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山”的草稿
（作者当年在校学生美术小组画）
序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熖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这首《勘探队之歌》是刊登在一九五三年第12号《广播歌选》杂志上的老歌，也是我初中时期班主任汪胡熏先生所教唱留给班级里的标志性歌曲。
一九六四年
经过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我终于收到了桐乡第三中学的入学通知书。在开学前几天去了离三中学校大门不到的寺前街（后改寺湾街）原镇上的文化礼堂，与学校先生见见面，就是让新生熟悉一下课任老师。
我分在初一甲班，有语文老师张问平、英语老师徐雪韵、地理老师陈家德、生物老师陆慕韩、化学老师陈明生、体育兼唱歌老师沈肃文、政治老师赵凤麟及杨逢春、曹文琪等等先生任教，被介绍的老师一一站起身来，向台下的新生微微弯腰致意，最后介绍到班主任兼代数老师汪胡熏先生时，一位面带微笑、充满朝气的二十多岁挺洋气的小伙子站了起来。他身材不算太魁梧，但浓眉大眼，鼻正口大。啊，这位大哥哥式的师长将要陪伴着我们在有高大的白果（银杏）树的校园里度过三年的初中生活。
汪胡熏先生出身名门，伯父汪胡帧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国家水利部顾问、中科院院士。汪胡是复姓，但介绍时却被称为汪先生（当时的老师，无论男女一律称为先生），应是简便称呼吧。
半农半读教课本
升入初中后比小学多了好几门功课，还要早自修，晚自修。汪先生作为班主任，与我们平时相处就较多，虽然还有张问平先生、随后董梅莉先生先后担任了我班的副班主任。
汪先生在上课时，时间把握得很准，从不拖课，在课题讲得清清楚楚还剩余些时间里，会让我们动动笔。平时课余时间，就在教室里教唱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雄壮热烈抒情的《勘探队之歌》就是其中的一首，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该歌还排练成大合唱表演。汪先生教歌时，常会带把口琴给大家伴奏，有时还会吹奏一些动听的乐曲如《步步高》《金蛇狂舞》等。我看到汪先生在吹奏时把口琴深深埋入口中，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汪先生吹的这么棒难怪嘴巴要比别人大了。口琴演奏吸引着同学们，班里好多学生包括我后来都跟着汪先生学会了吹口琴。
不久，我们还发现汪先生生活上比较“懒”， 当时男老师通常穿的是四口袋的中山装、军便装或者三口袋的青年装，汪先生除了笔挺的深藏青呢中山装外，还经常穿一件水灰色的拉链翻领衫，这件拉链衫正反两面都可以穿。汪先生平时这面穿一个星期，下星期就把衣服反过来穿。同学们笑了，觉得汪先生是不愿意勤换洗衣服才会有这件怪式服装。
正当学期进行到期中左右，当时的桐乡县委却确定学校为半农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试点学校，省教育厅还将学校列为全省半农半读四所重点学校之一，学校开始制订教学方案。首先像英语课程没等到第一册课本上完就被叫停，“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取代了A、B、C、D，劳动课明显增加，学校建立了南、北（叫惯为西农场）两农场，我祖父随同经营的南桃园（当时已加入镇福利社）归属到三中成为南农场，原镇油米厂北、环卫肥料公司边的镇福利社所属的另一片土地成为西农场，由福利社原领导之一的吴法生指导农活操作，两处共有75亩土地供学生学农，汪先生和董先生、张先生也与我们一样，带领学生轮流到两农场参加生产劳动。
学生在南农场学农劳动
一九六五年
在初一的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全面实施了两种教学制度，制订出六个月读书、五个月劳动、一个月为假期的教学方案。教室里上课时间更加减少，近一半时间在农场劳动，正象一首歌曲所唱“广阔的大地是我们课堂”。
由于课程不断更新，我对学习上有些放松，加上平时有拿笔乱画的习惯，有天课堂上做完作业后，又拿起笔在白纸上作画了。当快要画完之时，冷不防背后伸过手来一把夺去，我一看是汪先生。汪先生对学生不算太严格，但有时也很凶，嘉兴口气的嗓门有些大，但嗓门大是针对整个班级的，并不针对学生个人。
