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仲礼黄仁伟
社会科学 1996年12期
自中美在1844年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在这150余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世界也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美国从一个国内南北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冲突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又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获得并保持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同样，中国从一个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历次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成为一个亚洲的社会主义大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在成为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强国。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各自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任何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的。如何处理好两国的相互关系，已成为不仅是两国领导人，而且是两国学术界、企业界和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或许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可以获得教益，在处理现实关系时可以避免决策错误，少走弯路，以期获得两国共同利益的实质性发展。
那么，从以往150年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我们可能得出哪些基本经验和教训呢？我们将分别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
在政治关系领域，从中美国家关系的发展阶段性来看，两国之间合作、互利的历史长于两国之间冲突、对抗的历史。美国在中国利益主要是通过两国的合作而不是双方的对抗来获得保证。
我们可以把《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后到1899年。在这个阶段，美国虽然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特殊利益。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与其他西方大国有所区别。一是美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分割中国领土或勒索权益，这与英、法、俄、日在中国割占领土、索取巨额赔偿有所不同。二是1862年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由驻华公使蒲安臣提出、国务卿西华德支持的与清政府“合作政策”。在这种“合作政策”之下，美国出面调停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种种冲突，既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又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两个特点以后继续发展，成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899年至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直到1932年代初提出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不承认主义”。美国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就考虑如何避免使中国被名列强完全瓜分。这项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扩大美国在整个中国市场上的利益。但限于当时美国力量的不足，不能不以“利益均沾”的方式防止中国的某一部分完全被某强国所占有。美国为了反对任何列强在中国获取绝对的排他性权益，先后同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展开争夺。由此产生的美日矛盾逐渐演化成为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及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以至国民党政府借助外力来平衡日本以及俄国扩张的压力，成为20世纪初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1922年的《华盛顿九国公约》限制了日本在中国东亚称霸的企图。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迫使美国提出以国务卿史汀生命名的“不承认主义”。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在原则上反对日本在华进一步扩张，但在行动中却从未冒险对日本采取制裁和军事行动，因而在客观上并未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第三阶段包括了1937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内战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上升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位。美国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已经在其全球战略中把中国因素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建立了实质性的交往。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织的结论是，中国“终将控制这个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可惜，白宫并没有接受上述结论。1945年以后，出于与苏联对抗的冷战考虑，美国单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其后果不仅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丧失了美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巨大市场利益和重大战争利益。换言之，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问题，1844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苦心经营，而到手的成果都由于冷战格局的出现而付诸东流。
第四个阶段是冷战的50年代和60年代，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如前所述，由于美国从意识形态因素出发在中国支持了一个统治基础行将崩溃的政权，结果使其亚洲战略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为了填补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空白，美国不得不起用战败国日本作为其在西太平洋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不得不在朝鲜战场上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在越南战场上重演更大的悲剧，不得不背上台湾问题这个旷日持久的包袱。在这个阶段的初始，美国的决策层内部曾经对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展开争论，大多数专家都主张“承认现实”。但是，美国政府一再摇摆，由于其全球反共冷战的制约，以及朝野保守派的强大压力，美国终于在“尘埃落定”时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朝鲜战场的正面军事冲突和台湾海峡的数次危机，以及后来印度支那长达20年的军事卷入，使美国的亚洲战略和全球战略越来越陷于被动。追其根源，正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作出错误战略决择的结果。尽管中美之间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在60年代提出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但是直到60年代末中美关系和解的条件一直没有成熟。应该承认，在中美对抗、互不往来的20余年间，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略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150年中美关系史上唯一严重对抗的时期。
