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曾在BBC的一部纪录长片里，看到过一段1990年的南斯拉夫旅游局的宣传广告片。镜头一一精心扫过克罗地亚的蔚蓝海岸，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莫斯塔尔的老桥以及黑塞哥维那的葡萄园，女播音员进行着听上去不带感情色彩的旁白：“这里有六个共和国，五种官方语言，拥抱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这不是一个什么想象中的土地，这是南斯拉夫。” 萨拉热窝市中心的新商厦 萨拉热窝假日酒店
“请告诉他，5点钟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
我是乘坐火车从波黑共和国南方的历史名城莫斯塔尔抵达萨拉热窝的，它在内雷特瓦河谷穿行3小时45分钟，最终抵达萨拉热窝的中央车站。我在萨拉热窝已经有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将会在未来的一周时间陪伴我。 我是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样的苏维埃或者东欧国家反法西斯电影的熏陶中长大的，我们从那些电影里学会勇敢和正义，学会欣赏欧式的英姿勃发的男子气概。我们背诵着那部电影中发生在钟表店里的接头暗号：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要来了。” “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有重要情报要交给瓦尔特，是关于劳费尔行动的。请告诉他，5点钟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清真寺是什么场所，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异域，它往往和我们那个年代不太吃到的牛羊肉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喜欢一遍遍地叮嘱小伙伴们：“请告诉他，5点钟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 萨拉热窝当地导游欧文 而我，此刻，就在清真寺门口等待一个萨拉热窝人。他当然不是瓦尔特，但是他的确因为我提起了瓦尔特而对我横生好感，他叫欧文（Ervin），是我在Tripadvisor网站上找到的一个当地导游，他说：“你的电邮是我工作中收到的最最酷的，因为你是第一个向我提起瓦尔特的客人。”而我们选择在清真寺前碰头也并非追求戏剧性，因为那个清真寺的确是萨拉热窝老城的地标，就好像你和初来上海的外地客人约好在静安古寺前碰头一样。 在我和欧文事先进行的未谋面的通信中，我想象中的他就好像南斯拉夫“二战”电影里，地下抵抗组织人员的样子：穿着精干的夹克衫，贴在头皮上的三七开头发，随时准备接暗号的那张小胡子下的嘴，紧蹙的眉头，面色发黄，带着疲乏而认真的笑容，甚至我还为他预想了随时就准备开溜的那两条细长腿，这是我对南斯拉夫男人抱有的一种模糊的印象。 可是欧文不是。他高大，白胖，本来是板寸发型的深褐色头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理过，它们正凌乱地到处找地方竖立着。欧文穿着松松垮垮的汗衫，将尼龙运动外套扎在腰间，背着一个边缘有所磨损的双肩包，随身携带一把老是要出洋相的中国制造的雨伞。因为胖，他的额头总有密密的汗，英语非常好，但口音也相当重。我们没有机会对上“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那样的神经质暗号，不过鉴于欧文的口头禅是：“难道你以为一个29岁的男人会喜欢和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吗？”我简直就想把这句话作为我们的接头暗号，如果有需要的话。 但是这个欧文又好像是一个称职的地下党员，他的手里有无尽的资源，只怕你不问。比如我提起那篇《纽约时报》上刊登的《萨拉热窝36小时》，他平静地说：“文章里提到的那个铜匠我认识啊，你要去他的店吗？”当我问起可以和当地有意思的家庭一起吃饭吗？他说：“我那87岁的老外婆，一路幸存过‘二战’和波黑内战，出生于克罗地亚族天主教家庭，但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生活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波斯尼亚，你觉得她算有意思吗？”我问他有没有看过《洛杉矶时报》知名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写的那本关于萨拉热窝围城的书《Besieged：Life Under Fire on a Sarajevo Street》时，他索性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本早已翻得卷起角的书，打开扉页，赫然是德米克女士的签名：“To Ervin，all the best on history day，April 5，2012.”（“致欧文，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祝一切都好。2012年4月5日。”） 就在1992年4月6日，20年前的那一天，萨拉热窝这个古老的城市揭开了现当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城战役的第一幕，战火在这个城市曾经的荣光――萨拉热窝假日酒店前燃起，它最终持续了近4年，比“二战”史上悲壮的列宁格勒围城的872天还多了553天。最终，冰冷的战争史统计数据告诉你，大约有1.15万萨拉热窝人在围城战中丧生。
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增添忧伤，就待在这个酒店吧
