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9月5日举行xx年秋季开学典礼，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敬畏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它们一个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温家宝总理在诗作《仰望星空》中也深情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一些东西怀有敬畏之心，这样才能使我们内心充盈、宁静，并在行为上有所戒惧、节制，从而与外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李源潮同志提出干部要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这个要求既含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警示意义。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缺乏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对工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一些干部对百姓缺乏敬畏之心，缺乏向养育自己的人民感恩、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负责的意识。更有少数干部不但对百姓毫无敬畏之心，反而要百姓无条件地敬畏干部，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百姓“管住管好”。还有一些干部在人生目标上缺乏高远追求，觉得“人生既然苦短，何不及时行乐”，于是一味沉溺于奢侈享受，自甘放纵堕落。他们不敬畏自己的人生，当然也不可能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这三方面的要求既有一定的区别，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从现实角度考察，如果一个干部既不敬畏历史，也不敬畏自己的人生，既不求无愧于历史，也不求无愧于自我，那么他也不可能敬畏百姓，不可能追求无愧于百姓。所以，“三个敬畏”可以主要表现并最终归结为敬畏百姓，一个干部也只有真正敬畏百姓，才能真正敬畏历史和敬畏人生。
在当前的条件下，应该如何培养干部的敬畏之心、特别是敬畏百姓之心？
首先，需要干部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观点，但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本思想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前者没有摆脱“君权神授”观念的限制，后者则清晰地揭示了政府和官员执掌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因此必须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的实质。我们说人民养育了干部，百姓是干部的衣食父母，主要就是强调百姓和干部之间是一种“授权”与“用权”的关系，强调干部要对自己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百姓心存敬畏。
其次，需要充分保障和落实百姓对干部的监督权。如果百姓只是授予了干部权力，却不愿或无从对干部进行监督，致使干部的权力失去必要的制约，其结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也只有将干部置身于群众监督的巨大压力下，干部才能对群众监督产生敬畏之心。为此，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新闻具有人民性，新闻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群众评议干部等群众监督的形式，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尽快出台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官员配偶子女从业公示等制度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对干部相关状况的知情权，为反腐倡廉工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也为群众监督干部创造更稳健有力的条件。
再次，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干部选任制度，加大民意测评、群众“投票”在干部选任过程中的权重。十六大以来，一些地方在党政干部公开选拔上进行大胆改革，探索出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等积极可行的做法，有些地方将公选范围扩大到党政“一把手”和一届政府的全部组成人员，并将其中的“竞选”环节进行现场直播，使得群众的意见对公选结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这些改革探索初步显示出，逐渐加大“百姓选择干部”的比重，将是今后干部选任的一个基本方向。这对于培养干部的敬畏百姓之心，无疑将起到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我们才能形成一个促使干部从内心深处对百姓充满敬畏的社会政治环境，才能让干部从根本上培养起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情操。
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9月5日举行xx年秋季开学典礼，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敬畏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它们一个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温家宝总理在诗作《仰望星空》中也深情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一些东西怀有敬畏之心，这样才能使我们内心充盈、宁静，并在行为上有所戒惧、节制，从而与外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李源潮同志提出干部要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这个要求既含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警示意义。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缺乏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对工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一些干部对百姓缺乏敬畏之心，缺乏向养育自己的人民感恩、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负责的意识。更有少数干部不但对百姓毫无敬畏之心，反而要百姓无条件地敬畏干部，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百姓“管住管好”。还有一些干部在人生目标上缺乏高远追求，觉得“人生既然苦短，何不及时行乐”，于是一味沉溺于奢侈享受，自甘放纵堕落。他们不敬畏自己的人生，当然也不可能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这三方面的要求既有一定的区别，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从现实角度考察，如果一个干部既不敬畏历史，也不敬畏自己的人生，既不求无愧于历史，也不求无愧于自我，那么他也不可能敬畏百姓，不可能追求无愧于百姓。所以，“三个敬畏”可以主要表现并最终归结为敬畏百姓，一个干部也只有真正敬畏百姓，才能真正敬畏历史和敬畏人生。
在当前的条件下，应该如何培养干部的敬畏之心、特别是敬畏百姓之心？
首先，需要干部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观点，但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本思想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前者没有摆脱“君权神授”观念的限制，后者则清晰地揭示了政府和官员执掌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因此必须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的实质。我们说人民养育了干部，百姓是干部的衣食父母，主要就是强调百姓和干部之间是一种“授权”与“用权”的关系，强调干部要对自己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百姓心存敬畏。
其次，需要充分保障和落实百姓对干部的监督权。如果百姓只是授予了干部权力，却不愿或无从对干部进行监督，致使干部的权力失去必要的制约，其结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也只有将干部置身于群众监督的巨大压力下，干部才能对群众监督产生敬畏之心。为此，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新闻具有人民性，新闻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群众评议干部等群众监督的形式，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尽快出台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官员配偶子女从业公示等制度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对干部相关状况的知情权，为反腐倡廉工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也为群众监督干部创造更稳健有力的条件。
再次，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干部选任制度，加大民意测评、群众“投票”在干部选任过程中的权重。十六大以来，一些地方在党政干部公开选拔上进行大胆改革，探索出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等积极可行的做法，有些地方将公选范围扩大到党政“一把手”和一届政府的全部组成人员，并将其中的“竞选”环节进行现场直播，使得群众的意见对公选结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这些改革探索初步显示出，逐渐加大“百姓选择干部”的比重，将是今后干部选任的一个基本方向。这对于培养干部的敬畏百姓之心，无疑将起到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我们才能形成一个促使干部从内心深处对百姓充满敬畏的社会政治环境，才能让干部从根本上培养起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