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家庭收看电视的公共和私人对话
虽然有关于家庭收看电视方面的研究存在，同时家庭影像在公共领域也受到批评，但是对家长和儿童对于家庭影像的反应还缺乏相关研究，以家庭的写照。在这项研究中，我采访了家长和孩子，以研究有关电视家庭的描写，公共和私人对话之间的连接。私人话语相当接近专注于电视家庭结构、关系模型的现实主义的公共话语。隐含在参与者观点中的是一个社会学习模型。大多数的参与者会认为，对于电视家庭的描写会对家庭生活、家庭价值以及与家人沟通的期望产生影响。本研究讨论了公共意见和家庭沟通之间的联系。
1992年，前副总统丹•奎尔的评论，对涉及单亲家庭的电视节目在全球范围内所引发的激烈和广泛的讨论，以及电视所造成的“家庭价值”的下降。自1992年以来，政治人物的随行者也加入到争论当中来，谴责电视对价值、儿童、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电视的话语，可将“道德恐慌”作为对社会危机以及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弊病的简单解释。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父母和孩子会去寻求公众意见的专家的建议。如果这样的话，与电视的普及相关的公共话语就将成为有关于电视的信念以及态度方面的私人话语。然而，家长和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实践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自身为参照系的。白金汉认为，我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思考以及使用电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谈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身边的人如何谈论电视以及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谈论电视。
本研究旨在探讨美国家庭收看电视的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之间的联系，以了解凯利——助理教授在这个项目中对于数据的收集。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由马克负责对这项工作进行监督。这篇文章在全国传播协会提出了一个版本，即公共话语塑造了私人话语。因为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有关电视家庭的公共话语方面的相关评论，包括父母和子女的意见。这项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揭示父母和子女如何感知和谈论电视家庭影像。
美国家庭收看电视
有关于电视家庭的描写的批评集中代表了政治光谱中各方的意见而且往往在不同意见方向上存在分歧，作为对目前有关电视的描写以及这些描写所产生的影响的替代研究。然而，评论主要集中以偏见的方式来描述电视家庭，反映反家庭的影像以及加强反家庭的价值。学术批评一般集中在家庭角色，家庭架构，与婚姻相关的属性的程式化的描述，而公众的批评所持的观点则更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强调缺乏婚姻以及核心家庭的支持，同时缺乏尊重和传统的家庭价值。 学术争论
这项关于电视家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包括家庭角色，家庭结构，家庭互动内容分析。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描述所产生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婚姻以及生儿育女被描述为女性角色的主要功能，已婚妇女很少有超出家庭生活的描绘。处于工作中的女性通常会存在个人关系问题，这往往危害个人的幸福以及对亲人的感情。电视中有关于母亲的角色是被动的，赋予表现力的和具有权威性
的。另一方面，电视中的男性角色通常会与家庭以外的事项相关，依靠来自于妻子的支持和权威感，以便能够更好的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取得成功，这种角色是相对于妻子较为活跃，有更好执行力以及更加专制的。在20世纪90年代，新闻电视有关于家庭生活的研究在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的同样支持的性别角色定型的报告称，新的方案是以女性在工作场合以及女性团体为重点的。然而，很多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同样，海因茨发现，收看电视的丈夫和妻子在寻求支持和电视为其提供方向选择方面几乎是平等的，只是妻子在这两项活动中稍微显得活跃些。尽管对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对性别角色的研究表明，观众在提供家庭角色方面还是用相当有限的千篇一律的模式，这意味着对于适当的家庭互动及家庭生活的信念的影响。
电视定型问题在研究电视效果是具有明显而不仅仅是暗示的意义。例如，有严重收视习惯的儿童具有更多关于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虽然这些结论也会成人中形成，但是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早前的社会关系进行修改。在另一项研究中，传统价值被视为与成年女性对肥皂剧的观看相关，但这种对于家庭结构的观点，将家庭的收视行为与黄金时段的电视观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妇女在收看电视上所呈现的固有形象，有着严重收视行为习惯的的电视观众群体在“性别歧视规模”上得分较高，这主要呈现在Signorielli 在1989年的研究成果中。同样，摩根指出，收看电视的行为在儿童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妇女在家里抚养孩子是最幸福的”以及“男人天生
比女性有更多的野心。”
传统与非传统的家庭影像