我强词夺理说这画是有教育意义的，汪先生平静地说：“既然这么好，就送给我留个纪念吧。”他并没有大声批评我，也没叫我去办公室训话，反而推荐我参加了陆慕韩先生带领的校学生美术小组，从此我也改掉了不少课堂上乱涂的坏习惯。
劳动课的“好处”就是可以不做作业，不用在教室里四十五分钟不走动。同学们在汪先生、董先生带领下（张先生不再担任副班主任了），拿着铁耙、刮子、肩挑粪担或背起农药喷洒桶走向农场的田头地角。学校里还添置了一艘新的木农船，装着肥料、农具、载回收或的农作物果实。那时学生摇着船去农场，同学们都想学试摇一下船，还觉得蛮有兴趣呢。
学生在西农场学农劳动
春季，学校在环绕校园的小河里放养了好多鱼苗，秋冬时捕获后上市或供师生购买。记得这一年的冬季河水抽干后，老师和我们一起下河捉鱼，我挽起裤脚管褪下鞋袜踏入冰冷的浅泥水中抓鱼，脚被冻得通红，身上也涂满污泥。傍晚回家清洗后，觉得头有些发晕鼻子堵塞，已经重感冒发烧了。
一九六六年
春节过后回校，已是初二年级的第二学期了，原以为“半农半读”初中生活最多再一年多些，到时汪先生也将会结束我班的班主任工作。
上半年我们仍与往常一样读书劳动，其中还组织了师生跟随环卫工人上街倒马桶。说实话，我觉得到居民家楼上内室拎马桶是最难堪了，如果被分配冲洗街上的厕所那真是太走运了。
这学期我看到发下来的新书中，连语文课本也被改为半农半读版的语文书了，以前三个学期的语文书还是用普通初中的教材。这时，从报纸新闻中了解到，似乎有场特别的运动即将来临。
暑假里我班在汪先生、董先生的带领下，拿好行李坐船来到县良种农场（毛家渡附近）支援农忙，收割稻子播种插秧。待“双抢”一结束回校，已再也不能坐在教室里正常上课了。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趋势已蔓延到校园里，镇上各单位组织“打倒走资派及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也影响到学校。于是以写老师大字报为革命行为的我们，也开始行动了，我班当初写了多少大字报已记不清楚，但始终没有一张是写汪先生的，实在找不出他“胡作非为”的行为，他仍像往常一样在我们身边，就是不再上讲台了。
学校曾改名“东方红中学”
学校由原桐乡三中校名被改为“桐乡县东方红中学”，校园内也成立了好多支革命造反队伍，学生被分派到各街道展开“破四旧立四新”，对每户人家进行搜查，把带有旧、老、古、洋的书本、字画、陶瓷物件等全部上交到学校，经审查后，拿到操场上黄榉树的北边堆起来，不是火焚就是砸碎。
当年十月份以后我们终于拿到了桐乡三中的学生证，主要是作为即将到来的学生串联活动在外能起到接待作用。接着，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同学们自发组队各自出发，校园基本空无一人。直到元旦的前后，才陆续回到濮院，也就不再去学校了。
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
由于正常的教学秩序已全部打乱，我们学生也被提前离校。
年后回到学校，是以“复课闹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记得我进教室坐下后，一位姓饶的解放军同志走上讲台，简单交谈自我介绍后，和我们一起读最高指示和报纸或唱毛主席语录歌，两三天下来就无人再到教室了。
我没有参加造反派队伍，就在家里看看书、上街溜溜看看热闹或帮做些家务，有时还出去做些小工，在家两三年的时光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作者当年的学生证
直至一九六九年，才接到了回校通知。原来是告知我们共有三届（66，67，68）学生一起初中毕业了。
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返校，没有毕业证书，也没有毕业合影，带着惆怅迷茫的心情离开了桐乡三中，自那时起也就不再与汪先生有所联系。这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革命洪流已在向我们召唤。
十多年后
再次见到汪先生，是我从农村抽回濮院镇，被安排在桐乡三中校办厂上班了。由于工作关系，开始与汪先生有了象同事一样交谈的时间，那时汪先生在三中已准备担任校副教导主任了。而我在八五年被三中借用后，汪先生却在八四年调入嘉兴市教委教仪站，并于八六年任嘉兴市教委（即教育局）普教科科长，但因工作关系，时常到三中巡视，我们还是会叙谈一会。
