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17 宣讲家网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核心提示：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严以律己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与成事之基，是一种价值观。严以律己，体现在一言一行、一蔬一饭之中，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惯。严以律己要求讲规矩守纪律。党员干部讲规矩守纪律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律的过程。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今天谈一谈“三严三实”，特别是“三严三实”第二阶段学习中的严以律己。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谈一谈“三严三实”活动的总体情况以及严以律己与立身之本的关系问题；第二，围绕讲规矩、守纪律来谈一谈严以律己何以成为我们成事之基。这两方面内容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对“三严三实”整体的一个把握。
一、严以律己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
2014年的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谈到了“三严三实”。他在这次讲话中谈到，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要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那么，这就明确了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成为了做人从政、干事创业以及为官律己的标准。用“三严三实”来推进我们的党风建设，这项工作在全国已经初见成效。结合“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人们进行了很多反思，也对自己在修身、律己、用权各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谈到这项工作，我们前一阶段很多单位已经进行了严以修身的学习，从个人修身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理解。在第二个阶段，就涉及到了关于律己的问题。实际上，律己是修身的一个延伸。当修身和律己的问题处理好了以后，我们才能更多地去考虑用权的问题。在律己这个阶段，实际上我们都意识到严以律己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总书记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我们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严以律己”这个命题的话，会发现这个词语既是我们今天对个人修身、个人自律的一个现代表达，同时它也是渊源有自的。这个词最早出自宋代思想家陈亮《谢曾察院启》的一文中。文中说道，“严以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这里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严以律己，另外一个是心乎爱民。律己和爱民也就是对自我行为和道德的约束；对民众的爱心，这是一种治国之道。所以，在宋代思想家陈亮看来，严以律己和治国理政具有非常密切地关系。
今天，我们对这个传统的概念进行了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和一个创新性的发展，把它提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之中来。实际上，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修身自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连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因此，我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理解。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地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去落实关于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的一系列要求，那么就要求讲规矩、守纪律，以自律之自觉，做兴邦之实事。
我们现在谈到严以律己，可能是一个的个人选择，但未必能构成所有人一种自觉。当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有所发展，自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当自律的自觉在人的生命中形成之后，这个人在有所作为的过程中会把他自己的事业当成一种志业，因此会做大量的实事，而这个实事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要有很多方面的考量。比如说，要谨言慎行，要经常地反思自己。中国传统思想家孟子讲到每日要“三省吾身”。所谓三省吾身，就是多次反思自己的功过，特别是自己有没有过失。如果说自己有过失的话，力图尽快修改这个过失。为人要自重、自省，特别要防微杜渐，以内在的一种规则意识来面对今天社会生活中的复杂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感觉到四大考验得到了多次强调。我们面临改革开放的这样一种语境，特别是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的阶段，改革走向了深水区，更要求人们应该有内在的规则意识，更加要求自律。还有执政对自律的要求、发展市场经济对自律的要求，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律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观念的问题，它对人生来说是一个阵地。这点尤其要用心去体会它。
今天我们交流“严以律己”这个话题，我想很多朋友对它很了解。它谈的是一个做人和为官的问题。做人如果不是一个宽泛的话题的话，就必然要通过做事乃至于做官体现出来。或者说，做人是在做事乃至在做官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的。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通常不是空泛地评价的话，那么就一定通过这个人做的事情中去体会他这个人做人怎么样，做官也是如此。所以，做人首先要做事。没有所做的事情，就无法谈你怎么做人。一个人没有什么事情让别人去评价，然后我们空泛地评价这个人怎么样，这是很难做得到的。当做事达到一定的境界，才涉及到如何做官的问题。
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通常有两种：第一，他的能力评价；第二，他的人格评价。通常，这两种评价也是内在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什么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评价不会很高。当然如果一个人人格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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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在“选贤举能”时会遇到四种对象：第一种人，既有能力又有道德；第二种人，只有能力没有道德；第三种人，只有道德没有能力；第四种人，又没有能力又没有道德。然后，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四种人里面哪一种人是在选拔官员的时候不能选拔的对象。那个时候，有的人回答说，是不是不能选既没有能力又没有道德的人？司马光说不是，他认为有一种人是万万不能选拔的，那就是有能力但没有道德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又没有道德又没有能力，大概也干不成什么太大的坏事，因为他终究没有能力；可是如果是有能力却没有道德的人，这麻烦了，很可能会干坏事，会破坏政治生态，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用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从一个人的道德自律到国家的道德治理，它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在个人层面就是我们所谈的律己的问题。律己，通常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做的一个很关键的评价，当然这种人格的评价跟一个人能力的评价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去做事的时候，通常做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甚至讲究韬略。为此，要去了解外部的境况和自己的限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对外部的事物有所了解。所谓谋事在人，也就是说我们做事要有谋略，进而在实现我们目的的过程之中来呈现我们的某种境界。所以，我们说做人做官有艺术，或者是有办法的，是有韬略的，通常是对这个人能力的一个很高的认定。而这种认定，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和一个人所做的事以及做人的基本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理解为人处事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晚年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做人是一项很艰难的事业。”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反复被这句话所感动。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还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存在物。人只要在这个世上生活，总是要不断地丰富自己，我们总是要想明天怎么样？明天是不是能更好？所以，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去想一个更好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目标，有一种理想，有一种指望。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很多朋友说这个词太简单了，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概念，是我们关于世界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我们怎么能够形成对这个世界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当我们谈到世界观，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看法和观点的时候，前提是要去观世界。我们怎么观世界？比如说，这有个茶杯，我们观这个茶杯的时候，我们是在茶杯的里面去观察呢？还是在茶杯外面去观察？我们是在茶杯的外部去看它，内部我们看不到，也进不了它的内部。我们是在茶杯的外面去看它，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茶杯外部的对象。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世界？你是在世界之中看世界，还是在世界之外看世界？有的朋友说，我在世界之外看世界，那就是超人。你怎么在外面看到这个世界呢？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终究是在这个世界之中看世界的。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你在世界之中怎么看自己？有的朋友说，那还不好看吗，手机打开，不要把它点亮，对着自己一看就看到了，或者把化妆盒打开，拿着镜子看一下就看到了。我们是这样看自己吗？通常不是。我们要靠外界的评价来看自己。而且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个传统文化，是很谦逊的。当他者给予你一个比较高的评价的时候，你不仅表示高兴，而且觉得要谦虚一下实际上自己并没有那么好。可是，你一谦虚，人家可能更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因此你不仅得到很高的评价，而且还有一个高尚的美德，这是一种双重的赞赏。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界之中看自己的时候，是通过外界来看自己的，是通过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看自己的。
现在我的进一步问题是，看你的那个外在的人变化吗？随着时代的变化他变化吗？我们自己变化吗？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化吗？都在变化。那我们怎么看自己？这实际上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真正的难题，所以才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只有自律，我们才能真正看得懂自己，才能真正看得清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通过做事，进而通过别人的评价来理解我们自己，才成为一个做人的问题。当做人和做事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当然就存在着做领导或者做官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内在一致的辩证过程。当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清楚的话，实际上就成就了我们个人的哲学学养和政治素质。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实际上归根结底谈到的是一个人对世界、对自己以及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念，它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所以，我们经常谈到的一点：做人要清醒，做事不任性，做官不妄为。为此，就要在人格上自重，在思想上自省，在精神上自觉。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一个人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又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我们长期坚守一种做人做事的原则不是那么容易的，而这在很大的意义上就决定了我们能否成就自我。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做人做事的各种不同的评价，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因为价值观的形成，它使我们能够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就是你既可以选择这么做，也可以选择那么做，如果说没得选，那就不存在律不律己或者修不修身的问题。问题是有的选，既能做得好，也能做得不好；既能有所价值，又能没有价值。而你选了做得好，选择有价值，那么就成就了自己，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体现了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踏实地求索，可以艰难地跋涉，甚至可以变通地运作。