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慎言“苏派”
吴 非
被邀请在这个会上发言，有些惶恐，因为对会议的主旨不甚明了，一个月来，几次外地同志打听“苏派教育”，我说不清；有些个人想法，可能会让大会失望，同行不见外，也就直言了。我讲两点。
一、江苏的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江苏基础教育整体起步早，得地利之便，近百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与外部世界接触多，开放度一直很高；科举时代留下的应试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学术探究兴致，都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一百年内乱外祸，士绅工商在乡土办教育的启蒙尝试从没停止; 即使有政治运动的折腾，仍然有精神战士在思想禁锢下勇敢地探求。
江苏百年教育史上，有过陶行知、叶圣陶、吴贻芳和吴天石那样的教育家在办学，他们的教育实绩，是江苏教育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教育史应当铭记的。吴贻芳和吴天石那种学养的教育厅长，现在没有了。
回顾百年江苏语文教育史，叶圣陶的贡献，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教育家吴天石的贡献，青灯黄卷50年的顾黄初的贡献，斯霞老师一生的追求，等等，都盖棺论定。当然，也有令我们难堪的记录：前教育厅长吴天石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影响甚大，也就是因为这本书，文革开始时，他和夫人被南京师大的师生活活打死。——教育厅长夫妇被师范学院师生打死，是江苏教育的耻辱。这一笔，我们也不能忘却。
自然也要提到当下。我想强调的，也是重要的，是江苏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江苏在全国率先建设了完整的语文教材体系，涌现出一批有个人研究方向的教师，各地也形成了不同层次有教学风格的学术群体。这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提到江苏教育，外地同行都很尊重，这也就促使我们思考和总结，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总结江苏语文教育的特征，本是学者或后人的事，提前到现在并由当事人来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研究问题，不能不从百年语文教育的源流入手，研究和总结前辈人的教育教学。研究江苏百年语文史，弄清发生过些什么，对叶圣陶等先贤所作的开创性工作，都要静下心来，一个一个地研究观察。无论如何，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浮躁，急于事功而贻笑大方。
江苏很多老师在开拓学生思维，自主学习方面有许多现成的经验。这方面课例很多，我无法一一介绍。也有一些教师至今没能明确语文教育的本质，没能把握教学过程的目标，而只是“在一张考试卷上打滚”。科举史上，江苏是出了不少状元，但这决并不表明所谓“苏派”等同于应试。把学生教得比我们聪明，当然是值得追求的教育高度；然而如果学生接受了12年的教育之后，最终未见“聪明”，而是有朝一日的“醒悟”，那就坏了。他想到教师在六年中学教育中，一直忙碌的不过是提高学生应试能力，是为了个人教学的“业绩”，语文教给学生的仅仅是识字，那他心目中的教师地位可想而知。
学生的思维发展，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阅读积累达到一定量，才有可能谈到“感悟”。现今一线教师交流课堂教学状况，经常有种担忧，即学生语文阅读量严重不足，而我们现在最不能提的恰恰是这个阅读量。学生的语文素养是“教”出来的吗？我看未必。现今绝大多数语文素养好的人，都是因为读书多、勤于思考。优秀教师的作用，常常在于他有独立人格，善于启思导疑。
教材重要，比教材更重要的是教师的创造意识和智慧。在非常年代，聪明的教师拿一张报纸也能把语文课上起来。苏版语文教材使用过程中，我常看到一线教师的创造，他们懂
得什么是“教材”，知道如何“二次开发”，以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的课堂设计经常能体现思想者的智慧，他们重视在实践中去发现。江苏的中小学有许多“基层教师”在课改之前就开始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的课堂上有“好的语文”，他们培养了学生对语文的热爱。如果没有他们的创造和发现，江苏的师资状态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我认为正是他们，撑起了江苏教育的“牌子”。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从不因默默无闻而放弃教育理想与教学追求，有些老师甚至连这样一个会也从没有机会参加，这是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