萨拉热窝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 我是在2014年的夏天来到萨拉热窝的，在内战结束了18年之后，波黑的穆斯林（约占总人口43.5%）、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约占总人口31.2%）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约占总人口17.4%）依然存在着难以愈合的缝隙，不管奉上帝或是安拉为主，他们都长着差不多的斯拉夫面孔。这是一个拥有两个实体、三个立宪民族的国家，十几个政府机关和议事机构都根据宗教派别的差别选举产生，虽然大家在复杂的政治架构下，勉励保持着表面的相安无事，但你内心明白，这是一块重新拼凑起来的破镜，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之间那道歪歪扭扭的裂缝依然有可能扎破你的手。那个在美国代顿签订的、旨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波黑国家的《代顿协议》，只是一个粘在玻璃裂缝上的、渐渐脱落的透明胶。 我这次要住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一个我通常在旅行时不会去住的那种大型商务酒店，但我这次却决定下榻萨拉热窝的“Hotel Holiday”。看这家酒店在Booking.com上的评价饶有趣味，让你恍然觉得它从来没有从20多年前的围城困境中走出来。在内战中，它是外国记者的新闻中心。有个叫“Ivana0700”的客人为自己写的酒店差评短文起了一个颇为诗意的名字：“If you want sadness in your life，stay in this hotel.”（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增添忧伤，待在这个酒店吧。）来自阿尔巴尼亚、多哈、波黑、德国等地的旅客都毫不犹豫地给了它“令人失望”、“差”的评分。阿尔巴尼亚客人说：“我10年前住过这里，一切都没有变，除了价格！” 这个“一切都没有变”的评价让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订房键，因为它无形中，拥有了博物馆的存物性质。这个酒店一晚得花费110美元，这在萨拉热窝属于一笔大支出，你完全可以用相同的钱住在城里其他的五星级高级饭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酒店，我们的“无所不知”先生欧文听说了我的酒店选择后，他当时在电邮里诧异地反问：“难道它们又重新开门啦？”原来酒店自2013年10月开始就没有发过工资。当我走进酒店大堂，在大堂迎接我的第一张公告牌并非“欢迎您的光临”，而是一张银行发来的破产公告，公告的有效期开始于2014年6月9日。
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已经4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
关闭近两年的波黑国家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院内如今杂草丛生 对于一个曾经很豪华的、连不少国际政要都下榻过的国际商务旅店来说，它的大堂实在是太冷清了。我进门的那个上午，只有两个客人在大堂咖啡吧窃窃私语着，丝毫没有一个首都在7月应有的游人如织的气氛。这个萨拉热窝曾经最知名酒店的野心已经被这些无所事事的老服务员们擦得锃亮，收进了1984年的酒柜里，那是酒店开业的年份，它是为了那年的冬季奥运会而建的。 如果把假日酒店前的那条马路“Zmaja od Bosne”翻译成中文，大致是波斯尼亚之龙的意思，但在内战中，这条龙腾之道拥有一个让你过目难忘的别名：狙击手小道。我没有想到萨拉热窝战争主题游必去的这个狙击手小道就在这条繁忙的主干道上，我记得我只在纪录片里看到过这个大街的特写：银幕上少女们在街上飞奔，长长的围巾在身后飘扬，冒着成为狙击手目标的危险。曾经的狙击手小道现在是萨拉热窝新城中心的主干道，有轨电车的1、2、3、4路都会从这里经过，最终驶向老城。每辆有轨电车都全然不同，都是不同的国家捐赠的，但外表总算看上去还扎实，而那些无轨电车尽皆火烧火燎的，好像刚刚经过战火的洗礼。 我穿过马路，不远处的历史博物馆是我的目的地。博物馆侧翼展示军械的地方是个露天花园，它荒草丛生，栏杆早已被茂盛的爬藤植物覆盖，你觉得好像误入了一个废弃的军工厂，而非一个依然收门票的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已经4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但他依然每天8点来，晚上19点才走。他听说不久政府就会补发拖欠的工资，所以他必须天天出勤。战后将近20年后，波黑依然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官方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接近50%，经济规模仍比1992年战争爆发前小20%，政府无力支付文化机构员工的工资。 当时正在斋月里的Jevert谨守伊斯兰教规，尽管他声称今天自打日出以来，他还没有吃过饭喝过水，没有说过坏话和瞄过女人，但他的精神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依然愿意和我聊会儿天：“我月薪350欧元左右，太少了。如果500欧元就会过得不错。市中心那些四五十平方米的公寓大概在5万欧元左右。”然后，这个有点娃娃脸面目的大叔话锋一转，开始晒幸福：“还好我女人和我儿子在警察局工作，他们的工资高。都有500欧元。”他甚至还做出了一个安睡的动作，表示自己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显然Jevert是个十足的乐天派，最后，他指着马路对面的国家博物馆，颇为知足地说：“我还好，最起码这里还开门，那里已经关门两年多了。” 我顺着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感恩的手指的指引，来到了国家博物馆门口，这个收藏着国家历史、科学和艺术精粹的文化机构早在2012年10月4日，就被迫关上了敞开124年的大门。