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的周受芳最近一直心事重重，连平常最爱的篮球都不打了。
还有两年，到了退休年纪的周受芳就要离开打工19年的深圳宝德玩具厂，回老家去。在广西德保县兰城坡塘村，妻子、儿子、儿媳，还有可爱的小孙子，一家人都在等着他。
可周受芳却难以“拍拍屁股走人”。一项“超过两年部分不强制补缴（养老保险）”的模糊规定，让周受芳和他的几百名工友，很有可能失去后半生的生存保障——按月发放的养老金。
“我们在深圳工作了二十多年，汗水就算没有洒满，也洒了一点地方吧，可是他们都是一句‘没办法’。人家说老有所养，我们干了一辈子，老了没饭吃，没钱花……”周受芳的工友、60岁的谬洪说。
他们是第一代进城农民工，老老实实打了几十年工，到了告别时，没想到竟然以一场罢工结尾。
老周的心事
“罢工是不是犯法？”
“如果出了工厂门口，肯定是犯法。”
“那我再问一句，我们不出工厂门，在里面罢工有没有罪？”
“这个我不敢讲。”
“‘不敢讲’就是‘可以’。”
今年7月，在深圳市人大法制办，周受芳当即就在心里下了决心。
2013年，8月8日，深圳保德玩具厂工人周受芳和3000余名工友发起罢工，要求厂方和政府部门当面谈判，对工人要求工厂补缴所欠养老保险的问题给予解决。
几个月前，他们还不知道养老金可以“追缴”，更没想到，为了一场正式的谈判，几个工人代表要从4月到7月，整整折腾三个月，“区里、市里能跑的政府机构都跑了几遍”，最终却只能通过一场“罢工”换来与厂方和政府面对面的机会。
从1994年开始，周受芳就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宝德玩具厂打工。玩具厂“大老板”是香港人，发薪准，管理也比小厂规范，老周一呆就19年了。
住了上十年的40平米的员工宿舍，虽说是“回老家的时候东西都带不走”，也不知不觉自己动手做了桌子椅子，长沙发和电视柜，1997年的年历、发旧的毛主席像还一直贴在墙上。
他是机修工，在厂里人缘好，算是个“民意代表”，“有空调”的办公楼他也随便进出，几个厂长经常和他商量事情，要他向工友传话。他身板结实，几十年连一次医院也没进过。
每天放了工，周受芳都要换上运动服运动鞋，和工友们到篮球场上打两个钟头篮球。晚上饿了自己也做点宵夜，煮面条、从超市买饺子皮回来包饺子，看看电视，洗洗衣服。
日子一天天过着，竟然一晃就到58岁了。这个工厂里，从1989年建厂之初就进来打工的老员工都有几十个，这么多年来老乡带老乡，儿女长大了也进厂，有的甚至一家老小都在厂区生活，这里多少像是他们的“家”了。
这些员工多来自广东广西，也有湖南湖北和更北边的，他们是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做就是小半辈子。谁也没仔细想过“退休”后的事儿。
可从2009年之后开始，陆续有人退休了，离厂时，他们被告知，因为他们的养老保险是从2008年才开始缴纳的，没有达到国家“缴满15年”才能在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养老金要“泡汤”了，自己缴纳的本金可以退回去，可那没多少钱。
今年又有三个人要退休了。管登记材料的谬洪60岁，在厂里呆了二十多年，11月就到龄退休。女保安凌小平和流水工谢连英50岁，工龄都超过15年，比谬洪还早几个月退休。他们原本都没有奢望，直到得知可以“追缴”的政策。
工业区的超市旁边经常有劳工维权组织在发传单，宣传“劳动法”和“五险一金”政策。
4月，厂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上超市，带回来一个重大消息：今年1月1日，深圳市已经颁布了新的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以前欠缴的部分，可以向社保部门申请追缴。
这一消息在工厂老员工内炸开了锅，关心自己退休后“养老金”的工友越来越多，尤其是因为从2008年才开始购买养老保险、此前有几年甚至十几年工龄没有被计入缴费年限的工人。
如果他们的工龄全部被计入，退休以后每个月就可以领到几百元到上千元的养老金。而如果没有计入，就只能一无所有地返乡。得知这个消息，谁还坐得住？
还有两年，周受芳也要面对这个事实了，自己也要像那十几个已经回老家的工友一样，拖着已不再年轻的身体，成为儿子的“负担”？而如果争取到补缴，根据他的工资水平，退休以后每月还能领到1200元，这是农民出身的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都是“偷偷”实行，买没买什么保险？买了多少？什么时候又退回来了？将来怎么领？工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面对强势的工厂，他们只求能按时足额领到自己那份工资。
“追缴”的消息让周受芳和工友们燃起了希望。
