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仕红元明清水浒传忠义悲歌
引自《乱世忠义的悲歌--论《水浒传》的主题及思维方式》宋克夫
以“忠义”名《水浒》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
金圣叹就曾在《水浒传序二》中说: “若使, 忠义而在水浒, 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 且水浒有忠义, 国家无忠义耶? ”指责“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 仍谬加以忠义之目”。俞万春在《荡寇志·引言》中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既是忠义, 必不做强盗; 既是强盗; 必不算忠义。’川杀人放火也叫忠义, 打家劫舍也叫忠义, 栽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 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 ”总之, 以武力的形式触犯封建法律, 就不算“忠义”。
在事实上, 以武力的形式触犯封建法律并非全都与“忠义”无缘。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就为我们证明这个间题提供了依据。“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阪困”。虽然他们时常“以武犯禁”、“扦当世之文阁, 然其私义廉浩退让, 有足称者”。“至于阎巷之侠, 修行砒名, 声施天下, 莫不称贤”。尽管他们以武力触犯封建法律, 但却“取予然诺, 千里诵义, 为死不顾世”。司马迁笔下的朱家, 就是“所藏活豪士以百数”, 拥有私人武装的豪侠, 但作者却肯定了他“振人不赡, 先从贫贱始”, “趋人之急, 甚己之私”的侠义精神, 郭解则“少时阴贼, 慨不快义, 身所杀甚从。以躯借交报仇, 藏命作奸, 剿攻不休, 及铸钱掘家, 固不可胜数”。但司马迁仍然歌颂了他“以德报怨, 厚施而薄望”, “振人之命, 不矜其功”的侠风义节。
作为一部以绿林好汉, 江湖豪侠为题材的小说, 《水浒传》的思维方式不能不渗透着《史记·游侠列传》以来游侠思想。《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虽然也“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栽官拒捕, 攻城陷邑”, 但作者同样赞扬了他们的“全忠秉义, 护国保民”。在水泊梁山, 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触犯封建法律, 不但没有影响那班江湖英雄“全忠仗义”,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忠仗义”迫不得已的途径和结果
这里姑且以聚讼纷纭的宋江形象为例。权威性的意见认为: 宋江形象具有反抗性和妥协性双重性格, 最后, 妥协性占了上风, 从而酿成了招安的悲剧。这是用政治判断对宋江形象作出的分析。诚然, 宋江形象确实具有双重性格, 但把这种双重性格归结为反抗性和妥协性, 却不免失于皮相。在事实上, 制约着宋江双重性格的本质属性, 是在“官逼民反”的历史条件下两种伦理力量——忠和义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贯穿宋江的一生, 左右着宋江性格发展的基本轨迹。出于“义”, 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了晃盖。当晃盖们擒何涛、俘黄安, 上梁山后, 他又着眼于“忠”, 认为这“犯了大罪”, “是灭九族的勾当”, “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为了维护梁山利益, 他在盛怒之下杀了阎婆惜, 但杀惜之后宁可浪迹江湖, 吃尽流寓之苦, 也不肯投奔梁山, 不愿“上逆天理, 下违父教, 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长期的流寓生活月办他体悟到“被人逼迫, 事非得已”的道理, 对那班流落江湖的好汉有着特殊的同情, 赞同武松上二龙山落草, 但又认为这不过是英雄落难时的一种暂时栖息, 一再叮吟武松“入伙之后, 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 你便可择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在经过种种磨难之后, 宋江终于从江州法场走上梁山, 但又认为这不过是“借得山东烟水寨, 买来凤城春
蓝仕红元明清水浒传忠义悲歌
引自《乱世忠义的悲歌--论《水浒传》的主题及思维方式》宋克夫
以“忠义”名《水浒》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
金圣叹就曾在《水浒传序二》中说: “若使, 忠义而在水浒, 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 且水浒有忠义, 国家无忠义耶? ”指责“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 仍谬加以忠义之目”。俞万春在《荡寇志·引言》中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既是忠义, 必不做强盗; 既是强盗; 必不算忠义。’川杀人放火也叫忠义, 打家劫舍也叫忠义, 栽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 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 ”总之, 以武力的形式触犯封建法律, 就不算“忠义”。
在事实上, 以武力的形式触犯封建法律并非全都与“忠义”无缘。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就为我们证明这个间题提供了依据。“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阪困”。虽然他们时常“以武犯禁”、“扦当世之文阁, 然其私义廉浩退让, 有足称者”。“至于阎巷之侠, 修行砒名, 声施天下, 莫不称贤”。尽管他们以武力触犯封建法律, 但却“取予然诺, 千里诵义, 为死不顾世”。司马迁笔下的朱家, 就是“所藏活豪士以百数”, 拥有私人武装的豪侠, 但作者却肯定了他“振人不赡, 先从贫贱始”, “趋人之急, 甚己之私”的侠义精神, 郭解则“少时阴贼, 慨不快义, 身所杀甚从。以躯借交报仇, 藏命作奸, 剿攻不休, 及铸钱掘家, 固不可胜数”。但司马迁仍然歌颂了他“以德报怨, 厚施而薄望”, “振人之命, 不矜其功”的侠风义节。
作为一部以绿林好汉, 江湖豪侠为题材的小说, 《水浒传》的思维方式不能不渗透着《史记·游侠列传》以来游侠思想。《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虽然也“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栽官拒捕, 攻城陷邑”, 但作者同样赞扬了他们的“全忠秉义, 护国保民”。在水泊梁山, 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触犯封建法律, 不但没有影响那班江湖英雄“全忠仗义”,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忠仗义”迫不得已的途径和结果
这里姑且以聚讼纷纭的宋江形象为例。权威性的意见认为: 宋江形象具有反抗性和妥协性双重性格, 最后, 妥协性占了上风, 从而酿成了招安的悲剧。这是用政治判断对宋江形象作出的分析。诚然, 宋江形象确实具有双重性格, 但把这种双重性格归结为反抗性和妥协性, 却不免失于皮相。在事实上, 制约着宋江双重性格的本质属性, 是在“官逼民反”的历史条件下两种伦理力量——忠和义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贯穿宋江的一生, 左右着宋江性格发展的基本轨迹。出于“义”, 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了晃盖。当晃盖们擒何涛、俘黄安, 上梁山后, 他又着眼于“忠”, 认为这“犯了大罪”, “是灭九族的勾当”, “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为了维护梁山利益, 他在盛怒之下杀了阎婆惜, 但杀惜之后宁可浪迹江湖, 吃尽流寓之苦, 也不肯投奔梁山, 不愿“上逆天理, 下违父教, 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长期的流寓生活月办他体悟到“被人逼迫, 事非得已”的道理, 对那班流落江湖的好汉有着特殊的同情, 赞同武松上二龙山落草, 但又认为这不过是英雄落难时的一种暂时栖息, 一再叮吟武松“入伙之后, 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 你便可择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在经过种种磨难之后, 宋江终于从江州法场走上梁山, 但又认为这不过是“借得山东烟水寨, 买来凤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