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象学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方法，虽然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但始终未能在文化产业研究中获得应有的关注。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文本形态——媒介形态”的过程。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有助于解决文化资源开发中既追求个性创造又追求受众市场的特殊要求。在国内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并迅猛发展的当下，找出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关键词：文化资源；现象学；意向性；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86—05 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提升软实力的国家战略，随着市场经济下的工业生产正在经历从“物质匮乏型”到“精神匮乏型”的转变，振兴文化产业凸显出必要性和紧迫性。所谓振兴，就是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我国现在的文化产业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其中包括了新闻、影视、广告、动漫、网络游戏、文艺演出、主题公园等诸多领域。以往针对以上这些文化产业领域基本上采取分类研究，新闻、影视、广告属于传播学，动漫、网络游戏属于计算机应用与信息科学，文艺演出、主题公园属于策划学、营销学，等等，而且还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也纷纷浸入这些研究领域。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生产资料，通过相应的生产方法，最终生产出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生产方法——学术研究称之为方法论——要实现文化资源从原始形态向媒介形态的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资源必须转化为一种文本，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阐释和定位，让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主动地解释并接受。因此，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过程Ⅰ）——文本形态（过程Ⅱ）——媒介形态”的过程（模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以往文化资源的自发性生产，注重历史事实的还原性和历史逻辑的连贯性，缺乏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解释，很难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当前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跨学科的、交叉性的，至今没有形成一套针对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的方法论。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文化产业正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在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必须拥有一套属于自身范畴的合理、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建构出适合文化资源开发的方法论并开发出结合实际生产的应用模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为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在自发的生产方法中，从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过渡到媒介形态这两个过程是分割、独立进行的。前者属于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力求挖掘出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后者属于传播研究者的工作，生产出能够被当下消费者接收并解释的媒介现象。自发的生产方法通常采用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主要利用归纳法保证获得材料是全面的并能够相互证明，比如当前很多文化产品生产之前都会进行市场调查；批判的方法主要利用演绎法保证生成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生产者都会根据市场调查的消费者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产品定位。但是，实证研究在实际操作当中不可能保证完全归纳，而且在将大多数上升为一般性的同时，容易忽略少数的偶然性作用；批判研究设置先验起点的形而上学方法，在保证过程真理的同时，难以对先验假设进行有效性论证。同时，作为由来已久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传统分歧的当代继承，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彼此对立，很难统一起来。自觉的生产方法不仅要统合业已割裂的生产过程，还要力求避免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缺陷与互斥，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 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该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①胡塞尔的毕生心愿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并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认识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一追问的关键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的被给予性，或曰不证自明性。在此之前，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以及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都意在说明：人类认识需要有第一起点——康德称之为先验理性，并通过这种先验的能力认识世界并形成经验，最终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认识世界的方法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但是其中存有的明显的缺陷也使得西方遭遇了重重危机。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经验论或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②，不仅将物理世界自然化，而且还将一切理想和规范都自然化了，忽视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同样不可取，前者“将自己定位于经验的精神生活的事实领域”③，后者企图系统地考察关于世界的智慧并赋予它理论的形式，两者都过于依赖以“事实”为基础的东西。为了解决近代欧洲的科学危机，胡塞尔创建了现象学这种独特的方法论，主要体现为现象学的还原法、描述法和意向性三个概念。 文化资源主要表现为符号化的文本形式，在物理媒介的载体上附加了诸多人类文化的“交互主体性”意义。文化资源开发虽然需要从文本形态准确还原到原始形态，找到文化资源存在的历史本质，但是这种还原的关键不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本质的还原”④，而重点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狭义的“现象学的还原”⑤。