教师要自觉地读书学习，克服孤陋寡闻；江苏的老师读书较多，这是传统影响，也和江苏的开放意识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无论如何，长江三角洲的基础教育在大陆是领先的，而享有这样的优势，多历年所，并非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二，对“苏派”的提法宜持谨慎态度
下面我谈谈对“苏派语文”的认识。我仍然没弄清母语教育的“流派”是怎么回事。——“苏派教育”，“苏派语文”，“苏派语文教学风格”，以及本次会议标明的“首届苏派语文教育论坛”，等等，我认为弄清这些名称可能还需要点时间。问了好几位同志，各自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旧惑未解，又添新惑。
我思考多日，对于“苏派语文”，仍然没有想出什么头绪，倒是记起几件旧事。此前多年，有过“京派”、“海派”之说。1985年，北京有位名校的老师听了我的课，问：“王老师是京派还是海派啊？”我听了不大开心，凭什么我非得入某个“派”？但随口应的是：“年轻，无宗无派。”这位老教师又问了我们学校作文教学的情况，矜持地说：“我们至今仍然用毛笔写作文。”——这可能是一句很经典的“京派”腔调，因为他们标榜的“扎实严谨稳健”和“守正”，但是现在，还有哪个学校能坚持用毛笔写作文呢？至于“海派”，也没有把江苏当回事，总把江苏人当“阿乡”。但有些真正的教师根本没有这类宗派意识。我一直记得于漪老师2002年对我说的话，她说：“我还是看重你们的试验，从来不吹，做了那么多有有价值的尝试，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有分寸地介绍几句。”——我一直感谢她的表扬。她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具体观点我就不说了。最近看到有人总结海派，是“开放、灵动，鲜活，婉约”，也很可笑，上海人可不“婉约”。
由此不能不说到“一方水土一方人”。人们很容易地由“苏派教育”联想到“菜系”。江苏人爱说维扬菜，维扬菜几百年，却仍然不是“家常菜”，因为很多人仅仅得温饱，还谈不上享受。唐振常先生认为重要的菜系都是地主阶层研发总结的，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地主忙于经营的时间有限，这就有闲从事园林建设，研制美味菜肴。所以八大菜系，满汉全席，只能是这少数人的乐趣。快餐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资本家的经营节奏过快，分秒必争，不可能有地主那样的悠闲和情趣。这些，也颇耐人寻味。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看到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作为劳动力的教师的生存状态，“流派”，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遥远。当然，也不要夜郎自大地把“小吃一条街”说成“流派”。
已有同志认为“苏派语文”的特征是“清简，灵动，厚实，精致”，“重人文，讲规律，求质量”，这当然都是“好词好句”，只是在目前已经普及的高中教育中，尚未有明显的表现。
教育究竟归属哪个领域？教育是不是科学？如果教育是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能不宜有“流派”。如果是艺术，可以有流派。但普通教育，特别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学科，可能没有“派”，也不应当有“派”。中国传统的意义上的学术“流派”往往有很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地域观念的限制，信息的闭塞，乡土情结，家族血缘及师承，等等。现代信息社会，地球已经变小，流派的一些“形成因子”已经弱化了。
前面之所以谈到要对百年语文教育作出有价值的考察，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叶圣陶一代先贤在开创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时，虽然处在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却并没有设想过“流派纷呈”的局面。当今之势，好像更没有产生流派的可能，主流社会强调“统一思想”，充其量只会允许技术层面上的不同风格。当今教育界，连教材的“一纲多本”还是“一纲一本”
这样的问题都不敢争论，——也不让你争论，“流派”从何谈起？如果“流派”不过是业内的一种探求，弄一弄无妨，毕竟它是一部分同志的兴趣所在；如果它目前只是地方教育官员的追求，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想建立的政绩，我认为要谨慎，建议尽可能多听听不同意见。
作为“流派”，它必然应有些与众不同之处，方可立宗立派，比如“人无我有”，——至少是“人少我多”，“人轻我重”或“人有我新”，但不可以把人所共有之物当作自己的“特色”。2005年，福建语文界亮出“闽派”大旗，主张是“求实、去蔽、创新、兼容”。我当时不太理解：除了福建，其他地方就没有“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福建的同行特别看重这个“去蔽”，有专门的阐述。可是遮蔽在语文学科上的东西，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应当去掉。教育教学一般常识，不可能是“流派”的教学特点或学术特征。
