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
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
址在夏商时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的带铭文青铜爵
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3、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5、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
凤栖原墓地耳室陶罍陶壶组照
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该墓地已连续发掘3年，清理了可能为西汉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从葬坑6座、中小型附葬墓11座；揭露出完整的墓园、高规格祠堂建筑、壕沟、道路、排水道等各类遗迹。在墓葬和从葬坑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银饰件、青铜器、铁器、陶器、原始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种遗物3000余件(套)，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中，6座甲士俑从葬坑，不仅兵俑数量多，兵器配置齐全，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军职印章，对军事史研究有重大价值。此外，编号为M1的附葬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随葬品甚为丰富，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重要的发现。
6、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点评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
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时期重要高等级士大夫家族墓地之一。经过4年持续发掘，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神道和兆沟，揭示出了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清楚，墓穴安排清晰，其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由于墓地保存较好，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
10、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
点评专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孙健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现场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介入，随即展开了有效调查并迅速制定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2007年开始至今，基本确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考古队通过周密设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成功地实施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水下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总结出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
首批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
为加强我国珍贵文物出境展览的管理，切实保证文物安全，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64件(组)一级文物自即日起禁止出国(境)展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共64件(组)。
“五星出东方”护膊、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陶鹰鼎、司母戊铜鼎、利簋、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凤冠、嵌绿松石象牙杯、晋侯苏钟(一套14件)、大克鼎、太保鼎、河姆渡出土朱漆碗、良渚出土玉琮王、水晶杯、淅川出土铜禁、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齐王墓青铜方镜、铸客大铜鼎、朱然墓出土漆木屐、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涅槃变相碑、常阳太尊石像、大玉戈、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墓外棺、曾侯乙青铜尊盘、彩漆木雕小座屏、红山文化女神像、鸭形玻璃注、青铜神树、三星堆出土玉边璋、摇钱树、铜奔马、铜车马、墙盘、淳化大鼎、何尊、茂陵石雕、河姆渡土“陶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兽首玛瑙杯、景云铜钟、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八重宝函、铜浮屠、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中山王铁足铜鼎、刘胜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铜屏风构件5件、角形玉杯、人物御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直裾素纱禅衣、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红地云珠日天锦、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青花釉里红瓷仓、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五星出东方”护膊
亦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汉晋时代。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
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现藏于：新疆区考古研究所。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
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陶鹰
商代。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
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铜鼎
亦称：司母戊大方鼎。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
左图 司母戊铜鼎鼎耳细部 右图 司母戊铜鼎鼎铭细部
凤冠
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凤冠是皇后的礼冠，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六龙三凤冠
六龙三凤冠，通高35.5厘米，冠底直径约20厘米。龙全系金制，凤系点翠工艺（以翠鸟羽毛贴饰的一种工艺）制成。其中，冠顶饰有三龙：正中一龙口衔珠宝滴，面向前；两侧龙向外，作飞腾状，其下有花丝工艺制作的如意云头，龙头则口衔长长珠宝串饰。三龙之前，中层为三只翠凤。凤形均作展翅飞翔之状，口中所衔珠宝滴稍短。其余三龙则装饰在冠后中层位置，也均作飞腾姿态。冠的下层装饰大小珠花，珠花的中间镶嵌红蓝色宝石，周围衬以翠云、翠叶。冠的背后有左右方向的博鬓，左右各为三扇。每扇除各饰一金龙外，也分别饰有翠云、翠叶和珠花，并在周围缀左右相连的珠串。整个凤冠，共嵌宝石128块（其中红宝石71块、蓝宝石57块），装饰珍珠5449颗，冠总重2905克。由于龙凤珠花及博鬓均左右对称而设，而龙凤又姿态生动，珠宝金翠色泽艳丽，光彩照人，使得凤冠给人端庄而不板滞，绚丽而又和谐的艺术感受，皇后母仪天下的高贵身份因此得到了最佳的体现，为定陵中出土的凤冠之首。
三龙二凤冠
三龙二凤冠，即孝端皇太后凤冠，高26.5厘米口径23厘米，凤冠共用红、蓝宝石一百多块，大小珍珠五千余颗，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
九龙九凤冠
九龙九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有珍珠3500余颗，各色宝石150余块。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风、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这顶豪华的风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粒。
