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葩——法拉奇
08广电 [1**********]7 张倩 她是一个让世界侧目的女人，是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女人，她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法拉奇！她是以一个不妥协的政治采访者闻名于世的，在她的记者采访生涯中，为欧洲一流的报纸杂志独家专访了当时世界政治的几乎所有权力者：包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威利·勃朗特，巴基斯坦已故总理布托和邓小平。在这些举世瞩目的采访活动中, 她尖锐、犀利的采访风格让人惊叹，其思维敏捷、文辞犀利,尤其擅长“海盗式”的提问, 法拉奇说,“每一次访问都是对我的智慧的挑战,都是消耗我灵魂的一次实践”。
作为一名采访过诸多政治领袖的记者来说，法拉奇的采访对象都是政界精英,他们一般善于与记者周旋,对于法拉奇的尖锐问题往往虚与委蛇,闪烁其辞,加以敷衍。但法拉奇从不为其权威所慑，在采访中决不姑息模棱两可的回答,也决不会给对方任何逃跑的机会。她紧追不舍的发问经常把采访对象逼到不得不回答的境地，她以尖锐犀利的问题，甚至有时显得无礼的问题让对方无法逃避。她处处挑战政治权威，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拒绝戴面纱，而当戴 面纱成为允许她采访的条件时，她戴着面纱走进霍梅尼的办公室，然后当着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纱。
她的勇气和道德从来都赢得赞赏，她经常刺激她的采访对象吐露真言，越战中，她采访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采访开始，法拉奇就挑战基辛格：我们来谈谈战争吧。你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是吗?正是这次采访逼得基辛格承认越战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并把自己比作一个“孤独地骑在马上引领着一队马车的牛仔”。一生与媒体打交道、经验老道的基辛格惟一失手，就是在法拉奇手里。基辛格后来回忆说，这次采访是他一生中与媒体有过的独一无二的灾难性谈话。
对西方新闻界，如上所述，她犀利、尖锐，法拉奇也许不过是一个名记和作家；但对中国，法拉奇则是个“神话”。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
这样的问题，一个是问邓小平，一个是问基辛格。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想象这会是从记者口中问出来的。
法拉奇1980年亮相中国时，中国刚开始“解冻”。她对邓小平的採访，有交锋，有质疑，甚至有咄咄逼人的追问。居然可以跟最高领导人这样去对话，中国民众相当震撼。
如果面对“神”，显然是不能这么提问的。从不自视为“神”的邓小平，当时正在倡导解放思想，破除个人崇拜。而法拉奇的採访风格恰恰有利于把领导人从“神”还原为“人”。
公正地说，这篇“杰作”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书就的。没有邓小平的智慧和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
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邓小平自己显然也很满意，把採访收录到了3年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由此，法拉奇及其採访在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不畏权威、平等相待、独立自由的法拉奇，与那个时代“人”的苏醒、对个体的尊重、对公民平等权利追求的趋向正相吻合。
在如今开放的中国，这种平等独立的人格，和滋养这种人格的社会土壤，越来越成为新闻人的内在追求。20多年来，很多有上进心的新闻人一直坚持这种追求。“平视”而非“仰视”、“俯视”，成为公认的职业规范，保持独立判断和公益立场成为新闻的内在要求。
无论对西方新闻史还是对中国，法拉奇的独特采访艺术以及主张自由平等的新闻思想都为人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纽约客》的作家对法拉奇有一番最好的总结：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是故意的让人不安。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闻采访这一行当的超群智慧。当然，生为一个娇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帮助。长长的中分的直发，抑郁的蓝灰色眼睛，长期烟熏的沙哑嗓音，以及说英语时的一口可爱的意大利口音，这一切让法拉奇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作为一朵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葩，我们晚辈很难为其做一个定性，但法拉奇独特的采访风格以及优秀的新闻思想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是值得仔细研究、学习的，是我们一辈子难得的财富。
