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揭开了新的篇章。在他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防“左”反右论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国内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防“左”反右论仍然是我们必须要长期坚持的理论。环境在改变，防左反右的理论是不是也要适应新的变化？我认为是要的。以往我们总是强调社会主义要防“左”反右，但主要的是防止“左”。现在我们在防“左”的同时，也要注意反右，既要防“左”，又要反右。 关键词：邓小平；防“左”；反右；党建；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九二年二月，邓小平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讲话和文章，是我们党领导国家和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方针。其中邓小平提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们党既要防“左”又要反右。这是我们党建工作的重心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之一，容不得半点马虎。 （一）防“左”和反右的具体阐述 防“左”，顾名思义，是防止左倾，即防止“左”的倾向；反右，即反击右的破坏。“左”和右是相对的，”左”是对于现有原则的保守，右是对于既有原则的破坏。举例子说：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先后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们党坚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陈独秀在关键时刻将革命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敌人，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权，试图以对国民党的妥协求得生存，这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原则的破坏，因此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王明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苏联经验和书本上的理论，打击一切不赞成他的极左道路的人，他的各项措施相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是激进和冒险的，因此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左倾与右倾错误，但总的来说，主要的是左倾错误，因此邓小平曾经提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面临的“左”和右说的是什么？邓小平下了定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2] “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3] 因此，邓小平的防“左”反右论即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防“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为反右。 （二）邓小平时期的防左和反右――主要的是防止“左”，也要纠正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作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和贯彻的原则。一年后的1980年12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讲话上，他说：“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4] 1981年3月，“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讲话上，他提到：“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5]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到了1985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涌动，严重影响国家正常建设。5月，邓小平作了关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讲话，谈到：“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6] 到1986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7] 12月的时候，他再作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1987年1月初，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辞职。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时作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说到：“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8] 4月30日，在题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的讲话时，他说：“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9] 1989年国际环境复杂，引起政治风波的发生。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处置，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建设大局。事情发生以后，国内气氛急剧向左，为了维护改革开放大局，推动市场经济建设，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并作了重要讲话：“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风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10] 综上，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大致的脉络：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要的是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主要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他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防“左”，又反右。他认为当时主要的风险是“左”的风险，这是没有错的。因为我国在那个时候刚刚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和政府中仍然遗留了部分文革残余或者说极“左”的势力，这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非常大的威胁。（请注意：即使在极“左”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的那个时期，在短短十几年间，我们依然遇到了80-81年，85-86年，89年三次较大规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 （三）1992年以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5年，我国GDP为67.67万亿元人民币，以2015年12月31日汇率计算折合美元为10.42万亿美元，约合人均8016美元。截至2012年，我国公有经济占资产比重约为53%，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2，201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王健林个人财富为287亿美元。今天的现实已经和邓小平昔日的预计有了较大的差别。他当时谈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矛盾的时候，有提到：“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1]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是为了生产资料尽量掌握在国家或者集体手中，尽量减少剥削，减缓我国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壮大的速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质不变。为什么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是为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减少阶级矛盾和对立。两个条件都抓好了就可以保持人民民主专政不动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面临潜在的危险：经济上，我国私有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政治上，新兴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资源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进入体制内；文化上，市场经济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一部分人所质疑；党的建设上，腐败问题相当严重，部分党员干部信仰有所动摇。 由此看来，“左”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重视，右的风险我们也不能就此忽视。 （四）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中国梦”不是某一个人的梦，而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中国梦。邓小平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12]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有了后来的一切成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不至于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坚定不移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邓小平的防“左”反右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们党既要防“左”又要反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人民出版社，1993年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48-249。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70。人民出版社，1994年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79。人民出版社，1994年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23。人民出版社，1993年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81。人民出版社，1993年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07。人民出版社，1993年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29。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49。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67。人民出版社，1994年
摘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揭开了新的篇章。在他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防“左”反右论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国内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防“左”反右论仍然是我们必须要长期坚持的理论。环境在改变，防左反右的理论是不是也要适应新的变化？我认为是要的。以往我们总是强调社会主义要防“左”反右，但主要的是防止“左”。现在我们在防“左”的同时，也要注意反右，既要防“左”，又要反右。 关键词：邓小平；防“左”；反右；党建；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九二年二月，邓小平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讲话和文章，是我们党领导国家和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方针。其中邓小平提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们党既要防“左”又要反右。这是我们党建工作的重心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之一，容不得半点马虎。 （一）防“左”和反右的具体阐述 防“左”，顾名思义，是防止左倾，即防止“左”的倾向；反右，即反击右的破坏。“左”和右是相对的，”左”是对于现有原则的保守，右是对于既有原则的破坏。举例子说：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先后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们党坚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陈独秀在关键时刻将革命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敌人，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权，试图以对国民党的妥协求得生存，这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原则的破坏，因此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王明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苏联经验和书本上的理论，打击一切不赞成他的极左道路的人，他的各项措施相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是激进和冒险的，因此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左倾与右倾错误，但总的来说，主要的是左倾错误，因此邓小平曾经提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面临的“左”和右说的是什么？邓小平下了定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2] “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3] 因此，邓小平的防“左”反右论即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防“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为反右。 （二）邓小平时期的防左和反右――主要的是防止“左”，也要纠正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作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和贯彻的原则。一年后的1980年12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讲话上，他说：“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4] 1981年3月，“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讲话上，他提到：“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5]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到了1985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涌动，严重影响国家正常建设。5月，邓小平作了关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讲话，谈到：“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6] 到1986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7] 12月的时候，他再作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1987年1月初，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辞职。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时作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说到：“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8] 4月30日，在题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的讲话时，他说：“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9] 1989年国际环境复杂，引起政治风波的发生。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处置，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建设大局。事情发生以后，国内气氛急剧向左，为了维护改革开放大局，推动市场经济建设，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并作了重要讲话：“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风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10] 综上，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大致的脉络：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要的是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主要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他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防“左”，又反右。他认为当时主要的风险是“左”的风险，这是没有错的。因为我国在那个时候刚刚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和政府中仍然遗留了部分文革残余或者说极“左”的势力，这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非常大的威胁。（请注意：即使在极“左”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的那个时期，在短短十几年间，我们依然遇到了80-81年，85-86年，89年三次较大规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 （三）1992年以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5年，我国GDP为67.67万亿元人民币，以2015年12月31日汇率计算折合美元为10.42万亿美元，约合人均8016美元。截至2012年，我国公有经济占资产比重约为53%，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2，201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王健林个人财富为287亿美元。今天的现实已经和邓小平昔日的预计有了较大的差别。他当时谈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矛盾的时候，有提到：“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1]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是为了生产资料尽量掌握在国家或者集体手中，尽量减少剥削，减缓我国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壮大的速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质不变。为什么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是为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减少阶级矛盾和对立。两个条件都抓好了就可以保持人民民主专政不动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面临潜在的危险：经济上，我国私有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政治上，新兴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资源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进入体制内；文化上，市场经济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一部分人所质疑；党的建设上，腐败问题相当严重，部分党员干部信仰有所动摇。 由此看来，“左”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重视，右的风险我们也不能就此忽视。 （四）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中国梦”不是某一个人的梦，而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中国梦。邓小平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12]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有了后来的一切成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不至于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坚定不移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邓小平的防“左”反右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们党既要防“左”又要反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人民出版社，1993年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48-249。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70。人民出版社，1994年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79。人民出版社，1994年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23。人民出版社，1993年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81。人民出版社，1993年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07。人民出版社，1993年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29。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49。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67。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