如果一名学生先后在江苏、浙江和福建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先后接受“苏派语文”、“浙派语文”和“闽派语文”后，他的听说读写能力会不会是畸形的？不会的。除了口音与饮食习惯，他和一直在江苏学习的同学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课程标准是统一的，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状态下，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可能是简单如一的。如果他接受了“苏派体育”后又先后接受“豫派体育”和“鲁派体育”的教育，结果长成了个S形，那倒该是“流派”的功力了。
2008年，和顾黄初先生去福建参加陈日亮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我的朋友，闽派健将王立根老师致词结束时意气奋发地大呼“今日东南风大作”，——我听了觉得他是专对了我喊的，因为几百人的会场上，外地中学语文教师，就我一个。我想，如果我们喊“苏派”，其他省区的同志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此前全国的同行尊重我们江苏的教学，如果我们亮出“苏派”，这种胸襟可能就不够开阔，境界就不太高，格局也就变得狭小。即使江苏的老师作过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但我们教的毕竟是母语啊，“语文课程标准”全国也只有一个啊。如果都以行政区划来立“派”，万一出现一个省区一“派”（如“疆派语文，藏派语文，蒙派语文”），可能也会是令人担忧的事。
去年“纪念90周年”活动，有宗教界人士唱„我把党来比母亲‟”，教师粉墨登场，唱文革前后的“颂圣”歌曲，——我认为完全违背了改革开放精神，也违背了教育精神。课改与“唱红”，只能选择一样；如果你说能把两件事都做得很好，那不是骗子就是蠢货。
没有好的自由的学术环境，创新意识不可能出现。在一个连“普世价值”也不承认的国度，在一个连“百家争鸣”也要服从于“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的环境中，在用一个通知就能掀起“唱红”热潮的状态下，怎么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流派”？
强干弱枝，结果必然是“同质化”，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同样，我想问的是：在应试教育盛行，而教育主管部门视而不见的状态下，拿什么去建设“苏派语文”？当然，在一个连“人民教育家”也要政府来作为“工程”来“培养”的时代，提出“苏派教育”、“苏派语文”也就不足为奇。——说句题外话，为了抑制各种浮躁作风对教育教学的干扰，我甚至觉得必须有釜底抽薪的决策，比如，应当考虑取消中小学职称系列，取消包括“特级教师”在内的各种荣誉称号评选，全部“归零”。这类体制副产品太多太滥，严重干扰教育的健康发展，也让教师无法静下心来研究教育教学。只有教育落后的国家才需要那样的东西去“促进”、“推动”和“调动积极性”。
我也担心，如果外地的老师学者询问：你们江苏是怎样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保持“苏派”的？你们江苏的高考是如何体现“苏派语文风格”的？该怎样回答呢？——如果研究“江苏应试教育特点”，可能更方便一些。比如，江苏高考方案“十年五改”，全国都有报道，那不是“灵动”，是“轻率”，是折腾。连高考指挥棒也没用好，很可惜。
关于“流派”必备的特征和条件，不得不说说“传统”和“师承”，“流派”总不能没有源头，然而这也是我长时间思考而不得其解的。1949年之前的中大附中，有过廖世承和罗家伦那样的教育家主持校务，可是教育精神的香火为什么会断掉？1949年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一直没完没了，好不容易轮上改革开放，应试教育这个魔鬼又缠上来了，总之，没有太平这日。
根子早就埋下了。我编《师大附中文化读本》，选常任侠先生的《战云记事》，看了很伤感。抗战爆发，常先生率师生西迁，可是他的日记中几次提到江苏籍教师行为的不堪，搞小圈子，喝酒打牌。——那几天，正是中国军队在淞沪血战的日子！现在呢，很多教师除了忙高考中考，仍然是喝酒打牌，“除了教学不会，其他什么都会”。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同志们期望的“流派”距离太远了。
在一个需要教育启蒙，端正教育观念的时期，提“流派”可能为时尚早。我们要克服浮躁心理，静下心来做事。
温家宝总理最近讲话提到，“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意味深长。
所以，我仍然坚持个人的观点：我们的民族教育迫切需要一个启蒙时期，江苏的教育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们去做。
