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2月17号公开课教案
汉五年亦即公元前202年，曾经咤叱风云所向披靡的盖世英雄项羽走上了绝路。这一年的十二月，他被韩信十面埋伏，围困于垓下，即现在的安徽省灵壁县境内，后突围至现安微和县境内的乌江，因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渡江，遂拔剑自刎。也不知是历史的实录，还是后人的传说，抑或是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情不自禁，发挥了诗人的想象和小说家虚构杜撰的才能，总之，我们看《项羽本记》中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与美人虞姬生离死别即所谓霸王别姬的情景特别具有悲剧的色彩，且看：
项王军壁壤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驻，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怎样一个壮怀激烈令人荡气回肠的场景!英雄末路，长歌当哭。这一悲壮惨痛感天动地的悲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丝毫不亚于古希腊任何一部悲剧。
也正因此，千百年来，楚汉相争的故事一直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从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开始，项羽就被塑造成一个悲剧的英雄，那铁骨铮铮性格刚烈且极为暴虐的楚霸王形象不知刻印在后代多少人的心中，令人生出了多少的感慨与同情。如唐代诗人杜牧就曾写下了有名的诗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项羽乌江自刎颇感惋惜颇以为憾。而作为女性诗人，李清照对爱江山也爱美人男子汉气十足的楚霸王更是赞美有加，推祟备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把个悲剧人物项羽的形象塑造得崇高而又伟大!
作者在鸿门宴中双是如何刻画项羽的性格的？有哪些特点？ 首先，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由于秦的主力是被项羽击败的，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这使得项羽自矜功伐的骄傲心理更为膨胀。在项羽拥兵四十万，进驻新丰鸿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形势下，只有十万兵员的刘邦 “欲王关中”的阴谋被告发。项羽“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的“大怒”，不是性格暴躁使然，而是因为尊严被冒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恭不敬。眼看一场战争势难避免了，却被刘邦主动前来卑词“谢罪”所化解。项羽听出刘邦谦卑的口气，感觉到刘邦非常尊重自己、无意与自己争雄时，自大虚荣之心便
得到了满足，因而怒气全消，不仅和盘托出告密人，而且设宴招待刘邦，以示和解友善之意。宴会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本是礼节上的不周，但因为张良代刘邦转献白璧一双，刘邦让他满足了自尊虚荣之心，他便不再追究了。
其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与刘邦对待告密者曹无伤“立诛杀”的果敢态度不同，项羽对待泄露军机的项伯却采取听之任之、不予追究的宽容态度。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得到了项羽的同意后，才“拔剑起舞”的，而项伯并不奏请，擅自舞剑，项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制止。在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且将守卫军门的兵士撞倒在地。按理说樊哙没有资格进会场，对他的擅闯会场之举应予制止。但项羽并未将樊哙逐出，反以欣赏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缓和气氛。尤其是樊哙借项羽“复能饮乎”的发问，指责项羽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项羽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表现出项羽的过分仁慈软弱，缺乏原则性。如果说因为项伯是自己的叔父，他的泄露军机的行为可以原谅，他的不请舞剑之举可以默许，如果说因为樊哙的慷慨陈词中把自己看得比怀王更高，且有“求赏”之意，满足了自矜功伐、自大虚荣心理，便可以对樊哙格外宽容，优礼有加，那么，可以断定在项羽的心里根本没有原则性的概念。谁能相信，无原则立场的人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呢？
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主动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
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也许和司马迁对刘汉王朝的积怨有关，我们看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尽管脾气暴戾，杀戮成性，但却是个有情有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刘邦虽然多谋善断，但却是个背信弃义颇有些泼皮无赖相的“小人”。而且，乍看起来，项羽能征善战，战功赫赫，从表面上看，楚汉争雄，刘邦远非他的对手。可是，胜败自有因果律，历史到最后选择刘邦而非项羽当然自有它的道理。
仔细分析，项羽的失败绝非偶然。楚汉相争，一开始项羽处于绝对的优势，之所以到最后四面楚歌，走上了绝路，由此导致楚亡汉立，固然与项羽的狂妄自大骄傲轻敌和关键时刻当断不断以及杀戮成性不得民心等有着很大关系，但最主要的还应归咎于他失败的致命伤。
可是，对自己之所以会一败涂地，项羽至死还执迷不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悲叹：“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此中原因，到是棋高一着的刘邦比他看得清，知道此中真味。当上皇帝后，刘邦有次在洛阳南官设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他问大家：“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大臣高起、王陵回答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利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点点头，又摇摇头，神色中未免有些得意地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是的，得人才者得天下，自古以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而又有情，从来不会毫无根据地作出错误的选择。
项羽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从他“悲歌慷慨”吟唱的诗句“力拔山今气盖世”中就可感受到他委实是个自高自大的“自恋狂”。中原逐鹿，沙场征战只知道一味地“单打独斗”，而
不知道招募英雄知人善任，即使自己“力拔山今气盖世”又有何用?其最终的失败无疑是铁定了的。而我们看刘邦的诗“大风起今云飞扬，威加海内今归故乡，安得猛士今守四方”那种“安得猛士”、求贤若渴，盼望天下英雄为我所用治国安邦的情怀跃然纸上，感人肺腑。所以，楚汉相争，鹿死谁手，仅仅从两个对手吟唱的诗中就可看出端倪，找到答案。
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2月17号公开课教案
汉五年亦即公元前202年，曾经咤叱风云所向披靡的盖世英雄项羽走上了绝路。这一年的十二月，他被韩信十面埋伏，围困于垓下，即现在的安徽省灵壁县境内，后突围至现安微和县境内的乌江，因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渡江，遂拔剑自刎。也不知是历史的实录，还是后人的传说，抑或是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情不自禁，发挥了诗人的想象和小说家虚构杜撰的才能，总之，我们看《项羽本记》中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与美人虞姬生离死别即所谓霸王别姬的情景特别具有悲剧的色彩，且看：
项王军壁壤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驻，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怎样一个壮怀激烈令人荡气回肠的场景!英雄末路，长歌当哭。这一悲壮惨痛感天动地的悲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丝毫不亚于古希腊任何一部悲剧。
也正因此，千百年来，楚汉相争的故事一直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从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开始，项羽就被塑造成一个悲剧的英雄，那铁骨铮铮性格刚烈且极为暴虐的楚霸王形象不知刻印在后代多少人的心中，令人生出了多少的感慨与同情。如唐代诗人杜牧就曾写下了有名的诗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项羽乌江自刎颇感惋惜颇以为憾。而作为女性诗人，李清照对爱江山也爱美人男子汉气十足的楚霸王更是赞美有加，推祟备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把个悲剧人物项羽的形象塑造得崇高而又伟大!