十二龙九凤冠
十二龙九凤，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 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十二龙九凤冠，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 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
利 簋
西周早期。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
腹 ，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 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与《尚书 武成》、《淮南子 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
西周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铭文
虢季子白盘
西周。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四壁各有含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虢季子白盘被誉为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在其后几十年内，凯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虢季子白盘先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铭文
虢季子白盘铭文白话译文：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嵌绿松石象牙杯
商代。高30.5厘米，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形似现侈口薄唇，中腰微束。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
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晋侯苏“编钟”
西周厉王时期。编钟为成组的青铜乐器。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
太保鼎
西周初期。通高50.7厘米，口径 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传系清季山东梁山出土，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新石器时代。食器，口径10.6×9.2、高5.7、底径7.6×7.2厘米。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朱漆碗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良渚出土“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高8.8厘米 射径17.1---17.6厘米 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
水晶杯
战国。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现藏于：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淅川出土“云纹铜禁”
春秋中期。通高28.8厘米 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
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齐王墓“龙纹矩形铜镜”
西汉时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公斤。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铸客“铜鼎”
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战国。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 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旋涡纹。鼎口平沿 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 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朱然墓出土“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
三国（吴）。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现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
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
北魏。每块长约 80厘米，宽约 20厘米，厚约2.5厘米。，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读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原貌难以辨别，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格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大姐、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捷仔辞成帝同乘辇故事。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五帝本纪》。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 32厘米，高6.5厘米。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局部）
北齐。《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风嗖嗖，旗猎猎，远征的人儿出发了！莫道行程远，何惧路奇艰，手执弓，身佩剑，扬锐气，策骏骑，
纵然千山万水，也要勇往直前。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大玉戈
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彩漆凤鹿木雕座屏
战国。通高15、长51、座宽12、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鸭形玻璃注
北燕。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1965 年9月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商代。通长54.5公分，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鞭，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现藏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
摇钱树
东汉。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 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猥般的短刺所包裹。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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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大鼎
西周文物。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是目前已知的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的圆鼎。鼎身上的主体图案，正是牛头蜴身龙纹。牛的头型，牛的眼睛，牛的鼻孔，牛的双角；这只牛头的两侧，却分别长出大晰蜴龙的身躯，有一肢体，分出四趾，浑身长满鳞片，尾巴卷曲向上。也许是为了更明确地昭示这是一只牛头蜴龙，在这一龙头下面，还铸造了一个完全写实、明确无误的牛头。鼎的上口，还分别雕有四条鳄型原龙。其造型高大魁伟，纹饰庄严神奇，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艺术造诣。1979年出土于咸阳市淳化县史家原，现藏于：陕西省淳化县博物馆。
河姆渡土“陶灶”
新石器时代。通长55、通高25厘米。夹砂灰陶。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
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景云钟