我主张慎言“苏派”
吴 非
被邀请在这个会上发言，有些惶恐，因为对会议的主旨不甚明了，一个月来，几次外地同志打听“苏派教育”，我说不清；有些个人想法，可能会让大会失望，同行不见外，也就直言了。我讲两点。
一、江苏的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江苏基础教育整体起步早，得地利之便，近百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与外部世界接触多，开放度一直很高；科举时代留下的应试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学术探究兴致，都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一百年内乱外祸，士绅工商在乡土办教育的启蒙尝试从没停止; 即使有政治运动的折腾，仍然有精神战士在思想禁锢下勇敢地探求。
江苏百年教育史上，有过陶行知、叶圣陶、吴贻芳和吴天石那样的教育家在办学，他们的教育实绩，是江苏教育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教育史应当铭记的。吴贻芳和吴天石那种学养的教育厅长，现在没有了。
回顾百年江苏语文教育史，叶圣陶的贡献，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教育家吴天石的贡献，青灯黄卷50年的顾黄初的贡献，斯霞老师一生的追求，等等，都盖棺论定。当然，也有令我们难堪的记录：前教育厅长吴天石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影响甚大，也就是因为这本书，文革开始时，他和夫人被南京师大的师生活活打死。——教育厅长夫妇被师范学院师生打死，是江苏教育的耻辱。这一笔，我们也不能忘却。
自然也要提到当下。我想强调的，也是重要的，是江苏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江苏在全国率先建设了完整的语文教材体系，涌现出一批有个人研究方向的教师，各地也形成了不同层次有教学风格的学术群体。这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提到江苏教育，外地同行都很尊重，这也就促使我们思考和总结，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总结江苏语文教育的特征，本是学者或后人的事，提前到现在并由当事人来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研究问题，不能不从百年语文教育的源流入手，研究和总结前辈人的教育教学。研究江苏百年语文史，弄清发生过些什么，对叶圣陶等先贤所作的开创性工作，都要静下心来，一个一个地研究观察。无论如何，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浮躁，急于事功而贻笑大方。
江苏很多老师在开拓学生思维，自主学习方面有许多现成的经验。这方面课例很多，我无法一一介绍。也有一些教师至今没能明确语文教育的本质，没能把握教学过程的目标，而只是“在一张考试卷上打滚”。科举史上，江苏是出了不少状元，但这决并不表明所谓“苏派”等同于应试。把学生教得比我们聪明，当然是值得追求的教育高度；然而如果学生接受了12年的教育之后，最终未见“聪明”，而是有朝一日的“醒悟”，那就坏了。他想到教师在六年中学教育中，一直忙碌的不过是提高学生应试能力，是为了个人教学的“业绩”，语文教给学生的仅仅是识字，那他心目中的教师地位可想而知。
学生的思维发展，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阅读积累达到一定量，才有可能谈到“感悟”。现今一线教师交流课堂教学状况，经常有种担忧，即学生语文阅读量严重不足，而我们现在最不能提的恰恰是这个阅读量。学生的语文素养是“教”出来的吗？我看未必。现今绝大多数语文素养好的人，都是因为读书多、勤于思考。优秀教师的作用，常常在于他有独立人格，善于启思导疑。
教材重要，比教材更重要的是教师的创造意识和智慧。在非常年代，聪明的教师拿一张报纸也能把语文课上起来。苏版语文教材使用过程中，我常看到一线教师的创造，他们懂
得什么是“教材”，知道如何“二次开发”，以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的课堂设计经常能体现思想者的智慧，他们重视在实践中去发现。江苏的中小学有许多“基层教师”在课改之前就开始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的课堂上有“好的语文”，他们培养了学生对语文的热爱。如果没有他们的创造和发现，江苏的师资状态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我认为正是他们，撑起了江苏教育的“牌子”。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从不因默默无闻而放弃教育理想与教学追求，有些老师甚至连这样一个会也从没有机会参加，这是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