一九九二年，桐乡三中建校四十五周年校庆会期间，汪先生来到三中与我班好多同学相遇，相互谈论得异常兴奋，近三十年不见面不联系，汪先生还能清楚地记得每位同学的姓名、性格，我们问汪先生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能记得着班里五十多位学生的情况，他动情地说：“因为你们班是我到桐乡三中后所教带的第一个班级以及班主任，当然印象特别深。”
1994年同学会邀请书
（作者编印）
汪先生向我们提议，再过两年是我们班级进入三中三十周年的日子了，到时是否行动一下召开一次同学联谊会？我们齐声叫好，当场向汪先生发出邀请，汪先生满口答应，并特别提出邀请书上要写上金老师（汪夫人）名字，我们说非常欢迎，一定照办。
经过同学们多时的努力准备，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我班在桐乡三中举办了离校后的第一次同学会，当时的校领导和以前的校领导、班主任汪先生与汪师母、副班主任董梅莉先生都应邀莅临，会后拍下了自进入学校以来与校领导、班主任的首次珍贵、唯一的留念，而我女儿和沈有华同学的女儿也被邀作为学生的第二代代表加入了合影。
1994年同学会合影
（二排左起1为作者，2-4为届时校领导，5-6为当年校领导，7-8为汪先生、金老师，9为董先生）
后记
新世纪来临之际，我班在计划举办第二次同学会的前夕，却突然传来汪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和部分同学立即赶到嘉兴殡仪馆，向先生致以最后的敬礼……
汪先生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的是，多少年来，您来桐乡三中首次担任班主任的、实际相处不到两年时光的那个班级，至今同学们还在念念不忘地回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特殊校园生活、回忆起在您的教诲下的点点滴滴。
今年是桐乡三中建校七十周年校庆的日子，也是我们67届初中（甲）班学生离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子，愿您在冥冥之中与我们班级一起分享那份特殊的情感，一定噢！
【作者简介】朱家伦，濮院人，喜欢旅游、地方文史与写作。现居桐乡。
“开平山”的草稿
（作者当年在校学生美术小组画）
序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熖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这首《勘探队之歌》是刊登在一九五三年第12号《广播歌选》杂志上的老歌，也是我初中时期班主任汪胡熏先生所教唱留给班级里的标志性歌曲。
一九六四年
经过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我终于收到了桐乡第三中学的入学通知书。在开学前几天去了离三中学校大门不到的寺前街（后改寺湾街）原镇上的文化礼堂，与学校先生见见面，就是让新生熟悉一下课任老师。
我分在初一甲班，有语文老师张问平、英语老师徐雪韵、地理老师陈家德、生物老师陆慕韩、化学老师陈明生、体育兼唱歌老师沈肃文、政治老师赵凤麟及杨逢春、曹文琪等等先生任教，被介绍的老师一一站起身来，向台下的新生微微弯腰致意，最后介绍到班主任兼代数老师汪胡熏先生时，一位面带微笑、充满朝气的二十多岁挺洋气的小伙子站了起来。他身材不算太魁梧，但浓眉大眼，鼻正口大。啊，这位大哥哥式的师长将要陪伴着我们在有高大的白果（银杏）树的校园里度过三年的初中生活。
汪胡熏先生出身名门，伯父汪胡帧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国家水利部顾问、中科院院士。汪胡是复姓，但介绍时却被称为汪先生（当时的老师，无论男女一律称为先生），应是简便称呼吧。
半农半读教课本
升入初中后比小学多了好几门功课，还要早自修，晚自修。汪先生作为班主任，与我们平时相处就较多，虽然还有张问平先生、随后董梅莉先生先后担任了我班的副班主任。
汪先生在上课时，时间把握得很准，从不拖课，在课题讲得清清楚楚还剩余些时间里，会让我们动动笔。平时课余时间，就在教室里教唱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雄壮热烈抒情的《勘探队之歌》就是其中的一首，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该歌还排练成大合唱表演。汪先生教歌时，常会带把口琴给大家伴奏，有时还会吹奏一些动听的乐曲如《步步高》《金蛇狂舞》等。我看到汪先生在吹奏时把口琴深深埋入口中，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汪先生吹的这么棒难怪嘴巴要比别人大了。口琴演奏吸引着同学们，班里好多学生包括我后来都跟着汪先生学会了吹口琴。