唐代。西安钟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许多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因楼上悬挂铁钟一口而得名。始建于明代（公元1384年）。初建时，地址在今广济街口，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龚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因朱元璋称帝后怕全国各地出现真龙天子与其争位，因此下令修建钟楼以镇龙气。钟楼基座为正方形，占地1377．4平方米，基座用青砖砌成，楼为砖木结构，高36米，基座高8．6米，每边长35．5米，外重檐3层，内为上下两层，有楼梯可盘旋而上。在檐上覆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金彩绘，画栋雕梁，顶部有。鎏金宝顶，金碧辉煌。钟楼的西北角上陈列着一口明代铁钟，重5吨，钟边铸有八卦图案，建造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但它比钟楼早先悬挂的铜钟却小得多了。钟楼原先悬挂的巨钟是唐代景云年间铸造的“景云钟”（现藏于碑林博物馆）。据说，迁到今址之后，虽然楼的式样大小并没有改变，景云钟却怎么也敲不响了。无可奈何，只有另换。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唐代。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堪称世界“锡杖之王”。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神秘法门寺地宫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八重宝函
唐代。是唐懿宗赐赠的，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录皿）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层层相套的宝函其质地分别为金、银、玉、木，每层宝函外均用银锁锁上，并以丝带或绢袱包裹，金塔基的银柱就是套放供奉舍利的地方。宝函和金塔，做工精细、造型优美，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世所罕见，其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一九八七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的凌晨一时佛指舍利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第一重：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金塔高105毫米，塔顶为金质莲花朵捧托金珠顶，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身四壁刻满纹饰，并有四扇小金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盘为细颈鼓腰状，喇叭口径处雕12朵如意云头，鼓腰上二平行线连为四组三钴纹杆状十字团花，衬以珍珠纹，腰底为莲瓣形，银柱托底也呈八瓣莲花状。间以三钴纹，柱底还有一墨书小字——“南”，塔座为纯金方台，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仅11毫高。
第二重：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
以珍珠装武夫石磨制而成，周身以雕花金带为边，镶嵌珠宝花鸟，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
纯金雕铸，函身镶满红宝钿、绿宝钿、翡翠、玛瑙、绿松石等各色宝石，并镶嵌宝石花朵，函盖顶面和侧面红、绿二色宝石镶嵌成大大小小的莲花，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四重：六臂观音纯金盝顶宝函
重1512克。函盖雕有双凤及莲蓬，盖侧有瑞鸟四只绕着中心追逐，正面为六臂如意轮观音图，左侧为药师如来图，右侧为阿弥陀佛图，背面为大日如来图，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
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钣金成形，纹饰鎏金。函件正面有如来，四周有两菩萨，四弟子，二金刚力士，二供奉童子，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
通体光素无纹，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盖与函体在背后以铰链相接，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
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函体以平雕刀法刻画“护世四大天王”像，正面有一金锁扣和金匙，“盝顶”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之一，呈四面坡，中为四条平脊相围的平顶。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 用一条约50毫米宽的绛黄色的绸带十字交叉紧紧捆扎。顶面錾两条行龙，首尾相对，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面均錾双龙戏珠，底饰卷草。
第八重：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
银棱檀香木函内是一个略小的鎏金盝顶四天王宝函，用一条约50毫米宽的绛黄色的绸带十字交叉紧紧捆扎。顶面錾两条行龙，首尾相对，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面均錾双龙戏珠，底饰卷草；四侧立沿各錾两只迦陵频伽鸟，身侧饰以海石榴花和蔓草。函的四侧面分别刻着四大天王图像。正面是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左面是东方提头赖咤天王，右面是西方毗卢勒叉天王，后边是南方毗娄博叉天王。最外层是一个长、宽、高各30厘米的银棱盝顶黑漆宝函。所谓盝顶，就是函盖上棱成斜面的函。它是用极珍贵的檀香木制成，用雕花银条棱边。发掘时，此函已严重朽坏。
阿育王塔内“铜浮屠”
唐代。浮屠即塔、精舍，模铸成形，平面呈方形，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人字形斗拱。顶单层，四角攒尖形，每面铸出瓦拢，角垅起翘。塔刹高耸，刹底为须弥座，其上6个相轮由下往上依次渐小，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棺盖为半弧形，前宽后窄，前檐探出较多。棺体前高宽，后矮窄。棺盖长8．2厘米，高6．4厘米，前档宽
5．4厘米，后档宽4．2厘米。前档板上刻着两位坐佛弟子，两侧壁各錾出两只迦陵频伽神鸟。棺体下有两层台座，上层台座四周錾出一圈仰莲瓣，下层四周镂空成壶门。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神秘法门寺地宫之门被打开，此铜浮屠随着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案”，是古人所用小桌，漆制案面已朽。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此案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特殊的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 。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256年）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公元前486年-公元前256年）时期的斗拱造型。1974年冬，平山县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时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1977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
西汉。通长188厘米。玉片有绿色、灰白色、淡黄褐色等。共二千四百九十八块，金丝重1.1千克。用金丝将玉片编缀成人形，头部由头罩、脸盖组成，上身由前后衣片、左右袖筒及左右手套组成，下身由左右裤筒及左右足套组成，皆能分开。玉衣内头部有玉眼盖、鼻塞、耳?、口琀，下腹部有生殖器罩盒和肛门塞。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型，脸盖上刻划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臀腹部鼓突，似人之体型。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殓服，按等级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等。皇帝的玉衣用金缕。中山靖王刘胜是诸侯王，也服用了金缕玉衣。出土时，衣内仅见几枚牙齿珐琅外壳和一些粉末状骨渣。故玉衣和九窍塞并未能保存尸体不朽。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长信宫灯