换言之，“本质的还原”追求的是文化资源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现象学的还原”追求的是主体认识的内在性与纯粹性。前者认识的结果是一般性的，而后者认识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由于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得重新认识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富含创造性的媒介形态。只有创造性的认识才能为文化产品赋予具有创意的文化附加值，并且只有富含创意的文化附加值的媒介产品才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现象学的还原”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文化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文化资源实现了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追根溯源，在进行创造性的认识之后需要实现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并最终以能够被人类理解和市场接受的媒介形态展现给消费者。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意向性”的概念进行“现象学的描述”，使得重新认识的创造性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创造性的媒介形态。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活动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⑥。在胡塞尔看来，一切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意向性活动，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它产生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和“统握”。文化资源最终呈现的媒介形态就是消费者的意向对象，后者必将根据自身的主体性特征去直观把握前者，这种意向性必将产生离散性的、选择性的、创造性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的描述，或是一种在确定的广阔视域中的创造性描述。因为要想穷尽意向对象的全部特征，尤其是关联性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没有必要的。 二、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最终需要被消费者理解并接受，也就是使得生产者的意义与消费者的意义形成一定的“交互主体性”。是否能够更好地建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互主体性”，是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市场价值的关键，也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第一要义。所谓交互主体性，体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认知关系；再关照意向性的概念，生产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以及消费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都属于意向性的过程；其中前者贯穿于“过程Ⅰ”，后者贯穿于“过程Ⅱ”。换句话说，调和生产者的意向性与消费者的意向性是建构交互主体性的主要工作。 1.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意向性 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市场化的直观视域下，受到经济价值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的工作不同于历史研究者，也不同于传播研究者，但更倾向于后者。生产者不太关心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总是从已有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的文本形态出发，直接到达媒介形态。因此，很多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虽然有相关的历史顾问参与，但仍招致很多基于“过程Ⅰ”不足的各种批评。媒介形态过分迁就于现代的生活世界，极大地扭曲了文本的原始形态。不过，从生产者角度来看，生产者以追求经济价值为最终目的，文化产品只要在消费者那里获得价值实现就是成功。当下很多经典题材的不断翻拍——以四大名著为典型代表，虽然有很多来自“过程Ⅰ”的批评，但是偏向于现代生活世界的市场化生产依旧带来了更多的票房与更高的收视率。 我们再来考察消费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生活世界”的直观视域下，受到兴趣价值因素的制约。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解释为自然态度中的世界，是每个个体或每个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触手可及的、非抽象的直观世界，随着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当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理想型的。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意向性不是纯粹直观的，而是基于兴趣的。这种兴趣只有通过人与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交换才能进行价值实现。生活世界里兴趣价值的意义交换受到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习惯、群体性格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意识形态为最重要和最主要。比如像电影《赤壁》这种几乎完全颠覆文本原始形态的文化产品，虽然少数历史素养较高的观众难以接受，但是当下这种“娱乐至死”俨然成为媒介形态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此，以普遍性与一般性为代表的生产者意向才能有效地统一消费者意向，使得文化产品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价值实现。 文化产业竞争就是文化创意竞争，创意的生产总是体现较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既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更是在逻辑上不证自明的。反观国内当下的文化产品市场，几乎是集体趋向于市场化生产，主要表现为题材单一化，内容同质化。市场与创意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文化产业尚处于国家保护阶段，过于注重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在短期内还能维持，但是创意的缺失已经危机四伏。电影市场是中国文化产品市场中最为开放的领域，但一部《阿凡达》的票房抵得上当年全部国产电影的总收入。消费者的意向性对象是市场化生产的文化产品，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生活世界具有历史性，仅靠市场化生产的方法难以长期获益。或者说，“过程Ⅱ”的不合理性就是由于“过程Ⅰ”的缺失，这种缺失就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缺失，可以通过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加以解决。