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多才的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成仿吾
古代文化
1204 2223
一、生平
成仿吾于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在祖父和父亲博览群书的好学家风影响下，他自小就养成了自觉学习的好习惯。他既聪明，又刻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成仿吾13岁随大哥到日本读书。在同学们还在学日语时，他已完全掌握了日语，开始学习英语。在同学们学英语时，他又开始学德语了。经过一生艰苦努力，成仿吾精通了日、英、德、法、俄五种语言。
在日本，随着年龄增长，成仿吾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了。为
富国强兵，成仿吾考进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专业。他不仅学语言很有天份，数理化也非常好，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有名的天才。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北洋军阀屈膝投降的罪恶行径，使成仿吾认识到救国不能仅仅靠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依靠人民大众起来改造旧中国。于是，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了“创造社”，出版刊物，发表唤起群众的革命文学作品，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成仿吾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
1928年，成仿吾在法国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为党工作。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到达陕北，在中央党校担任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成仿吾遵照党中央指示，筹备创办了新型革命大学——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陕北公学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短短两年内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造就出一大批革命人才。成仿吾是颇有名望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但他十分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一位女同学送给成仿吾一张纸条，上写道：“你是我们的妈妈！”于是，成仿吾得了个“妈妈校长”的称号。
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后，成仿吾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为迎接全国解放，华北联大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建国后，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干校为基础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他还曾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等职务。
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 二、革命轶事
为告张国焘 成仿吾抱病千里行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了革命。而在此之前，他就曾推行
“左”、“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很多同志都对其进行了抵制和揭露，成仿吾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1年7月，成仿吾从德国柏林秘密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他曾是20年代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颇有名气。成仿吾回来以后，为了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尽快离开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问他愿去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去江苏省委。成仿吾表示愿意到鄂豫皖苏区。9月，成仿吾秘密来到崇山峻岭的鄂豫皖根据地，出任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委主席、省教委主任及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拥有红军4万、人口数百万，纵横数百里，与一江之隔的中央苏区共同构成了对蒋介石老巢南京的钳形之势，成了蒋介石的两大心腹之患。成仿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正赶上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因为张国焘利用王明授予他的特殊权力，以“肃反”为名，恣意杀害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以千计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创始人及骨干。同时，由于他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实行军阀主义宗派主义的统治，导致鄂豫皖苏区被严重削弱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还擅自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拉走，放弃了苏区军民用生命和鲜血创建的江北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成仿吾虽幸免遇难，但他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肃反政策和“右”倾逃跑主义，极端憎恨。为了挽救鄂豫皖根据地，1933年9月，成仿吾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决定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状告张国焘。经研究决定派成仿吾以特使身份赴沪。当时鄂豫皖苏区已大部丧失，四周敌军密布，寸步难行，成仿吾又患疟疾，走不动路。为了革命事业，成仿吾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关系鄂豫皖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特殊使命。