但是，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我们就极易变成无根的浮萍。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随便。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特别是到一个饭店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物质匮乏的时代了，我们都没有那么强的饥饿感，当一个朋友问你今天吃点什么？你回答，随便吧。你又问对方说，今天你觉得吃点什么好呢？他也说，随便吧。然后服务员站在旁边就不知道记什么，因为你们说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记下来的东西。后来，他们发明了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随便”。我特意去那个饭店点了一次“随便”。我发现什么是随便呢？用那天有什么菜就随便炒一下，这叫随便。两个人或者多个人到了饭店里面，今天吃什么呢？随便。服务员就记下来了“随便”。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当你对这些事情不在意乃至不选择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比如说，有的人说无所谓，怎么都行。这就是选择，不是没有选择，而是一个不选择的选择。当别人有所选择，而你不选择的时候，那可能就应该他做得好，就应该他获得认可，就应该他在变化丰富多彩的时代实现他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去年到一个地方去讲课，发现当地有一张报纸在谈怎么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做法有点意思。这个报纸是每周做一个介绍，把我们理想的价值观落实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和每一天的生活琐事之中。于是，我就把报纸的一张拍了下来，我们看它这一周七天，而且这只是365天中的七天。第一天，捐10块钱支持免费午餐；第二天，陪父母看场电影；第三天，看望一次孤残儿童；第四天，夜深时调低电视的音量；第五天，和同事分享方法和技术；第六天，开车系好安全带；第七天，打印、复印节约用纸。好像都是不能再小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日积月累，善莫大焉。不要看这些都是小事，如果我们每天都不做的话，长久以后，我们可能也就没做多少真正值得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可能有规划，这个规划本身就是律己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哪怕就那么一点小事，你做长了，就感受出来了。而我们不是每天都会做这些事情的，而且我们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表达之中，不见得让我们感觉到真正实现了律己或者修身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这是从一个孩子的生活中去理解我们自己。有一次我到去游泳，在泳池边，我无意间听到两个小朋友对话。第一个小朋友拿了一个很漂亮的游泳圈问第二个小朋友，说：“这是我的游泳圈，你的呢？”我们体会一下，这个小朋友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动机或者潜在的目的？对方什么样的回答能让他感到内心的满足呢？大概他想要听到的是：这个游泳圈太漂亮了，你能借给我用一用吗？然后他就会选择我借给你或者不借给你，他就感到很快乐。但是，对方说了一句让他内心受到冲撞的话，以至于不仅没有获得赞扬，还感到了“羞辱”。对方的回答是“我会游泳，不用游泳圈”。第一个小朋友内心获得很大的打击，本来我想炫耀一下，结果不仅没有获得满足，对方还有一个我不具备的能力，被“羞辱”了。如果像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反思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去炫耀，我本来就应该跟人和谐相处。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文化涵养把这个事情圆回来的话，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通常会说，我不会游泳，你能教教我吗？但是第一个小朋友当时很恼火，他说了一句很任性的话，我听了大吃一惊。他说，“我不会游泳，但是我可以打死你”。然后，第一个小朋友就追着第二个小朋友，两个人就打闹起来，当然不是真正把他打死了，而是开心地玩闹。但是我是一个搞理论工作的人，我就对这个事情进行语言分析。一分析，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你不赞美我，我就要消灭你。这个事情太任性了。或者你赞美我，或者我消灭你。当然，在历史上、国际关系舞台上，这种逻辑是常见的，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这让我们认识到价值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阵地，我们如何理解修身和律己的问题？当然孩子的事情，我们通常会往成年人身上去想，孩子的成长环境，包括我们成人的世界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思维逻辑。
还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小朋友说要做科学家，要做一个工程师，要做一个市长……我们发现孩子会有一个目标，而那是在他看来是比较体面的目标。前几年《广州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小学生，他问这个小学生说长大后想干什么？这个小朋友给他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回答，是“我想当贪官”。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当贪官？小朋友更直白的说，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后来其他的一些传媒，特别是网络平台对此进行了跟踪研究，讨论为什么这个孩子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呢？有一种观点说，他大概是《皇帝新装》中的小朋友，道出了别人不敢说的东西。有人说，这就是孩子一句无心的话，不要想太多。也有人说，生活环境可能变化了，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争论不休。但是这呈现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律己和修身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小事是不被人们注意的，但在很大意义上反映了律己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去特别愿意在墙上记一个他自己的名字，叫“某某到此一游”，特别是在文物古迹上做破坏性的“工作”，实际上是很不好的。我最近还发现有一些人不写自己到此一游，他写别人到此一游，总之都很不道德。再比如说随地吐痰的问题，公共场所没有秩序的问题，还有不知道是真的乞丐还是假的乞丐的问题，这些都困扰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经常用“勿以恶小而为之”来谈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它更多的是修身律己的问题。
在一种比较大的意义上，我们讲律己的问题，实际上是面对着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是比较早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而且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逻辑的链条。一个制作三聚氰氨奶的人，我基本上认为，他不会把三聚氰氨放到奶里之后很开心，然后立即给他的妈妈喝。我估计一个做三聚氰氨奶的人通常不这么做，他是不会喝这个奶的。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对他自己无害。而另一个做地沟油的人也绝对不会炼出油来立即煎一个荷包蛋给他的孩子吃。还有比如说一个制作农药残留蔬菜的人，他自己还有一个后花园，种自己吃的东西。且不说这些人自己最终对自己是不是造成了一种危害，仅仅在他假设可能对自己不造成危害的情景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一个做三聚氰氨奶的人很可能吃到地沟油和农药残留蔬菜，一个做地沟油的人很可能喝三聚氰氨奶、吃农药残留蔬菜，一个生产农药残留蔬菜的人很可能吃地沟油、喝三聚氰氨奶。而且食品安全的问题绝不只是这三种，太多了。这就是当一个人不能律己的时候，实际上就害了自己。这是我们用食品安全情景为例做的一个比方。日常生活中这种情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自律实际上不仅对自己非常有好处，在很大的意义上讲，它对我们生活环境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受益的。所以，当每个人看起来好像都很聪明的时候，那就是总体上的不聪明，我们就会感到非常地困惑和惊愕。
严以律己要求我们有自知之明。这个漫画是一个小孩在一个跷跷板上，旁边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讲的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高点，来来回回许多次，却发现站上高点是多么的困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高点，在这个小孩的视野中，哪个是高点？实际上，对面的那个点是他看得到的高点。可是他一到对面之后，跷跷板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他又发现一个高点，还在对面，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往那边跑，跷跷板又掉下来。然后他又发现一个高点，又急急忙忙往那边跑，来来回回许多次，发现站上高点很困难。有没有一种情景可以让这个小朋友站到对面的那个点上？应该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对面有一个人托举着他，他就可以站上去。或者有一个人坐在对面的跷跷板上，那个人的体重足够可以让他站起来。如果没有外力的扶持，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他唯一能够站上的高点是哪个点？就是中间那个点。所以，我们对自己有所判断，才能有所谓自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然后才能涉及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这个小朋友来来回回许多次，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任性而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不可取的。
在谈立身之本问题的时候，严以律己归根到底是做人的问题。而做人如果不是一个空泛的强调，那么实际上它就要在做事之中体现出来。当做事达到一定的境界，就有所谓做领导、做官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这种过程有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就是一个人内在的修养和自律的问题。当他的内在修养和自律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有做领导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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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以律己要求要讲规矩、守纪律
关于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内容了。这个内容实际上涉及到关于党的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严以律己要求讲规矩、守纪律，就是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设，用总书记的话来讲，就是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规矩”一词，是中国人的原创，中国人讲规矩，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方法和一个原则的问题。而这个方法跟原则达到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圆融的境界。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今后各个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当前一项重要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所以，总书记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实际上借用了西方的一个理论。这是1982年两个西方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当一扇窗户打碎了，如果你不赶快去把这扇窗户修整好，过不久，周围的窗户也会被打坏。或者说，在一面墙上，如果乱涂乱抹而不尽快理清，很快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乱涂乱抹。这个足以值得我们警醒。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政治纪律。每一个人在入党的时候都会强调自己会遵守或者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拥护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纪律”作为一项正式的文字，是1927年中共五大在《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文件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宜重视政治纪律”。后来，“政治纪律”一再被人们重视和不断地提及。到了1975年的时候，小平同志重新提到了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说要重新重视党的政治纪律的问题。他说，“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所以不仅要加强组织纪律，还要加强政治纪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提出和强调执行党的政治纪律问题。比较早的一次是1980年的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叫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后来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十八大的报告中，都多次强调全党在政治上的统一，都强调政治纪律的问题。所以，党在强调政治纪律方面是有非常优良的传统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组织内在一致的问题，涉及到这个组织战斗力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最近有一个词非常热，那就是政治规矩。这个词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这个词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关注，包括很多海外媒体都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