可他们没有料到过程会这么曲折。
“跑”政府
2013年1月1日，新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颁布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施行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最先了解到“补缴”消息的，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民间劳工维权组织。“萤火虫”就是一家这样的组织，丁丽是其中一名女工出身的义工。
“我们常在六湖工业区附近的超市、重要路段上设点宣传政策。宝德厂一个大姐说他们厂里几百人做了十几年，都有养老金缴纳年限不够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这样的个案，但他们厂里的问题非常集中。后来就和周大哥联系上了。”
和公益组织开了几次会之后，周受芳和工友们正式发起了维权议程。2010年，广州恒宝珠宝厂工人曾通过努力争取到了养老保险补缴，由厂方从1999年起为工人补缴。这给了他们希望。
551个工人联名写信，由选出的几位代表分别送至厂方、龙华区社保局、工会、深圳市人社局、信访局、总工会和市人大法制办等各个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申请补缴。 工人代表们对551名“上书”员工的工龄进行了统计，其中10年及以上的有247名，15年及以上的158名，20年及以上的48名。他们都面临多年工龄没有被计入，到龄无法领取养老金的问题。
厂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政府部门也没有消息。
7月，周受芳和几位代表看出坐地等待没有希望，决心开始“跑”政府。
从宝德厂所在的观澜区到深圳市政府机构所在的福田区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先坐公共汽车到市区、再转地铁。
几个工人兵分两路，两三个跑人社局，两三个跑人大法制办。有时候上午去了一个部门，让他们再去找另一个部门，却已到了下班时间。只好挨过中午休息，下午再跑，“一整天能跑下来两个部门。”
七月骄阳，一天下来，大汗淋漓，周受芳和工友嫌市区吃饭太贵，常饿着肚子回厂再吃。
“信访局管信访，工会管工人，法制办管法律法规嘛，市里的领导机构我们都走完了，找来找去，推来推去，哎呀，来来回回跑了一个多月。这个说不归他们管，那个说细则还没出台，没法受理，那个又说市里意见没统一，政策出来不了。我们也不敢闹，不敢讲‘大话’，只能求着人。”周受芳说普通话时习惯拖长了尾音加强语气，动过手术的嗓子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费力。
7月19日，周受芳和其他5名工人向宝德玩具厂、深圳市总工会发出集体协商谈判邀约书，7月24日向深圳市社保局发出“请求协助集体协商的请求”，其中列出：332名员工里，85人从来没买过养老保险，247名是从2008年才陆续购买。
“我们希望双方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解决此项争议，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8月1日，工人再次向厂方发出请求协商通知。厂方仍无同意谈判的答复。
8月6日，周受芳和其他十几位工人代表协商，决定正式罢工，为了号召还对养老问题不太重视的年轻工人，还特意加上争取“高温补贴”一条。
罢工之前，周受芳们曾专门到市人大法制办问过罢工是否违法，被告知如果出了工厂大门一定违法，而不出工厂就“不敢说”了。
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8月8日，宝德玩具厂3000名工人正式停工一天。工厂大门口横幅上书：“争取合法合理权益（养老保险、工龄、高温补贴）”。
罢工
罢工于上午9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
“几千个人的罢工不容易，不安排好就会乱，要是砸坏了东西、打架，出了乱子谁担当？”周受芳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工人代表们早就分好了工，有“治安队”，负责维持秩序，有“通信兵”，负责通告厂外来人的消息。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勤务兵”，供应开水。
不过，那天工友们的表现让周受芳很骄傲，“很有秩序，很顺利。”