除了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家庭为单位的“刻板印象”也正处在调查中。最主要的“公”的说法是，电视通过描绘非完整家庭中的非传统的的生活方式来塑造其积极的方面，同时忽视其消极的方面。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说法。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核心家庭仅仅只占到描绘电视家庭研究中的38％，而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核心家庭在所有家庭组织架构中占到近88％的比例。四十年后，这一比例已下降至26％，仍远低于1990年的人口普查所报告的73％的比例。此外，梅尔维尔声称，传统的核心家庭在嘲笑这种虚构的电视研究模式。父亲经常被描绘成没有权威性的“小丑”的形象以及“傻的”和“不成熟的”。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电视提出了有关于奇异家庭与电视之间关系的问题。离婚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作为形成单亲家庭呈现缺额以及守寡已超额的一个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电视上才出现了第一对离异夫妇，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都在稳步增加。截至1994年，32％的电视形象都是离异的，其中8％的处于分居，5％处于未婚状态。罗宾逊的结论是，电视家庭模式所呈现的多样性表明，人们不会是很难发现其他的家庭比自己更好或是更差。 此外，如果从电视家庭的组织架构中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便是它围绕大家庭和儿童的广泛性和满意度方面的研究。海因茨指出，几乎他的五分之四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关注大家庭的成员。虽然有关于电视在
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准确呈现家庭生活，也不可能成为家庭组织创新的一个来源，但它毕竟不单是家庭的一个简单写照。
事实上，电视在呈现家庭生活方面可能要比其他的领域显得较为保守。许多研究表明，电视呈现了一种传统的和幸福的家庭的形象，一种比对抗或撤回的行为更加亲和的行为。这是一种现代喜剧，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充斥着下流的色情笑话以及最原始语言。根据休斯顿的观点，研究儿童和电视的研究员们发现，“耍赖、影射性、敌意式的幽默，一般式污秽言语似乎已经了进入喜剧的领域并与之相互融合。我认为这一定在传达一个有关于人类互动的观念，这个观念很有可能渗入进人们对世界的期望。
从1954年到1994年在有关于电视家庭的内容分析方面，道格拉斯和奥尔森发现，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这样一种关系框架，即通过改变冲突、凝聚力、社交关系的水平而形成。虽然家族的权利和责任的划分横跨数十年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这种关系环境在现代家庭中将呈现为更多冲突性的，更少支持性以及更少满意度的和更少稳定性的状态。此外，现代家庭被认为在培养孩子的社会化和处理日常家庭生活方面并不擅长。作为部分解释，现代喜剧比早前的情景喜剧更加关注儿童，这样就导致了手足冲突的增加。此外，还有包含更多的感情和更多的冲突的夫妻关系，因而，现代电视婚姻往往被描绘成更加开放的，但并不一定是更少满意度或更加不稳定的。
在电视家庭描写效果的研究中，结果并不总是那么积极，但很可
能是传统的。有严重收视习惯的青少年明显的感知孤单的负面情绪并且对于在年轻的时候结婚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梅斯的研究表明，对于长期暴露于肥皂剧中的文法学校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对于幸福的婚姻，离婚，婚外情以及理想职业的看法。总体而言，学生将当前的电视家庭定义为具有凝聚力的和持久的。然而，在康纳斯和泰勒的研究中，电视家庭使学生们表现出更高层次的冲突，支持性低，关系满意度低，社交能力差的孩子。
总之，电视内容将服务于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期望，或将作为了解婚姻和家庭的中介来使用，但观众将从所提供的广泛的家庭模式中进行选择。然而，不论是政治家还是研究人员都认为这些对于电视作为家庭价值符号所描绘的这些家庭的有关于交流沟通方面的影像取决于评论员的政治倾向。有些人指出，作为非传统的家庭影像，因而可以作为反家庭情绪的代表。其他人指出，对于家庭角色和家庭组织架构的刻板描绘并不反映真实的美国家庭的多样性。有关于电视家庭的话题已经在公共领域展开讨论。
公共讨论
“虽然家庭因为涉及儿童这一核心角色，从而一直与媒体研究相互联系，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家庭都不是媒体首要关注的对象。”委托政府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以及政府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评论代表了大量有关电视家庭的公共话语。
政府研究
对于电视家庭影像及其效果的研究在1980年登上政治舞台上是
在一次有关于家庭的白宫会议中。在会议的报告中，格伯纳和他的同事们对电视的角色以及它的潜在进行评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吸收了许多有关于家庭社会化功能，他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有关于家庭的形象，即可作为衡量我们的经验的试金石。这种诱人的对于家庭生活在媒体中真实写照，可能形成了我们对于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正确的最常见的和普遍的观念的基础。
此外，有关于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的全国学会所做的报告在1982年给出了研究人际间行为和连接电视暴力和侵略性行为的家庭背景方面的新的动力机制。有关于电视家庭的描绘被纳入到与性别和暴力内容相关的研究和公共讨论中，这有赖于这些研究和讨论对于孩子问题的共同关注。一些研究和讨论被捆绑定型为某种固定的模式或固定的家庭类型，最常见的收费电视就是其中一种电视类型，并且明显降低了其他的电视类型，这成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数据，包括离婚，单亲家庭，非婚生子女的出生数量以及青少年怀孕的数目。