而且人们还谈到了如何理解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总书记也做了一次非常明确地强调。他说：“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他非常清楚地谈到了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人们就懂得了，一方面，成文的政治纪律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另外一方面，不成文的，但约定俗成的、行政有效的规矩也是我们必须遵守的。
正是有了这么多的规矩和纪律，党发展到今天才有自身非常大的优势，才有了这些优良的传统。所以，总书记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如果说没有了规矩，不讲规矩，不守规矩，也就无所谓一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很多学者所谈的第五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所谈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这个现代化叫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有大量的规则。这个规则非常重要，有纪律，要遵循法律。这个是我们新的时期我觉得谈到党风建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刚才谈到了规矩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是约定俗成，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可以回忆，实际上党的历史上有很多规矩。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都熟悉的，1947年毛泽东同志起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被创作成一首歌，是红色歌曲中经典中的经典。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三点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对我们仍然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另外是八项注意，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罗列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这八项注意就是规矩。前三个是纪律，后八个是规矩。所以，在1947年毛泽东同志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讲规矩、守纪律。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后面的“注意”也是必须遵守的。1949年，在建国之前，党在西柏坡也立下了六个规矩，这个不是纪律而是规矩。第一个规矩，不做寿。党的领导人不大范围的过生日。第二，不送礼。第三，少敬酒。因为必要的时候敬酒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礼仪，但是不能喝大酒，不能在酒上误事，少敬酒。第四，少拍掌。第五，不以人名作地名。第六，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今天我们发现这六项规矩有的也很有警示意义。
讲规矩、守纪律，强调的就是要严以律己。党员干部讲规矩、守纪律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自律的过程。当自律的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通过社会评价进一步呈现他律的过程了。而严以律己本身体现在一言一行、一蔬一饭之中，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惯。不是说我们在某个场合说的一些宏观的话，有很多话好像说得都很明白了，如何在生活中真正去落实，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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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严以律己，就是要把三件事情放在心上。第一，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李瑞环同志曾经对这个问题有很精彩的一个说法。他说，群众最可敬。因为群众中有很多智慧。毛主席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要想当群众的先生，先得做群众的学生。我发现老百姓在生活中有很多办法，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有很多“道道”。这些办法和“道道”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生活中最朴实的规律。我们处理很多实际问题的时候，可能还真得问道于民。这是第一点，群众最可敬。第二，群众最可爱。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有来自本心的和谐元素。第三，群众最可怜。因为群众中有很多大量实际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处理好。最后一个，群众最可畏。因为历史终究是人民群众的。这是第一个，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这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心上。我们所说的律己，如果不是一句空话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终究是通过讲规矩和守纪律来实现的。一个没有什么规矩意识、藐视纪律的人，也就无所谓律己。
第三，要把历史和现实放在心上。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今天的历史。我们既要能够重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要注意到现实生活中对我们有很多挑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而这只有通过律己，首先确认提升自我的前提，才能够做得更好。
同时，在今天强调“四个全面”这样一个语境之下，依法治国已经变得突出的重要了。因此，坚持律己，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纪律方面、规矩方面、道德方面或者价值观方面等的自律，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强调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思维，不仅要知法懂法，而且要信法用法，法律是个大规矩，这可能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做理论的同志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今天看来是需要发展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对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在18世纪的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语境之中，这个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那个时代，法律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不能保护穷人。所以，我们看反映那个时代，包括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著名影片，比如说《雾都孤儿》、《悲惨世界》，会发现那个法律是存在的，甚至它是合理的，但它不能够保证大多数穷人的命运，或者说穷人在法律的实际保护之外。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很多的评价，提出了一条能够彻底改变广大穷人境地的一条根本的道路。而今天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谋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之中，法律至关重要。所以，这就是涉及到如何制定一个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法律的问题，并使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讲规矩、守纪律，实际上应该在法律意义上去理解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去理解讲规矩、守纪律，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就是讲政治。一个讲规矩、守纪律的人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到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谈到的修身和律己的问题，就是要自律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律己和修身很经典的例子。我举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叫杨震的人，后来人们把他叫做“关西孔子”“四知先生”。这个人到东莱去当太守，路过昌邑，之前他举荐过的王密在这个地方做县令。王密看伯乐来了，有知遇之恩，晚上就来见他，怀揣了10斤金子来赠给杨震。杨震一看给他这么多钱，觉得这不好。所以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我了解你，可你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呢？我了解你，认为你这个人很贤能才举荐你，你怎么不了解我，认为我是一个受贿的人呢？王密说了一句话，他说，“暮夜无知者。”他说，大晚上，这么黑，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杨震说了一句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叫没人知道呢？王密就很惭愧了，揣着这10斤金子就走了。这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就是所谓“四知”。 当时杨震办公的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四知堂”。“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实际上是讲自律了。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很著名。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江苏徐州人叫山云，是个武将，被任命为总兵，镇守广西。他到广西之后，问一个德高望重的人——郑牢说，做将官的人并不计较贪和不贪，何况广西素行贿赂，我能不能贪一点呢？郑牢就说了八个字：“白袍点墨，终不可湔”。意思是，如果在白色的袍子上弄了一点墨，怎么洗都是洗不干净的。后来，山云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贪污的劣迹。
以上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严以律己正面的例子，而且这类的例子还很多。虽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有很多不太理想的现象，但是清官的故事流传出来不少。当然也有反例，我举两个反例，第一个例子是说宋太祖。宋太祖是武将出身，爱好打鸟，因为打鸟而疏于政事。有一天玩兴正浓，谏官路过劝阻。太祖不仅不听，还给了这个谏官两弹弓，打掉了谏官的两颗牙齿。谏官要让史官把这件事情写入正史。这个时候宋太祖怕了，忙向谏官赔罪。我们要有历史意识，我们现实中的每一刻都是在铸造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且大家注意，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虽然后来帝王向史官赔礼道歉了，但史官还是把这件写进了历史。所以我们得敬畏历史。刚才我谈到说把三件事情放心上，把人民群众放心上，把纪律规矩放在心上，把历史和现实放在心上。如果不把历史放在心上，这是有后患的。这是宋太祖的一个反例。第二个是个故事，《醒世恒言》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挺好玩的。他说，唐朝有一个进士出身的人叫薛伟（薛录事），因病发高烧，梦到他自己高热难耐，突然间前面有一个大的河，他跳了进去，变成了一条金鲤鱼，看见渔翁垂钓。由于他是人化的，不是普通的鱼，明明知道这是钓钩，但是鱼饵实在诱人，犹豫再三，但是实在控制不住，最终张嘴咬钩被渔翁钓了上来。所以，《醒事恒言》的作者冯梦龙先生有一个点评，他说“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这是一种矛盾，是让我们纠结的地方，你看得清楚，不见得做得明白。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那是太简单的一个道理了，可是能不能把这个简单的道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这可能是两回事。
这个故事让我就想起了另一个事。这是一个真事。在北极，爱斯基摩人是要捕杀北极熊的，可是爱斯基摩人怎么捕杀北极熊呢？有的朋友说无非是几个人联合起来把这个熊打倒，那可打不倒，这个熊太大了。所以，爱斯基摩人如果用手臂之力去抓北极熊，那不是抓熊，是被熊抓了。但是北极熊有一个缺陷被爱斯基摩人发现了。这个缺陷就是嗜血，比如说它抓住一个猎物，最喜欢就是喝它的鲜血。爱斯基摩人弄了一盆血，把很多的匕首放在血里面，在外面冻，血块一冻就冻硬了，把带匕首的血冰棒放在北极熊经常出没的地方，北极熊纷纷都过来了，外面是血，看不到匕首。北极熊非常喜欢，就开始用舌头舔这个血，开始舔的确实是里面的血，而且很美味，舔到一定的时候，舌头就被冻麻木了，再舔的时候，舔的是匕首。这个时候冻僵的舌头去舔匕首，那是什么结局？北极熊还是大量地喝进去血，实际上这个时候它喝的都是自己的血。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成了爱斯基摩人的猎物。这个故事讲的是熊，可是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实际生活中某些的情景。有一些人所得到的那些东西是真正的一种所得，还是不断地消耗自我，乃至于失去了自我。这一点我想可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在一些经验性的判断之中也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现实。我举几个老革命家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大家都熟知的，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当时在北大读书，吃住都在学校。那个时候中国物质还有些匮乏，李讷不经常回家，可是毛主席是不允许车接车送的，让她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学习生活。有一次李讷就从学校回来了，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看李讷脸色不太好，问她，你怎么回事？怎么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李讷说，饿的。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看到过这个情节，当时李讷回来之后，跟毛主席一起吃饭，做了几盘菜，菜都很简单。我印象很深，其中有一盘是炒马齿苋，李讷全都吃了，吃完之后还用开水把盘子都烫了一下，最后汤也都喝了。我当时印象中厨师说要不再做点什么，毛主席说不要做了。当时，李银桥设法搞了一包饼干，给李讷吃。毛泽东知道了，严厉地批评了李银桥搞特殊化。李银桥就说主席，你对自己要求是不是太严格了，别人家也给孩子送吃的。毛主席怒斥，他说，人家的孩子可以送，我的孩子不能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这样的故事在毛主席身上有很多，我只举这么一个例子跟大家重温一下。