“混进”工厂的义工丁丽和同事拍下了当天罢工的几张照片。工友们或坐在林荫道、建筑物阴凉处乘凉，或三五成群站着聊天。还有一部分工人直接在工厂车间里静静坐着，只是享受着难得不用干活的闲暇。年轻的工人们表情轻松，觉得“好玩”，年长些的则略为凝重，沉默不语。
中午时段，工人们也没有“休息”，而是轮班到厂外吃饭，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结束。
当天上午，区里社保局、派出所就来人了，但直到下午才叫了几名工人代表上楼。工人和厂方被分在两间办公室，分别与政府代表谈话。
几天后，政府、厂方和工人代表正式坐在宝德厂办公室内面对面谈判。
香港“大老板”没有现身，派了一个代表过来。“6个厂方代表和8个政府代表坐在一边，我们6个工人坐在一边。你摆你的道理，我摆我的道理喽。”
原定上午9点开始，但“等这等那”，11点30人才到齐，谈到12点下班，下午两点继续，“加起来最多三个钟头。”现场没有人进行记录。
“厂方就一句话，按照法律法规办。我们只问，为什么在2001年买了两个月养老保险又退掉了？为什么一部分人买，一部分人不买？有没有政策？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他们根本回答不了。政府就说，以前政策没有强制性，一部分不买也可以。讲来讲去就这样。”
谈判之后，厂方原则上同意为工人补缴，但要求按照深圳市具体法律法规操作，并出示了加盖工厂公章的简短回复：“近期部分员工提出申请追缴养老保险事，厂方同意按《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目前实行可追缴两年加利息的办法外和后续实际补缴法规办理具体事宜。”
最终，深圳市人社局则以新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社保追缴以两年为限，超过两年部分并不强制补缴，对于超过强制补缴年限的部分，细则尚未出台，目前无法操作为由，回绝了宝德厂工人代表的补缴请求。
工厂恢复了秩序，而追缴却悬而未决。
周受芳和工友们慢慢明白了，目前“症结”就在于“超过两年部分不强制补缴”的模糊规定，而执行细则迟迟未出台。另一方面，高昂的滞纳金也让企业望而却步，算下来，周受芳的养老保险若从1999年追缴，工厂需为他补缴3万元，而10年的滞纳金就高达7万元。
周受芳和工友们只能等着。
儿子打来电话“骂”他，你能有多大力量？能告过工厂和政府吗？我在家里有事做，就有你的份，你那么担心干什么？
“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的是名分。”周受芳的信念已经不似最初那样模糊。
第一代进城“农民工”
周受芳是老家最早一批进城打工的人。
1955年，周受芳出生于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兰城坡塘村的一户农家。那里交通闭塞，出趟村、进趟城，走的山路“吓死人”。
改革开放初期，周受芳就“不安分”，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到邻省云南开小饭馆，开小杂货铺。没过多久，接到“禁止跨省作业”的命令，还没收回本，几个人就回老家了。
1993年，周受芳听附近村子的同乡讲，可以到深圳去当建筑工。守在老家没钱赚，他决定带老婆一起去去看看。走的时候，女儿12岁，儿子10岁。 “爸爸妈妈去挣钱，你们要好好读书，听爷爷的话。”周受芳的话在孩子那里一直挺算数，这点让他颇为欣慰。
1993年，深圳地王大厦已经开工，3年后，这座当年的“深圳第一楼”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
初到深圳，周受芳和同乡们到各建筑工地打零工。这座高速崛起的城市给他们带来新鲜和冲击，但还没让他们有能够落脚的感觉。
一年后，爱打篮球的周受芳在运动中认识了一个“老板”，将他和妻子介绍进宝德玩具厂工作。
1994年7月，周受芳正式进入宝德玩具厂，成为一名机修工。他签下了人生第一份劳动合同，第一个月工资是480元。妻子是流水线工人。那时打工的还没有“五险一金”的概念。
1998年，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但宝德玩具厂这类“三来一补”企业并未被纳入养老保险缴纳范围内。在随后2000年的《条例》修正中，“三来一补”企业才被纳入征缴范围。
2001年7月，周受芳发现自己的工资里多扣了几十块钱，两个月后，多扣的又连同当月工资一起发放下来。退回时，工人们甚至不知道这是自己曾缴纳了两个月的“养老保险”。
“养儿防老”的农村观念加上厂区信息闭塞，工人们对“养老金”的问题毫不敏感。
