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与生俱来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把中国道路放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审视，就能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道路是自主发展之路，具有强大生命力。
按照时间顺序，迄今为止共有三代国家和地区成功完成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第一代主要是西欧、北美和东亚的日本等国，第二代则是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少数拉美国家，第三代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少数国家。然而，第二代、第三代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转型总体上很不顺利，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失败了。一些无条件接受西方说教的国家和地区落入了军事独裁、社会落后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的发展陷阱。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处于日益严重的发展危机之中，有的国家和地区由于长期的现代化挫败而转向传统，甚至出现好斗的政治文化。正是在第三代现代化转型国家和地区整体受挫的背景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再次彰显了自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其实，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无不采用自主发展的道路，对外界的指手画脚置之不理。第一代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推行的是一种相对平衡的、抵抗态度与独立民族方案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只不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大英帝国。第二代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情形稍微复杂一些，特别是不少拉美和非洲国家不幸跌入发展陷阱。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取得了成功，包括部分中东欧国家和屈指可数的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以韩国为例，促使韩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是朴正熙时期推行的国家自主的经济发展计划。新加坡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西化之路，而是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区别在于，中国道路是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同步深化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自己努力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与第一代和第二代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自主发展的难度更大。正因如此，中国的自主发展更为难能可贵。其实，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并不自由。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最早倡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是英国，但英国首先摧毁的却是印度的工业，其次关闭了对日贸易的国门，最后对其国内经济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政策。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非但没有向“真正自由市场”转变，反而在武力干预和禁止其他国家独立发展方面比英国走得更远。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之下，穷国很难摆脱被富国掠夺的命运，而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独立发展更是难上加难。值得庆幸的是，中国道路打破了这一魔咒，吹响了反对西方垄断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号角。
中国道路是自主发展的道路，但无论自身拥有多少独特的内在特质，中国道路在整体上依然归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必然拥有超越国别的世界性意义。现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是被低估的。这种低估首先表现为把中国道路视为特殊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例外，而不具有普遍性意义。持此论者往往过度强调中国道路的中国元素及其独特性的一面。其次，这种低估还表现为看不到中国道路未来的延伸和发展。这其实是对中国道路所具有的内生动力及其发展前景缺乏信心的表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与生俱来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把中国道路放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审视，就能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道路是自主发展之路，具有强大生命力。
按照时间顺序，迄今为止共有三代国家和地区成功完成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第一代主要是西欧、北美和东亚的日本等国，第二代则是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少数拉美国家，第三代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少数国家。然而，第二代、第三代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转型总体上很不顺利，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失败了。一些无条件接受西方说教的国家和地区落入了军事独裁、社会落后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的发展陷阱。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处于日益严重的发展危机之中，有的国家和地区由于长期的现代化挫败而转向传统，甚至出现好斗的政治文化。正是在第三代现代化转型国家和地区整体受挫的背景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再次彰显了自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其实，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无不采用自主发展的道路，对外界的指手画脚置之不理。第一代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推行的是一种相对平衡的、抵抗态度与独立民族方案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只不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大英帝国。第二代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情形稍微复杂一些，特别是不少拉美和非洲国家不幸跌入发展陷阱。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取得了成功，包括部分中东欧国家和屈指可数的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以韩国为例，促使韩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是朴正熙时期推行的国家自主的经济发展计划。新加坡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西化之路，而是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区别在于，中国道路是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同步深化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自己努力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与第一代和第二代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自主发展的难度更大。正因如此，中国的自主发展更为难能可贵。其实，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并不自由。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最早倡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是英国，但英国首先摧毁的却是印度的工业，其次关闭了对日贸易的国门，最后对其国内经济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政策。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非但没有向“真正自由市场”转变，反而在武力干预和禁止其他国家独立发展方面比英国走得更远。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之下，穷国很难摆脱被富国掠夺的命运，而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独立发展更是难上加难。值得庆幸的是，中国道路打破了这一魔咒，吹响了反对西方垄断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号角。
中国道路是自主发展的道路，但无论自身拥有多少独特的内在特质，中国道路在整体上依然归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必然拥有超越国别的世界性意义。现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是被低估的。这种低估首先表现为把中国道路视为特殊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例外，而不具有普遍性意义。持此论者往往过度强调中国道路的中国元素及其独特性的一面。其次，这种低估还表现为看不到中国道路未来的延伸和发展。这其实是对中国道路所具有的内生动力及其发展前景缺乏信心的表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