我们可以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弥补“过程Ⅰ”，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弥补“过程Ⅱ”。 2.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 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决定了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具有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主体（消费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文化产品）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决定着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有关“有效历史”的概念告诉我们：只有被主观个体理解了的历史才是对其有效的历史，不存在“集体的历史”，因为理解是个人行为；只存在当下的历史，因为过去的历史总要放在当下来理解。在进行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时，要注重消费者对文化产品认识的“意向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文化资源已经脱离了原始形态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以媒介形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添加了创造性意义的文化产品是加工过的文化资源。这种加工经过了“过程Ⅰ”与“过程Ⅱ”两个阶段，我们要求加工后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与文化产品的媒介现象的有效统一。 “过程Ⅰ”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过程。胡塞尔曾这样描述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我们的“出发点先于所有的立场，即：以直观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论思维的自身被给予之物为出发点，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东西为出发点”⑦。例如“中原文化”是河南具有绝对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如果问及什么是中原文化，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武术”、“黄帝”、“少林寺”、“龙门石窟”，等等，这些直观到的现象都是构成“中原文化”的各种类型的存在，这是一种常见的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还原。但这种非现象学的还原是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含有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残余的。能够代表中原文化的文本形态远不止上述的这些存在，我们只是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而赋予我们思维定势的这种“代表性”是长期经验的结果。这种长期经验源自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中心主义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等，结果是大大缩减了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可能性区间。“武术”、“少林寺”等显性的存在与“烩面”、“河南话”等隐形的存在之间没有先验的因果性与优先级，为前者贴上权威与中心标签的是具有科学主义危机的经验主义。因此，纯粹的现象学的还原应该尽量抛开经验主义的束缚，这必将大大增加文化资源的开发视域，并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过程Ⅱ”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描述的过程。文本形态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或者实体层面，是难以被一般消费者接受的，必须将其转化为某种媒介形态才能变成文化产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媒介形态，亦即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还以“中原文化”为例，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我们扩大了开发视域，下一步应该选择哪些存在来描述中原文化以及怎样描述呢？胡塞尔指出，一定要在“意向性”的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达到对内在心理学的、然后是现象学的被给予性的真正意义的把握，并最后达到所有那些本质关联”⑧。文化产品的“交互主体性”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决定，偏重于前者将导致“叫好不叫座”，偏重于后者将导致“叫座不叫好”。生产者往往站在专业化角度从文本形态转化媒介形态，而消费者往往站在市场化角度从媒介形态解释文本形态，平衡两者的最好方法是寓“生产者意义”于“消费者意义”之中。“中原文化”在历史上的权威意义与中心价值应该与一般大众的“生活世界”⑨相互结合，意向对象（文化资源）要依存于意向主体（消费者）而存在。《禅宗少林》与《少林寺传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前者的描述形式与后者的描述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向大众市场投降的方法只是暂时的，纯粹的现象学的描述应该通过“意向性”去培养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审美情趣，努力培育并提升大众市场。 三、文化资源开发中现象学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对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尚处于尝试阶段，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主要有：1.直观与意向性的概念应该如何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中理解，又应该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用？2.还原与描述的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操作性？3.当前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如何定义，文化产业如何应对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在今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将尝试一一回答这些问题。 具体来说，研究领域1和研究领域2同属于经典概念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改造：直观、意向性、还原、描述，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概念，但是此概念是基于哲学范畴的一般性定义，具有较多形而上的意义；而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具有较多形而下的要素。因此，文化资源开发中运用现象学的方法，需要充分结合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就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入手，深入考察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现状，进行了富有现实性的合理、有效的文化工业批判；后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成熟，正是从批判中汲取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可行性方法。