西汉。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墓葬，作跪姿宫女执灯形，通体鎏金，璀璨夺目。宫女穿宽袖长衣，梳髻，戴巾；灯盘、灯座及执灯宫女的右臂处可拆卸；灯盘中心有一钎可插蜡烛，灯罩与灯盘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便有烟而无尘，可减少室内的烟炱以保持清洁。灯上有九处刻铭，计65字，其中有“长信”二字，为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长信宫灯造型优美，构造精巧，为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铜屏风构件5件
朱雀屏风铜顶饰
西汉。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cm，双翅距24.5cm。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
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
西汉。高16.7，宽56.3，厚4cm，两面造型一致，为双面兽形。双目圆突，高鼻，张口露齿，状若微笑。头顶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如三束飘带相互绞缠，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插入雉羽为饰。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整器通体鎏金，兽面顶的双角、眉毛、卷云纹均用黑漆勾勒轮廓线，管壁上刻有顺序数目。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
西汉。通高31.5、横长15.8cm。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
蛇纹屏风铜托座
西汉。高23.4、长46.45、宽29.4cm。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
西汉。通高33.5、通长27.3cm。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原有鎏金。半蹲在托座上的蟠龙，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各卷缠一只青蛙。蛙张口暴目，力图挣脱状。龙口大张，口内有一只两前肢攫住龙的口缘，头向前伸，好像逃脱了恶蛇的侵袭，得到龙的保护，状态安详。此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是一件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的文物精品。蛇、蛙曾是古越人的图腾，而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角形玉杯
西汉。通长18.4厘米，口径5.8—6.7cm，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一夔龙缠绕器身，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汉代之绝品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人物御龙帛画》
战国中期晚段。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兴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正中是一位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上翘，龙身平伏，略似船形。在龙尾上站着一只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人头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
风拂动。画幅左下角为鲤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直裾素纱禅衣
西汉。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西汉。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长205厘米，上端宽92厘米，制作精美、色彩
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西汉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红地云珠日天锦
北朝。长48、宽28厘米。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1983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西夏。出土经书共九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 23.5 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 15.2 厘米。版心宽 1.2 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 1 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共有9册，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 1991 年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这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花釉里红瓷仓
元代。通高29.5cm，横宽20.5cm。仓楼为亭式重檐，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飞檐、朱栋、雕栏，造型别致，华贵绚丽，充分体现了江南木构建筑的特色。脊吻塑双狮头，四角饰卷云，重脊中部各饰一朵云纹，正脊中部饰以带叶仰莲，上置扁平形矛头。仓楼系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覆盖于仓上，四立面下视均为四柱三间，仓楼内置宝座。正中后，以串珠组成“十”形镂孔图案，与前楼相通。两旁有亭楼，底层前后均为两柱夹仓。插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右联为“禾黍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披“南山宝象壮五谷之仓”。后面柱间空档为墓铭，青料直行楷书，计12行，159字。左右亭正面墙各用红料楷书“五谷仓所”与“凌氏墓用”字。瓷匠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和釉下彩青花集中于谷仓之上，瓦垅欗杆均以串珠纹组成。楼阁及两侧亭楼上塑有10个优伶，有的手执掌扇，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吹箫弄笛，有的甩袖起舞。上下左右有人物十八个，姿态各异。色泽绚丽，造型奇特，精绝无双。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院。
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南朝。长２４４厘米，宽８８厘米，由３００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嵇康为“七贤”之首，他是一个非常豁达而有文采的人物，文献中记载他“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阮籍则是一个不拘小节，活得很潇洒滋润的人，他好饮酒，且“嗜酒能啸”，这个“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世说新语》说他酒后纵兴“长啸”，且“韵响嘹亮”，所以，在“七贤”之中，有“嵇琴阮啸”之说。山涛也极能饮酒，《山涛传》中有其“饮酒至入斗方醉”的记录。王戎则是一位为人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人物。向秀文儒，文献记其“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看来是个十足的道学家。刘伶也好酒，且嗜酒如命，“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大杯小盅，来者不辞。阮咸通音律，善弹琵琶，当然，这里的“琵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琵琶，而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在许多地方剧种的演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乐器。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亦博得了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1960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