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葩——法拉奇
08广电 [1**********]7 张倩 她是一个让世界侧目的女人，是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女人，她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法拉奇！她是以一个不妥协的政治采访者闻名于世的，在她的记者采访生涯中，为欧洲一流的报纸杂志独家专访了当时世界政治的几乎所有权力者：包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威利·勃朗特，巴基斯坦已故总理布托和邓小平。在这些举世瞩目的采访活动中, 她尖锐、犀利的采访风格让人惊叹，其思维敏捷、文辞犀利,尤其擅长“海盗式”的提问, 法拉奇说,“每一次访问都是对我的智慧的挑战,都是消耗我灵魂的一次实践”。
作为一名采访过诸多政治领袖的记者来说，法拉奇的采访对象都是政界精英,他们一般善于与记者周旋,对于法拉奇的尖锐问题往往虚与委蛇,闪烁其辞,加以敷衍。但法拉奇从不为其权威所慑，在采访中决不姑息模棱两可的回答,也决不会给对方任何逃跑的机会。她紧追不舍的发问经常把采访对象逼到不得不回答的境地，她以尖锐犀利的问题，甚至有时显得无礼的问题让对方无法逃避。她处处挑战政治权威，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拒绝戴面纱，而当戴 面纱成为允许她采访的条件时，她戴着面纱走进霍梅尼的办公室，然后当着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纱。
她的勇气和道德从来都赢得赞赏，她经常刺激她的采访对象吐露真言，越战中，她采访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采访开始，法拉奇就挑战基辛格：我们来谈谈战争吧。你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是吗?正是这次采访逼得基辛格承认越战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并把自己比作一个“孤独地骑在马上引领着一队马车的牛仔”。一生与媒体打交道、经验老道的基辛格惟一失手，就是在法拉奇手里。基辛格后来回忆说，这次采访是他一生中与媒体有过的独一无二的灾难性谈话。
对西方新闻界，如上所述，她犀利、尖锐，法拉奇也许不过是一个名记和作家；但对中国，法拉奇则是个“神话”。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
这样的问题，一个是问邓小平，一个是问基辛格。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想象这会是从记者口中问出来的。
法拉奇1980年亮相中国时，中国刚开始“解冻”。她对邓小平的採访，有交锋，有质疑，甚至有咄咄逼人的追问。居然可以跟最高领导人这样去对话，中国民众相当震撼。
如果面对“神”，显然是不能这么提问的。从不自视为“神”的邓小平，当时正在倡导解放思想，破除个人崇拜。而法拉奇的採访风格恰恰有利于把领导人从“神”还原为“人”。
公正地说，这篇“杰作”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书就的。没有邓小平的智慧和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
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邓小平自己显然也很满意，把採访收录到了3年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由此，法拉奇及其採访在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不畏权威、平等相待、独立自由的法拉奇，与那个时代“人”的苏醒、对个体的尊重、对公民平等权利追求的趋向正相吻合。
在如今开放的中国，这种平等独立的人格，和滋养这种人格的社会土壤，越来越成为新闻人的内在追求。20多年来，很多有上进心的新闻人一直坚持这种追求。“平视”而非“仰视”、“俯视”，成为公认的职业规范，保持独立判断和公益立场成为新闻的内在要求。
无论对西方新闻史还是对中国，法拉奇的独特采访艺术以及主张自由平等的新闻思想都为人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纽约客》的作家对法拉奇有一番最好的总结：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是故意的让人不安。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闻采访这一行当的超群智慧。当然，生为一个娇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帮助。长长的中分的直发，抑郁的蓝灰色眼睛，长期烟熏的沙哑嗓音，以及说英语时的一口可爱的意大利口音，这一切让法拉奇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作为一朵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葩，我们晚辈很难为其做一个定性，但法拉奇独特的采访风格以及优秀的新闻思想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是值得仔细研究、学习的，是我们一辈子难得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