另外一个故事，在很多地方也多次讲到。1963年，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也很差。周总理当时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谈到领导干部要过“五关”，第一关是思想关，第二关是政治关，第三关是社会关，第四关是亲属关，第五关是生活关。周总理要求别人这么做，他自己是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他和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生活的西花厅是个古老的旧宅。有一次周总理到南方去视察，他的秘书何谦就趁他视察期间，“先斩后奏”，简单把这个房子给装修一下，把一些旧东西搬走了，换了一些新东西。周总理回来以后大发脾气，让他必须把旧东西拿回来，新东西退回有关地方。而且不仅如此，还在很多地方做了严肃地自我批评。这可以看出这代人的自律。
我前段时间去上海，正好到了陈云故居，陈云故居的同志讲陈云同志也是这样。陈云同志有次跟警卫员说北京很缺水，不要经常地浪费水。他们家有一个浴缸，但是那个浴缸基本上是不用的。陈云同志给警卫员讲，说你知不知道这一个水杯的水够我洗一个头。我听了之后很受感染。当然，今天我们的物质不是那么匮乏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可是那代人那种自律的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5）
习近平同志曾经给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写了一封家信。在这封信中，习近平同志这样写道，他说：“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最后在这个地方再讲两个故事。一个是宋庆龄同志的，1963年的时候，她在家中接待了锡兰的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事先她就嘱咐一个叫周和康的工作人员去商店买回来一批价值293块钱的中国绸缎送给锡兰的外宾。据说宋庆龄同志为人细致，每一笔账她都要过目。她看账目的时候发现这笔钱没有列入她的开支之中，很生气，就把周和康同志召到客厅里谈话，问怎么回事？周和康就很忐忑地说，秘书对我说这些礼品的费用按照规定是可以由公家报销的，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入家用的开支账内。宋庆龄听后很不高兴，神情严肃地说：“周同志，这样做是错误的。一个人做事要论理、论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这样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宋庆龄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她认为这是她个人送给总理夫人的。
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在各个部队都很常见了。建国初期的时候生活很匮乏，当时袁克服同志调任陕西省军区政委，他上任之后，在短时间就到省军区的各个地方跑遍，以便有的放矢地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临行前他就“约法三章”，这“三章”至今仍然有很高的警示意义：不准提前通知，不要搞迎送，不接受特殊照顾。到了军分区的第一天，吃饭时他就很不高兴。因为有个炊事员知道他是南方人，胃不好，机关有小米，他认为没有大米那么养胃，就单独给袁政委蒸了一碗大米饭。袁政委开始挺高兴，说这个地方的条件还不错，都能吃上大米饭。结果发现周围人吃的都是小米，就很不高兴。他说，不要单独给我蒸大米饭了。在座的干部，还有胃不好的，给我搞特殊化，这怎么能行呢？
那代人的故事太多了，我就不更多地跟大家分享了。每次重温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对我们个人的自律都在不同程度上会有所启发。
今天我们谈严以律己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方面是谈自律的正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出现了很多不律己的现象，而且有些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有些地方常见。而且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但今天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也不那么奇怪了。比如说，有的人做了这么一个总结叫“调查研究时坐着火车转、隔着玻璃看，从来不下火车”。坚持原则的时候是“牛栏关猫”。有的地方是建立小圈子、结交小兄弟、放纵小爱好。经常的一个现象是：酒杯一端，放宽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这些被群众编成了一些顺口溜。有的干部是目无组织纪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上级的政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对政策居然是有选择的。有的自由散漫，不讲规矩，该请示的不请示，该报告的不报告。有的胆大妄为，随心所欲，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有的是娇骄二气较重，对从严管理很不适应，不敢吃苦，不能担当。还有些干部言行不一致，表里不一，如同川剧里面的变脸，说一套做一套，想一套干一套，是两个样、两张皮，在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甚至其他各种各样的生活圈，不能检点自己、约束自己、反省自己。
所以总书记讲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往往是一些腐败现象的源头。严以律己实际上就是要有所不为。还有很多人做了总结。有的人说，有些干部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的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我们知道党的民主集中制，一旦确定下来以后我们要执行的。有的干部对中央发布的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无遮拦，毫无顾忌。有的干部热衷于“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借着一些社会活动的平台，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称兄道弟。须知党的干部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还有些干部让政治潜规则大行其道，有的干部是迈着锅台上炕，事后诸葛，组织意识淡薄，不向组织请示报告。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党员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实际上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一些不良的政治生态和一些不良的政治心态。
党这么多年在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有两个人可能很多次被人们提起来。第一个人是焦裕禄同志。通常我们把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称为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兰考的时候做了很精彩的讲话，还写了一首很深情的诗词。我在这个地方也想再补充一个故事。1962年的时候，焦裕禄工资相对比较高，有130多块钱，那个时候很多人家没有这么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家还经常吃不饱饭。为什么吃不饱饭？因为他经常拿钱帮助别人，有的时候他自己手里也很拮据。比如说有一次回到山东老家的时候，因为手头拮据，见到一个他的亲戚，按照风俗要给人家一个见面礼，他拿不出来。他去世的时候，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人们说他一个月工资130块钱，一年也不少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都到哪儿去了？当地有一个同志回忆说，焦裕禄曾连续三个月某地调研，每天要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4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的时候吃不到馍，只能吃到萝卜缨子和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一个同志讲，焦裕禄同志交的伙食费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另给钱。当时有一个工人，孩子多，家里挺困难，焦裕禄就给人送了很多钱。他还把自己家的粮食也给了别人。这些是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故事。还有一些故事可能随着一些人的离开就不为人知了。为什么说他是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因为他既能做到严以律己，同时又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很多人。所以他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典范。
另一个故事是杨善洲的故事。杨善洲的故事可能离我们比较近了，他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后是个楷模，他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个楷模。人们回忆他在土改的时候定了一个规矩，什么规矩？领导干部说话得算数，不能敷衍人，要取信于民。有一次，他跟村民约定开会，出发的时候下大雨了，他这个时候得了疟疾，高烧不退，大家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不行，我答应人家了，所以执意要赶到开会的地点，拄着拐杖走了六公里的山路，摔了好多跤，成了泥人，然后到当地参加了会议。老百姓看了之后就称赞共产党真是不得了，说话、办事让人敬仰，算数。那个时候城市户口非常的珍贵，杨善洲的女儿在外地当老师，夫妻两地分居很多年了，所以他女儿跟他求情调动，杨善洲拒绝了。虽然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地委书记一句话的事，但是他坚决不能这么做。还有一次是她女儿生孩子，用了公车，但是他执意要缴纳376块钱的车钱。他对自己和家人是严格要求，公私分明。
今天我们讲严以律己，如果我们在党员干部修身、律己、用权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话，实际上刚才谈到了，就是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那么也就是要深入理解政治的正确性。讲规矩、守纪律就是强调政治的正确性。因为这个政治规律是刚性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贵在修炼政治定力。这个定力不太容易修炼。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情景中，定力真的很重要。而且要养吾浩然之气，要不忘初心，能够做到知行合一。严以律己，实际上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想干事、肯干事、多干事、干实事。周总理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老实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不仅周总理这样讲，我发现在文学作品里，但凡一个人最后获得很大的成功，通常这个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聪明人特别多的时候，老实人就变得特别重要。大家可以去体会这个道理。所以，实干兴邦，如果能够实言、实行、实心的话，就能够有服人的分量。
严以律己还要强调道德修养，从根本上强调政治的素养。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种精神自律就要求我们慎独、慎微、慎言、慎行，不要耍“小聪明”，要慎待“小兄弟”，警惕“小缺口”。因为小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不小，因为千里之堤可能溃于蚁穴。
做到这一点，我首先想到了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个说法，“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每天问自己，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今天我觉得身体确实是革命的本钱，这个也是律己的一方面的要求。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最后一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每天问自己一遍，这个可能也会起到很理想的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严以律己，谈到讲规矩、守纪律，要求做到五个必须，我跟大家重温一下。第一个必须，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就是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个必须，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于党的同志。团结，今天不仅在党的优良传统中是这样，在国外很多的理论建设之中团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很多国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跟我讲，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首歌叫做《团结》，我说我们也有一首歌，叫《团结就是力量》。第三，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第四，遵守服从组织的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的决定。第五，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的利益。这是我们所谈的讲规矩、守纪律应该做到的五个必须。
最后，我想跟大家再重温一下总书记两次讲话，作为我这次讲课的结束。第一次讲话是，2015年6月26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强调，要强化法规制度意识，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
这里面既有我们律己、修身具体的做法和方略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总书记很高超的哲学智慧。因为十八大以来有两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方法论。接下来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它的方法论。总书记很多讲话实际上都有这些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原理方面的很重要的阐述。
更近一次是6月30号，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说，要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真正做到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终坚定。这也是我们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的重要要求。