教师要自觉地读书学习，克服孤陋寡闻；江苏的老师读书较多，这是传统影响，也和江苏的开放意识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无论如何，长江三角洲的基础教育在大陆是领先的，而享有这样的优势，多历年所，并非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二，对“苏派”的提法宜持谨慎态度
下面我谈谈对“苏派语文”的认识。我仍然没弄清母语教育的“流派”是怎么回事。——“苏派教育”，“苏派语文”，“苏派语文教学风格”，以及本次会议标明的“首届苏派语文教育论坛”，等等，我认为弄清这些名称可能还需要点时间。问了好几位同志，各自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旧惑未解，又添新惑。
我思考多日，对于“苏派语文”，仍然没有想出什么头绪，倒是记起几件旧事。此前多年，有过“京派”、“海派”之说。1985年，北京有位名校的老师听了我的课，问：“王老师是京派还是海派啊？”我听了不大开心，凭什么我非得入某个“派”？但随口应的是：“年轻，无宗无派。”这位老教师又问了我们学校作文教学的情况，矜持地说：“我们至今仍然用毛笔写作文。”——这可能是一句很经典的“京派”腔调，因为他们标榜的“扎实严谨稳健”和“守正”，但是现在，还有哪个学校能坚持用毛笔写作文呢？至于“海派”，也没有把江苏当回事，总把江苏人当“阿乡”。但有些真正的教师根本没有这类宗派意识。我一直记得于漪老师2002年对我说的话，她说：“我还是看重你们的试验，从来不吹，做了那么多有有价值的尝试，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有分寸地介绍几句。”——我一直感谢她的表扬。她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具体观点我就不说了。最近看到有人总结海派，是“开放、灵动，鲜活，婉约”，也很可笑，上海人可不“婉约”。
由此不能不说到“一方水土一方人”。人们很容易地由“苏派教育”联想到“菜系”。江苏人爱说维扬菜，维扬菜几百年，却仍然不是“家常菜”，因为很多人仅仅得温饱，还谈不上享受。唐振常先生认为重要的菜系都是地主阶层研发总结的，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地主忙于经营的时间有限，这就有闲从事园林建设，研制美味菜肴。所以八大菜系，满汉全席，只能是这少数人的乐趣。快餐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资本家的经营节奏过快，分秒必争，不可能有地主那样的悠闲和情趣。这些，也颇耐人寻味。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看到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作为劳动力的教师的生存状态，“流派”，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遥远。当然，也不要夜郎自大地把“小吃一条街”说成“流派”。
已有同志认为“苏派语文”的特征是“清简，灵动，厚实，精致”，“重人文，讲规律，求质量”，这当然都是“好词好句”，只是在目前已经普及的高中教育中，尚未有明显的表现。
教育究竟归属哪个领域？教育是不是科学？如果教育是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能不宜有“流派”。如果是艺术，可以有流派。但普通教育，特别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学科，可能没有“派”，也不应当有“派”。中国传统的意义上的学术“流派”往往有很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地域观念的限制，信息的闭塞，乡土情结，家族血缘及师承，等等。现代信息社会，地球已经变小，流派的一些“形成因子”已经弱化了。
前面之所以谈到要对百年语文教育作出有价值的考察，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叶圣陶一代先贤在开创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时，虽然处在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却并没有设想过“流派纷呈”的局面。当今之势，好像更没有产生流派的可能，主流社会强调“统一思想”，充其量只会允许技术层面上的不同风格。当今教育界，连教材的“一纲多本”还是“一纲一本”
这样的问题都不敢争论，——也不让你争论，“流派”从何谈起？如果“流派”不过是业内的一种探求，弄一弄无妨，毕竟它是一部分同志的兴趣所在；如果它目前只是地方教育官员的追求，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想建立的政绩，我认为要谨慎，建议尽可能多听听不同意见。
作为“流派”，它必然应有些与众不同之处，方可立宗立派，比如“人无我有”，——至少是“人少我多”，“人轻我重”或“人有我新”，但不可以把人所共有之物当作自己的“特色”。2005年，福建语文界亮出“闽派”大旗，主张是“求实、去蔽、创新、兼容”。我当时不太理解：除了福建，其他地方就没有“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福建的同行特别看重这个“去蔽”，有专门的阐述。可是遮蔽在语文学科上的东西，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应当去掉。教育教学一般常识，不可能是“流派”的教学特点或学术特征。