第五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到1989年发生北京动乱。这个时期曾被人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中美之间从对抗迅速转变为和解、合作甚至达到了间接盟友的关系，证明两国之间合作基础是客观存在的，而对抗只是一段插曲而不是主流。“战略大三角中的中国牌”是这种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直接原因。而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则是推动双边关系向深层次发展的持久因素。整个第三世界以至国际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迫使美国开始重新面对现实。如同尼克松在访华时指出：“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蜜月期间”，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台湾问题。在“三个公报”中，美国方面始终对台湾问题留了一截尾巴。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台湾问题关系法》和1982年的《中美“8.17”公报》，都没有解除美国在防务问题上对台湾的承诺。这就成为中美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再遇到的主要障碍和潜在冲突的根源。不管怎么看，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第六个阶段就是从1989年北京动乱后一直到现在。由于全球范围的冷战格局终结，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体制发生剧变，以及1989年北京动乱后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和台湾因素重新上升为双边关系的主要争端，中美关系跌到新的低点。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制裁和降低双方接触级别的措施，并在此后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复审中把贸易问题与其他争端挂钩。中美关系的不断滑坡，使美国国内的反华亲台力量获得了重新抬头的机会，推动美国政府在提升对台关系方面步步升级。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危机的导火线。这个阶段上中美关系出现倒退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一是战略大三角的作用下降；二是以往被掩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重新凸现出来；三是中国力图迅速上升而引起美国一些集团的心理反应；四是美国开始重新考虑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作用；五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思潮趋向保守化。然而，中国与美国已不可能重新回到冷战时代去，双方的利益交叉使各方的决策者都必须把双边关系重新置于一个稳定、健康的框架之中。这就是最近美国开始重新构造两党“一致对华政策”（Bipartisan China Policy）的原因。
纵观中美双边关系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一是对抗只能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都不可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志。二是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亚太地区大国安全格局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利用中国在亚洲制造大国均势是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三是中美关系也受到双方国内政治气候的制约，作为双边关系中居于攻方的美国，其国内因素的影响显然要大于居于守势的中国。四是如果中美双方领导人和精英人士能够从长远利益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来处理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往往是一些短期的插曲而不是持久对抗的根源。
再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市场”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但是这项目标始终未能真正实现，其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其他目标取代或干扰了这个基本目标。
如果我们回溯到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可以看到这项条约的主体是涉及中美贸易的，在34项条款中与贸易有关的计15条。其中核心内容是规定中国日后“如另有利益及于他国，合众国民应一体均沾”。这就是美国最早在中国获得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美国借助于中英《南京条约》的力量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1943年5月，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在对驻华特使顾盛的指令中说：鸦片战争以后两年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很重要的结局”，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的几个口岸“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商业市场”，顾盛及其使团的首要任务是“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按照英国商人享受的同样优惠条件进入这些口岸”。上述文件证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与其他西方强国相等的竞争地位。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也一再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这至少证明150年来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市场问题。
《望厦条约》以后中美贸易虽然有较大增长，但由于中国经济的自然封闭状态而限制了市场容量，国内动乱的政治局面在长江流域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重建也妨碍了美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因此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对华贸易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然而，由于加州金矿的发现和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修建，美国西部劳动力匮乏。这时，中国劳工移入美国就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现象。据统计，1848年到1882年赴美华工约为30万人。华工吃苦耐劳和高效工作，对美国西部开发所作的贡献不可低估。18世纪50年代上半期，华工在加州金矿中约占矿工总数的一半。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时，有5万华工参加了这一工程，牺牲人数不下1万。当全线贯通时，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克罗克称，这条铁路的及早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劳工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奋”。但是到18世纪80年代西部开发初具规模时，从加州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运动。这场排华运动不断升级，甚至被美国党派政治所利用，最后导致一系列排华法案的出现。华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和排斥，由此埋下了种子。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劳力流动首先在美国方面遭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双边市场关系的健康发展。