2006年，《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出台，规定深圳所有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工均可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一年后，宝德厂才为厂内工人购买了医保。不过，周受芳未能“享受”到医保带来的福利。
这年年初，周受芳的嗓子上长了个肉瘤，不疼不痒，就是影响说话，到医院一查，要动手术，当时花了3万多块，周受芳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一部分，在广州工作的女儿给了一部分。
“那时候我还没有医保啦，也没地方报销。”手术之后，周受芳成了“哑嗓子”，以前他最爱唱民歌，还爱唱京剧、粤剧。
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出台。宝德厂正式给全体职员购买养老保险。几年之后，随着政策的透明和公益维权组织的宣传，工人们才渐渐发现，工厂在2001年给大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两月后即中断，却仍在给少数管理层职员持续缴纳。而其他几百个工龄10年以上的工人是从2008年正式购买的养老保险，从而都面临缴纳年限不满15年规定，退休时养老金“泡汤”的问题。
但他们“发现”得太晚了。
告别深圳
打工20年，周受芳从没敢想过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在深圳买了房就有深圳户口，但我们哪买得起，哎呀，根本没想过。我们厂外面小区的房价一个平方就8000块，三个月工资还买不到一平米呢。”
这些年来，他和其他工友一样，自动同城市的繁华隔离，偶尔在厂区周边龙华、观澜、凤岗的几个公园逛逛。他真正的“家”在一千公里外的德保县山
村里。
周受芳平常吃住都在厂里，也不像年轻人一样买时兴的电子产品，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消费。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全部用来完成他的“使命”——1999年就给家里盖了三层楼，加上之前的积蓄一共花了十几万，女儿三年中专、儿子学两年电工，每人每年都要一万块。儿女结婚、就业，自己也尽量资助。
每年过年回家，周受芳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这里修修、那里补补，忙里忙外。
“2000年以前也想过出了厂子自己干点什么，后来想想年纪大了，以前瞎折腾也都失败了，也就算了，就这样了。”
资历老，仗义，肯为工人说话，周受芳在工人中颇有威信，“工人们有什么意见，厂方有什么说法，经常找我和其他代表去传话。”一般工人连厂长面都见不到，周受芳却时常进出那座办公楼。
周受芳打了几十年篮球，每天坚持。以前有个管工人体育活动的厂长还经常跟周受芳一起打球，组织工友活动，也一起吃过饭，说笑过，但和工人毕竟有隔阂。“我们平常有什么问题也不敢真的同他反映。”
直到工人们为了保险金的事找厂方谈判，周受芳才发现，即使和工人走得“很近”的领导也是“阳奉阴违”。
“跟我们代表说一套，却把工人叫上去说：这就是你们的命运！”周受芳提高了声调，模仿他的语气，满是愤慨。
企业一方也觉得委屈。
宝德玩具厂企业法人代表陈文胜说：“工厂一切按法律法规来办，目前政策还不明确，和工人也一直在沟通。”
他还表示：“其实工厂也很困惑，政府以前没有强制要求，企业按照以前的政策评估生产成本，跟欧美市场谈价格，现在一下子把以前的推翻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大环境本来就不好，企业成本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实这是历史造成的政策遗留问题，企业一直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遵照法规、履行社会责任。”
“罢工”之前曾帮助工人向宝德厂发起谈判邀约的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段毅则称，近几年随着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制造企业转型迁厂等原因，工人追讨养老金的案子越来越多。
“缴纳养老金是国家义务，‘两年追缴’期限怎么能成为牺牲第一代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理由？这是工人的错吗？这是企业的错吗？这是谁的问题？”段毅说。
11月，没等到“细则”的谬洪只好遗憾告别，从2008年起缴纳了5年的养老保险本金没有领回，总还抱着一线希望。
坐上深圳去广东高州的大巴，他的身边只有几件行李，窗外光怪陆离的街景渐渐模糊。
周受芳和他的工友们，还在等待。