作者在鸿门宴中双是如何刻画项羽的性格的？有哪些特点？ 首先，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由于秦的主力是被项羽击败的，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这使得项羽自矜功伐的骄傲心理更为膨胀。在项羽拥兵四十万，进驻新丰鸿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形势下，只有十万兵员的刘邦 “欲王关中”的阴谋被告发。项羽“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的“大怒”，不是性格暴躁使然，而是因为尊严被冒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恭不敬。眼看一场战争势难避免了，却被刘邦主动前来卑词“谢罪”所化解。项羽听出刘邦谦卑的口气，感觉到刘邦非常尊重自己、无意与自己争雄时，自大虚荣之心便
得到了满足，因而怒气全消，不仅和盘托出告密人，而且设宴招待刘邦，以示和解友善之意。宴会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本是礼节上的不周，但因为张良代刘邦转献白璧一双，刘邦让他满足了自尊虚荣之心，他便不再追究了。
其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与刘邦对待告密者曹无伤“立诛杀”的果敢态度不同，项羽对待泄露军机的项伯却采取听之任之、不予追究的宽容态度。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得到了项羽的同意后，才“拔剑起舞”的，而项伯并不奏请，擅自舞剑，项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制止。在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且将守卫军门的兵士撞倒在地。按理说樊哙没有资格进会场，对他的擅闯会场之举应予制止。但项羽并未将樊哙逐出，反以欣赏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缓和气氛。尤其是樊哙借项羽“复能饮乎”的发问，指责项羽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项羽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表现出项羽的过分仁慈软弱，缺乏原则性。如果说因为项伯是自己的叔父，他的泄露军机的行为可以原谅，他的不请舞剑之举可以默许，如果说因为樊哙的慷慨陈词中把自己看得比怀王更高，且有“求赏”之意，满足了自矜功伐、自大虚荣心理，便可以对樊哙格外宽容，优礼有加，那么，可以断定在项羽的心里根本没有原则性的概念。谁能相信，无原则立场的人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呢？
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主动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
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也许和司马迁对刘汉王朝的积怨有关，我们看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尽管脾气暴戾，杀戮成性，但却是个有情有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刘邦虽然多谋善断，但却是个背信弃义颇有些泼皮无赖相的“小人”。而且，乍看起来，项羽能征善战，战功赫赫，从表面上看，楚汉争雄，刘邦远非他的对手。可是，胜败自有因果律，历史到最后选择刘邦而非项羽当然自有它的道理。
仔细分析，项羽的失败绝非偶然。楚汉相争，一开始项羽处于绝对的优势，之所以到最后四面楚歌，走上了绝路，由此导致楚亡汉立，固然与项羽的狂妄自大骄傲轻敌和关键时刻当断不断以及杀戮成性不得民心等有着很大关系，但最主要的还应归咎于他失败的致命伤。
可是，对自己之所以会一败涂地，项羽至死还执迷不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悲叹：“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此中原因，到是棋高一着的刘邦比他看得清，知道此中真味。当上皇帝后，刘邦有次在洛阳南官设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他问大家：“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大臣高起、王陵回答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利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点点头，又摇摇头，神色中未免有些得意地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是的，得人才者得天下，自古以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而又有情，从来不会毫无根据地作出错误的选择。
项羽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从他“悲歌慷慨”吟唱的诗句“力拔山今气盖世”中就可感受到他委实是个自高自大的“自恋狂”。中原逐鹿，沙场征战只知道一味地“单打独斗”，而
不知道招募英雄知人善任，即使自己“力拔山今气盖世”又有何用?其最终的失败无疑是铁定了的。而我们看刘邦的诗“大风起今云飞扬，威加海内今归故乡，安得猛士今守四方”那种“安得猛士”、求贤若渴，盼望天下英雄为我所用治国安邦的情怀跃然纸上，感人肺腑。所以，楚汉相争，鹿死谁手，仅仅从两个对手吟唱的诗中就可看出端倪，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