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对华贸易额也增加了2倍，其中棉纺织品占美国此类商品出口量的1/2，煤油产品占中国市场的一半以上。随着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和列强对中国瓜分狂潮的兴起，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家组成了“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向华盛顿施加强大压力。当时的驻华公使田贝在1898年1月报告中强调：“我们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利益。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太平洋注定要承担比大西洋更多的商业交往”。在此形势下，美国总统麦金莱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采取一切手段“维护我们在中国的巨大利益”。这就是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市场背景。事实上，国务卿海约翰的1899年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所强调的3条原则，完全是为了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完全开放，即“美国公民的利益不因任何强国在其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的排他性待遇而受到损害”。在1900年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中，美国再次要求“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可见，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市场利益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它贯穿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对华政策，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所具有的经济与外交相结合的特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中国开拓市场的努力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而是日本资本及其支持者日本政府。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在华贸易总量不断上升，以至威胁到日本作为对华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美国与日本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争夺市场的较量，其中包括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并使东三省铁路“中立化”和国际共管的计划、对日本施加压力迫其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归还中国，美国在华棉纺织业与日资棉纺厂的市场角逐等等。但是，美国同日本的市场竞争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相反，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张同样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也引起中美两国政府在经济关系上的摩擦。例如，1905年因美国通过新的排华法而在上海等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削减近一半。1910年至1911年美国通过湖广铁路借款企图操纵中国内地市场的经济命脉，结果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辛亥革命起义。另一方面，中美官方的经济关系却不断加深，为美国逐步控制中国市场准备了条件。1929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关税条约，为中国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迈出了第一步。3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就白银储备和币制改革达成了协议，使美国实际上成为中国法币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对于在中国市场上所遇到的三种不同力量即日本资本的竞争、中国民众的抵制和中国政府的合作，采取的是三种不同的策略。它与日本政府尽可能达成瓜分中国市场的默契；对中国政府施与小惠而谋取大利；对中国民众的抵制则以软硬两手加以消除，待风潮过后再从中国市场上捞回损失。因此，这个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主要是以中国单方面的利益损失为前提的。到了30年代，美国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实际上已经从属于两国协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关系。由于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物质上援助中国的主要大国，因此这种战略上的经济援助关系也可以转变为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地位。在战争期间，中美经济关系的战略合作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美国以官方借款支持中国的财政状况，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10月美国共提供借款7000万美元。1940年10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美国又向重庆政府提供借款1亿美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再向中国提供借款5亿美元。这些借款的目的是保证国民党政府能抗战下去。其次，美国对日本逐渐加强经济制裁以至完全禁运，这种经济战最后成为军事作战的先导。从1938年初美国不向日本提供贷款，到1939年7月废除“美日商约”，再到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美日摊牌决斗的边缘。再次，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援助，从1941年到1945年这种援助共计13亿多美元，仅“驼峰空运”美国送给重庆政府的物资就达65万吨。正因为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已具有战略合作性质，美国在战时与中国签订了“中美新约”并废除《排华法》，使中美关系在形式上摆脱了19世纪不平等条约留下的束缚。
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根据东亚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变化，意识到占据中国市场主要份额的机会终于到来。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将从战略合作转变为拓展商业。当时美国政府特别关心的是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在华利益以及确保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美国的利益并行不悖。在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敦促中国政府按照《大西洋宪章》确认的自由贸易原则来制定战后经济发展计划。二是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给予“普遍的国民待遇”以及对美国给予“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依赖美国的支持，尽管美国方面只给中国公民享有事实上不平等的“它州待遇”（因美国是联邦制），中国仍然同意给美方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这是继《望厦条约》和“门户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得到中国官方承认的最全面的市场优惠待遇。