博兰尼关于嵌入经济、脱钩经济的有效区分，当时的欧洲经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经济嵌入程度都要低。这种经济自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艾维林·帕特拉金关于晚古时期社会概念化的变革。但在事实上，法国历史学家让·贝勒希将经济自治与中世纪的白板论联系起来无疑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即教会与贵族君主制度的存在，商业社会能够自由的集中起来搞好贸易，并在外部世界变得宽松的时候与郑智分道扬镳，就像15世纪的安特卫普省那样，形成纯粹的商业中心。中世纪商业团体与古代城邦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目的不是郑智而是纯商业的，尽管他们最终有可能发展为最复杂的郑智机构，但其服务的中心依然是商业，就像“航海重要，活着不重要”的威尼斯那样的典范。这从来不是城邦的信条却是任何一个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座右铭，而威尼斯人无疑是中世纪商业团体中最具郑智天才的一群。热那亚人则将郑智才能的缺乏和经济的创造性合二为一；佛兰德人民公社的拒绝城邦化；或者汉萨同盟盛衰交替的郑智生涯，都交错结合在一起了。
商业中心固然不是欧洲人的独创，但是将欧洲商业中心的特点与阿剌伯人港口和中国人的驿站区别开来的，是商业中心与教会、君主正体等其他社会组织在结构上的联系，是欧洲商业中心远离郑智、没有思想异化的经济自治。从向教会和国家提供贷款业务上来看，这种关系又体现了日后欧洲银行业的早期发展。在1346年那个商业银行中心大破产的年代，巴蒂家族，佩鲁齐家族、阿奇亚里奥家族被称为“基督教帝国的支柱”。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如此伟大的商人。紧随在社区资本主义之后，社会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商人可能来自外国，但他一样有经营公司的权力。
经过以上对中世纪欧洲的分析，我想一个结论已经不难得出，所谓“黑暗”纯然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读，中世纪的欧洲不是黑暗的时代，而是一个从天灾、战乱、疾病频发的黑暗走向人类文明曙光的过渡期，许多构成当代社会文化和商业的要素，都是在中世纪时期萌发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无论今天的文明走的多遥远，请不要忘记那些探索者，更不应因无知而嘲笑，因恶意而诋毁，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使某些人自己沦为笑柄，别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