为了此行成功，沈泽民蘸着米汤用俄文在成仿吾的衣服上写了一行字“派成仿吾到中央报告工作。”留守的红军师长徐海东见成仿吾走不动路，就送给他一头骡子。为了确保突破敌人封锁线，省委又派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红军独立团和由陈先瑞、韩先楚等人组成的40人便衣队进行保护。9月底(或10月初) 成仿吾抱病，伏在骡背上，踏上了艰难的征途。他们昼伏夜行，边走边打游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进，快到目的地时，成仿吾一行在一天凌晨来到湖北省红安县深山的一座古庙。本来再熬过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不出半夜就可安全抵达花园车站。可不巧下午3点，当疲惫的人们还在沉睡时，庙前的哨兵突然发现大批敌人端着枪、猫着腰、不声不响地行进在茂密的草丛中，离破庙不过300米了。哨兵及时报警，人们急忙将病重的成仿吾扶上骡子，在指战员们的保护下，冲向较高的山地。一时枪声大作。骑在骡背上的成仿吾，成了敌人射击的活靶，密集的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成仿吾临阵不乱，大声命令“卧倒，射击！”战士们进行还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跑了敌人。 一场惊险过后，天黑了下来。成仿吾在大家的护送下，又踏上了征途，当晚安全抵达目的地――红安县花园车站，并在附近一家农户隐蔽下来。此时负责护送的红军已经完成任务，踏上了归途。
到车站时，成仿吾乘坐的火车已向武汉方向开动了。
几经艰险，成仿吾终于到了上海。此时已届严冬，成仿吾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因连日奔波加之身患疟疾还未好，成仿吾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令他更加焦急的是，中共中央已撤至中央苏区，原来接头的秘密联络机关不能再使用了。在马路上偶尔遇到熟人，也不敢轻易交谈。成仿吾无奈只能等待时机。一天，他在一张报纸看到骂鲁迅是“准共产党”的消息。成仿吾心思一动，何不去求鲁迅，也许能找到党中央。但是，他也有些担心。早在20年代，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经过深思，他最后决定还是去见见鲁迅。于是，成仿吾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内山先生。内山十分惊讶，说“哎呀，你还活着？”因成仿吾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成仿吾死了。在内山的联络下，鲁迅得知成仿吾前来求见，他知成仿吾必有要事，遂慨然应允。第二天下午，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鲁迅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成仿吾进来，鲁迅急忙向前迎了两步，将成仿吾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久久不放。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见成仿吾穿一件旧棉袍子，像个乡下小学教师，话中有话地问道“从家里来的吧？”成仿吾会心地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成仿吾低声向鲁迅道明了来意“我是来请你帮助寻找党的关系，你有办法吗？”鲁迅听后，答道“可以。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我就没有办法了。”原来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特别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将瞿秋白调到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瞿秋白已接到电令，过几天就要起程了。瞿秋白是上海地下党惟一与鲁迅有联系的，一旦瞿秋白走了，再找地下党，鲁迅就爱莫能助了。鲁迅立即将情况告诉了瞿秋白。
过了两天，成仿吾向党的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向瑞金党中央作了报告。很快，瑞金回电，命成仿吾于1934年元月10日前赶到瑞金。上海分局即派人送成仿吾秘密离开上海。
1933年12月30日，成仿吾离开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奔波，于1934年元月11日安全抵达瑞金。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成仿吾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元月15日，成仿吾向大会汇报张国焘擅自带领主力部队和电台向西逃跑，丢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要求中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
成仿吾原以为他的汇报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可万万没想到，他刚讲了五分钟，就有人站起来，气冲冲地指着他嚷道“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你是‘右’倾机会主义！”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主席台上坐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4个人。博古不予制止，刘少奇显得很难过，张闻天为成仿吾解了围。他摆摆手说，鄂豫皖的问题回头单独谈。
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专门开了一次会，听取成仿吾的汇报。会上，成仿吾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一系列行径，在座的同志听了极为愤慨。为了使更多的中央负责人了解张国焘，除汇报之外，成仿吾还设法向正在瑞金的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了揭露。成仿吾对李德说“张国焘带着红
军实行所谓‘游行示威’，从鄂北到河南，从关中，进陕南，他不知向谁示威？结果，把队伍拖得精疲力竭，使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李德听了，也对张国焘的行为深表不满。成仿吾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信的一开头就写道“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的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作如下之指示。”《指示信》对张国焘做了批评，赞扬了坚守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英勇顽强斗争，指出正是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才使鄂豫皖苏区没有全部丧失，才使国民党反动派一举荡平鄂豫皖苏区的企图破产。《指示信》发出后，为了加强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央接受了成仿吾的建议，派程子华前往鄂豫皖。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成仿吾历经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此举使正处于困境的鄂豫皖苏区军民在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军事上得到巨大支持，促进了鄂豫皖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与鲁迅笔伐 成仿吾成“才子流氓”