我们所谈的“三严三实”，实际上是一个辩证的统一整体，做人做事的这种严和做人做事的这种实，实际上是内在一致的。所以“三严三实”虽然讲的都是很普通的道理，但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5-09-17 宣讲家网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核心提示：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严以律己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与成事之基，是一种价值观。严以律己，体现在一言一行、一蔬一饭之中，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惯。严以律己要求讲规矩守纪律。党员干部讲规矩守纪律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律的过程。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今天谈一谈“三严三实”，特别是“三严三实”第二阶段学习中的严以律己。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谈一谈“三严三实”活动的总体情况以及严以律己与立身之本的关系问题；第二，围绕讲规矩、守纪律来谈一谈严以律己何以成为我们成事之基。这两方面内容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对“三严三实”整体的一个把握。
一、严以律己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
2014年的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谈到了“三严三实”。他在这次讲话中谈到，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要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那么，这就明确了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成为了做人从政、干事创业以及为官律己的标准。用“三严三实”来推进我们的党风建设，这项工作在全国已经初见成效。结合“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人们进行了很多反思，也对自己在修身、律己、用权各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谈到这项工作，我们前一阶段很多单位已经进行了严以修身的学习，从个人修身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理解。在第二个阶段，就涉及到了关于律己的问题。实际上，律己是修身的一个延伸。当修身和律己的问题处理好了以后，我们才能更多地去考虑用权的问题。在律己这个阶段，实际上我们都意识到严以律己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总书记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我们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严以律己”这个命题的话，会发现这个词语既是我们今天对个人修身、个人自律的一个现代表达，同时它也是渊源有自的。这个词最早出自宋代思想家陈亮《谢曾察院启》的一文中。文中说道，“严以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这里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严以律己，另外一个是心乎爱民。律己和爱民也就是对自我行为和道德的约束；对民众的爱心，这是一种治国之道。所以，在宋代思想家陈亮看来，严以律己和治国理政具有非常密切地关系。
今天，我们对这个传统的概念进行了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和一个创新性的发展，把它提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之中来。实际上，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修身自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连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因此，我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理解。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地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去落实关于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的一系列要求，那么就要求讲规矩、守纪律，以自律之自觉，做兴邦之实事。
我们现在谈到严以律己，可能是一个的个人选择，但未必能构成所有人一种自觉。当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有所发展，自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当自律的自觉在人的生命中形成之后，这个人在有所作为的过程中会把他自己的事业当成一种志业，因此会做大量的实事，而这个实事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要有很多方面的考量。比如说，要谨言慎行，要经常地反思自己。中国传统思想家孟子讲到每日要“三省吾身”。所谓三省吾身，就是多次反思自己的功过，特别是自己有没有过失。如果说自己有过失的话，力图尽快修改这个过失。为人要自重、自省，特别要防微杜渐，以内在的一种规则意识来面对今天社会生活中的复杂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感觉到四大考验得到了多次强调。我们面临改革开放的这样一种语境，特别是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的阶段，改革走向了深水区，更要求人们应该有内在的规则意识，更加要求自律。还有执政对自律的要求、发展市场经济对自律的要求，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律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观念的问题，它对人生来说是一个阵地。这点尤其要用心去体会它。
今天我们交流“严以律己”这个话题，我想很多朋友对它很了解。它谈的是一个做人和为官的问题。做人如果不是一个宽泛的话题的话，就必然要通过做事乃至于做官体现出来。或者说，做人是在做事乃至在做官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的。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通常不是空泛地评价的话，那么就一定通过这个人做的事情中去体会他这个人做人怎么样，做官也是如此。所以，做人首先要做事。没有所做的事情，就无法谈你怎么做人。一个人没有什么事情让别人去评价，然后我们空泛地评价这个人怎么样，这是很难做得到的。当做事达到一定的境界，才涉及到如何做官的问题。
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通常有两种：第一，他的能力评价；第二，他的人格评价。通常，这两种评价也是内在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什么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评价不会很高。当然如果一个人人格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更低了。
（2）
中国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在“选贤举能”时会遇到四种对象：第一种人，既有能力又有道德；第二种人，只有能力没有道德；第三种人，只有道德没有能力；第四种人，又没有能力又没有道德。然后，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四种人里面哪一种人是在选拔官员的时候不能选拔的对象。那个时候，有的人回答说，是不是不能选既没有能力又没有道德的人？司马光说不是，他认为有一种人是万万不能选拔的，那就是有能力但没有道德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又没有道德又没有能力，大概也干不成什么太大的坏事，因为他终究没有能力；可是如果是有能力却没有道德的人，这麻烦了，很可能会干坏事，会破坏政治生态，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用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从一个人的道德自律到国家的道德治理，它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在个人层面就是我们所谈的律己的问题。律己，通常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做的一个很关键的评价，当然这种人格的评价跟一个人能力的评价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去做事的时候，通常做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甚至讲究韬略。为此，要去了解外部的境况和自己的限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对外部的事物有所了解。所谓谋事在人，也就是说我们做事要有谋略，进而在实现我们目的的过程之中来呈现我们的某种境界。所以，我们说做人做官有艺术，或者是有办法的，是有韬略的，通常是对这个人能力的一个很高的认定。而这种认定，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和一个人所做的事以及做人的基本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理解为人处事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晚年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做人是一项很艰难的事业。”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反复被这句话所感动。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还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存在物。人只要在这个世上生活，总是要不断地丰富自己，我们总是要想明天怎么样？明天是不是能更好？所以，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去想一个更好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目标，有一种理想，有一种指望。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很多朋友说这个词太简单了，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概念，是我们关于世界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我们怎么能够形成对这个世界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当我们谈到世界观，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看法和观点的时候，前提是要去观世界。我们怎么观世界？比如说，这有个茶杯，我们观这个茶杯的时候，我们是在茶杯的里面去观察呢？还是在茶杯外面去观察？我们是在茶杯的外部去看它，内部我们看不到，也进不了它的内部。我们是在茶杯的外面去看它，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茶杯外部的对象。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世界？你是在世界之中看世界，还是在世界之外看世界？有的朋友说，我在世界之外看世界，那就是超人。你怎么在外面看到这个世界呢？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终究是在这个世界之中看世界的。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你在世界之中怎么看自己？有的朋友说，那还不好看吗，手机打开，不要把它点亮，对着自己一看就看到了，或者把化妆盒打开，拿着镜子看一下就看到了。我们是这样看自己吗？通常不是。我们要靠外界的评价来看自己。而且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个传统文化，是很谦逊的。当他者给予你一个比较高的评价的时候，你不仅表示高兴，而且觉得要谦虚一下实际上自己并没有那么好。可是，你一谦虚，人家可能更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因此你不仅得到很高的评价，而且还有一个高尚的美德，这是一种双重的赞赏。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界之中看自己的时候，是通过外界来看自己的，是通过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看自己的。
现在我的进一步问题是，看你的那个外在的人变化吗？随着时代的变化他变化吗？我们自己变化吗？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化吗？都在变化。那我们怎么看自己？这实际上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真正的难题，所以才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只有自律，我们才能真正看得懂自己，才能真正看得清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通过做事，进而通过别人的评价来理解我们自己，才成为一个做人的问题。当做人和做事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当然就存在着做领导或者做官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内在一致的辩证过程。当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清楚的话，实际上就成就了我们个人的哲学学养和政治素质。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实际上归根结底谈到的是一个人对世界、对自己以及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念，它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所以，我们经常谈到的一点：做人要清醒，做事不任性，做官不妄为。为此，就要在人格上自重，在思想上自省，在精神上自觉。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一个人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又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我们长期坚守一种做人做事的原则不是那么容易的，而这在很大的意义上就决定了我们能否成就自我。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做人做事的各种不同的评价，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因为价值观的形成，它使我们能够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就是你既可以选择这么做，也可以选择那么做，如果说没得选，那就不存在律不律己或者修不修身的问题。问题是有的选，既能做得好，也能做得不好；既能有所价值，又能没有价值。