例如，媒体和公共事务中心报告指出，电视观众在一年之中所看到的被认为是性交场面、性评论或性暗示的情形大约有一万个左右，其中八分之七的性交场面是婚外情。政治家和特殊利益集团经常引用这些统计数字，他们更多的支持这样一种概念，即电视通过对不完整家庭的积极形象的进行描绘的频繁呈现以达到破坏家庭的目的，并呈现一种反家庭的价值观。华盛顿时报作家认为，曾经被认为是可耻的电视行为现在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的治疗，或被勇敢者描述为“菲尔化
或奥普拉式的文化”。
在1995年7月，Bennett抨击用于促进反家庭的广告。主题为“想做就做”和“抓住所有你能抓住的”，主张摒弃享乐主义，这一概念在本质上是以反家庭价值观呈现的，因为家庭需要的是承诺和义务。奥斯特鲁夫反驳Bennett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同时服务于某个政治利益集团。 “直接对媒体精英的意见表示支持相比对于仇恨，恐惧，冷漠和不平等的严肃讨论要容易得多。这几乎保证了将对他的政治生涯有所提升。“然而，Bennett声称他的目标就是要造成公众舆论一片哗然，使节目的制作者、广告商以及观众被说服，并用以改变他们的之前的节目制作方式。Bennett也加入到其他的媒体评论当中，包括1996年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克林顿总统在儿童和家庭论坛上宣称，现在被认为是司空见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有太多不加选择的暴力，太多不加选择的性交，有时一些人会参与如今媒体的各个部分。我相信现在的问题是“那又怎样，关键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除了政治领导人，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在电视内容上表明了立场。这些团体会在煽动某项法例或是对某个项目进程施压的过程中定期性的取得一些成功。也许这是一种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方针，即家长定期给予高品质的家庭友好式的电视节目以奖励，并将这些奖励用在节目的促销活动中。其他团体更喜欢直接针对他们的观众进行呼吁。
结论
关于家庭电视内容的私人话语在强调电视家庭的真实性、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关系模式方面相当接近与公共话语。一些公共领域的专家称，电视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没有解决家庭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问题，但有一个团体发出了更响亮的声音，他们宣称，电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嘲笑了传统的家庭单元，同时强调一种断裂和不正常的家庭关系。 评价现实主义占据了有关电视家庭的私人话语的重要部分，同时，与公共领域的专家类似，受访者对电视的逼真程度以及对于现实主义的影响持有不同的意见。将参与者对于电视家庭揭示他们家庭价值的评论进行汇总、核实后发现在社会上这种观点还是呈现保守趋势。 参与者认为电视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非传统的家庭，但他们对于这些家庭在社会中是否幸福、稳定或者健康持有不同的意见。就像公共领域的专家一样，家长强调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积极的家庭价值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暗示了非传统的家庭结构与消极的负的家庭价值之间的联系。
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公共领域的专家讨论了正常的家庭关系的电视描绘，尤其是关于子女与父母的互动方面。尽管如此，父母回应说，对电视表现出强烈关注的儿童在电视家庭的嘲讽和冲突中呈现更高水平的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尊重。因为年幼的孩子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很少收看有家庭倾向的电视节目，有时也未能意识到是在白天还是傍晚观看的电视节目，因而他们对于家庭行为的评价是有限的。因此，我将暂时陈述以下的发展趋势：
在一般情况下，年幼的孩子会意识到这种消极的家庭互动，但他
们不会对这种复杂的信息进行处理。相反，他们依赖父母对于电视的节目的争论，或者仅仅只是表示对电视节目的简单的喜欢或是不喜欢。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儿童稍微脱离了父母的争论，为了证明他们对于这种行为的不赞成或是对于电视节目的喜好。
他们认为，电视可以教孩子在想什么或是如何做为，但他们不甘于仅仅只是对于节目的享受，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电视节目的重要性，或是指出节目的薄弱环节并对其进行修改。大多数参与者有关于电视内容的陈述中所暗示的对于电视效果的社会学习的模式。参与者认为，电视家庭影像能够对观众对于存在、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正确的以及他们在家庭中应该如何表现的信念产生影响。
虽然对这些信仰、价值以及行为之间的潜在的联系进行强调，但是家长和孩子们却能够认识到，家庭电视影像能够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然而，他们倾向于强调消极模式而非积极的方面。他们认为电视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和幸福的，离婚和分居的代表性不足，家庭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在几十年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为什么父母认为电视中呈现的是非传统家庭而不是传统家庭呢？也许，有关于电视的公共话语为其提供了答案。许多家长们的意见都响应了前副总统的观点。