它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南斯拉夫联邦废除南斯拉夫王国的内战，然后是铁托死后的“离开南斯拉夫的战争”，但最终在战后重建的和平时期，未能幸免于难。 它的关闭是缓慢而痛苦的。先是2012年初被停止供热，到当年9月26日被停止供电，萨拉热窝的一盏知识明灯熄灭了，曾有学生用铁链将自己锁在博物馆大厅的柱子上，扬言博物馆不重新开放，他们不会离开。政府捉襟见肘的预算貌似是表面的借口，而深层的原因依旧来自于那条破镜上弯弯曲曲一分三瓣的民族裂痕：由于代表克族和塞族利益的政治势力的反对，议会对于这些文化机构拨款的法案永远无法通过。 波黑国家博物馆大厅的学生们早已离开多时，紧闭了近两年的博物馆大门用木条钉了一个大叉，上面分别用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红色的“关闭”，大门左侧由博物馆工作人员挂出来的大幅白色旗帜已经泛灰，曾经鲜红色的抗争早已褪色，从人行道上看去，已然需要费力辨认，上面依稀写着：“没有博物馆，就没有文化，就没有士气。”博物馆工作人员很难再有士气，他们当时已经有两年多没有领到工资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继续去上班，为那些需要查找资料的研究人员提供服务。工作人员仍然幻想着，那些工资总有一天会补发的吧。现在，这个博物馆的门口暂时由墙面上的希腊女神雅典娜雕塑代行看守的使命。
那个片花一放就是10年，正片却依然开拍无期
铁托咖啡馆 然后我来到铁托咖啡馆，喝点饮料。从咖啡馆的院子里，你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些铁管，整齐地排列成一个方阵。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一个曾经野心勃勃、但最后半途而废的当代艺术馆Ars Aevi选址处。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免费设计了艺术馆，但是资金从未到位，因此它现在只留了一个类似地基的方阵在那里，俨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装置艺术。本来要入馆的艺术作品最终被转移到了曾经的冬奥会体育中心。 这个体育场馆比我想象中的有活力，因为事实上，内战时，这个城市很多房屋家园沦为废墟，但墓地却越来越吃紧，于是冬奥会体育馆旁的训练场不得不成了墓地，萨拉热窝人只能把炮火中遇难的亲人埋葬在那里。冬奥会体育中心的墙面上都是涂鸦，台阶缝隙长了荒草，可是它还是在楼下开了一个购物中心。体育馆的侧翼，一边是一个现代家具展示厅，另一边就是那个临时的当代艺术博物馆，虽然它的门厅是预制板搭的，好像一个在建工程，可是它的确是一个在运作的艺术馆，可以凭预约参观。 艺术馆前馆长Enver Had？iomers-pahi？依然期待，永久的当代艺术馆总有一天会落成，并且他能成为它的前台接待员，每天看着访客带着微笑迈进这个他为之努力了小半生的艺术殿堂。他曾经用清扫米里雅茨河上那座同样也是由伦佐・皮亚诺设计并买单建造的Ars Aevi桥这一行为来宣布辞职。那座Ars Aevi桥建于2002年，本来它的落成就好像是未来艺术馆的片花，但是Had？iomerspahi？先生未曾料想，那个片花一放就是10年，正片却依然开拍无期。
“我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只比我大一岁”
冬奥会体育馆 行驶在曾经的狙击手小道上的电车 我的萨拉热窝新朋友欧文没有食言，他真的安排了和他家人的晚餐，就在我离开萨拉热窝的前夜。可惜，87岁的外婆身体不舒服，无力待客，那么只能派他60岁的母亲代表波黑队出征，而且就在欧文自己的家里。 我们从老城漫步去他位于萨拉热窝使馆区不远的公寓。在那条名为Mula Mustafe Ba？eskije的街上，我们闲聊着，有黄色街车叮当驶过，将头别向左边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垂直的小马路正向上坡的路缓缓爬行，如果不是路边经常会有蹲在那里虎视眈眈的一群群野狗，你也许会错以为自己在旧金山，或者里斯本。 在见到他母亲之前，欧文有一件“千万不要在我母亲面前提起”的事情要交代，那件事和他父亲有关。他父亲的名字，我在历史博物馆一个镶在镜框里的历史文件中见到过。他的父亲叫Toki？ Sejfudin，是波黑独立后第一届民选议员。他曾经是波黑政坛一颗熠熠闪耀的明星。但问题是，欧文告诉我：“我已经两三年没有和我父亲说话了，他的第三个妻子只比我大一岁！” 按照欧文的说法，他父亲后来因为赌博，输了很多钱，他也被自己的党派踢了出去，他为此销声匿迹于波黑政坛10年之久。但他近两年重新回到波黑的政治地图，不过这次他采用的是更激进的方式赢得选民对他的关注。Sejfudin先生目前致力于在波黑的另一个实体：塞族共和国，这个塞族聚居地维护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的权益。2014年10月，他这个波斯尼亚穆斯林还参与了居民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的塞族共和国总统的竞选，并曾因煽动宗教和民族仇恨而被塞族警方逮捕。这是一个具有赌徒性格的政客，他在政坛上估计将会和他在赌场上一样不走运，可是最起码，他又重新赢回了知名度。 可是，这个有名的父亲给欧文和他的一家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烦恼。欧文说当他和母亲以及妹妹在内战时去西班牙避难时，他爸爸只来看过他们两次，却去探望了情妇16次。他们在西班牙做难民时，他会在报纸上读到父亲在加勒比海度假的新闻。因此，欧文叮嘱我，千万不要在他母亲面前提起他的父亲。
欧文的外祖父，是铁托的战友