58岁的周受芳最近一直心事重重，连平常最爱的篮球都不打了。
还有两年，到了退休年纪的周受芳就要离开打工19年的深圳宝德玩具厂，回老家去。在广西德保县兰城坡塘村，妻子、儿子、儿媳，还有可爱的小孙子，一家人都在等着他。
可周受芳却难以“拍拍屁股走人”。一项“超过两年部分不强制补缴（养老保险）”的模糊规定，让周受芳和他的几百名工友，很有可能失去后半生的生存保障——按月发放的养老金。
“我们在深圳工作了二十多年，汗水就算没有洒满，也洒了一点地方吧，可是他们都是一句‘没办法’。人家说老有所养，我们干了一辈子，老了没饭吃，没钱花……”周受芳的工友、60岁的谬洪说。
他们是第一代进城农民工，老老实实打了几十年工，到了告别时，没想到竟然以一场罢工结尾。
老周的心事
“罢工是不是犯法？”
“如果出了工厂门口，肯定是犯法。”
“那我再问一句，我们不出工厂门，在里面罢工有没有罪？”
“这个我不敢讲。”
“‘不敢讲’就是‘可以’。”
今年7月，在深圳市人大法制办，周受芳当即就在心里下了决心。
2013年，8月8日，深圳保德玩具厂工人周受芳和3000余名工友发起罢工，要求厂方和政府部门当面谈判，对工人要求工厂补缴所欠养老保险的问题给予解决。
几个月前，他们还不知道养老金可以“追缴”，更没想到，为了一场正式的谈判，几个工人代表要从4月到7月，整整折腾三个月，“区里、市里能跑的政府机构都跑了几遍”，最终却只能通过一场“罢工”换来与厂方和政府面对面的机会。
从1994年开始，周受芳就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宝德玩具厂打工。玩具厂“大老板”是香港人，发薪准，管理也比小厂规范，老周一呆就19年了。
住了上十年的40平米的员工宿舍，虽说是“回老家的时候东西都带不走”，也不知不觉自己动手做了桌子椅子，长沙发和电视柜，1997年的年历、发旧的毛主席像还一直贴在墙上。
他是机修工，在厂里人缘好，算是个“民意代表”，“有空调”的办公楼他也随便进出，几个厂长经常和他商量事情，要他向工友传话。他身板结实，几十年连一次医院也没进过。
每天放了工，周受芳都要换上运动服运动鞋，和工友们到篮球场上打两个钟头篮球。晚上饿了自己也做点宵夜，煮面条、从超市买饺子皮回来包饺子，看看电视，洗洗衣服。
日子一天天过着，竟然一晃就到58岁了。这个工厂里，从1989年建厂之初就进来打工的老员工都有几十个，这么多年来老乡带老乡，儿女长大了也进厂，有的甚至一家老小都在厂区生活，这里多少像是他们的“家”了。
这些员工多来自广东广西，也有湖南湖北和更北边的，他们是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做就是小半辈子。谁也没仔细想过“退休”后的事儿。
可从2009年之后开始，陆续有人退休了，离厂时，他们被告知，因为他们的养老保险是从2008年才开始缴纳的，没有达到国家“缴满15年”才能在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养老金要“泡汤”了，自己缴纳的本金可以退回去，可那没多少钱。
今年又有三个人要退休了。管登记材料的谬洪60岁，在厂里呆了二十多年，11月就到龄退休。女保安凌小平和流水工谢连英50岁，工龄都超过15年，比谬洪还早几个月退休。他们原本都没有奢望，直到得知可以“追缴”的政策。
工业区的超市旁边经常有劳工维权组织在发传单，宣传“劳动法”和“五险一金”政策。
4月，厂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上超市，带回来一个重大消息：今年1月1日，深圳市已经颁布了新的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以前欠缴的部分，可以向社保部门申请追缴。
这一消息在工厂老员工内炸开了锅，关心自己退休后“养老金”的工友越来越多，尤其是因为从2008年才开始购买养老保险、此前有几年甚至十几年工龄没有被计入缴费年限的工人。
如果他们的工龄全部被计入，退休以后每个月就可以领到几百元到上千元的养老金。而如果没有计入，就只能一无所有地返乡。得知这个消息，谁还坐得住？
还有两年，周受芳也要面对这个事实了，自己也要像那十几个已经回老家的工友一样，拖着已不再年轻的身体，成为儿子的“负担”？而如果争取到补缴，根据他的工资水平，退休以后每月还能领到1200元，这是农民出身的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都是“偷偷”实行，买没买什么保险？买了多少？什么时候又退回来了？将来怎么领？工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面对强势的工厂，他们只求能按时足额领到自己那份工资。
“追缴”的消息让周受芳和工友们燃起了希望。
可他们没有料到过程会这么曲折。
“跑”政府