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
址在夏商时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的带铭文青铜爵
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3、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5、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
凤栖原墓地耳室陶罍陶壶组照
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该墓地已连续发掘3年，清理了可能为西汉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从葬坑6座、中小型附葬墓11座；揭露出完整的墓园、高规格祠堂建筑、壕沟、道路、排水道等各类遗迹。在墓葬和从葬坑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银饰件、青铜器、铁器、陶器、原始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种遗物3000余件(套)，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中，6座甲士俑从葬坑，不仅兵俑数量多，兵器配置齐全，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军职印章，对军事史研究有重大价值。此外，编号为M1的附葬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随葬品甚为丰富，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重要的发现。
6、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点评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
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时期重要高等级士大夫家族墓地之一。经过4年持续发掘，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神道和兆沟，揭示出了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清楚，墓穴安排清晰，其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由于墓地保存较好，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
10、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
点评专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孙健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现场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介入，随即展开了有效调查并迅速制定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2007年开始至今，基本确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考古队通过周密设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成功地实施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水下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总结出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
首批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
为加强我国珍贵文物出境展览的管理，切实保证文物安全，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64件(组)一级文物自即日起禁止出国(境)展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共64件(组)。
“五星出东方”护膊、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陶鹰鼎、司母戊铜鼎、利簋、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凤冠、嵌绿松石象牙杯、晋侯苏钟(一套14件)、大克鼎、太保鼎、河姆渡出土朱漆碗、良渚出土玉琮王、水晶杯、淅川出土铜禁、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齐王墓青铜方镜、铸客大铜鼎、朱然墓出土漆木屐、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涅槃变相碑、常阳太尊石像、大玉戈、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墓外棺、曾侯乙青铜尊盘、彩漆木雕小座屏、红山文化女神像、鸭形玻璃注、青铜神树、三星堆出土玉边璋、摇钱树、铜奔马、铜车马、墙盘、淳化大鼎、何尊、茂陵石雕、河姆渡土“陶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兽首玛瑙杯、景云铜钟、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八重宝函、铜浮屠、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中山王铁足铜鼎、刘胜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铜屏风构件5件、角形玉杯、人物御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直裾素纱禅衣、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红地云珠日天锦、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青花釉里红瓷仓、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五星出东方”护膊
亦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汉晋时代。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
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现藏于：新疆区考古研究所。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
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陶鹰
商代。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
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铜鼎
亦称：司母戊大方鼎。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
左图 司母戊铜鼎鼎耳细部 右图 司母戊铜鼎鼎铭细部
凤冠
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凤冠是皇后的礼冠，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六龙三凤冠
六龙三凤冠，通高35.5厘米，冠底直径约20厘米。龙全系金制，凤系点翠工艺（以翠鸟羽毛贴饰的一种工艺）制成。其中，冠顶饰有三龙：正中一龙口衔珠宝滴，面向前；两侧龙向外，作飞腾状，其下有花丝工艺制作的如意云头，龙头则口衔长长珠宝串饰。三龙之前，中层为三只翠凤。凤形均作展翅飞翔之状，口中所衔珠宝滴稍短。其余三龙则装饰在冠后中层位置，也均作飞腾姿态。冠的下层装饰大小珠花，珠花的中间镶嵌红蓝色宝石，周围衬以翠云、翠叶。冠的背后有左右方向的博鬓，左右各为三扇。每扇除各饰一金龙外，也分别饰有翠云、翠叶和珠花，并在周围缀左右相连的珠串。整个凤冠，共嵌宝石128块（其中红宝石71块、蓝宝石57块），装饰珍珠5449颗，冠总重2905克。由于龙凤珠花及博鬓均左右对称而设，而龙凤又姿态生动，珠宝金翠色泽艳丽，光彩照人，使得凤冠给人端庄而不板滞，绚丽而又和谐的艺术感受，皇后母仪天下的高贵身份因此得到了最佳的体现，为定陵中出土的凤冠之首。
三龙二凤冠
三龙二凤冠，即孝端皇太后凤冠，高26.5厘米口径23厘米，凤冠共用红、蓝宝石一百多块，大小珍珠五千余颗，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
九龙九凤冠
九龙九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有珍珠3500余颗，各色宝石150余块。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风、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这顶豪华的风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粒。