不久，我们还发现汪先生生活上比较“懒”， 当时男老师通常穿的是四口袋的中山装、军便装或者三口袋的青年装，汪先生除了笔挺的深藏青呢中山装外，还经常穿一件水灰色的拉链翻领衫，这件拉链衫正反两面都可以穿。汪先生平时这面穿一个星期，下星期就把衣服反过来穿。同学们笑了，觉得汪先生是不愿意勤换洗衣服才会有这件怪式服装。
正当学期进行到期中左右，当时的桐乡县委却确定学校为半农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试点学校，省教育厅还将学校列为全省半农半读四所重点学校之一，学校开始制订教学方案。首先像英语课程没等到第一册课本上完就被叫停，“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取代了A、B、C、D，劳动课明显增加，学校建立了南、北（叫惯为西农场）两农场，我祖父随同经营的南桃园（当时已加入镇福利社）归属到三中成为南农场，原镇油米厂北、环卫肥料公司边的镇福利社所属的另一片土地成为西农场，由福利社原领导之一的吴法生指导农活操作，两处共有75亩土地供学生学农，汪先生和董先生、张先生也与我们一样，带领学生轮流到两农场参加生产劳动。
学生在南农场学农劳动
一九六五年
在初一的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全面实施了两种教学制度，制订出六个月读书、五个月劳动、一个月为假期的教学方案。教室里上课时间更加减少，近一半时间在农场劳动，正象一首歌曲所唱“广阔的大地是我们课堂”。
由于课程不断更新，我对学习上有些放松，加上平时有拿笔乱画的习惯，有天课堂上做完作业后，又拿起笔在白纸上作画了。当快要画完之时，冷不防背后伸过手来一把夺去，我一看是汪先生。汪先生对学生不算太严格，但有时也很凶，嘉兴口气的嗓门有些大，但嗓门大是针对整个班级的，并不针对学生个人。
我强词夺理说这画是有教育意义的，汪先生平静地说：“既然这么好，就送给我留个纪念吧。”他并没有大声批评我，也没叫我去办公室训话，反而推荐我参加了陆慕韩先生带领的校学生美术小组，从此我也改掉了不少课堂上乱涂的坏习惯。
劳动课的“好处”就是可以不做作业，不用在教室里四十五分钟不走动。同学们在汪先生、董先生带领下（张先生不再担任副班主任了），拿着铁耙、刮子、肩挑粪担或背起农药喷洒桶走向农场的田头地角。学校里还添置了一艘新的木农船，装着肥料、农具、载回收或的农作物果实。那时学生摇着船去农场，同学们都想学试摇一下船，还觉得蛮有兴趣呢。
学生在西农场学农劳动
春季，学校在环绕校园的小河里放养了好多鱼苗，秋冬时捕获后上市或供师生购买。记得这一年的冬季河水抽干后，老师和我们一起下河捉鱼，我挽起裤脚管褪下鞋袜踏入冰冷的浅泥水中抓鱼，脚被冻得通红，身上也涂满污泥。傍晚回家清洗后，觉得头有些发晕鼻子堵塞，已经重感冒发烧了。
一九六六年
春节过后回校，已是初二年级的第二学期了，原以为“半农半读”初中生活最多再一年多些，到时汪先生也将会结束我班的班主任工作。
上半年我们仍与往常一样读书劳动，其中还组织了师生跟随环卫工人上街倒马桶。说实话，我觉得到居民家楼上内室拎马桶是最难堪了，如果被分配冲洗街上的厕所那真是太走运了。
这学期我看到发下来的新书中，连语文课本也被改为半农半读版的语文书了，以前三个学期的语文书还是用普通初中的教材。这时，从报纸新闻中了解到，似乎有场特别的运动即将来临。
暑假里我班在汪先生、董先生的带领下，拿好行李坐船来到县良种农场（毛家渡附近）支援农忙，收割稻子播种插秧。待“双抢”一结束回校，已再也不能坐在教室里正常上课了。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趋势已蔓延到校园里，镇上各单位组织“打倒走资派及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也影响到学校。于是以写老师大字报为革命行为的我们，也开始行动了，我班当初写了多少大字报已记不清楚，但始终没有一张是写汪先生的，实在找不出他“胡作非为”的行为，他仍像往常一样在我们身边，就是不再上讲台了。
学校曾改名“东方红中学”
学校由原桐乡三中校名被改为“桐乡县东方红中学”，校园内也成立了好多支革命造反队伍，学生被分派到各街道展开“破四旧立四新”，对每户人家进行搜查，把带有旧、老、古、洋的书本、字画、陶瓷物件等全部上交到学校，经审查后，拿到操场上黄榉树的北边堆起来，不是火焚就是砸碎。
