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中的祭祀文化
我国当代都城的建筑设计规划制度充分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如无大都的设计思想就是完全恪守《周礼•东官考工记》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原则，而《周礼》正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蓝图。明代的北京城则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直至清代，一直为统治者所沿用，其设计布局是非常严密完整的，外城，内城，皇城，层层拱卫着紫禁城，体现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主要的建筑物都坐落在中轴线上，巍峨宏大，其它各种建筑物也都以这条中轴线为主作有机地布置和配合，对称而和谐。
步出午门，沿着中轴线，左有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右有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社稷坛。在皇城的东、西、南、北、分布着天坛，地坛、月坛、曰坛，先农坛等祭拜日月天地及农神的地方，每适有重大节日，重要时政及四本时令，皇帝都要前往祭祀，以保佑一年风调雨顺，社稷平安，祭祀活动是皇家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供奉祖先的处所，创建于明永东十八年（1420年），每年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皇帝生辰，清明节，七月十五，死去皇帝忌辰，都要在这里致祭。每年岁未（大建廿九日，小建廿八日当天）要举行合祭，即所有供奉于太庙神主的合祭。祭祀典礼由礼部和太常寺负责。
明代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前，一直举行合祭制度，后来，嘉靖皇帝朱厚聪改变了合祭制度，将太庙改为分立的九座庙，分别奉祀历代祖先，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庙被雷火焚毁，只残留了东南的睿庙一座，朱厚聪以为这是祖宗，不愿意分祀，故示警烧去，所以于二十四年（1545年）又恢复了合祭制度。明代未年，闯王本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烧毁了这座代表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筑群。
清时，统治者尊崇汉制，敬天法祖，于顺治六年（1649年）重新修建了太庙，乾隆年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布局。太庙的主要建筑由三座大殿组成，殿外是红色围墙，正南五座门楼、墙、檐、斗拱全部由琉璃构件组成。前殿坐落于三层须弥座之上，周围是汉白玉雕花石栏，黄琉璃瓦庑殿顶，金丝楠木，金砖墁地，气势恢宏壮美，这里是专供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中殿，也称寝宫，供奉着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的神位。后殿供奉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的神位，后殿又被称为祧庙，即祭祀远祖的庙。
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即农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为传统的祭祀之日，除正月在上旬的占卜日子之外，一般都在初一日举行。此外，岁未的合祭，皇帝登基、亲政、大婚、远征等重大时政也都要在这里举行祭祖活动。每逢祭祖之时，要提前三天做好准备。届时礼部尚书到太庙牺牲所通知准备祭品，皇帝则要到斋宫斋戒，陪祀的文武官员衙署斋戒。祭前两日，由大学士写祝版。祭前一日，皇帝到中和殿阅祝版，阅毕行三拜礼，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大殿一层阶上。祭祀当天，皇帝乘礼舆，穿祭服出宫，至太和门换金，午门擂鼓，法驾卤薄前导。至太庙后，太常寺卿恭导皇帝由太庙南左门入，盥洗然后从左门入殿，随之韶乐奏起，繁锁的祭拜仪式开始了。祭祀完毕，皇帝还宫，法架卤薄前导，午门呜钟。
辛亥革命以后，太庙曾一度仍为逊清室所有。民国十三年（1924年）辟为和平公园，1928年，改为故宫博物院分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太庙这座昔日皇家祭祖之所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社稷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在午门甬路西侧，与太庙东西相对，辽金时期为燕京城东北郊的兴国寺，元时改名为万寿国寺。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这里建社稷坛，至清时，因袭明代遗制，这里成为封建帝王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所谓社即士地神，稷为谷神，社稷便成为国家的象征。全国面积约360余亩，其主体建筑是社稷坛、拜殿、戟门。社稷坛呈方形，三层，坛上铺着五色土，五色土是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以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这五色土是由东春，西白、南红、北黑、中黄这五种颜色组成，意味着中国古代五方五色的规制，以象征全国，坛中央立着一棵方形石柱和一棵方形木柱，社主用石，稷主用木，二神同坛同祭。
我国古代皇帝，“以土谷为重，为天下求福报功，故亲祀社稷，有事则祈焉报焉。”每年仲春仲秋即农历二八月，明清皇帝都要在这里祭社神和稷神，求得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兴旺，社稷平安，凡遇旱涝，更要来这里祭拜，祈求神灵的保佑。《大清会典》载：“凡祭社稷之礼，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均北向。后土句龙氏东位西向。后稷氏西位东向”。凡礼社稷坛为大祀，往往是由皇帝诣行礼。先至中和殿阅视祝版，祝版用白质墨书，玉用方珪，用礼神制帛，牲用太牢，乐用七奏。春以央钟为宫，秋以南吕为宫。舞用八俏，配位无珪祭日如遇风雨，则在拜殿行礼。
社稷坛自民国三年（1914），米启钤任内务长时，辟为公园，称中央公园。民国十七年（1928），改名为中山公园。