十二龙九凤冠
十二龙九凤，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 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十二龙九凤冠，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 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
利 簋
西周早期。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
腹 ，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 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与《尚书 武成》、《淮南子 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
西周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铭文
虢季子白盘
西周。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四壁各有含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虢季子白盘被誉为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在其后几十年内，凯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虢季子白盘先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铭文
虢季子白盘铭文白话译文：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嵌绿松石象牙杯
商代。高30.5厘米，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形似现侈口薄唇，中腰微束。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
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晋侯苏“编钟”
西周厉王时期。编钟为成组的青铜乐器。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
太保鼎
西周初期。通高50.7厘米，口径 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传系清季山东梁山出土，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新石器时代。食器，口径10.6×9.2、高5.7、底径7.6×7.2厘米。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朱漆碗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良渚出土“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高8.8厘米 射径17.1---17.6厘米 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
水晶杯
战国。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现藏于：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淅川出土“云纹铜禁”
春秋中期。通高28.8厘米 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
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齐王墓“龙纹矩形铜镜”
西汉时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公斤。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铸客“铜鼎”
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战国。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 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旋涡纹。鼎口平沿 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 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朱然墓出土“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
三国（吴）。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现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
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
北魏。每块长约 80厘米，宽约 20厘米，厚约2.5厘米。，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读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原貌难以辨别，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格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大姐、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捷仔辞成帝同乘辇故事。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五帝本纪》。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 32厘米，高6.5厘米。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局部）
北齐。《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风嗖嗖，旗猎猎，远征的人儿出发了！莫道行程远，何惧路奇艰，手执弓，身佩剑，扬锐气，策骏骑，
纵然千山万水，也要勇往直前。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大玉戈
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彩漆凤鹿木雕座屏
战国。通高15、长51、座宽12、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鸭形玻璃注
北燕。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1965 年9月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商代。通长54.5公分，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鞭，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现藏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
摇钱树
东汉。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 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猥般的短刺所包裹。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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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大鼎
西周文物。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是目前已知的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的圆鼎。鼎身上的主体图案，正是牛头蜴身龙纹。牛的头型，牛的眼睛，牛的鼻孔，牛的双角；这只牛头的两侧，却分别长出大晰蜴龙的身躯，有一肢体，分出四趾，浑身长满鳞片，尾巴卷曲向上。也许是为了更明确地昭示这是一只牛头蜴龙，在这一龙头下面，还铸造了一个完全写实、明确无误的牛头。鼎的上口，还分别雕有四条鳄型原龙。其造型高大魁伟，纹饰庄严神奇，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艺术造诣。1979年出土于咸阳市淳化县史家原，现藏于：陕西省淳化县博物馆。
河姆渡土“陶灶”
新石器时代。通长55、通高25厘米。夹砂灰陶。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
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景云钟