或者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百年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根据上述原则，中美在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确定了双方在对方市场所应获得的权益。尽管条约在文字上保证了双方的平等市场机遇，但由于中美之间经济力量对比悬殊，这项条约对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和贸易是绝对有利的。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把美国的支持视作发动内战的有力保证，美国在条约中所得到的市场机遇并没有变为现实。甚至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彻底失败，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化为乌有。可以说，1945年至1946年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被另一种错误的对华战略所压倒，使美国最终不仅失去了市场利益，而且失去了战略利益。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接踵而来的朝鲜战争和长时期的冷战进一步隔绝了中美两个大市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从1950年12月开始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美资产实行管制和1951年5月西方国家以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的政策以后，中国市场不得不被部分地关闭起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经济上的禁运政策拖延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与外部市场融合的进程，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后来的30年中蒙受了巨大的困难。这也是80年代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比东欧国家要更早走上开放之路的历史原因。从美国方面来看，它的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号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地位失去，而要恢复这种地位却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令人深思的是，美国出于其亚洲战略的考虑，不能不尽一切可能扶植日本，使其重新恢复经济实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不仅向日本出让美国的国际市场和技术，而且让日本在东南亚市场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情况下，允许日本同中国进行“民间”贸易。尽管当时美国决策层的强硬派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同新中国接触，认为任何贸易松动都会对遏制战略带来危险。但是，决策层的主流派却认为，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对于日本经济恢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可以减轻美国对日本援助的负担。因此，当时决策者们不顾政治上的风险，决定准许恢复日中贸易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这就使美国企图在亚太市场上筑起封锁中国的壁垒的战略设想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这也暴露出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自我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日在中国和亚太市场的争夺，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却放弃中国市场，并把它拱手让给了以前的对手日本。而真正的原因并非经济竞争却是意识形态。这种自我矛盾的政策在后来一再出现也成为值得美国决策者反思的现象。
直到1970年4月14日，在“乒乓外交”的同时尼克松决定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其中包括美元、石油、航运及航空、非战略性物资的限制，从此，中美两国的市场大门被打开而一发不可阻挡。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变化成为中美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先导。在70年代，美国国会曾多次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潜力，也曾比较了中国大陆市场和中国台湾市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尽管在70年代末台湾对美贸易总额显然大大超过中国大陆的对美贸易，1978年美台贸易额为73亿多美元，而中美贸易当时仅24亿美元（美方统计）。但是二者的增长速度却是中国大陆明显高于台湾。从1979年到1994年中美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5%，大大超过台湾对美贸易额的增长率。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地区和日本；而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七位贸易伙伴，列在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德国、英国和台湾地区之后。这种发展速度和规模显然大大超过了当年国会听证会上的专家预测。预计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86000多亿元人民币，出口规模可达到4000多亿美元，进口规模与此相当。如果美中贸易保持在占中国外贸总额15%的水平上，则可达到年贸易额1200亿美元，约为1995年的4倍。这样一个规模将对两国经济、亚太地区经济以至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9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增长趋势，可以证明中美贸易的规模达到上述总量具有客观基础。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动乱以后，尽管两国的政治关系出现严重的波折反复，但双边经贸关系一直呈直线上升，表明两国的市场互补和产业结构互补有可能超越政治障碍而发展为较高层次的相互依存型经济贸易合作关系。
总结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其一，中美关系应当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主体，它不仅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而且应当成为引导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趋向的主要力量。其二，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双边经济关系应是一种高度互补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这种依存关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未能充分地发展起来。其中以市场进入障碍和国内外政治力量干扰最为关键，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市场关系的主要破坏力量。其三，美国在中国市场的进入障碍由来已久，这是受到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所影响的，并不因中国政府更迭变化而变化。事实上，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国取得较大市场利益的应推19世纪90年代以来为最。其四，在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时，美国企业的力量往往超过美国政府的干预。因此，我们在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时主要应寄希望于投资于中国的美国大公司，使跨国公司的力量能够成为两个市场结合的纽带。其五，美国在中国市场竞争的对手主要是日本企业，但是战争时期美国对日本在亚太市场的份额一再出让，以致在冷战后美国难以重新夺回其传统市场。实际上，美中日三角关系的未来基础将不是战略合作，而是市场融合的依存度。
作者介绍：张仲礼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作者：张仲礼黄仁伟