我来到欧文家的那栋建于1972年的15层楼公寓，他指着公寓外墙上一个巨大的补过的洞，说：“内战时的飞弹打的，幸好那天，住在里面的作家不在家。”那种平常的口气，就好像指着家里屋顶上的一摊水渍。大楼内部极其干净整洁，没有人在走道里胡乱地堆东西。40多年前，中国罕见高层建筑，南斯拉夫却已经是标配。事实上，1976年，全南斯拉夫36%的家庭有小汽车，每2.1个家庭就拥有冰箱。南斯拉夫人民曾经拥有开放的国界和接近于西方世界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 欧文的母亲Alma身材虚胖而肤色白皙，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具有丰富外事工作经验的她，打扮很得体。本国教育让她会说流利的英语，逃难的颠沛生涯也让她学会了西班牙语。她刚刚从一场差点要了她命的心脏病发作中恢复过来，休息了一年，身体正一步步走向康复。据欧文说，母亲的心脏病完全是因工作的压力而引起的，她之前做的是和反腐败有关的法律工作。现在她总算有了份稍微少些压力的工作，在外经贸委，欧文还随身携带着那个单位的宣传小册子，上面印着波黑的主打出口产业，包括军工、冶金、农业和旅游。军工类产品放的是一排排子弹的细节照片，你一下子就能看到一个拼写错误，它们硬是把Tank拼写成了Tenk。 欧文家最吸引人注意的摆设，可能是客厅茶几上的那些黑白照片。他的外祖父母是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外祖父Osman Dervisevic 16岁参加游击队，是波黑北部重镇Brèko市的第一任市长。茶几上有他和铁托的合影，在那张照片里，风华正茂的外祖父站在中间，铁托反而在他的左边。可惜外祖父的烟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老革命的女儿Alma的前半生含着银匙，度过极其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干子女的少女时光，然后人生开始和她玩“和好运捉一下迷藏”的游戏，于是家里和自己身体中的好东西开始一点点消失：青年时代丧父，前中年时代祖国不再，中年时代逃难异乡，后中年时代离异，晚年时代健康也决定离开她了。目前，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儿子和正在念书的女儿与她住在一起，尽管欧文一有机会就要声明：“难道你以为一个29岁的男人会喜欢和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吗？”
克族、塞族和穆斯林在欧文家的饭桌上获得了和解
Alma准备的饭菜很丰盛，竟然还有西班牙火腿，那是欧文的朋友从加泰罗尼亚带来的。晚餐还包括用来蘸食面包的茄子和红辣椒粉做的蘸酱，那是邻居给的;清爽的番茄黄瓜和甜椒拌的色拉;从土耳其传承过来的Burek，乍一看就好像是开口锅贴的波黑“国菜”;典型的克罗地亚烤鸡，还有波斯尼亚穆斯林典型的炖牛肉。甜点则是欧文特意去买的全城最好吃的拿破仑，照例有些太甜了，欧文用他的冷幽默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我们需要甜些的东西。 这顿丰盛异常的家宴显然让长期以来磕磕碰碰的克族、塞族和穆斯林获得了饭桌上的和解。它们在一个饭桌上，甚至在一个盘子上释放出食物的香味和生活应有的祥和气息。这和女主人本来所代表的种族多元性有关，她说：“我的父亲是穆斯林，我的继父是塞族，我的母亲是克族，而我从来不考虑这些，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典型的南斯拉夫女孩。我也曾经是个共产党员。” Alma的烟嗓，再配以那种舒缓的，似乎与己无关似的叙述口气，就好像有人戴着丝绒手套在轻柔地抚摸生锈的回忆。她的英语带着好听的英国口音，如果闭起眼睛，我甚至在想象她是“007”里的Lady M，她们真的长得有些相似。我们开始喝起了咖啡，波斯尼亚咖啡，在小小的铜壶里烧好后，盛在精致的咖啡杯和托盘里。 波斯尼亚人缺不了咖啡，他们可以花两三个小时啜那一小壶波斯尼亚咖啡。他们先咬一口糖，然后把余下的糖放在舌头下，让咖啡自然地融化它，好像土耳其人喝茶一样。战时咖啡在黑市达到60美元一磅，被困的市民用植物油把晒干的鹰嘴豆炒黑，散发出某种吱吱作响的牛排般的欺骗性香味，然后再磨成粉，将其煮沸成咖啡。虽然乍看上去，外貌和波斯尼亚咖啡无异，但品尝起来既不像咖啡也不像鹰嘴豆汤，而更像泥水。 此刻，饭后的一杯香浓的波斯尼亚咖啡让Alma又回到了过去的好时光，那个她能够频繁出国见世面的好时光，那个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没有毁坏她的生活，那个丈夫依然没有背叛她的好时光：“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到海了，以前大家每年夏天都去海边，顶多就是比比酒店好坏。” 我问Alma，南斯拉夫哪里最美，她说克罗地亚的海岸线最美。波黑没有克罗地亚那么运气，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他们只有25公里的一线海滩，就如一米阳光。此刻，我已经分不清她在对谁说话，是我呢，还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我当时可是怎么想的呀？毕业后哪里都可以去，我却没有选克罗地亚。”她继续喃喃着，“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美妙的海岸，美妙的小镇……”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下去，直到被墙上古老的自鸣钟整点的报时声完全吞没。深夜23点了。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 我在假日酒店的清晨醒来，窗外竟然下起了太阳雨。太阳奋力刺破极其稠厚的云层，好像种子破土而出。假日酒店的早餐厅如预想般的空空如也。我在酒店的餐厅徜徉，享受作为此处唯一一个客人的乐趣。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战地记者，只是报道的是这个酒店乃至这个城市和国家所面临的新的战役。餐厅弥漫着某种吸烟房才有的淡淡的烟味，在这里，“非吸烟区”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前往吸烟区吃饭才是正经事。 50多岁的服务员雅斯娜在这里贡献了她30年的青春，她依然以这种老酒店仅存的引以为傲的资产――“周到有礼”为我服务。这是我在萨拉热窝假日酒店的最后一天，我得去办退房手续了。她用简单的英语期期然地问：“No tomorrow？”我有点抱歉又兼具一些不舍地说：“No tomorrow.”