2013年1月1日，新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颁布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施行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最先了解到“补缴”消息的，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民间劳工维权组织。“萤火虫”就是一家这样的组织，丁丽是其中一名女工出身的义工。
“我们常在六湖工业区附近的超市、重要路段上设点宣传政策。宝德厂一个大姐说他们厂里几百人做了十几年，都有养老金缴纳年限不够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这样的个案，但他们厂里的问题非常集中。后来就和周大哥联系上了。”
和公益组织开了几次会之后，周受芳和工友们正式发起了维权议程。2010年，广州恒宝珠宝厂工人曾通过努力争取到了养老保险补缴，由厂方从1999年起为工人补缴。这给了他们希望。
551个工人联名写信，由选出的几位代表分别送至厂方、龙华区社保局、工会、深圳市人社局、信访局、总工会和市人大法制办等各个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申请补缴。 工人代表们对551名“上书”员工的工龄进行了统计，其中10年及以上的有247名，15年及以上的158名，20年及以上的48名。他们都面临多年工龄没有被计入，到龄无法领取养老金的问题。
厂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政府部门也没有消息。
7月，周受芳和几位代表看出坐地等待没有希望，决心开始“跑”政府。
从宝德厂所在的观澜区到深圳市政府机构所在的福田区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先坐公共汽车到市区、再转地铁。
几个工人兵分两路，两三个跑人社局，两三个跑人大法制办。有时候上午去了一个部门，让他们再去找另一个部门，却已到了下班时间。只好挨过中午休息，下午再跑，“一整天能跑下来两个部门。”
七月骄阳，一天下来，大汗淋漓，周受芳和工友嫌市区吃饭太贵，常饿着肚子回厂再吃。
“信访局管信访，工会管工人，法制办管法律法规嘛，市里的领导机构我们都走完了，找来找去，推来推去，哎呀，来来回回跑了一个多月。这个说不归他们管，那个说细则还没出台，没法受理，那个又说市里意见没统一，政策出来不了。我们也不敢闹，不敢讲‘大话’，只能求着人。”周受芳说普通话时习惯拖长了尾音加强语气，动过手术的嗓子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费力。
7月19日，周受芳和其他5名工人向宝德玩具厂、深圳市总工会发出集体协商谈判邀约书，7月24日向深圳市社保局发出“请求协助集体协商的请求”，其中列出：332名员工里，85人从来没买过养老保险，247名是从2008年才陆续购买。
“我们希望双方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解决此项争议，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8月1日，工人再次向厂方发出请求协商通知。厂方仍无同意谈判的答复。
8月6日，周受芳和其他十几位工人代表协商，决定正式罢工，为了号召还对养老问题不太重视的年轻工人，还特意加上争取“高温补贴”一条。
罢工之前，周受芳们曾专门到市人大法制办问过罢工是否违法，被告知如果出了工厂大门一定违法，而不出工厂就“不敢说”了。
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8月8日，宝德玩具厂3000名工人正式停工一天。工厂大门口横幅上书：“争取合法合理权益（养老保险、工龄、高温补贴）”。
罢工
罢工于上午9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
“几千个人的罢工不容易，不安排好就会乱，要是砸坏了东西、打架，出了乱子谁担当？”周受芳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工人代表们早就分好了工，有“治安队”，负责维持秩序，有“通信兵”，负责通告厂外来人的消息。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勤务兵”，供应开水。
不过，那天工友们的表现让周受芳很骄傲，“很有秩序，很顺利。”
“混进”工厂的义工丁丽和同事拍下了当天罢工的几张照片。工友们或坐在林荫道、建筑物阴凉处乘凉，或三五成群站着聊天。还有一部分工人直接在工厂车间里静静坐着，只是享受着难得不用干活的闲暇。年轻的工人们表情轻松，觉得“好玩”，年长些的则略为凝重，沉默不语。