唐代。西安钟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许多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因楼上悬挂铁钟一口而得名。始建于明代（公元1384年）。初建时，地址在今广济街口，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龚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因朱元璋称帝后怕全国各地出现真龙天子与其争位，因此下令修建钟楼以镇龙气。钟楼基座为正方形，占地1377．4平方米，基座用青砖砌成，楼为砖木结构，高36米，基座高8．6米，每边长35．5米，外重檐3层，内为上下两层，有楼梯可盘旋而上。在檐上覆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金彩绘，画栋雕梁，顶部有。鎏金宝顶，金碧辉煌。钟楼的西北角上陈列着一口明代铁钟，重5吨，钟边铸有八卦图案，建造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但它比钟楼早先悬挂的铜钟却小得多了。钟楼原先悬挂的巨钟是唐代景云年间铸造的“景云钟”（现藏于碑林博物馆）。据说，迁到今址之后，虽然楼的式样大小并没有改变，景云钟却怎么也敲不响了。无可奈何，只有另换。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唐代。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堪称世界“锡杖之王”。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神秘法门寺地宫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八重宝函
唐代。是唐懿宗赐赠的，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录皿）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层层相套的宝函其质地分别为金、银、玉、木，每层宝函外均用银锁锁上，并以丝带或绢袱包裹，金塔基的银柱就是套放供奉舍利的地方。宝函和金塔，做工精细、造型优美，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世所罕见，其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一九八七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的凌晨一时佛指舍利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第一重：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金塔高105毫米，塔顶为金质莲花朵捧托金珠顶，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身四壁刻满纹饰，并有四扇小金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盘为细颈鼓腰状，喇叭口径处雕12朵如意云头，鼓腰上二平行线连为四组三钴纹杆状十字团花，衬以珍珠纹，腰底为莲瓣形，银柱托底也呈八瓣莲花状。间以三钴纹，柱底还有一墨书小字——“南”，塔座为纯金方台，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仅11毫高。
第二重：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
以珍珠装武夫石磨制而成，周身以雕花金带为边，镶嵌珠宝花鸟，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
纯金雕铸，函身镶满红宝钿、绿宝钿、翡翠、玛瑙、绿松石等各色宝石，并镶嵌宝石花朵，函盖顶面和侧面红、绿二色宝石镶嵌成大大小小的莲花，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四重：六臂观音纯金盝顶宝函
重1512克。函盖雕有双凤及莲蓬，盖侧有瑞鸟四只绕着中心追逐，正面为六臂如意轮观音图，左侧为药师如来图，右侧为阿弥陀佛图，背面为大日如来图，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
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钣金成形，纹饰鎏金。函件正面有如来，四周有两菩萨，四弟子，二金刚力士，二供奉童子，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
通体光素无纹，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盖与函体在背后以铰链相接，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
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函体以平雕刀法刻画“护世四大天王”像，正面有一金锁扣和金匙，“盝顶”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之一，呈四面坡，中为四条平脊相围的平顶。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 用一条约50毫米宽的绛黄色的绸带十字交叉紧紧捆扎。顶面錾两条行龙，首尾相对，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面均錾双龙戏珠，底饰卷草。
第八重：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
银棱檀香木函内是一个略小的鎏金盝顶四天王宝函，用一条约50毫米宽的绛黄色的绸带十字交叉紧紧捆扎。顶面錾两条行龙，首尾相对，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面均錾双龙戏珠，底饰卷草；四侧立沿各錾两只迦陵频伽鸟，身侧饰以海石榴花和蔓草。函的四侧面分别刻着四大天王图像。正面是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左面是东方提头赖咤天王，右面是西方毗卢勒叉天王，后边是南方毗娄博叉天王。最外层是一个长、宽、高各30厘米的银棱盝顶黑漆宝函。所谓盝顶，就是函盖上棱成斜面的函。它是用极珍贵的檀香木制成，用雕花银条棱边。发掘时，此函已严重朽坏。
阿育王塔内“铜浮屠”
唐代。浮屠即塔、精舍，模铸成形，平面呈方形，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人字形斗拱。顶单层，四角攒尖形，每面铸出瓦拢，角垅起翘。塔刹高耸，刹底为须弥座，其上6个相轮由下往上依次渐小，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棺盖为半弧形，前宽后窄，前檐探出较多。棺体前高宽，后矮窄。棺盖长8．2厘米，高6．4厘米，前档宽
5．4厘米，后档宽4．2厘米。前档板上刻着两位坐佛弟子，两侧壁各錾出两只迦陵频伽神鸟。棺体下有两层台座，上层台座四周錾出一圈仰莲瓣，下层四周镂空成壶门。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神秘法门寺地宫之门被打开，此铜浮屠随着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案”，是古人所用小桌，漆制案面已朽。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此案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特殊的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 。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256年）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公元前486年-公元前256年）时期的斗拱造型。1974年冬，平山县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时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1977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
西汉。通长188厘米。玉片有绿色、灰白色、淡黄褐色等。共二千四百九十八块，金丝重1.1千克。用金丝将玉片编缀成人形，头部由头罩、脸盖组成，上身由前后衣片、左右袖筒及左右手套组成，下身由左右裤筒及左右足套组成，皆能分开。玉衣内头部有玉眼盖、鼻塞、耳?、口琀，下腹部有生殖器罩盒和肛门塞。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型，脸盖上刻划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臀腹部鼓突，似人之体型。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殓服，按等级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等。皇帝的玉衣用金缕。中山靖王刘胜是诸侯王，也服用了金缕玉衣。出土时，衣内仅见几枚牙齿珐琅外壳和一些粉末状骨渣。故玉衣和九窍塞并未能保存尸体不朽。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长信宫灯