我记得曾在BBC的一部纪录长片里，看到过一段1990年的南斯拉夫旅游局的宣传广告片。镜头一一精心扫过克罗地亚的蔚蓝海岸，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莫斯塔尔的老桥以及黑塞哥维那的葡萄园，女播音员进行着听上去不带感情色彩的旁白：“这里有六个共和国，五种官方语言，拥抱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这不是一个什么想象中的土地，这是南斯拉夫。” 萨拉热窝市中心的新商厦 萨拉热窝假日酒店
“请告诉他，5点钟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
我是乘坐火车从波黑共和国南方的历史名城莫斯塔尔抵达萨拉热窝的，它在内雷特瓦河谷穿行3小时45分钟，最终抵达萨拉热窝的中央车站。我在萨拉热窝已经有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将会在未来的一周时间陪伴我。 我是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样的苏维埃或者东欧国家反法西斯电影的熏陶中长大的，我们从那些电影里学会勇敢和正义，学会欣赏欧式的英姿勃发的男子气概。我们背诵着那部电影中发生在钟表店里的接头暗号：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要来了。” “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有重要情报要交给瓦尔特，是关于劳费尔行动的。请告诉他，5点钟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清真寺是什么场所，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异域，它往往和我们那个年代不太吃到的牛羊肉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喜欢一遍遍地叮嘱小伙伴们：“请告诉他，5点钟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 萨拉热窝当地导游欧文 而我，此刻，就在清真寺门口等待一个萨拉热窝人。他当然不是瓦尔特，但是他的确因为我提起了瓦尔特而对我横生好感，他叫欧文（Ervin），是我在Tripadvisor网站上找到的一个当地导游，他说：“你的电邮是我工作中收到的最最酷的，因为你是第一个向我提起瓦尔特的客人。”而我们选择在清真寺前碰头也并非追求戏剧性，因为那个清真寺的确是萨拉热窝老城的地标，就好像你和初来上海的外地客人约好在静安古寺前碰头一样。 在我和欧文事先进行的未谋面的通信中，我想象中的他就好像南斯拉夫“二战”电影里，地下抵抗组织人员的样子：穿着精干的夹克衫，贴在头皮上的三七开头发，随时准备接暗号的那张小胡子下的嘴，紧蹙的眉头，面色发黄，带着疲乏而认真的笑容，甚至我还为他预想了随时就准备开溜的那两条细长腿，这是我对南斯拉夫男人抱有的一种模糊的印象。 可是欧文不是。他高大，白胖，本来是板寸发型的深褐色头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理过，它们正凌乱地到处找地方竖立着。欧文穿着松松垮垮的汗衫，将尼龙运动外套扎在腰间，背着一个边缘有所磨损的双肩包，随身携带一把老是要出洋相的中国制造的雨伞。因为胖，他的额头总有密密的汗，英语非常好，但口音也相当重。我们没有机会对上“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那样的神经质暗号，不过鉴于欧文的口头禅是：“难道你以为一个29岁的男人会喜欢和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吗？”我简直就想把这句话作为我们的接头暗号，如果有需要的话。 但是这个欧文又好像是一个称职的地下党员，他的手里有无尽的资源，只怕你不问。比如我提起那篇《纽约时报》上刊登的《萨拉热窝36小时》，他平静地说：“文章里提到的那个铜匠我认识啊，你要去他的店吗？”当我问起可以和当地有意思的家庭一起吃饭吗？他说：“我那87岁的老外婆，一路幸存过‘二战’和波黑内战，出生于克罗地亚族天主教家庭，但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生活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波斯尼亚，你觉得她算有意思吗？”我问他有没有看过《洛杉矶时报》知名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写的那本关于萨拉热窝围城的书《Besieged：Life Under Fire on a Sarajevo Street》时，他索性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本早已翻得卷起角的书，打开扉页，赫然是德米克女士的签名：“To Ervin，all the best on history day，April 5，2012.”（“致欧文，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祝一切都好。2012年4月5日。”） 就在1992年4月6日，20年前的那一天，萨拉热窝这个古老的城市揭开了现当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城战役的第一幕，战火在这个城市曾经的荣光――萨拉热窝假日酒店前燃起，它最终持续了近4年，比“二战”史上悲壮的列宁格勒围城的872天还多了553天。最终，冰冷的战争史统计数据告诉你，大约有1.15万萨拉热窝人在围城战中丧生。
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增添忧伤，就待在这个酒店吧