研究领域3同样重要，涉及了统一市场与创意的关键要素——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意向性所处的生活世界。可以预设，正是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才使得消费者的意向性具有了流变性，使得文化产品的创意性具有了必要性。如何准确描述并定义当前国内消费者的生活世界，成为研究领域1的必须，以及研究领域2的前提。 四、对《大长今》和《盗梦空间》的现象学分析 我们可以2004年在国内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和2010年在国内一上映即火爆的美国大片《盗梦空间》为例，来简单分析一下现象学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基本研究思路。 韩国与美国的文化产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文化资源贫乏但是又善于文化资源开发；不同点在于韩国立足于本国文化资源，美国的文化资源开发则放眼全球。《大长今》以一段韩国的真实历史为基础，围绕传奇人物徐长今的经历，结合当前女性地位逐渐提高、大量观众对宫廷故事十分感兴趣的现状，在故事中着重表现了韩国传统的医术、泡菜、礼仪等，使得“韩医”、“韩餐”、“韩服”迅速风靡。《盗梦空间》几乎没有文化资源基础，仅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创造，其中灵活组织了大量的好莱坞元素，使得观众看起来既熟悉又惊叹。 这两个例子都折射出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前者将历史人物徐长今进行了创造性的现象学的还原，从复杂的原始形态中着重体现其聪明、果敢、自强不息的文本形态，这些正契合了当前生活世界消费者认知的“意向性”；后者对弗洛伊德艰涩的精神分析理论做出完全开放式的演绎，在消费者厌倦了仅仅立足于一般事实的经验逻辑的大场面、大明星、大制作的好莱坞快餐电影的时候，有关梦的荒诞又新奇的现象学的描述必将引起观众的叹服。两者都“试图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去接近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从自己的信念中，从许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握的东西”⑩。 总之，在国内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并迅猛发展的当下，找出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注释 ①[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页。②③[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46页。④“本质的还原”是通过直观（胡塞尔认为这种“直观”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直观，还包括直观地把握事物的一般性）还原到事物本质的认识的方法。⑤“现象学的还原”是把超越于纯粹意识的事物排除在外，只以纯粹的内在意识的被给予性作为研究的范围。⑥譬如，当看到一张桌子时，这张桌子的颜色、形状、尺寸等杂多都进入主体的意向活动之中，结果只看到这张桌子本身。也就是说，主体并没有去拼凑感觉材料，所获得的就是直接呈现给主体的意向对象。⑦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1996年，第189页。⑧[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2页。⑨胡塞尔将生活世界分为“日常生活世界”与“原始生活世界”两个层次，在此“生活世界”主要指依旧保持有经验思维定势的“日常生活世界”。⑩[德]赫尔曼·施密茨：《新现象学》，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责任编辑：采薇
摘要：现象学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方法，虽然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但始终未能在文化产业研究中获得应有的关注。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文本形态——媒介形态”的过程。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有助于解决文化资源开发中既追求个性创造又追求受众市场的特殊要求。在国内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并迅猛发展的当下，找出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关键词：文化资源；现象学；意向性；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86—05 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提升软实力的国家战略，随着市场经济下的工业生产正在经历从“物质匮乏型”到“精神匮乏型”的转变，振兴文化产业凸显出必要性和紧迫性。所谓振兴，就是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我国现在的文化产业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其中包括了新闻、影视、广告、动漫、网络游戏、文艺演出、主题公园等诸多领域。以往针对以上这些文化产业领域基本上采取分类研究，新闻、影视、广告属于传播学，动漫、网络游戏属于计算机应用与信息科学，文艺演出、主题公园属于策划学、营销学，等等，而且还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也纷纷浸入这些研究领域。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生产资料，通过相应的生产方法，最终生产出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生产方法——学术研究称之为方法论——要实现文化资源从原始形态向媒介形态的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资源必须转化为一种文本，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阐释和定位，让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主动地解释并接受。因此，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过程Ⅰ）——文本形态（过程Ⅱ）——媒介形态”的过程（模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以往文化资源的自发性生产，注重历史事实的还原性和历史逻辑的连贯性，缺乏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解释，很难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当前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跨学科的、交叉性的，至今没有形成一套针对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的方法论。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文化产业正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在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必须拥有一套属于自身范畴的合理、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建构出适合文化资源开发的方法论并开发出结合实际生产的应用模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为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在自发的生产方法中，从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过渡到媒介形态这两个过程是分割、独立进行的。