除太庙和社稷坛以外，在皇城的东西南北，还分布着祭拜天地日月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是遵循我国古代郊祀天地大礼而建造的。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在钟山建有圜丘、方丘，于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丘祭地。洪武十一年（1378年）建立了大祀殿，合祀天地。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营建北京宫殿，仿照南京的形制，建立了天地坛，合祀皇天后土。嘉靖九年（1530年）在北郊修建了地坛，从此后，祭天、祭地的活动分开举行。到了清代，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遗制，世祖（顺治）定都北京后即恢复修建正阳门南天坛各种配套建筑，后经乾隆时改修，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建筑落，包括圜丘、大享殿、皇穹宇、皇极殿、斋宫、井亭、宰牲亭等。同时在安定门外，沿用明制，在明代地坛（方丘）的基础上，于方泽水渠中设坛，坛二成，地坛之南有皇祗室，坛外又有南、北坎各二，还有神库及神厨，祭器等库及井亭，宰牲亭、斋宫等配套建筑。
远古时期，“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故也称为“郊祀”，每岁冬至之日祭天，夏至之日祭地，郊祀，乃我国古代文大礼，郊祀天地常以日月从祀，明成祖迁都至北京以后，在朝阳门外建日坛，在阜成门外建月坛，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皇帝亲自祭日，余则皆由文臣代祀，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戊之年时，皇帝亲自祭月，余则由武臣代祀。清时沿袭明旧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坛，月坛遗址，是光绪年间改建的。
祭祀典礼，乃五礼之冠，《礼记•祭统》中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祝祈福祥之礼，表达对天神、地祗、人鬼的一种敬意。而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统治者，沿袭汉制的同时，还保留了本民族入关前“谒庙”之礼，即“祭堂子”。堂子为满州神庙的称呼，是清代特有的建筑，也是清代之绝对禁地，其宗教习俗的内容略似汉制的祭天，其地址原在东交民巷前意大利使馆的北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划入使馆界内，《大清一统志》载：“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每年元旦亲祭，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堂内正中殿，为祭神殿。由大内恭请神位，安奉于殿内。殿南有亭，为拜天圜。殿中立石座，为致祭时立杆之用。两翼石座，分设六行，行各六层，为皇子郡王等致祭立杆之用。堂子的祭礼只是满洲少数民族原始祀神的演变，其祭祀典礼非常秘密，汉人是不许参加的，堂子的建制，乾隆朝的《京城全图》仪绘其形式，并未注明堂子文名，关于堂子祭祀为我们后人几许神秘的色彩。
皇城中的祭祀文化
我国当代都城的建筑设计规划制度充分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如无大都的设计思想就是完全恪守《周礼•东官考工记》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原则，而《周礼》正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蓝图。明代的北京城则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直至清代，一直为统治者所沿用，其设计布局是非常严密完整的，外城，内城，皇城，层层拱卫着紫禁城，体现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主要的建筑物都坐落在中轴线上，巍峨宏大，其它各种建筑物也都以这条中轴线为主作有机地布置和配合，对称而和谐。
步出午门，沿着中轴线，左有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右有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社稷坛。在皇城的东、西、南、北、分布着天坛，地坛、月坛、曰坛，先农坛等祭拜日月天地及农神的地方，每适有重大节日，重要时政及四本时令，皇帝都要前往祭祀，以保佑一年风调雨顺，社稷平安，祭祀活动是皇家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供奉祖先的处所，创建于明永东十八年（1420年），每年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皇帝生辰，清明节，七月十五，死去皇帝忌辰，都要在这里致祭。每年岁未（大建廿九日，小建廿八日当天）要举行合祭，即所有供奉于太庙神主的合祭。祭祀典礼由礼部和太常寺负责。
明代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前，一直举行合祭制度，后来，嘉靖皇帝朱厚聪改变了合祭制度，将太庙改为分立的九座庙，分别奉祀历代祖先，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庙被雷火焚毁，只残留了东南的睿庙一座，朱厚聪以为这是祖宗，不愿意分祀，故示警烧去，所以于二十四年（1545年）又恢复了合祭制度。明代未年，闯王本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烧毁了这座代表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筑群。
清时，统治者尊崇汉制，敬天法祖，于顺治六年（1649年）重新修建了太庙，乾隆年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布局。太庙的主要建筑由三座大殿组成，殿外是红色围墙，正南五座门楼、墙、檐、斗拱全部由琉璃构件组成。前殿坐落于三层须弥座之上，周围是汉白玉雕花石栏，黄琉璃瓦庑殿顶，金丝楠木，金砖墁地，气势恢宏壮美，这里是专供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中殿，也称寝宫，供奉着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的神位。后殿供奉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的神位，后殿又被称为祧庙，即祭祀远祖的庙。