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于私人话题中的关于大众传播的功能问题。一个以公共和私人话语融合为基础的结论就是，公共传播仅仅只是刺激了人们对于某些问题的兴趣。为适应议程设置的概念，这个结论可以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将无法告诉我们想什么，但它的“令人
震惊式的成功可以告诉[我们]想一想”。然而，大多数公共领域的专家希望比激发人们的兴趣做得更多：他们想影响人们的态度和信念。对于电视家庭的问题，这个目标将会以下列方式完成：（1）将对于电视家庭的描绘与人们的价值系统相联系；（2）通过将有关于电视家庭的观点与现实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相联系；（c）通过对现实家庭灌输社会学习效果模型（包括学习，模仿以及巩固）。他们禁止观看某些电视内容，是因为他们持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可能会教导子女形成消极的态度和行为。作为他们管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通常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找到一些可以解释的理由，取决于这些孩子们的年龄，这些理由包含从“它不适合儿童”到“我不想让你发展这种态度”的范围。
而后，孩子们开始了解电视内容的潜在影响，然而，随着他们日渐成熟，他们也将越来越有能力修改那些天真的理论，从而可以解释他们自己对于电视所作出的决定。总之，公共话语的确帮助父母建构了怎样去思考的问题。为家长除了告诉父母想什么要告诉家长如何看待它。然而，指出有关电视家庭的公共和私人对话之间的连接并不是一对一的是很重要的。就像是在任何传播情境中，不同的接受对象对于意义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公共和私人对话的交集已经超出有关于家庭影像的问题领域，而延伸至有关于电视的各种问题领域。从广义上讲，研究人员已经在公共意见、社会影响以及大众媒介效果的主题下研究了这一过程。
因为研究的广度和复杂性，因而对于这样一个领域的研究是很难
的。因为它必须了解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以及至少是对于社会影响力的认识。对于家庭影像的这项研究在家庭的沟通与儿童发展的概念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McLeod, Pan和 Rucinski 解释到，既没有关于个人态度改变的微观理论，也没有关于社会的宏观理论能够对这个过程提供足够的理论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对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因此，需要一个综合的多角度的观点进行研究。
研究者建立了有关公共舆论的四种类型的关系的模型：（1）宏观与宏；（2）微观与微观；（3）宏观与微观；（4）微观与宏观。其中宏观与微观的跨级联动最好的描述了本研究的目的，即研究公共和私人话语在电视上家庭影像上的交集。因此，这项研究有助于通过揭示某个社会或家庭的或是社会机构的形成过程来研究公共舆论，这个过程将塑造对于电视家庭影像的意见的形成。
此外，这项研究代表们试图扩大“个人意见”这个概念的范围，通过指出这些意见是怎样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条件下形成、表达以及进行社会互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孩子们都是个人意见的持有者，他们的意见就是具有双向影响的产品。此外，出现的类似的意见也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执行。也就是说，谈话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一个弯曲的路线，这在家庭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为进一步定义宏观与微观的舆论关系，亟待更多研究的出现。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关家庭问题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在对人们的意见产生影响，例如托儿所、福利院、产假或产假陪护、离婚、同性恋家庭或是收养。此外，其他一些有关于公共意见形成过程与电视家庭之
间的联系是需要在充分的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解释的。例如，某个家庭问题如何能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其他的问题则没有被纳入的机会？父母的模式如何使养育子女这一问题成为影响其对家庭政策和家庭公共信息的回应的议题呢？这些家长团体如何影响地方、州或国家级别的公共政策？
此外，未来的研究将会努力克服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选取的每一个样本的大小或是用相对同质的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一次性收集。特别重要的是要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样本中进行数据的收集，这个样本很可能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种族背景以及家庭组织架构的方面。因为对于电视的关注已经被编码到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不同类别中，而这些不同的类别会随着未被证明的属性而不断发生变化。也许，这将是本研究的关键性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只会在研究的细微之处出现。
例如，两个墨西哥家庭提到他们的文化价值如何与众多的美国电视节目相违背，同时一个美国黑人的单身母亲会对电视家庭的财富程度发表评论。有趣的是，没有哪一个小组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代表性而被单挑出来的，那个单身母亲也并没有根据自己家庭的形式而对电视家庭进行批判式的描绘。未来的研究，其中包括一个更大，更多样化的样本，将会进一步揭开电视家庭独特的方面，因此，将对于我们理解家庭沟通和公共意见形成的过程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关于美国家庭收看电视的公共和私人对话