而你选了做得好，选择有价值，那么就成就了自己，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体现了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踏实地求索，可以艰难地跋涉，甚至可以变通地运作。但是，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我们就极易变成无根的浮萍。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随便。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特别是到一个饭店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物质匮乏的时代了，我们都没有那么强的饥饿感，当一个朋友问你今天吃点什么？你回答，随便吧。你又问对方说，今天你觉得吃点什么好呢？他也说，随便吧。然后服务员站在旁边就不知道记什么，因为你们说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记下来的东西。后来，他们发明了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随便”。我特意去那个饭店点了一次“随便”。我发现什么是随便呢？用那天有什么菜就随便炒一下，这叫随便。两个人或者多个人到了饭店里面，今天吃什么呢？随便。服务员就记下来了“随便”。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当你对这些事情不在意乃至不选择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比如说，有的人说无所谓，怎么都行。这就是选择，不是没有选择，而是一个不选择的选择。当别人有所选择，而你不选择的时候，那可能就应该他做得好，就应该他获得认可，就应该他在变化丰富多彩的时代实现他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去年到一个地方去讲课，发现当地有一张报纸在谈怎么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做法有点意思。这个报纸是每周做一个介绍，把我们理想的价值观落实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和每一天的生活琐事之中。于是，我就把报纸的一张拍了下来，我们看它这一周七天，而且这只是365天中的七天。第一天，捐10块钱支持免费午餐；第二天，陪父母看场电影；第三天，看望一次孤残儿童；第四天，夜深时调低电视的音量；第五天，和同事分享方法和技术；第六天，开车系好安全带；第七天，打印、复印节约用纸。好像都是不能再小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日积月累，善莫大焉。不要看这些都是小事，如果我们每天都不做的话，长久以后，我们可能也就没做多少真正值得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可能有规划，这个规划本身就是律己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哪怕就那么一点小事，你做长了，就感受出来了。而我们不是每天都会做这些事情的，而且我们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表达之中，不见得让我们感觉到真正实现了律己或者修身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这是从一个孩子的生活中去理解我们自己。有一次我到去游泳，在泳池边，我无意间听到两个小朋友对话。第一个小朋友拿了一个很漂亮的游泳圈问第二个小朋友，说：“这是我的游泳圈，你的呢？”我们体会一下，这个小朋友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动机或者潜在的目的？对方什么样的回答能让他感到内心的满足呢？大概他想要听到的是：这个游泳圈太漂亮了，你能借给我用一用吗？然后他就会选择我借给你或者不借给你，他就感到很快乐。但是，对方说了一句让他内心受到冲撞的话，以至于不仅没有获得赞扬，还感到了“羞辱”。对方的回答是“我会游泳，不用游泳圈”。第一个小朋友内心获得很大的打击，本来我想炫耀一下，结果不仅没有获得满足，对方还有一个我不具备的能力，被“羞辱”了。如果像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反思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去炫耀，我本来就应该跟人和谐相处。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文化涵养把这个事情圆回来的话，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通常会说，我不会游泳，你能教教我吗？但是第一个小朋友当时很恼火，他说了一句很任性的话，我听了大吃一惊。他说，“我不会游泳，但是我可以打死你”。然后，第一个小朋友就追着第二个小朋友，两个人就打闹起来，当然不是真正把他打死了，而是开心地玩闹。但是我是一个搞理论工作的人，我就对这个事情进行语言分析。一分析，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你不赞美我，我就要消灭你。这个事情太任性了。或者你赞美我，或者我消灭你。当然，在历史上、国际关系舞台上，这种逻辑是常见的，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这让我们认识到价值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阵地，我们如何理解修身和律己的问题？当然孩子的事情，我们通常会往成年人身上去想，孩子的成长环境，包括我们成人的世界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思维逻辑。
还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小朋友说要做科学家，要做一个工程师，要做一个市长……我们发现孩子会有一个目标，而那是在他看来是比较体面的目标。前几年《广州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小学生，他问这个小学生说长大后想干什么？这个小朋友给他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回答，是“我想当贪官”。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当贪官？小朋友更直白的说，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后来其他的一些传媒，特别是网络平台对此进行了跟踪研究，讨论为什么这个孩子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呢？有一种观点说，他大概是《皇帝新装》中的小朋友，道出了别人不敢说的东西。有人说，这就是孩子一句无心的话，不要想太多。也有人说，生活环境可能变化了，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争论不休。但是这呈现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律己和修身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小事是不被人们注意的，但在很大意义上反映了律己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去特别愿意在墙上记一个他自己的名字，叫“某某到此一游”，特别是在文物古迹上做破坏性的“工作”，实际上是很不好的。我最近还发现有一些人不写自己到此一游，他写别人到此一游，总之都很不道德。再比如说随地吐痰的问题，公共场所没有秩序的问题，还有不知道是真的乞丐还是假的乞丐的问题，这些都困扰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经常用“勿以恶小而为之”来谈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它更多的是修身律己的问题。
在一种比较大的意义上，我们讲律己的问题，实际上是面对着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是比较早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而且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逻辑的链条。一个制作三聚氰氨奶的人，我基本上认为，他不会把三聚氰氨放到奶里之后很开心，然后立即给他的妈妈喝。我估计一个做三聚氰氨奶的人通常不这么做，他是不会喝这个奶的。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对他自己无害。而另一个做地沟油的人也绝对不会炼出油来立即煎一个荷包蛋给他的孩子吃。还有比如说一个制作农药残留蔬菜的人，他自己还有一个后花园，种自己吃的东西。且不说这些人自己最终对自己是不是造成了一种危害，仅仅在他假设可能对自己不造成危害的情景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一个做三聚氰氨奶的人很可能吃到地沟油和农药残留蔬菜，一个做地沟油的人很可能喝三聚氰氨奶、吃农药残留蔬菜，一个生产农药残留蔬菜的人很可能吃地沟油、喝三聚氰氨奶。而且食品安全的问题绝不只是这三种，太多了。这就是当一个人不能律己的时候，实际上就害了自己。这是我们用食品安全情景为例做的一个比方。日常生活中这种情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自律实际上不仅对自己非常有好处，在很大的意义上讲，它对我们生活环境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受益的。所以，当每个人看起来好像都很聪明的时候，那就是总体上的不聪明，我们就会感到非常地困惑和惊愕。
严以律己要求我们有自知之明。这个漫画是一个小孩在一个跷跷板上，旁边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讲的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高点，来来回回许多次，却发现站上高点是多么的困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高点，在这个小孩的视野中，哪个是高点？实际上，对面的那个点是他看得到的高点。可是他一到对面之后，跷跷板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他又发现一个高点，还在对面，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往那边跑，跷跷板又掉下来。然后他又发现一个高点，又急急忙忙往那边跑，来来回回许多次，发现站上高点很困难。有没有一种情景可以让这个小朋友站到对面的那个点上？应该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对面有一个人托举着他，他就可以站上去。或者有一个人坐在对面的跷跷板上，那个人的体重足够可以让他站起来。如果没有外力的扶持，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他唯一能够站上的高点是哪个点？就是中间那个点。所以，我们对自己有所判断，才能有所谓自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然后才能涉及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这个小朋友来来回回许多次，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任性而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不可取的。
在谈立身之本问题的时候，严以律己归根到底是做人的问题。而做人如果不是一个空泛的强调，那么实际上它就要在做事之中体现出来。当做事达到一定的境界，就有所谓做领导、做官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这种过程有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就是一个人内在的修养和自律的问题。当他的内在修养和自律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有做领导的艺术。
（3）
二、严以律己要求要讲规矩、守纪律
关于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内容了。这个内容实际上涉及到关于党的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严以律己要求讲规矩、守纪律，就是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设，用总书记的话来讲，就是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规矩”一词，是中国人的原创，中国人讲规矩，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方法和一个原则的问题。而这个方法跟原则达到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圆融的境界。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今后各个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当前一项重要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所以，总书记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实际上借用了西方的一个理论。这是1982年两个西方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当一扇窗户打碎了，如果你不赶快去把这扇窗户修整好，过不久，周围的窗户也会被打坏。或者说，在一面墙上，如果乱涂乱抹而不尽快理清，很快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乱涂乱抹。这个足以值得我们警醒。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政治纪律。每一个人在入党的时候都会强调自己会遵守或者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拥护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纪律”作为一项正式的文字，是1927年中共五大在《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文件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宜重视政治纪律”。后来，“政治纪律”一再被人们重视和不断地提及。到了1975年的时候，小平同志重新提到了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说要重新重视党的政治纪律的问题。他说，“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所以不仅要加强组织纪律，还要加强政治纪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提出和强调执行党的政治纪律问题。比较早的一次是1980年的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叫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后来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十八大的报告中，都多次强调全党在政治上的统一，都强调政治纪律的问题。所以，党在强调政治纪律方面是有非常优良的传统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组织内在一致的问题，涉及到这个组织战斗力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最近有一个词非常热，那就是政治规矩。这个词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这个词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关注，包括很多海外媒体都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