中午时段，工人们也没有“休息”，而是轮班到厂外吃饭，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结束。
当天上午，区里社保局、派出所就来人了，但直到下午才叫了几名工人代表上楼。工人和厂方被分在两间办公室，分别与政府代表谈话。
几天后，政府、厂方和工人代表正式坐在宝德厂办公室内面对面谈判。
香港“大老板”没有现身，派了一个代表过来。“6个厂方代表和8个政府代表坐在一边，我们6个工人坐在一边。你摆你的道理，我摆我的道理喽。”
原定上午9点开始，但“等这等那”，11点30人才到齐，谈到12点下班，下午两点继续，“加起来最多三个钟头。”现场没有人进行记录。
“厂方就一句话，按照法律法规办。我们只问，为什么在2001年买了两个月养老保险又退掉了？为什么一部分人买，一部分人不买？有没有政策？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他们根本回答不了。政府就说，以前政策没有强制性，一部分不买也可以。讲来讲去就这样。”
谈判之后，厂方原则上同意为工人补缴，但要求按照深圳市具体法律法规操作，并出示了加盖工厂公章的简短回复：“近期部分员工提出申请追缴养老保险事，厂方同意按《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目前实行可追缴两年加利息的办法外和后续实际补缴法规办理具体事宜。”
最终，深圳市人社局则以新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社保追缴以两年为限，超过两年部分并不强制补缴，对于超过强制补缴年限的部分，细则尚未出台，目前无法操作为由，回绝了宝德厂工人代表的补缴请求。
工厂恢复了秩序，而追缴却悬而未决。
周受芳和工友们慢慢明白了，目前“症结”就在于“超过两年部分不强制补缴”的模糊规定，而执行细则迟迟未出台。另一方面，高昂的滞纳金也让企业望而却步，算下来，周受芳的养老保险若从1999年追缴，工厂需为他补缴3万元，而10年的滞纳金就高达7万元。
周受芳和工友们只能等着。
儿子打来电话“骂”他，你能有多大力量？能告过工厂和政府吗？我在家里有事做，就有你的份，你那么担心干什么？
“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的是名分。”周受芳的信念已经不似最初那样模糊。
第一代进城“农民工”
周受芳是老家最早一批进城打工的人。
1955年，周受芳出生于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兰城坡塘村的一户农家。那里交通闭塞，出趟村、进趟城，走的山路“吓死人”。
改革开放初期，周受芳就“不安分”，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到邻省云南开小饭馆，开小杂货铺。没过多久，接到“禁止跨省作业”的命令，还没收回本，几个人就回老家了。
1993年，周受芳听附近村子的同乡讲，可以到深圳去当建筑工。守在老家没钱赚，他决定带老婆一起去去看看。走的时候，女儿12岁，儿子10岁。 “爸爸妈妈去挣钱，你们要好好读书，听爷爷的话。”周受芳的话在孩子那里一直挺算数，这点让他颇为欣慰。
1993年，深圳地王大厦已经开工，3年后，这座当年的“深圳第一楼”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
初到深圳，周受芳和同乡们到各建筑工地打零工。这座高速崛起的城市给他们带来新鲜和冲击，但还没让他们有能够落脚的感觉。
一年后，爱打篮球的周受芳在运动中认识了一个“老板”，将他和妻子介绍进宝德玩具厂工作。
1994年7月，周受芳正式进入宝德玩具厂，成为一名机修工。他签下了人生第一份劳动合同，第一个月工资是480元。妻子是流水线工人。那时打工的还没有“五险一金”的概念。
1998年，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但宝德玩具厂这类“三来一补”企业并未被纳入养老保险缴纳范围内。在随后2000年的《条例》修正中，“三来一补”企业才被纳入征缴范围。
2001年7月，周受芳发现自己的工资里多扣了几十块钱，两个月后，多扣的又连同当月工资一起发放下来。退回时，工人们甚至不知道这是自己曾缴纳了两个月的“养老保险”。
“养儿防老”的农村观念加上厂区信息闭塞，工人们对“养老金”的问题毫不敏感。
2006年，《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出台，规定深圳所有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工均可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一年后，宝德厂才为厂内工人购买了医保。不过，周受芳未能“享受”到医保带来的福利。