虽然有关于家庭收看电视方面的研究存在，同时家庭影像在公共领域也受到批评，但是对家长和儿童对于家庭影像的反应还缺乏相关研究，以家庭的写照。在这项研究中，我采访了家长和孩子，以研究有关电视家庭的描写，公共和私人对话之间的连接。私人话语相当接近专注于电视家庭结构、关系模型的现实主义的公共话语。隐含在参与者观点中的是一个社会学习模型。大多数的参与者会认为，对于电视家庭的描写会对家庭生活、家庭价值以及与家人沟通的期望产生影响。本研究讨论了公共意见和家庭沟通之间的联系。
1992年，前副总统丹•奎尔的评论，对涉及单亲家庭的电视节目在全球范围内所引发的激烈和广泛的讨论，以及电视所造成的“家庭价值”的下降。自1992年以来，政治人物的随行者也加入到争论当中来，谴责电视对价值、儿童、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电视的话语，可将“道德恐慌”作为对社会危机以及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弊病的简单解释。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父母和孩子会去寻求公众意见的专家的建议。如果这样的话，与电视的普及相关的公共话语就将成为有关于电视的信念以及态度方面的私人话语。然而，家长和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实践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自身为参照系的。白金汉认为，我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思考以及使用电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谈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身边的人如何谈论电视以及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谈论电视。
本研究旨在探讨美国家庭收看电视的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之间的联系，以了解凯利——助理教授在这个项目中对于数据的收集。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由马克负责对这项工作进行监督。这篇文章在全国传播协会提出了一个版本，即公共话语塑造了私人话语。因为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有关电视家庭的公共话语方面的相关评论，包括父母和子女的意见。这项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揭示父母和子女如何感知和谈论电视家庭影像。
美国家庭收看电视
有关于电视家庭的描写的批评集中代表了政治光谱中各方的意见而且往往在不同意见方向上存在分歧，作为对目前有关电视的描写以及这些描写所产生的影响的替代研究。然而，评论主要集中以偏见的方式来描述电视家庭，反映反家庭的影像以及加强反家庭的价值。学术批评一般集中在家庭角色，家庭架构，与婚姻相关的属性的程式化的描述，而公众的批评所持的观点则更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强调缺乏婚姻以及核心家庭的支持，同时缺乏尊重和传统的家庭价值。 学术争论
这项关于电视家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包括家庭角色，家庭结构，家庭互动内容分析。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描述所产生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婚姻以及生儿育女被描述为女性角色的主要功能，已婚妇女很少有超出家庭生活的描绘。处于工作中的女性通常会存在个人关系问题，这往往危害个人的幸福以及对亲人的感情。电视中有关于母亲的角色是被动的，赋予表现力的和具有权威性
的。另一方面，电视中的男性角色通常会与家庭以外的事项相关，依靠来自于妻子的支持和权威感，以便能够更好的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取得成功，这种角色是相对于妻子较为活跃，有更好执行力以及更加专制的。在20世纪90年代，新闻电视有关于家庭生活的研究在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的同样支持的性别角色定型的报告称，新的方案是以女性在工作场合以及女性团体为重点的。然而，很多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同样，海因茨发现，收看电视的丈夫和妻子在寻求支持和电视为其提供方向选择方面几乎是平等的，只是妻子在这两项活动中稍微显得活跃些。尽管对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对性别角色的研究表明，观众在提供家庭角色方面还是用相当有限的千篇一律的模式，这意味着对于适当的家庭互动及家庭生活的信念的影响。
电视定型问题在研究电视效果是具有明显而不仅仅是暗示的意义。例如，有严重收视习惯的儿童具有更多关于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虽然这些结论也会成人中形成，但是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早前的社会关系进行修改。在另一项研究中，传统价值被视为与成年女性对肥皂剧的观看相关，但这种对于家庭结构的观点，将家庭的收视行为与黄金时段的电视观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妇女在收看电视上所呈现的固有形象，有着严重收视行为习惯的的电视观众群体在“性别歧视规模”上得分较高，这主要呈现在Signorielli 在1989年的研究成果中。同样，摩根指出，收看电视的行为在儿童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妇女在家里抚养孩子是最幸福的”以及“男人天生
比女性有更多的野心。”
传统与非传统的家庭影像