西汉。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墓葬，作跪姿宫女执灯形，通体鎏金，璀璨夺目。宫女穿宽袖长衣，梳髻，戴巾；灯盘、灯座及执灯宫女的右臂处可拆卸；灯盘中心有一钎可插蜡烛，灯罩与灯盘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便有烟而无尘，可减少室内的烟炱以保持清洁。灯上有九处刻铭，计65字，其中有“长信”二字，为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长信宫灯造型优美，构造精巧，为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铜屏风构件5件
朱雀屏风铜顶饰
西汉。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cm，双翅距24.5cm。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
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
西汉。高16.7，宽56.3，厚4cm，两面造型一致，为双面兽形。双目圆突，高鼻，张口露齿，状若微笑。头顶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如三束飘带相互绞缠，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插入雉羽为饰。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整器通体鎏金，兽面顶的双角、眉毛、卷云纹均用黑漆勾勒轮廓线，管壁上刻有顺序数目。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
西汉。通高31.5、横长15.8cm。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
蛇纹屏风铜托座
西汉。高23.4、长46.45、宽29.4cm。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
西汉。通高33.5、通长27.3cm。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原有鎏金。半蹲在托座上的蟠龙，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各卷缠一只青蛙。蛙张口暴目，力图挣脱状。龙口大张，口内有一只两前肢攫住龙的口缘，头向前伸，好像逃脱了恶蛇的侵袭，得到龙的保护，状态安详。此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是一件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的文物精品。蛇、蛙曾是古越人的图腾，而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角形玉杯
西汉。通长18.4厘米，口径5.8—6.7cm，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一夔龙缠绕器身，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汉代之绝品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人物御龙帛画》
战国中期晚段。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兴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正中是一位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上翘，龙身平伏，略似船形。在龙尾上站着一只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人头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
风拂动。画幅左下角为鲤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直裾素纱禅衣
西汉。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西汉。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长205厘米，上端宽92厘米，制作精美、色彩
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西汉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红地云珠日天锦
北朝。长48、宽28厘米。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1983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西夏。出土经书共九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 23.5 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 15.2 厘米。版心宽 1.2 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 1 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共有9册，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 1991 年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这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花釉里红瓷仓
元代。通高29.5cm，横宽20.5cm。仓楼为亭式重檐，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飞檐、朱栋、雕栏，造型别致，华贵绚丽，充分体现了江南木构建筑的特色。脊吻塑双狮头，四角饰卷云，重脊中部各饰一朵云纹，正脊中部饰以带叶仰莲，上置扁平形矛头。仓楼系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覆盖于仓上，四立面下视均为四柱三间，仓楼内置宝座。正中后，以串珠组成“十”形镂孔图案，与前楼相通。两旁有亭楼，底层前后均为两柱夹仓。插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右联为“禾黍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披“南山宝象壮五谷之仓”。后面柱间空档为墓铭，青料直行楷书，计12行，159字。左右亭正面墙各用红料楷书“五谷仓所”与“凌氏墓用”字。瓷匠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和釉下彩青花集中于谷仓之上，瓦垅欗杆均以串珠纹组成。楼阁及两侧亭楼上塑有10个优伶，有的手执掌扇，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吹箫弄笛，有的甩袖起舞。上下左右有人物十八个，姿态各异。色泽绚丽，造型奇特，精绝无双。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院。
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南朝。长２４４厘米，宽８８厘米，由３００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嵇康为“七贤”之首，他是一个非常豁达而有文采的人物，文献中记载他“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阮籍则是一个不拘小节，活得很潇洒滋润的人，他好饮酒，且“嗜酒能啸”，这个“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世说新语》说他酒后纵兴“长啸”，且“韵响嘹亮”，所以，在“七贤”之中，有“嵇琴阮啸”之说。山涛也极能饮酒，《山涛传》中有其“饮酒至入斗方醉”的记录。王戎则是一位为人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人物。向秀文儒，文献记其“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看来是个十足的道学家。刘伶也好酒，且嗜酒如命，“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大杯小盅，来者不辞。阮咸通音律，善弹琵琶，当然，这里的“琵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琵琶，而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在许多地方剧种的演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乐器。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亦博得了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1960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