而且人们还谈到了如何理解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总书记也做了一次非常明确地强调。他说：“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他非常清楚地谈到了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人们就懂得了，一方面，成文的政治纪律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另外一方面，不成文的，但约定俗成的、行政有效的规矩也是我们必须遵守的。
正是有了这么多的规矩和纪律，党发展到今天才有自身非常大的优势，才有了这些优良的传统。所以，总书记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如果说没有了规矩，不讲规矩，不守规矩，也就无所谓一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很多学者所谈的第五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所谈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这个现代化叫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有大量的规则。这个规则非常重要，有纪律，要遵循法律。这个是我们新的时期我觉得谈到党风建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刚才谈到了规矩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是约定俗成，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可以回忆，实际上党的历史上有很多规矩。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都熟悉的，1947年毛泽东同志起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被创作成一首歌，是红色歌曲中经典中的经典。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三点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对我们仍然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另外是八项注意，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罗列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这八项注意就是规矩。前三个是纪律，后八个是规矩。所以，在1947年毛泽东同志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讲规矩、守纪律。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后面的“注意”也是必须遵守的。1949年，在建国之前，党在西柏坡也立下了六个规矩，这个不是纪律而是规矩。第一个规矩，不做寿。党的领导人不大范围的过生日。第二，不送礼。第三，少敬酒。因为必要的时候敬酒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礼仪，但是不能喝大酒，不能在酒上误事，少敬酒。第四，少拍掌。第五，不以人名作地名。第六，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今天我们发现这六项规矩有的也很有警示意义。
讲规矩、守纪律，强调的就是要严以律己。党员干部讲规矩、守纪律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自律的过程。当自律的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通过社会评价进一步呈现他律的过程了。而严以律己本身体现在一言一行、一蔬一饭之中，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惯。不是说我们在某个场合说的一些宏观的话，有很多话好像说得都很明白了，如何在生活中真正去落实，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4）
坚持严以律己，就是要把三件事情放在心上。第一，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李瑞环同志曾经对这个问题有很精彩的一个说法。他说，群众最可敬。因为群众中有很多智慧。毛主席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要想当群众的先生，先得做群众的学生。我发现老百姓在生活中有很多办法，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有很多“道道”。这些办法和“道道”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生活中最朴实的规律。我们处理很多实际问题的时候，可能还真得问道于民。这是第一点，群众最可敬。第二，群众最可爱。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有来自本心的和谐元素。第三，群众最可怜。因为群众中有很多大量实际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处理好。最后一个，群众最可畏。因为历史终究是人民群众的。这是第一个，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这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心上。我们所说的律己，如果不是一句空话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终究是通过讲规矩和守纪律来实现的。一个没有什么规矩意识、藐视纪律的人，也就无所谓律己。
第三，要把历史和现实放在心上。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今天的历史。我们既要能够重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要注意到现实生活中对我们有很多挑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而这只有通过律己，首先确认提升自我的前提，才能够做得更好。
同时，在今天强调“四个全面”这样一个语境之下，依法治国已经变得突出的重要了。因此，坚持律己，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纪律方面、规矩方面、道德方面或者价值观方面等的自律，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强调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思维，不仅要知法懂法，而且要信法用法，法律是个大规矩，这可能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做理论的同志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今天看来是需要发展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对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在18世纪的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语境之中，这个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那个时代，法律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不能保护穷人。所以，我们看反映那个时代，包括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著名影片，比如说《雾都孤儿》、《悲惨世界》，会发现那个法律是存在的，甚至它是合理的，但它不能够保证大多数穷人的命运，或者说穷人在法律的实际保护之外。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很多的评价，提出了一条能够彻底改变广大穷人境地的一条根本的道路。而今天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谋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之中，法律至关重要。所以，这就是涉及到如何制定一个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法律的问题，并使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讲规矩、守纪律，实际上应该在法律意义上去理解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去理解讲规矩、守纪律，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就是讲政治。一个讲规矩、守纪律的人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到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谈到的修身和律己的问题，就是要自律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律己和修身很经典的例子。我举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叫杨震的人，后来人们把他叫做“关西孔子”“四知先生”。这个人到东莱去当太守，路过昌邑，之前他举荐过的王密在这个地方做县令。王密看伯乐来了，有知遇之恩，晚上就来见他，怀揣了10斤金子来赠给杨震。杨震一看给他这么多钱，觉得这不好。所以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我了解你，可你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呢？我了解你，认为你这个人很贤能才举荐你，你怎么不了解我，认为我是一个受贿的人呢？王密说了一句话，他说，“暮夜无知者。”他说，大晚上，这么黑，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杨震说了一句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叫没人知道呢？王密就很惭愧了，揣着这10斤金子就走了。这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就是所谓“四知”。 当时杨震办公的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四知堂”。“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实际上是讲自律了。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很著名。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江苏徐州人叫山云，是个武将，被任命为总兵，镇守广西。他到广西之后，问一个德高望重的人——郑牢说，做将官的人并不计较贪和不贪，何况广西素行贿赂，我能不能贪一点呢？郑牢就说了八个字：“白袍点墨，终不可湔”。意思是，如果在白色的袍子上弄了一点墨，怎么洗都是洗不干净的。后来，山云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贪污的劣迹。
以上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严以律己正面的例子，而且这类的例子还很多。虽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有很多不太理想的现象，但是清官的故事流传出来不少。当然也有反例，我举两个反例，第一个例子是说宋太祖。宋太祖是武将出身，爱好打鸟，因为打鸟而疏于政事。有一天玩兴正浓，谏官路过劝阻。太祖不仅不听，还给了这个谏官两弹弓，打掉了谏官的两颗牙齿。谏官要让史官把这件事情写入正史。这个时候宋太祖怕了，忙向谏官赔罪。我们要有历史意识，我们现实中的每一刻都是在铸造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且大家注意，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虽然后来帝王向史官赔礼道歉了，但史官还是把这件写进了历史。所以我们得敬畏历史。刚才我谈到说把三件事情放心上，把人民群众放心上，把纪律规矩放在心上，把历史和现实放在心上。如果不把历史放在心上，这是有后患的。这是宋太祖的一个反例。第二个是个故事，《醒世恒言》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挺好玩的。他说，唐朝有一个进士出身的人叫薛伟（薛录事），因病发高烧，梦到他自己高热难耐，突然间前面有一个大的河，他跳了进去，变成了一条金鲤鱼，看见渔翁垂钓。由于他是人化的，不是普通的鱼，明明知道这是钓钩，但是鱼饵实在诱人，犹豫再三，但是实在控制不住，最终张嘴咬钩被渔翁钓了上来。所以，《醒事恒言》的作者冯梦龙先生有一个点评，他说“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这是一种矛盾，是让我们纠结的地方，你看得清楚，不见得做得明白。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那是太简单的一个道理了，可是能不能把这个简单的道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这可能是两回事。
这个故事让我就想起了另一个事。这是一个真事。在北极，爱斯基摩人是要捕杀北极熊的，可是爱斯基摩人怎么捕杀北极熊呢？有的朋友说无非是几个人联合起来把这个熊打倒，那可打不倒，这个熊太大了。所以，爱斯基摩人如果用手臂之力去抓北极熊，那不是抓熊，是被熊抓了。但是北极熊有一个缺陷被爱斯基摩人发现了。这个缺陷就是嗜血，比如说它抓住一个猎物，最喜欢就是喝它的鲜血。爱斯基摩人弄了一盆血，把很多的匕首放在血里面，在外面冻，血块一冻就冻硬了，把带匕首的血冰棒放在北极熊经常出没的地方，北极熊纷纷都过来了，外面是血，看不到匕首。北极熊非常喜欢，就开始用舌头舔这个血，开始舔的确实是里面的血，而且很美味，舔到一定的时候，舌头就被冻麻木了，再舔的时候，舔的是匕首。这个时候冻僵的舌头去舔匕首，那是什么结局？北极熊还是大量地喝进去血，实际上这个时候它喝的都是自己的血。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成了爱斯基摩人的猎物。这个故事讲的是熊，可是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实际生活中某些的情景。有一些人所得到的那些东西是真正的一种所得，还是不断地消耗自我，乃至于失去了自我。这一点我想可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在一些经验性的判断之中也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现实。我举几个老革命家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大家都熟知的，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当时在北大读书，吃住都在学校。那个时候中国物质还有些匮乏，李讷不经常回家，可是毛主席是不允许车接车送的，让她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学习生活。有一次李讷就从学校回来了，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看李讷脸色不太好，问她，你怎么回事？怎么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李讷说，饿的。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看到过这个情节，当时李讷回来之后，跟毛主席一起吃饭，做了几盘菜，菜都很简单。我印象很深，其中有一盘是炒马齿苋，李讷全都吃了，吃完之后还用开水把盘子都烫了一下，最后汤也都喝了。我当时印象中厨师说要不再做点什么，毛主席说不要做了。当时，李银桥设法搞了一包饼干，给李讷吃。毛泽东知道了，严厉地批评了李银桥搞特殊化。李银桥就说主席，你对自己要求是不是太严格了，别人家也给孩子送吃的。毛主席怒斥，他说，人家的孩子可以送，我的孩子不能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这样的故事在毛主席身上有很多，我只举这么一个例子跟大家重温一下。