社会科学 1996年12期
自中美在1844年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在这150余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世界也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美国从一个国内南北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冲突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又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获得并保持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同样，中国从一个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历次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成为一个亚洲的社会主义大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在成为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强国。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各自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任何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的。如何处理好两国的相互关系，已成为不仅是两国领导人，而且是两国学术界、企业界和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或许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可以获得教益，在处理现实关系时可以避免决策错误，少走弯路，以期获得两国共同利益的实质性发展。
那么，从以往150年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我们可能得出哪些基本经验和教训呢？我们将分别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
在政治关系领域，从中美国家关系的发展阶段性来看，两国之间合作、互利的历史长于两国之间冲突、对抗的历史。美国在中国利益主要是通过两国的合作而不是双方的对抗来获得保证。
我们可以把《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后到1899年。在这个阶段，美国虽然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特殊利益。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与其他西方大国有所区别。一是美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分割中国领土或勒索权益，这与英、法、俄、日在中国割占领土、索取巨额赔偿有所不同。二是1862年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由驻华公使蒲安臣提出、国务卿西华德支持的与清政府“合作政策”。在这种“合作政策”之下，美国出面调停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种种冲突，既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又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两个特点以后继续发展，成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899年至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直到1932年代初提出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不承认主义”。美国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就考虑如何避免使中国被名列强完全瓜分。这项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扩大美国在整个中国市场上的利益。但限于当时美国力量的不足，不能不以“利益均沾”的方式防止中国的某一部分完全被某强国所占有。美国为了反对任何列强在中国获取绝对的排他性权益，先后同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展开争夺。由此产生的美日矛盾逐渐演化成为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及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以至国民党政府借助外力来平衡日本以及俄国扩张的压力，成为20世纪初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1922年的《华盛顿九国公约》限制了日本在中国东亚称霸的企图。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迫使美国提出以国务卿史汀生命名的“不承认主义”。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在原则上反对日本在华进一步扩张，但在行动中却从未冒险对日本采取制裁和军事行动，因而在客观上并未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第三阶段包括了1937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内战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上升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位。美国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已经在其全球战略中把中国因素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建立了实质性的交往。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织的结论是，中国“终将控制这个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可惜，白宫并没有接受上述结论。1945年以后，出于与苏联对抗的冷战考虑，美国单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其后果不仅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丧失了美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巨大市场利益和重大战争利益。换言之，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问题，1844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苦心经营，而到手的成果都由于冷战格局的出现而付诸东流。
第四个阶段是冷战的50年代和60年代，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如前所述，由于美国从意识形态因素出发在中国支持了一个统治基础行将崩溃的政权，结果使其亚洲战略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为了填补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空白，美国不得不起用战败国日本作为其在西太平洋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不得不在朝鲜战场上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在越南战场上重演更大的悲剧，不得不背上台湾问题这个旷日持久的包袱。在这个阶段的初始，美国的决策层内部曾经对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展开争论，大多数专家都主张“承认现实”。但是，美国政府一再摇摆，由于其全球反共冷战的制约，以及朝野保守派的强大压力，美国终于在“尘埃落定”时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朝鲜战场的正面军事冲突和台湾海峡的数次危机，以及后来印度支那长达20年的军事卷入，使美国的亚洲战略和全球战略越来越陷于被动。追其根源，正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作出错误战略决择的结果。尽管中美之间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在60年代提出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但是直到60年代末中美关系和解的条件一直没有成熟。应该承认，在中美对抗、互不往来的20余年间，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略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150年中美关系史上唯一严重对抗的时期。