前者属于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力求挖掘出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后者属于传播研究者的工作，生产出能够被当下消费者接收并解释的媒介现象。自发的生产方法通常采用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主要利用归纳法保证获得材料是全面的并能够相互证明，比如当前很多文化产品生产之前都会进行市场调查；批判的方法主要利用演绎法保证生成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生产者都会根据市场调查的消费者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产品定位。但是，实证研究在实际操作当中不可能保证完全归纳，而且在将大多数上升为一般性的同时，容易忽略少数的偶然性作用；批判研究设置先验起点的形而上学方法，在保证过程真理的同时，难以对先验假设进行有效性论证。同时，作为由来已久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传统分歧的当代继承，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彼此对立，很难统一起来。自觉的生产方法不仅要统合业已割裂的生产过程，还要力求避免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缺陷与互斥，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 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该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①胡塞尔的毕生心愿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并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认识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一追问的关键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的被给予性，或曰不证自明性。在此之前，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以及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都意在说明：人类认识需要有第一起点——康德称之为先验理性，并通过这种先验的能力认识世界并形成经验，最终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认识世界的方法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但是其中存有的明显的缺陷也使得西方遭遇了重重危机。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经验论或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②，不仅将物理世界自然化，而且还将一切理想和规范都自然化了，忽视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同样不可取，前者“将自己定位于经验的精神生活的事实领域”③，后者企图系统地考察关于世界的智慧并赋予它理论的形式，两者都过于依赖以“事实”为基础的东西。为了解决近代欧洲的科学危机，胡塞尔创建了现象学这种独特的方法论，主要体现为现象学的还原法、描述法和意向性三个概念。 文化资源主要表现为符号化的文本形式，在物理媒介的载体上附加了诸多人类文化的“交互主体性”意义。文化资源开发虽然需要从文本形态准确还原到原始形态，找到文化资源存在的历史本质，但是这种还原的关键不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本质的还原”④，而重点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狭义的“现象学的还原”⑤。换言之，“本质的还原”追求的是文化资源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现象学的还原”追求的是主体认识的内在性与纯粹性。前者认识的结果是一般性的，而后者认识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由于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得重新认识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富含创造性的媒介形态。只有创造性的认识才能为文化产品赋予具有创意的文化附加值，并且只有富含创意的文化附加值的媒介产品才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现象学的还原”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文化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文化资源实现了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追根溯源，在进行创造性的认识之后需要实现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并最终以能够被人类理解和市场接受的媒介形态展现给消费者。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意向性”的概念进行“现象学的描述”，使得重新认识的创造性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创造性的媒介形态。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活动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⑥。在胡塞尔看来，一切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意向性活动，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它产生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和“统握”。文化资源最终呈现的媒介形态就是消费者的意向对象，后者必将根据自身的主体性特征去直观把握前者，这种意向性必将产生离散性的、选择性的、创造性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的描述，或是一种在确定的广阔视域中的创造性描述。因为要想穷尽意向对象的全部特征，尤其是关联性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没有必要的。 二、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最终需要被消费者理解并接受，也就是使得生产者的意义与消费者的意义形成一定的“交互主体性”。是否能够更好地建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互主体性”，是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市场价值的关键，也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第一要义。所谓交互主体性，体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认知关系；再关照意向性的概念，生产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以及消费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都属于意向性的过程；其中前者贯穿于“过程Ⅰ”，后者贯穿于“过程Ⅱ”。换句话说，调和生产者的意向性与消费者的意向性是建构交互主体性的主要工作。 1.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意向性 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市场化的直观视域下，受到经济价值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的工作不同于历史研究者，也不同于传播研究者，但更倾向于后者。