除了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家庭为单位的“刻板印象”也正处在调查中。最主要的“公”的说法是，电视通过描绘非完整家庭中的非传统的的生活方式来塑造其积极的方面，同时忽视其消极的方面。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说法。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核心家庭仅仅只占到描绘电视家庭研究中的38％，而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核心家庭在所有家庭组织架构中占到近88％的比例。四十年后，这一比例已下降至26％，仍远低于1990年的人口普查所报告的73％的比例。此外，梅尔维尔声称，传统的核心家庭在嘲笑这种虚构的电视研究模式。父亲经常被描绘成没有权威性的“小丑”的形象以及“傻的”和“不成熟的”。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电视提出了有关于奇异家庭与电视之间关系的问题。离婚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作为形成单亲家庭呈现缺额以及守寡已超额的一个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电视上才出现了第一对离异夫妇，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都在稳步增加。截至1994年，32％的电视形象都是离异的，其中8％的处于分居，5％处于未婚状态。罗宾逊的结论是，电视家庭模式所呈现的多样性表明，人们不会是很难发现其他的家庭比自己更好或是更差。 此外，如果从电视家庭的组织架构中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便是它围绕大家庭和儿童的广泛性和满意度方面的研究。海因茨指出，几乎他的五分之四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关注大家庭的成员。虽然有关于电视在
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准确呈现家庭生活，也不可能成为家庭组织创新的一个来源，但它毕竟不单是家庭的一个简单写照。
事实上，电视在呈现家庭生活方面可能要比其他的领域显得较为保守。许多研究表明，电视呈现了一种传统的和幸福的家庭的形象，一种比对抗或撤回的行为更加亲和的行为。这是一种现代喜剧，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充斥着下流的色情笑话以及最原始语言。根据休斯顿的观点，研究儿童和电视的研究员们发现，“耍赖、影射性、敌意式的幽默，一般式污秽言语似乎已经了进入喜剧的领域并与之相互融合。我认为这一定在传达一个有关于人类互动的观念，这个观念很有可能渗入进人们对世界的期望。
从1954年到1994年在有关于电视家庭的内容分析方面，道格拉斯和奥尔森发现，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这样一种关系框架，即通过改变冲突、凝聚力、社交关系的水平而形成。虽然家族的权利和责任的划分横跨数十年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这种关系环境在现代家庭中将呈现为更多冲突性的，更少支持性以及更少满意度的和更少稳定性的状态。此外，现代家庭被认为在培养孩子的社会化和处理日常家庭生活方面并不擅长。作为部分解释，现代喜剧比早前的情景喜剧更加关注儿童，这样就导致了手足冲突的增加。此外，还有包含更多的感情和更多的冲突的夫妻关系，因而，现代电视婚姻往往被描绘成更加开放的，但并不一定是更少满意度或更加不稳定的。
在电视家庭描写效果的研究中，结果并不总是那么积极，但很可
能是传统的。有严重收视习惯的青少年明显的感知孤单的负面情绪并且对于在年轻的时候结婚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梅斯的研究表明，对于长期暴露于肥皂剧中的文法学校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对于幸福的婚姻，离婚，婚外情以及理想职业的看法。总体而言，学生将当前的电视家庭定义为具有凝聚力的和持久的。然而，在康纳斯和泰勒的研究中，电视家庭使学生们表现出更高层次的冲突，支持性低，关系满意度低，社交能力差的孩子。
总之，电视内容将服务于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期望，或将作为了解婚姻和家庭的中介来使用，但观众将从所提供的广泛的家庭模式中进行选择。然而，不论是政治家还是研究人员都认为这些对于电视作为家庭价值符号所描绘的这些家庭的有关于交流沟通方面的影像取决于评论员的政治倾向。有些人指出，作为非传统的家庭影像，因而可以作为反家庭情绪的代表。其他人指出，对于家庭角色和家庭组织架构的刻板描绘并不反映真实的美国家庭的多样性。有关于电视家庭的话题已经在公共领域展开讨论。
公共讨论
“虽然家庭因为涉及儿童这一核心角色，从而一直与媒体研究相互联系，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家庭都不是媒体首要关注的对象。”委托政府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以及政府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评论代表了大量有关电视家庭的公共话语。
政府研究
对于电视家庭影像及其效果的研究在1980年登上政治舞台上是
在一次有关于家庭的白宫会议中。在会议的报告中，格伯纳和他的同事们对电视的角色以及它的潜在进行评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吸收了许多有关于家庭社会化功能，他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有关于家庭的形象，即可作为衡量我们的经验的试金石。这种诱人的对于家庭生活在媒体中真实写照，可能形成了我们对于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正确的最常见的和普遍的观念的基础。
此外，有关于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的全国学会所做的报告在1982年给出了研究人际间行为和连接电视暴力和侵略性行为的家庭背景方面的新的动力机制。有关于电视家庭的描绘被纳入到与性别和暴力内容相关的研究和公共讨论中，这有赖于这些研究和讨论对于孩子问题的共同关注。一些研究和讨论被捆绑定型为某种固定的模式或固定的家庭类型，最常见的收费电视就是其中一种电视类型，并且明显降低了其他的电视类型，这成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数据，包括离婚，单亲家庭，非婚生子女的出生数量以及青少年怀孕的数目。
