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一心一意报祖国：“核武之父”的秘密(1)
2010-02-20 08:56:11 中国经济网 【大 中 小】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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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每一件文物的前世，都见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每一件文物的今生，都蕴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2003年2月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藏品20余万件，是国内目前收藏近现代藏品最多的博物馆。这些藏品，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事件最有代表性的见证者。我们从中挑选若干，按开国往事、两弹一星、改革开放、两岸三通、科技强国和国际交往六个主题，邀请国家博物馆专家，讲述藏品本身故事及其收藏内幕，在新春佳节之际，与读者共享。
一只木箱：“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秘密
这只普通的木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从1971年至1978年，随核武器研究机构“二机部九院”迁到四川工作时装运资料使用的。木箱上写着“北京王京”等字样，“王京”就是王淦昌，1961年到1978年，为了秘密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他更名为“王京”达17年之久。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次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开展β谱学的研究。他刻苦钻研，很快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1941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的实验方案。
1950年4月，王淦昌调任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建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在当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他们仍积极开展科研实验。回忆那段时光，王淦昌总是说：“当时，我们想的只是工作，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1954年，他在云南落雪山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使中国进入宇宙线研究的国际先进行列。
50年代末，王淦昌带领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如周光召、丁大钊、王祝翔等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苏联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原子能研究的联合基地，研究人员来自多个国家，王淦昌担任副所长，领导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使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不久，他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通知他“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于是，他悄然回国，毅然放弃了所熟悉的基本粒子的研究，奉命踏上研制原子弹的艰苦旅程。
当时，由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需要严格保密，参与的科学家们不得不隐姓埋名。他们的名字或在各种报刊上和对外联络中消失，或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失踪……由于王淦昌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为了研制工作需要，他给自己取了个“王京”的化名，是“北京的京”，从此他从世界学术界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整17年。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他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的成功。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他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亲自进洞做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尽管大家一再保证工作的质量，但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逐个部件进行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检查完毕，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之后的几十年间，王淦昌从未离开过祖国核能研究的第一线。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致信中央领导建议发展核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建议，最终得到批准实施，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将个人志向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表彰他对我国核工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99年9月18日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9年8月，王淦昌的长子王德基先生将这只木箱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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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一心一意报祖国：“核武之父”的秘密(1)
2010-02-20 08:56:11 中国经济网 【大 中 小】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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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每一件文物的前世，都见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每一件文物的今生，都蕴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2003年2月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藏品20余万件，是国内目前收藏近现代藏品最多的博物馆。这些藏品，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事件最有代表性的见证者。我们从中挑选若干，按开国往事、两弹一星、改革开放、两岸三通、科技强国和国际交往六个主题，邀请国家博物馆专家，讲述藏品本身故事及其收藏内幕，在新春佳节之际，与读者共享。
一只木箱：“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秘密
这只普通的木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从1971年至1978年，随核武器研究机构“二机部九院”迁到四川工作时装运资料使用的。木箱上写着“北京王京”等字样，“王京”就是王淦昌，1961年到1978年，为了秘密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他更名为“王京”达17年之久。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次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开展β谱学的研究。他刻苦钻研，很快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1941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的实验方案。
1950年4月，王淦昌调任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建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在当时简陋的实验条件下，他们仍积极开展科研实验。回忆那段时光，王淦昌总是说：“当时，我们想的只是工作，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1954年，他在云南落雪山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使中国进入宇宙线研究的国际先进行列。
50年代末，王淦昌带领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如周光召、丁大钊、王祝翔等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苏联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原子能研究的联合基地，研究人员来自多个国家，王淦昌担任副所长，领导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使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不久，他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通知他“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于是，他悄然回国，毅然放弃了所熟悉的基本粒子的研究，奉命踏上研制原子弹的艰苦旅程。
当时，由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需要严格保密，参与的科学家们不得不隐姓埋名。他们的名字或在各种报刊上和对外联络中消失，或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失踪……由于王淦昌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为了研制工作需要，他给自己取了个“王京”的化名，是“北京的京”，从此他从世界学术界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整17年。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他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的成功。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他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亲自进洞做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尽管大家一再保证工作的质量，但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逐个部件进行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检查完毕，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之后的几十年间，王淦昌从未离开过祖国核能研究的第一线。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致信中央领导建议发展核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建议，最终得到批准实施，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将个人志向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表彰他对我国核工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99年9月18日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9年8月，王淦昌的长子王德基先生将这只木箱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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