另外一个故事，在很多地方也多次讲到。1963年，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也很差。周总理当时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谈到领导干部要过“五关”，第一关是思想关，第二关是政治关，第三关是社会关，第四关是亲属关，第五关是生活关。周总理要求别人这么做，他自己是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他和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生活的西花厅是个古老的旧宅。有一次周总理到南方去视察，他的秘书何谦就趁他视察期间，“先斩后奏”，简单把这个房子给装修一下，把一些旧东西搬走了，换了一些新东西。周总理回来以后大发脾气，让他必须把旧东西拿回来，新东西退回有关地方。而且不仅如此，还在很多地方做了严肃地自我批评。这可以看出这代人的自律。
我前段时间去上海，正好到了陈云故居，陈云故居的同志讲陈云同志也是这样。陈云同志有次跟警卫员说北京很缺水，不要经常地浪费水。他们家有一个浴缸，但是那个浴缸基本上是不用的。陈云同志给警卫员讲，说你知不知道这一个水杯的水够我洗一个头。我听了之后很受感染。当然，今天我们的物质不是那么匮乏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可是那代人那种自律的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5）
习近平同志曾经给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写了一封家信。在这封信中，习近平同志这样写道，他说：“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最后在这个地方再讲两个故事。一个是宋庆龄同志的，1963年的时候，她在家中接待了锡兰的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事先她就嘱咐一个叫周和康的工作人员去商店买回来一批价值293块钱的中国绸缎送给锡兰的外宾。据说宋庆龄同志为人细致，每一笔账她都要过目。她看账目的时候发现这笔钱没有列入她的开支之中，很生气，就把周和康同志召到客厅里谈话，问怎么回事？周和康就很忐忑地说，秘书对我说这些礼品的费用按照规定是可以由公家报销的，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入家用的开支账内。宋庆龄听后很不高兴，神情严肃地说：“周同志，这样做是错误的。一个人做事要论理、论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这样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宋庆龄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她认为这是她个人送给总理夫人的。
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在各个部队都很常见了。建国初期的时候生活很匮乏，当时袁克服同志调任陕西省军区政委，他上任之后，在短时间就到省军区的各个地方跑遍，以便有的放矢地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临行前他就“约法三章”，这“三章”至今仍然有很高的警示意义：不准提前通知，不要搞迎送，不接受特殊照顾。到了军分区的第一天，吃饭时他就很不高兴。因为有个炊事员知道他是南方人，胃不好，机关有小米，他认为没有大米那么养胃，就单独给袁政委蒸了一碗大米饭。袁政委开始挺高兴，说这个地方的条件还不错，都能吃上大米饭。结果发现周围人吃的都是小米，就很不高兴。他说，不要单独给我蒸大米饭了。在座的干部，还有胃不好的，给我搞特殊化，这怎么能行呢？
那代人的故事太多了，我就不更多地跟大家分享了。每次重温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对我们个人的自律都在不同程度上会有所启发。
今天我们谈严以律己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方面是谈自律的正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出现了很多不律己的现象，而且有些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有些地方常见。而且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但今天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也不那么奇怪了。比如说，有的人做了这么一个总结叫“调查研究时坐着火车转、隔着玻璃看，从来不下火车”。坚持原则的时候是“牛栏关猫”。有的地方是建立小圈子、结交小兄弟、放纵小爱好。经常的一个现象是：酒杯一端，放宽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这些被群众编成了一些顺口溜。有的干部是目无组织纪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上级的政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对政策居然是有选择的。有的自由散漫，不讲规矩，该请示的不请示，该报告的不报告。有的胆大妄为，随心所欲，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有的是娇骄二气较重，对从严管理很不适应，不敢吃苦，不能担当。还有些干部言行不一致，表里不一，如同川剧里面的变脸，说一套做一套，想一套干一套，是两个样、两张皮，在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甚至其他各种各样的生活圈，不能检点自己、约束自己、反省自己。
所以总书记讲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往往是一些腐败现象的源头。严以律己实际上就是要有所不为。还有很多人做了总结。有的人说，有些干部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的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我们知道党的民主集中制，一旦确定下来以后我们要执行的。有的干部对中央发布的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无遮拦，毫无顾忌。有的干部热衷于“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借着一些社会活动的平台，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称兄道弟。须知党的干部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还有些干部让政治潜规则大行其道，有的干部是迈着锅台上炕，事后诸葛，组织意识淡薄，不向组织请示报告。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党员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实际上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一些不良的政治生态和一些不良的政治心态。
党这么多年在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有两个人可能很多次被人们提起来。第一个人是焦裕禄同志。通常我们把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称为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兰考的时候做了很精彩的讲话，还写了一首很深情的诗词。我在这个地方也想再补充一个故事。1962年的时候，焦裕禄工资相对比较高，有130多块钱，那个时候很多人家没有这么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家还经常吃不饱饭。为什么吃不饱饭？因为他经常拿钱帮助别人，有的时候他自己手里也很拮据。比如说有一次回到山东老家的时候，因为手头拮据，见到一个他的亲戚，按照风俗要给人家一个见面礼，他拿不出来。他去世的时候，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人们说他一个月工资130块钱，一年也不少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都到哪儿去了？当地有一个同志回忆说，焦裕禄曾连续三个月某地调研，每天要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4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的时候吃不到馍，只能吃到萝卜缨子和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一个同志讲，焦裕禄同志交的伙食费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另给钱。当时有一个工人，孩子多，家里挺困难，焦裕禄就给人送了很多钱。他还把自己家的粮食也给了别人。这些是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故事。还有一些故事可能随着一些人的离开就不为人知了。为什么说他是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因为他既能做到严以律己，同时又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很多人。所以他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典范。
另一个故事是杨善洲的故事。杨善洲的故事可能离我们比较近了，他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后是个楷模，他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个楷模。人们回忆他在土改的时候定了一个规矩，什么规矩？领导干部说话得算数，不能敷衍人，要取信于民。有一次，他跟村民约定开会，出发的时候下大雨了，他这个时候得了疟疾，高烧不退，大家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不行，我答应人家了，所以执意要赶到开会的地点，拄着拐杖走了六公里的山路，摔了好多跤，成了泥人，然后到当地参加了会议。老百姓看了之后就称赞共产党真是不得了，说话、办事让人敬仰，算数。那个时候城市户口非常的珍贵，杨善洲的女儿在外地当老师，夫妻两地分居很多年了，所以他女儿跟他求情调动，杨善洲拒绝了。虽然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地委书记一句话的事，但是他坚决不能这么做。还有一次是她女儿生孩子，用了公车，但是他执意要缴纳376块钱的车钱。他对自己和家人是严格要求，公私分明。
今天我们讲严以律己，如果我们在党员干部修身、律己、用权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话，实际上刚才谈到了，就是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那么也就是要深入理解政治的正确性。讲规矩、守纪律就是强调政治的正确性。因为这个政治规律是刚性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贵在修炼政治定力。这个定力不太容易修炼。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情景中，定力真的很重要。而且要养吾浩然之气，要不忘初心，能够做到知行合一。严以律己，实际上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想干事、肯干事、多干事、干实事。周总理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老实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不仅周总理这样讲，我发现在文学作品里，但凡一个人最后获得很大的成功，通常这个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聪明人特别多的时候，老实人就变得特别重要。大家可以去体会这个道理。所以，实干兴邦，如果能够实言、实行、实心的话，就能够有服人的分量。
严以律己还要强调道德修养，从根本上强调政治的素养。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种精神自律就要求我们慎独、慎微、慎言、慎行，不要耍“小聪明”，要慎待“小兄弟”，警惕“小缺口”。因为小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不小，因为千里之堤可能溃于蚁穴。
做到这一点，我首先想到了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个说法，“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每天问自己，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今天我觉得身体确实是革命的本钱，这个也是律己的一方面的要求。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最后一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每天问自己一遍，这个可能也会起到很理想的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严以律己，谈到讲规矩、守纪律，要求做到五个必须，我跟大家重温一下。第一个必须，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就是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个必须，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于党的同志。团结，今天不仅在党的优良传统中是这样，在国外很多的理论建设之中团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很多国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跟我讲，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首歌叫做《团结》，我说我们也有一首歌，叫《团结就是力量》。第三，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第四，遵守服从组织的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的决定。第五，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的利益。这是我们所谈的讲规矩、守纪律应该做到的五个必须。
最后，我想跟大家再重温一下总书记两次讲话，作为我这次讲课的结束。第一次讲话是，2015年6月26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强调，要强化法规制度意识，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
这里面既有我们律己、修身具体的做法和方略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总书记很高超的哲学智慧。因为十八大以来有两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方法论。接下来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它的方法论。总书记很多讲话实际上都有这些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原理方面的很重要的阐述。
更近一次是6月30号，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说，要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真正做到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终坚定。这也是我们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的重要要求。
我们所谈的“三严三实”，实际上是一个辩证的统一整体，做人做事的这种严和做人做事的这种实，实际上是内在一致的。所以“三严三实”虽然讲的都是很普通的道理，但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