这年年初，周受芳的嗓子上长了个肉瘤，不疼不痒，就是影响说话，到医院一查，要动手术，当时花了3万多块，周受芳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一部分，在广州工作的女儿给了一部分。
“那时候我还没有医保啦，也没地方报销。”手术之后，周受芳成了“哑嗓子”，以前他最爱唱民歌，还爱唱京剧、粤剧。
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出台。宝德厂正式给全体职员购买养老保险。几年之后，随着政策的透明和公益维权组织的宣传，工人们才渐渐发现，工厂在2001年给大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两月后即中断，却仍在给少数管理层职员持续缴纳。而其他几百个工龄10年以上的工人是从2008年正式购买的养老保险，从而都面临缴纳年限不满15年规定，退休时养老金“泡汤”的问题。
但他们“发现”得太晚了。
告别深圳
打工20年，周受芳从没敢想过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在深圳买了房就有深圳户口，但我们哪买得起，哎呀，根本没想过。我们厂外面小区的房价一个平方就8000块，三个月工资还买不到一平米呢。”
这些年来，他和其他工友一样，自动同城市的繁华隔离，偶尔在厂区周边龙华、观澜、凤岗的几个公园逛逛。他真正的“家”在一千公里外的德保县山
村里。
周受芳平常吃住都在厂里，也不像年轻人一样买时兴的电子产品，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消费。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全部用来完成他的“使命”——1999年就给家里盖了三层楼，加上之前的积蓄一共花了十几万，女儿三年中专、儿子学两年电工，每人每年都要一万块。儿女结婚、就业，自己也尽量资助。
每年过年回家，周受芳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这里修修、那里补补，忙里忙外。
“2000年以前也想过出了厂子自己干点什么，后来想想年纪大了，以前瞎折腾也都失败了，也就算了，就这样了。”
资历老，仗义，肯为工人说话，周受芳在工人中颇有威信，“工人们有什么意见，厂方有什么说法，经常找我和其他代表去传话。”一般工人连厂长面都见不到，周受芳却时常进出那座办公楼。
周受芳打了几十年篮球，每天坚持。以前有个管工人体育活动的厂长还经常跟周受芳一起打球，组织工友活动，也一起吃过饭，说笑过，但和工人毕竟有隔阂。“我们平常有什么问题也不敢真的同他反映。”
直到工人们为了保险金的事找厂方谈判，周受芳才发现，即使和工人走得“很近”的领导也是“阳奉阴违”。
“跟我们代表说一套，却把工人叫上去说：这就是你们的命运！”周受芳提高了声调，模仿他的语气，满是愤慨。
企业一方也觉得委屈。
宝德玩具厂企业法人代表陈文胜说：“工厂一切按法律法规来办，目前政策还不明确，和工人也一直在沟通。”
他还表示：“其实工厂也很困惑，政府以前没有强制要求，企业按照以前的政策评估生产成本，跟欧美市场谈价格，现在一下子把以前的推翻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大环境本来就不好，企业成本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实这是历史造成的政策遗留问题，企业一直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遵照法规、履行社会责任。”
“罢工”之前曾帮助工人向宝德厂发起谈判邀约的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段毅则称，近几年随着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制造企业转型迁厂等原因，工人追讨养老金的案子越来越多。
“缴纳养老金是国家义务，‘两年追缴’期限怎么能成为牺牲第一代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理由？这是工人的错吗？这是企业的错吗？这是谁的问题？”段毅说。
11月，没等到“细则”的谬洪只好遗憾告别，从2008年起缴纳了5年的养老保险本金没有领回，总还抱着一线希望。
坐上深圳去广东高州的大巴，他的身边只有几件行李，窗外光怪陆离的街景渐渐模糊。
周受芳和他的工友们，还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