生产者不太关心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总是从已有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的文本形态出发，直接到达媒介形态。因此，很多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虽然有相关的历史顾问参与，但仍招致很多基于“过程Ⅰ”不足的各种批评。媒介形态过分迁就于现代的生活世界，极大地扭曲了文本的原始形态。不过，从生产者角度来看，生产者以追求经济价值为最终目的，文化产品只要在消费者那里获得价值实现就是成功。当下很多经典题材的不断翻拍——以四大名著为典型代表，虽然有很多来自“过程Ⅰ”的批评，但是偏向于现代生活世界的市场化生产依旧带来了更多的票房与更高的收视率。 我们再来考察消费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生活世界”的直观视域下，受到兴趣价值因素的制约。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解释为自然态度中的世界，是每个个体或每个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触手可及的、非抽象的直观世界，随着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当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理想型的。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意向性不是纯粹直观的，而是基于兴趣的。这种兴趣只有通过人与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交换才能进行价值实现。生活世界里兴趣价值的意义交换受到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习惯、群体性格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意识形态为最重要和最主要。比如像电影《赤壁》这种几乎完全颠覆文本原始形态的文化产品，虽然少数历史素养较高的观众难以接受，但是当下这种“娱乐至死”俨然成为媒介形态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此，以普遍性与一般性为代表的生产者意向才能有效地统一消费者意向，使得文化产品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价值实现。 文化产业竞争就是文化创意竞争，创意的生产总是体现较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既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更是在逻辑上不证自明的。反观国内当下的文化产品市场，几乎是集体趋向于市场化生产，主要表现为题材单一化，内容同质化。市场与创意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文化产业尚处于国家保护阶段，过于注重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在短期内还能维持，但是创意的缺失已经危机四伏。电影市场是中国文化产品市场中最为开放的领域，但一部《阿凡达》的票房抵得上当年全部国产电影的总收入。消费者的意向性对象是市场化生产的文化产品，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生活世界具有历史性，仅靠市场化生产的方法难以长期获益。或者说，“过程Ⅱ”的不合理性就是由于“过程Ⅰ”的缺失，这种缺失就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缺失，可以通过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加以解决。我们可以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弥补“过程Ⅰ”，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弥补“过程Ⅱ”。 2.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 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决定了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具有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主体（消费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文化产品）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决定着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有关“有效历史”的概念告诉我们：只有被主观个体理解了的历史才是对其有效的历史，不存在“集体的历史”，因为理解是个人行为；只存在当下的历史，因为过去的历史总要放在当下来理解。在进行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时，要注重消费者对文化产品认识的“意向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文化资源已经脱离了原始形态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以媒介形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添加了创造性意义的文化产品是加工过的文化资源。这种加工经过了“过程Ⅰ”与“过程Ⅱ”两个阶段，我们要求加工后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与文化产品的媒介现象的有效统一。 “过程Ⅰ”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过程。胡塞尔曾这样描述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我们的“出发点先于所有的立场，即：以直观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论思维的自身被给予之物为出发点，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东西为出发点”⑦。例如“中原文化”是河南具有绝对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如果问及什么是中原文化，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武术”、“黄帝”、“少林寺”、“龙门石窟”，等等，这些直观到的现象都是构成“中原文化”的各种类型的存在，这是一种常见的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还原。但这种非现象学的还原是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含有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残余的。能够代表中原文化的文本形态远不止上述的这些存在，我们只是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而赋予我们思维定势的这种“代表性”是长期经验的结果。这种长期经验源自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中心主义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等，结果是大大缩减了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可能性区间。“武术”、“少林寺”等显性的存在与“烩面”、“河南话”等隐形的存在之间没有先验的因果性与优先级，为前者贴上权威与中心标签的是具有科学主义危机的经验主义。因此，纯粹的现象学的还原应该尽量抛开经验主义的束缚，这必将大大增加文化资源的开发视域，并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过程Ⅱ”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描述的过程。