例如，媒体和公共事务中心报告指出，电视观众在一年之中所看到的被认为是性交场面、性评论或性暗示的情形大约有一万个左右，其中八分之七的性交场面是婚外情。政治家和特殊利益集团经常引用这些统计数字，他们更多的支持这样一种概念，即电视通过对不完整家庭的积极形象的进行描绘的频繁呈现以达到破坏家庭的目的，并呈现一种反家庭的价值观。华盛顿时报作家认为，曾经被认为是可耻的电视行为现在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的治疗，或被勇敢者描述为“菲尔化
或奥普拉式的文化”。
在1995年7月，Bennett抨击用于促进反家庭的广告。主题为“想做就做”和“抓住所有你能抓住的”，主张摒弃享乐主义，这一概念在本质上是以反家庭价值观呈现的，因为家庭需要的是承诺和义务。奥斯特鲁夫反驳Bennett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同时服务于某个政治利益集团。 “直接对媒体精英的意见表示支持相比对于仇恨，恐惧，冷漠和不平等的严肃讨论要容易得多。这几乎保证了将对他的政治生涯有所提升。“然而，Bennett声称他的目标就是要造成公众舆论一片哗然，使节目的制作者、广告商以及观众被说服，并用以改变他们的之前的节目制作方式。Bennett也加入到其他的媒体评论当中，包括1996年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克林顿总统在儿童和家庭论坛上宣称，现在被认为是司空见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有太多不加选择的暴力，太多不加选择的性交，有时一些人会参与如今媒体的各个部分。我相信现在的问题是“那又怎样，关键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除了政治领导人，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在电视内容上表明了立场。这些团体会在煽动某项法例或是对某个项目进程施压的过程中定期性的取得一些成功。也许这是一种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方针，即家长定期给予高品质的家庭友好式的电视节目以奖励，并将这些奖励用在节目的促销活动中。其他团体更喜欢直接针对他们的观众进行呼吁。
结论
关于家庭电视内容的私人话语在强调电视家庭的真实性、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关系模式方面相当接近与公共话语。一些公共领域的专家称，电视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没有解决家庭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问题，但有一个团体发出了更响亮的声音，他们宣称，电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嘲笑了传统的家庭单元，同时强调一种断裂和不正常的家庭关系。 评价现实主义占据了有关电视家庭的私人话语的重要部分，同时，与公共领域的专家类似，受访者对电视的逼真程度以及对于现实主义的影响持有不同的意见。将参与者对于电视家庭揭示他们家庭价值的评论进行汇总、核实后发现在社会上这种观点还是呈现保守趋势。 参与者认为电视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非传统的家庭，但他们对于这些家庭在社会中是否幸福、稳定或者健康持有不同的意见。就像公共领域的专家一样，家长强调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积极的家庭价值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暗示了非传统的家庭结构与消极的负的家庭价值之间的联系。
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公共领域的专家讨论了正常的家庭关系的电视描绘，尤其是关于子女与父母的互动方面。尽管如此，父母回应说，对电视表现出强烈关注的儿童在电视家庭的嘲讽和冲突中呈现更高水平的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尊重。因为年幼的孩子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很少收看有家庭倾向的电视节目，有时也未能意识到是在白天还是傍晚观看的电视节目，因而他们对于家庭行为的评价是有限的。因此，我将暂时陈述以下的发展趋势：
在一般情况下，年幼的孩子会意识到这种消极的家庭互动，但他
们不会对这种复杂的信息进行处理。相反，他们依赖父母对于电视的节目的争论，或者仅仅只是表示对电视节目的简单的喜欢或是不喜欢。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儿童稍微脱离了父母的争论，为了证明他们对于这种行为的不赞成或是对于电视节目的喜好。
他们认为，电视可以教孩子在想什么或是如何做为，但他们不甘于仅仅只是对于节目的享受，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电视节目的重要性，或是指出节目的薄弱环节并对其进行修改。大多数参与者有关于电视内容的陈述中所暗示的对于电视效果的社会学习的模式。参与者认为，电视家庭影像能够对观众对于存在、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正确的以及他们在家庭中应该如何表现的信念产生影响。
虽然对这些信仰、价值以及行为之间的潜在的联系进行强调，但是家长和孩子们却能够认识到，家庭电视影像能够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然而，他们倾向于强调消极模式而非积极的方面。他们认为电视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和幸福的，离婚和分居的代表性不足，家庭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在几十年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为什么父母认为电视中呈现的是非传统家庭而不是传统家庭呢？也许，有关于电视的公共话语为其提供了答案。许多家长们的意见都响应了前副总统的观点。