如果一名学生先后在江苏、浙江和福建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先后接受“苏派语文”、“浙派语文”和“闽派语文”后，他的听说读写能力会不会是畸形的？不会的。除了口音与饮食习惯，他和一直在江苏学习的同学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课程标准是统一的，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状态下，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可能是简单如一的。如果他接受了“苏派体育”后又先后接受“豫派体育”和“鲁派体育”的教育，结果长成了个S形，那倒该是“流派”的功力了。
2008年，和顾黄初先生去福建参加陈日亮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我的朋友，闽派健将王立根老师致词结束时意气奋发地大呼“今日东南风大作”，——我听了觉得他是专对了我喊的，因为几百人的会场上，外地中学语文教师，就我一个。我想，如果我们喊“苏派”，其他省区的同志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此前全国的同行尊重我们江苏的教学，如果我们亮出“苏派”，这种胸襟可能就不够开阔，境界就不太高，格局也就变得狭小。即使江苏的老师作过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但我们教的毕竟是母语啊，“语文课程标准”全国也只有一个啊。如果都以行政区划来立“派”，万一出现一个省区一“派”（如“疆派语文，藏派语文，蒙派语文”），可能也会是令人担忧的事。
去年“纪念90周年”活动，有宗教界人士唱„我把党来比母亲‟”，教师粉墨登场，唱文革前后的“颂圣”歌曲，——我认为完全违背了改革开放精神，也违背了教育精神。课改与“唱红”，只能选择一样；如果你说能把两件事都做得很好，那不是骗子就是蠢货。
没有好的自由的学术环境，创新意识不可能出现。在一个连“普世价值”也不承认的国度，在一个连“百家争鸣”也要服从于“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的环境中，在用一个通知就能掀起“唱红”热潮的状态下，怎么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流派”？
强干弱枝，结果必然是“同质化”，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同样，我想问的是：在应试教育盛行，而教育主管部门视而不见的状态下，拿什么去建设“苏派语文”？当然，在一个连“人民教育家”也要政府来作为“工程”来“培养”的时代，提出“苏派教育”、“苏派语文”也就不足为奇。——说句题外话，为了抑制各种浮躁作风对教育教学的干扰，我甚至觉得必须有釜底抽薪的决策，比如，应当考虑取消中小学职称系列，取消包括“特级教师”在内的各种荣誉称号评选，全部“归零”。这类体制副产品太多太滥，严重干扰教育的健康发展，也让教师无法静下心来研究教育教学。只有教育落后的国家才需要那样的东西去“促进”、“推动”和“调动积极性”。
我也担心，如果外地的老师学者询问：你们江苏是怎样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保持“苏派”的？你们江苏的高考是如何体现“苏派语文风格”的？该怎样回答呢？——如果研究“江苏应试教育特点”，可能更方便一些。比如，江苏高考方案“十年五改”，全国都有报道，那不是“灵动”，是“轻率”，是折腾。连高考指挥棒也没用好，很可惜。
关于“流派”必备的特征和条件，不得不说说“传统”和“师承”，“流派”总不能没有源头，然而这也是我长时间思考而不得其解的。1949年之前的中大附中，有过廖世承和罗家伦那样的教育家主持校务，可是教育精神的香火为什么会断掉？1949年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一直没完没了，好不容易轮上改革开放，应试教育这个魔鬼又缠上来了，总之，没有太平这日。
根子早就埋下了。我编《师大附中文化读本》，选常任侠先生的《战云记事》，看了很伤感。抗战爆发，常先生率师生西迁，可是他的日记中几次提到江苏籍教师行为的不堪，搞小圈子，喝酒打牌。——那几天，正是中国军队在淞沪血战的日子！现在呢，很多教师除了忙高考中考，仍然是喝酒打牌，“除了教学不会，其他什么都会”。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同志们期望的“流派”距离太远了。
在一个需要教育启蒙，端正教育观念的时期，提“流派”可能为时尚早。我们要克服浮躁心理，静下心来做事。
温家宝总理最近讲话提到，“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意味深长。
所以，我仍然坚持个人的观点：我们的民族教育迫切需要一个启蒙时期，江苏的教育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