当年十月份以后我们终于拿到了桐乡三中的学生证，主要是作为即将到来的学生串联活动在外能起到接待作用。接着，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同学们自发组队各自出发，校园基本空无一人。直到元旦的前后，才陆续回到濮院，也就不再去学校了。
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
由于正常的教学秩序已全部打乱，我们学生也被提前离校。
年后回到学校，是以“复课闹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记得我进教室坐下后，一位姓饶的解放军同志走上讲台，简单交谈自我介绍后，和我们一起读最高指示和报纸或唱毛主席语录歌，两三天下来就无人再到教室了。
我没有参加造反派队伍，就在家里看看书、上街溜溜看看热闹或帮做些家务，有时还出去做些小工，在家两三年的时光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作者当年的学生证
直至一九六九年，才接到了回校通知。原来是告知我们共有三届（66，67，68）学生一起初中毕业了。
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返校，没有毕业证书，也没有毕业合影，带着惆怅迷茫的心情离开了桐乡三中，自那时起也就不再与汪先生有所联系。这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革命洪流已在向我们召唤。
十多年后
再次见到汪先生，是我从农村抽回濮院镇，被安排在桐乡三中校办厂上班了。由于工作关系，开始与汪先生有了象同事一样交谈的时间，那时汪先生在三中已准备担任校副教导主任了。而我在八五年被三中借用后，汪先生却在八四年调入嘉兴市教委教仪站，并于八六年任嘉兴市教委（即教育局）普教科科长，但因工作关系，时常到三中巡视，我们还是会叙谈一会。
一九九二年，桐乡三中建校四十五周年校庆会期间，汪先生来到三中与我班好多同学相遇，相互谈论得异常兴奋，近三十年不见面不联系，汪先生还能清楚地记得每位同学的姓名、性格，我们问汪先生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能记得着班里五十多位学生的情况，他动情地说：“因为你们班是我到桐乡三中后所教带的第一个班级以及班主任，当然印象特别深。”
1994年同学会邀请书
（作者编印）
汪先生向我们提议，再过两年是我们班级进入三中三十周年的日子了，到时是否行动一下召开一次同学联谊会？我们齐声叫好，当场向汪先生发出邀请，汪先生满口答应，并特别提出邀请书上要写上金老师（汪夫人）名字，我们说非常欢迎，一定照办。
经过同学们多时的努力准备，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我班在桐乡三中举办了离校后的第一次同学会，当时的校领导和以前的校领导、班主任汪先生与汪师母、副班主任董梅莉先生都应邀莅临，会后拍下了自进入学校以来与校领导、班主任的首次珍贵、唯一的留念，而我女儿和沈有华同学的女儿也被邀作为学生的第二代代表加入了合影。
1994年同学会合影
（二排左起1为作者，2-4为届时校领导，5-6为当年校领导，7-8为汪先生、金老师，9为董先生）
后记
新世纪来临之际，我班在计划举办第二次同学会的前夕，却突然传来汪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和部分同学立即赶到嘉兴殡仪馆，向先生致以最后的敬礼……
汪先生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的是，多少年来，您来桐乡三中首次担任班主任的、实际相处不到两年时光的那个班级，至今同学们还在念念不忘地回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特殊校园生活、回忆起在您的教诲下的点点滴滴。
今年是桐乡三中建校七十周年校庆的日子，也是我们67届初中（甲）班学生离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子，愿您在冥冥之中与我们班级一起分享那份特殊的情感，一定噢！
【作者简介】朱家伦，濮院人，喜欢旅游、地方文史与写作。现居桐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