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即农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为传统的祭祀之日，除正月在上旬的占卜日子之外，一般都在初一日举行。此外，岁未的合祭，皇帝登基、亲政、大婚、远征等重大时政也都要在这里举行祭祖活动。每逢祭祖之时，要提前三天做好准备。届时礼部尚书到太庙牺牲所通知准备祭品，皇帝则要到斋宫斋戒，陪祀的文武官员衙署斋戒。祭前两日，由大学士写祝版。祭前一日，皇帝到中和殿阅祝版，阅毕行三拜礼，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大殿一层阶上。祭祀当天，皇帝乘礼舆，穿祭服出宫，至太和门换金，午门擂鼓，法驾卤薄前导。至太庙后，太常寺卿恭导皇帝由太庙南左门入，盥洗然后从左门入殿，随之韶乐奏起，繁锁的祭拜仪式开始了。祭祀完毕，皇帝还宫，法架卤薄前导，午门呜钟。
辛亥革命以后，太庙曾一度仍为逊清室所有。民国十三年（1924年）辟为和平公园，1928年，改为故宫博物院分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太庙这座昔日皇家祭祖之所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社稷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在午门甬路西侧，与太庙东西相对，辽金时期为燕京城东北郊的兴国寺，元时改名为万寿国寺。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这里建社稷坛，至清时，因袭明代遗制，这里成为封建帝王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所谓社即士地神，稷为谷神，社稷便成为国家的象征。全国面积约360余亩，其主体建筑是社稷坛、拜殿、戟门。社稷坛呈方形，三层，坛上铺着五色土，五色土是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以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这五色土是由东春，西白、南红、北黑、中黄这五种颜色组成，意味着中国古代五方五色的规制，以象征全国，坛中央立着一棵方形石柱和一棵方形木柱，社主用石，稷主用木，二神同坛同祭。
我国古代皇帝，“以土谷为重，为天下求福报功，故亲祀社稷，有事则祈焉报焉。”每年仲春仲秋即农历二八月，明清皇帝都要在这里祭社神和稷神，求得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兴旺，社稷平安，凡遇旱涝，更要来这里祭拜，祈求神灵的保佑。《大清会典》载：“凡祭社稷之礼，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均北向。后土句龙氏东位西向。后稷氏西位东向”。凡礼社稷坛为大祀，往往是由皇帝诣行礼。先至中和殿阅视祝版，祝版用白质墨书，玉用方珪，用礼神制帛，牲用太牢，乐用七奏。春以央钟为宫，秋以南吕为宫。舞用八俏，配位无珪祭日如遇风雨，则在拜殿行礼。
社稷坛自民国三年（1914），米启钤任内务长时，辟为公园，称中央公园。民国十七年（1928），改名为中山公园。
除太庙和社稷坛以外，在皇城的东西南北，还分布着祭拜天地日月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是遵循我国古代郊祀天地大礼而建造的。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在钟山建有圜丘、方丘，于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丘祭地。洪武十一年（1378年）建立了大祀殿，合祀天地。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营建北京宫殿，仿照南京的形制，建立了天地坛，合祀皇天后土。嘉靖九年（1530年）在北郊修建了地坛，从此后，祭天、祭地的活动分开举行。到了清代，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遗制，世祖（顺治）定都北京后即恢复修建正阳门南天坛各种配套建筑，后经乾隆时改修，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建筑落，包括圜丘、大享殿、皇穹宇、皇极殿、斋宫、井亭、宰牲亭等。同时在安定门外，沿用明制，在明代地坛（方丘）的基础上，于方泽水渠中设坛，坛二成，地坛之南有皇祗室，坛外又有南、北坎各二，还有神库及神厨，祭器等库及井亭，宰牲亭、斋宫等配套建筑。
远古时期，“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故也称为“郊祀”，每岁冬至之日祭天，夏至之日祭地，郊祀，乃我国古代文大礼，郊祀天地常以日月从祀，明成祖迁都至北京以后，在朝阳门外建日坛，在阜成门外建月坛，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皇帝亲自祭日，余则皆由文臣代祀，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戊之年时，皇帝亲自祭月，余则由武臣代祀。清时沿袭明旧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坛，月坛遗址，是光绪年间改建的。
祭祀典礼，乃五礼之冠，《礼记•祭统》中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祝祈福祥之礼，表达对天神、地祗、人鬼的一种敬意。而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统治者，沿袭汉制的同时，还保留了本民族入关前“谒庙”之礼，即“祭堂子”。堂子为满州神庙的称呼，是清代特有的建筑，也是清代之绝对禁地，其宗教习俗的内容略似汉制的祭天，其地址原在东交民巷前意大利使馆的北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划入使馆界内，《大清一统志》载：“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每年元旦亲祭，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堂内正中殿，为祭神殿。由大内恭请神位，安奉于殿内。殿南有亭，为拜天圜。殿中立石座，为致祭时立杆之用。两翼石座，分设六行，行各六层，为皇子郡王等致祭立杆之用。堂子的祭礼只是满洲少数民族原始祀神的演变，其祭祀典礼非常秘密，汉人是不许参加的，堂子的建制，乾隆朝的《京城全图》仪绘其形式，并未注明堂子文名，关于堂子祭祀为我们后人几许神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