第五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到1989年发生北京动乱。这个时期曾被人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中美之间从对抗迅速转变为和解、合作甚至达到了间接盟友的关系，证明两国之间合作基础是客观存在的，而对抗只是一段插曲而不是主流。“战略大三角中的中国牌”是这种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直接原因。而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则是推动双边关系向深层次发展的持久因素。整个第三世界以至国际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迫使美国开始重新面对现实。如同尼克松在访华时指出：“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蜜月期间”，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台湾问题。在“三个公报”中，美国方面始终对台湾问题留了一截尾巴。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台湾问题关系法》和1982年的《中美“8.17”公报》，都没有解除美国在防务问题上对台湾的承诺。这就成为中美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再遇到的主要障碍和潜在冲突的根源。不管怎么看，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第六个阶段就是从1989年北京动乱后一直到现在。由于全球范围的冷战格局终结，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体制发生剧变，以及1989年北京动乱后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和台湾因素重新上升为双边关系的主要争端，中美关系跌到新的低点。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制裁和降低双方接触级别的措施，并在此后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复审中把贸易问题与其他争端挂钩。中美关系的不断滑坡，使美国国内的反华亲台力量获得了重新抬头的机会，推动美国政府在提升对台关系方面步步升级。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危机的导火线。这个阶段上中美关系出现倒退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一是战略大三角的作用下降；二是以往被掩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重新凸现出来；三是中国力图迅速上升而引起美国一些集团的心理反应；四是美国开始重新考虑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作用；五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思潮趋向保守化。然而，中国与美国已不可能重新回到冷战时代去，双方的利益交叉使各方的决策者都必须把双边关系重新置于一个稳定、健康的框架之中。这就是最近美国开始重新构造两党“一致对华政策”（Bipartisan China Policy）的原因。
纵观中美双边关系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一是对抗只能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都不可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志。二是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亚太地区大国安全格局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利用中国在亚洲制造大国均势是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三是中美关系也受到双方国内政治气候的制约，作为双边关系中居于攻方的美国，其国内因素的影响显然要大于居于守势的中国。四是如果中美双方领导人和精英人士能够从长远利益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来处理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往往是一些短期的插曲而不是持久对抗的根源。
再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市场”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但是这项目标始终未能真正实现，其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其他目标取代或干扰了这个基本目标。
如果我们回溯到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可以看到这项条约的主体是涉及中美贸易的，在34项条款中与贸易有关的计15条。其中核心内容是规定中国日后“如另有利益及于他国，合众国民应一体均沾”。这就是美国最早在中国获得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美国借助于中英《南京条约》的力量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1943年5月，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在对驻华特使顾盛的指令中说：鸦片战争以后两年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很重要的结局”，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的几个口岸“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商业市场”，顾盛及其使团的首要任务是“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按照英国商人享受的同样优惠条件进入这些口岸”。上述文件证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与其他西方强国相等的竞争地位。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也一再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这至少证明150年来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市场问题。
《望厦条约》以后中美贸易虽然有较大增长，但由于中国经济的自然封闭状态而限制了市场容量，国内动乱的政治局面在长江流域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重建也妨碍了美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因此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对华贸易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然而，由于加州金矿的发现和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修建，美国西部劳动力匮乏。这时，中国劳工移入美国就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现象。据统计，1848年到1882年赴美华工约为30万人。华工吃苦耐劳和高效工作，对美国西部开发所作的贡献不可低估。18世纪50年代上半期，华工在加州金矿中约占矿工总数的一半。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时，有5万华工参加了这一工程，牺牲人数不下1万。当全线贯通时，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克罗克称，这条铁路的及早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劳工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奋”。但是到18世纪80年代西部开发初具规模时，从加州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运动。这场排华运动不断升级，甚至被美国党派政治所利用，最后导致一系列排华法案的出现。华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和排斥，由此埋下了种子。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劳力流动首先在美国方面遭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双边市场关系的健康发展。