萨拉热窝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 我是在2014年的夏天来到萨拉热窝的，在内战结束了18年之后，波黑的穆斯林（约占总人口43.5%）、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约占总人口31.2%）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约占总人口17.4%）依然存在着难以愈合的缝隙，不管奉上帝或是安拉为主，他们都长着差不多的斯拉夫面孔。这是一个拥有两个实体、三个立宪民族的国家，十几个政府机关和议事机构都根据宗教派别的差别选举产生，虽然大家在复杂的政治架构下，勉励保持着表面的相安无事，但你内心明白，这是一块重新拼凑起来的破镜，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之间那道歪歪扭扭的裂缝依然有可能扎破你的手。那个在美国代顿签订的、旨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波黑国家的《代顿协议》，只是一个粘在玻璃裂缝上的、渐渐脱落的透明胶。 我这次要住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一个我通常在旅行时不会去住的那种大型商务酒店，但我这次却决定下榻萨拉热窝的“Hotel Holiday”。看这家酒店在Booking.com上的评价饶有趣味，让你恍然觉得它从来没有从20多年前的围城困境中走出来。在内战中，它是外国记者的新闻中心。有个叫“Ivana0700”的客人为自己写的酒店差评短文起了一个颇为诗意的名字：“If you want sadness in your life，stay in this hotel.”（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增添忧伤，待在这个酒店吧。）来自阿尔巴尼亚、多哈、波黑、德国等地的旅客都毫不犹豫地给了它“令人失望”、“差”的评分。阿尔巴尼亚客人说：“我10年前住过这里，一切都没有变，除了价格！” 这个“一切都没有变”的评价让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订房键，因为它无形中，拥有了博物馆的存物性质。这个酒店一晚得花费110美元，这在萨拉热窝属于一笔大支出，你完全可以用相同的钱住在城里其他的五星级高级饭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酒店，我们的“无所不知”先生欧文听说了我的酒店选择后，他当时在电邮里诧异地反问：“难道它们又重新开门啦？”原来酒店自2013年10月开始就没有发过工资。当我走进酒店大堂，在大堂迎接我的第一张公告牌并非“欢迎您的光临”，而是一张银行发来的破产公告，公告的有效期开始于2014年6月9日。
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已经4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
关闭近两年的波黑国家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院内如今杂草丛生 对于一个曾经很豪华的、连不少国际政要都下榻过的国际商务旅店来说，它的大堂实在是太冷清了。我进门的那个上午，只有两个客人在大堂咖啡吧窃窃私语着，丝毫没有一个首都在7月应有的游人如织的气氛。这个萨拉热窝曾经最知名酒店的野心已经被这些无所事事的老服务员们擦得锃亮，收进了1984年的酒柜里，那是酒店开业的年份，它是为了那年的冬季奥运会而建的。 如果把假日酒店前的那条马路“Zmaja od Bosne”翻译成中文，大致是波斯尼亚之龙的意思，但在内战中，这条龙腾之道拥有一个让你过目难忘的别名：狙击手小道。我没有想到萨拉热窝战争主题游必去的这个狙击手小道就在这条繁忙的主干道上，我记得我只在纪录片里看到过这个大街的特写：银幕上少女们在街上飞奔，长长的围巾在身后飘扬，冒着成为狙击手目标的危险。曾经的狙击手小道现在是萨拉热窝新城中心的主干道，有轨电车的1、2、3、4路都会从这里经过，最终驶向老城。每辆有轨电车都全然不同，都是不同的国家捐赠的，但外表总算看上去还扎实，而那些无轨电车尽皆火烧火燎的，好像刚刚经过战火的洗礼。 我穿过马路，不远处的历史博物馆是我的目的地。博物馆侧翼展示军械的地方是个露天花园，它荒草丛生，栏杆早已被茂盛的爬藤植物覆盖，你觉得好像误入了一个废弃的军工厂，而非一个依然收门票的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已经4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但他依然每天8点来，晚上19点才走。他听说不久政府就会补发拖欠的工资，所以他必须天天出勤。战后将近20年后，波黑依然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官方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接近50%，经济规模仍比1992年战争爆发前小20%，政府无力支付文化机构员工的工资。 当时正在斋月里的Jevert谨守伊斯兰教规，尽管他声称今天自打日出以来，他还没有吃过饭喝过水，没有说过坏话和瞄过女人，但他的精神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依然愿意和我聊会儿天：“我月薪350欧元左右，太少了。如果500欧元就会过得不错。市中心那些四五十平方米的公寓大概在5万欧元左右。”然后，这个有点娃娃脸面目的大叔话锋一转，开始晒幸福：“还好我女人和我儿子在警察局工作，他们的工资高。都有500欧元。”他甚至还做出了一个安睡的动作，表示自己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显然Jevert是个十足的乐天派，最后，他指着马路对面的国家博物馆，颇为知足地说：“我还好，最起码这里还开门，那里已经关门两年多了。” 我顺着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Jevert感恩的手指的指引，来到了国家博物馆门口，这个收藏着国家历史、科学和艺术精粹的文化机构早在2012年10月4日，就被迫关上了敞开124年的大门。它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南斯拉夫联邦废除南斯拉夫王国的内战，然后是铁托死后的“离开南斯拉夫的战争”，但最终在战后重建的和平时期，未能幸免于难。 