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于私人话题中的关于大众传播的功能问题。一个以公共和私人话语融合为基础的结论就是，公共传播仅仅只是刺激了人们对于某些问题的兴趣。为适应议程设置的概念，这个结论可以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将无法告诉我们想什么，但它的“令人
震惊式的成功可以告诉[我们]想一想”。然而，大多数公共领域的专家希望比激发人们的兴趣做得更多：他们想影响人们的态度和信念。对于电视家庭的问题，这个目标将会以下列方式完成：（1）将对于电视家庭的描绘与人们的价值系统相联系；（2）通过将有关于电视家庭的观点与现实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相联系；（c）通过对现实家庭灌输社会学习效果模型（包括学习，模仿以及巩固）。他们禁止观看某些电视内容，是因为他们持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可能会教导子女形成消极的态度和行为。作为他们管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通常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找到一些可以解释的理由，取决于这些孩子们的年龄，这些理由包含从“它不适合儿童”到“我不想让你发展这种态度”的范围。
而后，孩子们开始了解电视内容的潜在影响，然而，随着他们日渐成熟，他们也将越来越有能力修改那些天真的理论，从而可以解释他们自己对于电视所作出的决定。总之，公共话语的确帮助父母建构了怎样去思考的问题。为家长除了告诉父母想什么要告诉家长如何看待它。然而，指出有关电视家庭的公共和私人对话之间的连接并不是一对一的是很重要的。就像是在任何传播情境中，不同的接受对象对于意义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公共和私人对话的交集已经超出有关于家庭影像的问题领域，而延伸至有关于电视的各种问题领域。从广义上讲，研究人员已经在公共意见、社会影响以及大众媒介效果的主题下研究了这一过程。
因为研究的广度和复杂性，因而对于这样一个领域的研究是很难
的。因为它必须了解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以及至少是对于社会影响力的认识。对于家庭影像的这项研究在家庭的沟通与儿童发展的概念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McLeod, Pan和 Rucinski 解释到，既没有关于个人态度改变的微观理论，也没有关于社会的宏观理论能够对这个过程提供足够的理论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对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因此，需要一个综合的多角度的观点进行研究。
研究者建立了有关公共舆论的四种类型的关系的模型：（1）宏观与宏；（2）微观与微观；（3）宏观与微观；（4）微观与宏观。其中宏观与微观的跨级联动最好的描述了本研究的目的，即研究公共和私人话语在电视上家庭影像上的交集。因此，这项研究有助于通过揭示某个社会或家庭的或是社会机构的形成过程来研究公共舆论，这个过程将塑造对于电视家庭影像的意见的形成。
此外，这项研究代表们试图扩大“个人意见”这个概念的范围，通过指出这些意见是怎样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条件下形成、表达以及进行社会互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孩子们都是个人意见的持有者，他们的意见就是具有双向影响的产品。此外，出现的类似的意见也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执行。也就是说，谈话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一个弯曲的路线，这在家庭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为进一步定义宏观与微观的舆论关系，亟待更多研究的出现。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关家庭问题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在对人们的意见产生影响，例如托儿所、福利院、产假或产假陪护、离婚、同性恋家庭或是收养。此外，其他一些有关于公共意见形成过程与电视家庭之
间的联系是需要在充分的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解释的。例如，某个家庭问题如何能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其他的问题则没有被纳入的机会？父母的模式如何使养育子女这一问题成为影响其对家庭政策和家庭公共信息的回应的议题呢？这些家长团体如何影响地方、州或国家级别的公共政策？
此外，未来的研究将会努力克服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选取的每一个样本的大小或是用相对同质的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一次性收集。特别重要的是要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样本中进行数据的收集，这个样本很可能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种族背景以及家庭组织架构的方面。因为对于电视的关注已经被编码到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不同类别中，而这些不同的类别会随着未被证明的属性而不断发生变化。也许，这将是本研究的关键性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只会在研究的细微之处出现。
例如，两个墨西哥家庭提到他们的文化价值如何与众多的美国电视节目相违背，同时一个美国黑人的单身母亲会对电视家庭的财富程度发表评论。有趣的是，没有哪一个小组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代表性而被单挑出来的，那个单身母亲也并没有根据自己家庭的形式而对电视家庭进行批判式的描绘。未来的研究，其中包括一个更大，更多样化的样本，将会进一步揭开电视家庭独特的方面，因此，将对于我们理解家庭沟通和公共意见形成的过程方面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