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对华贸易额也增加了2倍，其中棉纺织品占美国此类商品出口量的1/2，煤油产品占中国市场的一半以上。随着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和列强对中国瓜分狂潮的兴起，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家组成了“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向华盛顿施加强大压力。当时的驻华公使田贝在1898年1月报告中强调：“我们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利益。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太平洋注定要承担比大西洋更多的商业交往”。在此形势下，美国总统麦金莱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采取一切手段“维护我们在中国的巨大利益”。这就是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市场背景。事实上，国务卿海约翰的1899年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所强调的3条原则，完全是为了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完全开放，即“美国公民的利益不因任何强国在其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的排他性待遇而受到损害”。在1900年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中，美国再次要求“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可见，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市场利益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它贯穿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对华政策，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所具有的经济与外交相结合的特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中国开拓市场的努力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而是日本资本及其支持者日本政府。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在华贸易总量不断上升，以至威胁到日本作为对华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美国与日本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争夺市场的较量，其中包括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并使东三省铁路“中立化”和国际共管的计划、对日本施加压力迫其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归还中国，美国在华棉纺织业与日资棉纺厂的市场角逐等等。但是，美国同日本的市场竞争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相反，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张同样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也引起中美两国政府在经济关系上的摩擦。例如，1905年因美国通过新的排华法而在上海等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削减近一半。1910年至1911年美国通过湖广铁路借款企图操纵中国内地市场的经济命脉，结果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辛亥革命起义。另一方面，中美官方的经济关系却不断加深，为美国逐步控制中国市场准备了条件。1929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关税条约，为中国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迈出了第一步。3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就白银储备和币制改革达成了协议，使美国实际上成为中国法币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对于在中国市场上所遇到的三种不同力量即日本资本的竞争、中国民众的抵制和中国政府的合作，采取的是三种不同的策略。它与日本政府尽可能达成瓜分中国市场的默契；对中国政府施与小惠而谋取大利；对中国民众的抵制则以软硬两手加以消除，待风潮过后再从中国市场上捞回损失。因此，这个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主要是以中国单方面的利益损失为前提的。到了30年代，美国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实际上已经从属于两国协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关系。由于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物质上援助中国的主要大国，因此这种战略上的经济援助关系也可以转变为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地位。在战争期间，中美经济关系的战略合作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美国以官方借款支持中国的财政状况，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10月美国共提供借款7000万美元。1940年10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美国又向重庆政府提供借款1亿美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再向中国提供借款5亿美元。这些借款的目的是保证国民党政府能抗战下去。其次，美国对日本逐渐加强经济制裁以至完全禁运，这种经济战最后成为军事作战的先导。从1938年初美国不向日本提供贷款，到1939年7月废除“美日商约”，再到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美日摊牌决斗的边缘。再次，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援助，从1941年到1945年这种援助共计13亿多美元，仅“驼峰空运”美国送给重庆政府的物资就达65万吨。正因为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已具有战略合作性质，美国在战时与中国签订了“中美新约”并废除《排华法》，使中美关系在形式上摆脱了19世纪不平等条约留下的束缚。
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根据东亚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变化，意识到占据中国市场主要份额的机会终于到来。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将从战略合作转变为拓展商业。当时美国政府特别关心的是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在华利益以及确保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美国的利益并行不悖。在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敦促中国政府按照《大西洋宪章》确认的自由贸易原则来制定战后经济发展计划。二是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给予“普遍的国民待遇”以及对美国给予“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依赖美国的支持，尽管美国方面只给中国公民享有事实上不平等的“它州待遇”（因美国是联邦制），中国仍然同意给美方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这是继《望厦条约》和“门户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得到中国官方承认的最全面的市场优惠待遇。