它的关闭是缓慢而痛苦的。先是2012年初被停止供热，到当年9月26日被停止供电，萨拉热窝的一盏知识明灯熄灭了，曾有学生用铁链将自己锁在博物馆大厅的柱子上，扬言博物馆不重新开放，他们不会离开。政府捉襟见肘的预算貌似是表面的借口，而深层的原因依旧来自于那条破镜上弯弯曲曲一分三瓣的民族裂痕：由于代表克族和塞族利益的政治势力的反对，议会对于这些文化机构拨款的法案永远无法通过。 波黑国家博物馆大厅的学生们早已离开多时，紧闭了近两年的博物馆大门用木条钉了一个大叉，上面分别用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红色的“关闭”，大门左侧由博物馆工作人员挂出来的大幅白色旗帜已经泛灰，曾经鲜红色的抗争早已褪色，从人行道上看去，已然需要费力辨认，上面依稀写着：“没有博物馆，就没有文化，就没有士气。”博物馆工作人员很难再有士气，他们当时已经有两年多没有领到工资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继续去上班，为那些需要查找资料的研究人员提供服务。工作人员仍然幻想着，那些工资总有一天会补发的吧。现在，这个博物馆的门口暂时由墙面上的希腊女神雅典娜雕塑代行看守的使命。
那个片花一放就是10年，正片却依然开拍无期
铁托咖啡馆 然后我来到铁托咖啡馆，喝点饮料。从咖啡馆的院子里，你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些铁管，整齐地排列成一个方阵。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一个曾经野心勃勃、但最后半途而废的当代艺术馆Ars Aevi选址处。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免费设计了艺术馆，但是资金从未到位，因此它现在只留了一个类似地基的方阵在那里，俨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装置艺术。本来要入馆的艺术作品最终被转移到了曾经的冬奥会体育中心。 这个体育场馆比我想象中的有活力，因为事实上，内战时，这个城市很多房屋家园沦为废墟，但墓地却越来越吃紧，于是冬奥会体育馆旁的训练场不得不成了墓地，萨拉热窝人只能把炮火中遇难的亲人埋葬在那里。冬奥会体育中心的墙面上都是涂鸦，台阶缝隙长了荒草，可是它还是在楼下开了一个购物中心。体育馆的侧翼，一边是一个现代家具展示厅，另一边就是那个临时的当代艺术博物馆，虽然它的门厅是预制板搭的，好像一个在建工程，可是它的确是一个在运作的艺术馆，可以凭预约参观。 艺术馆前馆长Enver Had？iomers-pahi？依然期待，永久的当代艺术馆总有一天会落成，并且他能成为它的前台接待员，每天看着访客带着微笑迈进这个他为之努力了小半生的艺术殿堂。他曾经用清扫米里雅茨河上那座同样也是由伦佐・皮亚诺设计并买单建造的Ars Aevi桥这一行为来宣布辞职。那座Ars Aevi桥建于2002年，本来它的落成就好像是未来艺术馆的片花，但是Had？iomerspahi？先生未曾料想，那个片花一放就是10年，正片却依然开拍无期。
“我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只比我大一岁”
冬奥会体育馆 行驶在曾经的狙击手小道上的电车 我的萨拉热窝新朋友欧文没有食言，他真的安排了和他家人的晚餐，就在我离开萨拉热窝的前夜。可惜，87岁的外婆身体不舒服，无力待客，那么只能派他60岁的母亲代表波黑队出征，而且就在欧文自己的家里。 我们从老城漫步去他位于萨拉热窝使馆区不远的公寓。在那条名为Mula Mustafe Ba？eskije的街上，我们闲聊着，有黄色街车叮当驶过，将头别向左边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垂直的小马路正向上坡的路缓缓爬行，如果不是路边经常会有蹲在那里虎视眈眈的一群群野狗，你也许会错以为自己在旧金山，或者里斯本。 在见到他母亲之前，欧文有一件“千万不要在我母亲面前提起”的事情要交代，那件事和他父亲有关。他父亲的名字，我在历史博物馆一个镶在镜框里的历史文件中见到过。他的父亲叫Toki？ Sejfudin，是波黑独立后第一届民选议员。他曾经是波黑政坛一颗熠熠闪耀的明星。但问题是，欧文告诉我：“我已经两三年没有和我父亲说话了，他的第三个妻子只比我大一岁！” 按照欧文的说法，他父亲后来因为赌博，输了很多钱，他也被自己的党派踢了出去，他为此销声匿迹于波黑政坛10年之久。但他近两年重新回到波黑的政治地图，不过这次他采用的是更激进的方式赢得选民对他的关注。Sejfudin先生目前致力于在波黑的另一个实体：塞族共和国，这个塞族聚居地维护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的权益。2014年10月，他这个波斯尼亚穆斯林还参与了居民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的塞族共和国总统的竞选，并曾因煽动宗教和民族仇恨而被塞族警方逮捕。这是一个具有赌徒性格的政客，他在政坛上估计将会和他在赌场上一样不走运，可是最起码，他又重新赢回了知名度。 可是，这个有名的父亲给欧文和他的一家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烦恼。欧文说当他和母亲以及妹妹在内战时去西班牙避难时，他爸爸只来看过他们两次，却去探望了情妇16次。他们在西班牙做难民时，他会在报纸上读到父亲在加勒比海度假的新闻。因此，欧文叮嘱我，千万不要在他母亲面前提起他的父亲。
欧文的外祖父，是铁托的战友