文本形态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或者实体层面，是难以被一般消费者接受的，必须将其转化为某种媒介形态才能变成文化产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媒介形态，亦即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还以“中原文化”为例，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我们扩大了开发视域，下一步应该选择哪些存在来描述中原文化以及怎样描述呢？胡塞尔指出，一定要在“意向性”的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达到对内在心理学的、然后是现象学的被给予性的真正意义的把握，并最后达到所有那些本质关联”⑧。文化产品的“交互主体性”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决定，偏重于前者将导致“叫好不叫座”，偏重于后者将导致“叫座不叫好”。生产者往往站在专业化角度从文本形态转化媒介形态，而消费者往往站在市场化角度从媒介形态解释文本形态，平衡两者的最好方法是寓“生产者意义”于“消费者意义”之中。“中原文化”在历史上的权威意义与中心价值应该与一般大众的“生活世界”⑨相互结合，意向对象（文化资源）要依存于意向主体（消费者）而存在。《禅宗少林》与《少林寺传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前者的描述形式与后者的描述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向大众市场投降的方法只是暂时的，纯粹的现象学的描述应该通过“意向性”去培养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审美情趣，努力培育并提升大众市场。 三、文化资源开发中现象学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对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尚处于尝试阶段，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主要有：1.直观与意向性的概念应该如何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中理解，又应该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用？2.还原与描述的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操作性？3.当前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如何定义，文化产业如何应对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在今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将尝试一一回答这些问题。 具体来说，研究领域1和研究领域2同属于经典概念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改造：直观、意向性、还原、描述，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概念，但是此概念是基于哲学范畴的一般性定义，具有较多形而上的意义；而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具有较多形而下的要素。因此，文化资源开发中运用现象学的方法，需要充分结合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就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入手，深入考察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现状，进行了富有现实性的合理、有效的文化工业批判；后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成熟，正是从批判中汲取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可行性方法。研究领域3同样重要，涉及了统一市场与创意的关键要素——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意向性所处的生活世界。可以预设，正是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才使得消费者的意向性具有了流变性，使得文化产品的创意性具有了必要性。如何准确描述并定义当前国内消费者的生活世界，成为研究领域1的必须，以及研究领域2的前提。 四、对《大长今》和《盗梦空间》的现象学分析 我们可以2004年在国内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和2010年在国内一上映即火爆的美国大片《盗梦空间》为例，来简单分析一下现象学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基本研究思路。 韩国与美国的文化产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文化资源贫乏但是又善于文化资源开发；不同点在于韩国立足于本国文化资源，美国的文化资源开发则放眼全球。《大长今》以一段韩国的真实历史为基础，围绕传奇人物徐长今的经历，结合当前女性地位逐渐提高、大量观众对宫廷故事十分感兴趣的现状，在故事中着重表现了韩国传统的医术、泡菜、礼仪等，使得“韩医”、“韩餐”、“韩服”迅速风靡。《盗梦空间》几乎没有文化资源基础，仅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创造，其中灵活组织了大量的好莱坞元素，使得观众看起来既熟悉又惊叹。 这两个例子都折射出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前者将历史人物徐长今进行了创造性的现象学的还原，从复杂的原始形态中着重体现其聪明、果敢、自强不息的文本形态，这些正契合了当前生活世界消费者认知的“意向性”；后者对弗洛伊德艰涩的精神分析理论做出完全开放式的演绎，在消费者厌倦了仅仅立足于一般事实的经验逻辑的大场面、大明星、大制作的好莱坞快餐电影的时候，有关梦的荒诞又新奇的现象学的描述必将引起观众的叹服。两者都“试图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去接近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从自己的信念中，从许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握的东西”⑩。 总之，在国内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并迅猛发展的当下，找出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注释 ①[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页。②③[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46页。④“本质的还原”是通过直观（胡塞尔认为这种“直观”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直观，还包括直观地把握事物的一般性）还原到事物本质的认识的方法。⑤“现象学的还原”是把超越于纯粹意识的事物排除在外，只以纯粹的内在意识的被给予性作为研究的范围。⑥譬如，当看到一张桌子时，这张桌子的颜色、形状、尺寸等杂多都进入主体的意向活动之中，结果只看到这张桌子本身。也就是说，主体并没有去拼凑感觉材料，所获得的就是直接呈现给主体的意向对象。⑦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1996年，第189页。⑧[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2页。⑨胡塞尔将生活世界分为“日常生活世界”与“原始生活世界”两个层次，在此“生活世界”主要指依旧保持有经验思维定势的“日常生活世界”。⑩[德]赫尔曼·施密茨：《新现象学》，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责任编辑：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