或者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百年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根据上述原则，中美在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确定了双方在对方市场所应获得的权益。尽管条约在文字上保证了双方的平等市场机遇，但由于中美之间经济力量对比悬殊，这项条约对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和贸易是绝对有利的。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把美国的支持视作发动内战的有力保证，美国在条约中所得到的市场机遇并没有变为现实。甚至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彻底失败，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化为乌有。可以说，1945年至1946年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被另一种错误的对华战略所压倒，使美国最终不仅失去了市场利益，而且失去了战略利益。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接踵而来的朝鲜战争和长时期的冷战进一步隔绝了中美两个大市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从1950年12月开始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美资产实行管制和1951年5月西方国家以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的政策以后，中国市场不得不被部分地关闭起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经济上的禁运政策拖延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与外部市场融合的进程，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后来的30年中蒙受了巨大的困难。这也是80年代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比东欧国家要更早走上开放之路的历史原因。从美国方面来看，它的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号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地位失去，而要恢复这种地位却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令人深思的是，美国出于其亚洲战略的考虑，不能不尽一切可能扶植日本，使其重新恢复经济实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不仅向日本出让美国的国际市场和技术，而且让日本在东南亚市场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情况下，允许日本同中国进行“民间”贸易。尽管当时美国决策层的强硬派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同新中国接触，认为任何贸易松动都会对遏制战略带来危险。但是，决策层的主流派却认为，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对于日本经济恢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可以减轻美国对日本援助的负担。因此，当时决策者们不顾政治上的风险，决定准许恢复日中贸易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这就使美国企图在亚太市场上筑起封锁中国的壁垒的战略设想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这也暴露出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自我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日在中国和亚太市场的争夺，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却放弃中国市场，并把它拱手让给了以前的对手日本。而真正的原因并非经济竞争却是意识形态。这种自我矛盾的政策在后来一再出现也成为值得美国决策者反思的现象。
直到1970年4月14日，在“乒乓外交”的同时尼克松决定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其中包括美元、石油、航运及航空、非战略性物资的限制，从此，中美两国的市场大门被打开而一发不可阻挡。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变化成为中美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先导。在70年代，美国国会曾多次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潜力，也曾比较了中国大陆市场和中国台湾市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尽管在70年代末台湾对美贸易总额显然大大超过中国大陆的对美贸易，1978年美台贸易额为73亿多美元，而中美贸易当时仅24亿美元（美方统计）。但是二者的增长速度却是中国大陆明显高于台湾。从1979年到1994年中美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5%，大大超过台湾对美贸易额的增长率。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地区和日本；而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七位贸易伙伴，列在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德国、英国和台湾地区之后。这种发展速度和规模显然大大超过了当年国会听证会上的专家预测。预计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86000多亿元人民币，出口规模可达到4000多亿美元，进口规模与此相当。如果美中贸易保持在占中国外贸总额15%的水平上，则可达到年贸易额1200亿美元，约为1995年的4倍。这样一个规模将对两国经济、亚太地区经济以至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9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增长趋势，可以证明中美贸易的规模达到上述总量具有客观基础。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动乱以后，尽管两国的政治关系出现严重的波折反复，但双边经贸关系一直呈直线上升，表明两国的市场互补和产业结构互补有可能超越政治障碍而发展为较高层次的相互依存型经济贸易合作关系。
总结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其一，中美关系应当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主体，它不仅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而且应当成为引导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趋向的主要力量。其二，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双边经济关系应是一种高度互补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这种依存关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未能充分地发展起来。其中以市场进入障碍和国内外政治力量干扰最为关键，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市场关系的主要破坏力量。其三，美国在中国市场的进入障碍由来已久，这是受到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所影响的，并不因中国政府更迭变化而变化。事实上，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国取得较大市场利益的应推19世纪90年代以来为最。其四，在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时，美国企业的力量往往超过美国政府的干预。因此，我们在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时主要应寄希望于投资于中国的美国大公司，使跨国公司的力量能够成为两个市场结合的纽带。其五，美国在中国市场竞争的对手主要是日本企业，但是战争时期美国对日本在亚太市场的份额一再出让，以致在冷战后美国难以重新夺回其传统市场。实际上，美中日三角关系的未来基础将不是战略合作，而是市场融合的依存度。
作者介绍：张仲礼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