我来到欧文家的那栋建于1972年的15层楼公寓，他指着公寓外墙上一个巨大的补过的洞，说：“内战时的飞弹打的，幸好那天，住在里面的作家不在家。”那种平常的口气，就好像指着家里屋顶上的一摊水渍。大楼内部极其干净整洁，没有人在走道里胡乱地堆东西。40多年前，中国罕见高层建筑，南斯拉夫却已经是标配。事实上，1976年，全南斯拉夫36%的家庭有小汽车，每2.1个家庭就拥有冰箱。南斯拉夫人民曾经拥有开放的国界和接近于西方世界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 欧文的母亲Alma身材虚胖而肤色白皙，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具有丰富外事工作经验的她，打扮很得体。本国教育让她会说流利的英语，逃难的颠沛生涯也让她学会了西班牙语。她刚刚从一场差点要了她命的心脏病发作中恢复过来，休息了一年，身体正一步步走向康复。据欧文说，母亲的心脏病完全是因工作的压力而引起的，她之前做的是和反腐败有关的法律工作。现在她总算有了份稍微少些压力的工作，在外经贸委，欧文还随身携带着那个单位的宣传小册子，上面印着波黑的主打出口产业，包括军工、冶金、农业和旅游。军工类产品放的是一排排子弹的细节照片，你一下子就能看到一个拼写错误，它们硬是把Tank拼写成了Tenk。 欧文家最吸引人注意的摆设，可能是客厅茶几上的那些黑白照片。他的外祖父母是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外祖父Osman Dervisevic 16岁参加游击队，是波黑北部重镇Brèko市的第一任市长。茶几上有他和铁托的合影，在那张照片里，风华正茂的外祖父站在中间，铁托反而在他的左边。可惜外祖父的烟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老革命的女儿Alma的前半生含着银匙，度过极其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干子女的少女时光，然后人生开始和她玩“和好运捉一下迷藏”的游戏，于是家里和自己身体中的好东西开始一点点消失：青年时代丧父，前中年时代祖国不再，中年时代逃难异乡，后中年时代离异，晚年时代健康也决定离开她了。目前，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儿子和正在念书的女儿与她住在一起，尽管欧文一有机会就要声明：“难道你以为一个29岁的男人会喜欢和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吗？”
克族、塞族和穆斯林在欧文家的饭桌上获得了和解
Alma准备的饭菜很丰盛，竟然还有西班牙火腿，那是欧文的朋友从加泰罗尼亚带来的。晚餐还包括用来蘸食面包的茄子和红辣椒粉做的蘸酱，那是邻居给的;清爽的番茄黄瓜和甜椒拌的色拉;从土耳其传承过来的Burek，乍一看就好像是开口锅贴的波黑“国菜”;典型的克罗地亚烤鸡，还有波斯尼亚穆斯林典型的炖牛肉。甜点则是欧文特意去买的全城最好吃的拿破仑，照例有些太甜了，欧文用他的冷幽默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我们需要甜些的东西。 这顿丰盛异常的家宴显然让长期以来磕磕碰碰的克族、塞族和穆斯林获得了饭桌上的和解。它们在一个饭桌上，甚至在一个盘子上释放出食物的香味和生活应有的祥和气息。这和女主人本来所代表的种族多元性有关，她说：“我的父亲是穆斯林，我的继父是塞族，我的母亲是克族，而我从来不考虑这些，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典型的南斯拉夫女孩。我也曾经是个共产党员。” Alma的烟嗓，再配以那种舒缓的，似乎与己无关似的叙述口气，就好像有人戴着丝绒手套在轻柔地抚摸生锈的回忆。她的英语带着好听的英国口音，如果闭起眼睛，我甚至在想象她是“007”里的Lady M，她们真的长得有些相似。我们开始喝起了咖啡，波斯尼亚咖啡，在小小的铜壶里烧好后，盛在精致的咖啡杯和托盘里。 波斯尼亚人缺不了咖啡，他们可以花两三个小时啜那一小壶波斯尼亚咖啡。他们先咬一口糖，然后把余下的糖放在舌头下，让咖啡自然地融化它，好像土耳其人喝茶一样。战时咖啡在黑市达到60美元一磅，被困的市民用植物油把晒干的鹰嘴豆炒黑，散发出某种吱吱作响的牛排般的欺骗性香味，然后再磨成粉，将其煮沸成咖啡。虽然乍看上去，外貌和波斯尼亚咖啡无异，但品尝起来既不像咖啡也不像鹰嘴豆汤，而更像泥水。 此刻，饭后的一杯香浓的波斯尼亚咖啡让Alma又回到了过去的好时光，那个她能够频繁出国见世面的好时光，那个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没有毁坏她的生活，那个丈夫依然没有背叛她的好时光：“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到海了，以前大家每年夏天都去海边，顶多就是比比酒店好坏。” 我问Alma，南斯拉夫哪里最美，她说克罗地亚的海岸线最美。波黑没有克罗地亚那么运气，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他们只有25公里的一线海滩，就如一米阳光。此刻，我已经分不清她在对谁说话，是我呢，还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我当时可是怎么想的呀？毕业后哪里都可以去，我却没有选克罗地亚。”她继续喃喃着，“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美妙的海岸，美妙的小镇……”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下去，直到被墙上古老的自鸣钟整点的报时声完全吞没。深夜23点了。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 我在假日酒店的清晨醒来，窗外竟然下起了太阳雨。太阳奋力刺破极其稠厚的云层，好像种子破土而出。假日酒店的早餐厅如预想般的空空如也。我在酒店的餐厅徜徉，享受作为此处唯一一个客人的乐趣。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战地记者，只是报道的是这个酒店乃至这个城市和国家所面临的新的战役。餐厅弥漫着某种吸烟房才有的淡淡的烟味，在这里，“非吸烟区”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前往吸烟区吃饭才是正经事。 50多岁的服务员雅斯娜在这里贡献了她30年的青春，她依然以这种老酒店仅存的引以为傲的资产――“周到有礼”为我服务。这是我在萨拉热窝假日酒店的最后一天，我得去办退房手续了。她用简单的英语期期然地问：“No tomorrow？”我有点抱歉又兼具一些不舍地说：“No tomo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