在文坛中混的人，最厉害的就是那只笔，像一把匕首。鲁迅靠一只笔和不少人战斗过，其中有他的敌人，他的同行，甚至有他曾经的朋友。教育家、革命家成仿吾是同鲁迅笔伐过的人之一。那场看不见硝烟的笔伐之战，在彼此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成仿吾攻击鲁迅：“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
那是1922年的时候，成仿吾与郭沫若和郁达夫在上海创办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当时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是“创造社”的三大品牌。在鲁迅1923年8月出版了《呐喊》后，成仿吾于1924年2月对鲁迅“抡板斧”，成了率先向鲁迅攻击的急先锋。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称“《阿Q 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亦均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年轻气盛的成仿吾对《呐喊》的整体否定。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给予批驳，只是在翌年5月撰写的《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中说“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虽不独未予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了青年批评家就是成仿吾。
“一事能狂便少年”，当时正年轻着的成仿吾可能骨子里满上好斗的天性，郭沫若曾说他是一阵“黑旋风”。当时向鲁迅发起攻击的人其实不只成仿吾一个，只是其他人都不如成仿吾的批评来得刻薄，来得汹涌，他曾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甚至把整个绍兴都牵连进来了，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等等。
鲁迅回击：“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后来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回应过成仿吾的批评，但几乎没有正面论战，只是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 的旗子”。讽刺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 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 ，并给革命文学‘保障最后的胜利'”，并批评成仿吾说“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表示对他的此种作风的“憎恶”。
几年后，鲁迅提到成仿吾，还说：“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 ，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
对鲁迅“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批评，成仿吾50年后仍耿耿于怀，公然以“才子流氓”自傲于天下。在1979年所写的《徐冰同志追悼会车中口占》诗中，还写下：“可怜酒鬼多仙去，‘才子流氓’今独存。”
1926年11月20日鲁迅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也曾谈及“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但鲁迅对他和成仿吾之间的笔伐，最为有力的回击应该是在十年后。
十年后，也就是1935年，鲁迅的《故事新编》再版时，鲁迅删除了成仿吾认为不错的文章《不周山》，并在序中写道：“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他十年后郑重地还给成仿吾的这一箭，力道太足。
成仿吾当年对鲁迅又多又毒的谩骂，以及成仿吾的名字，在鲁迅的文集中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存在着，成了他与鲁迅的那场笔伐的证据。
十年浩劫时，成仿吾任山东大学校长，被作为“反鲁迅、反动学术权威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了。当然，这跟当年那场笔伐并没
博学多才的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成仿吾
古代文化
1204 2223
一、生平
成仿吾于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在祖父和父亲博览群书的好学家风影响下，他自小就养成了自觉学习的好习惯。他既聪明，又刻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成仿吾13岁随大哥到日本读书。在同学们还在学日语时，他已完全掌握了日语，开始学习英语。在同学们学英语时，他又开始学德语了。经过一生艰苦努力，成仿吾精通了日、英、德、法、俄五种语言。
在日本，随着年龄增长，成仿吾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了。为
富国强兵，成仿吾考进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专业。他不仅学语言很有天份，数理化也非常好，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有名的天才。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北洋军阀屈膝投降的罪恶行径，使成仿吾认识到救国不能仅仅靠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依靠人民大众起来改造旧中国。于是，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了“创造社”，出版刊物，发表唤起群众的革命文学作品，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成仿吾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
1928年，成仿吾在法国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为党工作。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到达陕北，在中央党校担任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成仿吾遵照党中央指示，筹备创办了新型革命大学——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陕北公学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短短两年内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造就出一大批革命人才。成仿吾是颇有名望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但他十分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一位女同学送给成仿吾一张纸条，上写道：“你是我们的妈妈！”于是，成仿吾得了个“妈妈校长”的称号。
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后，成仿吾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为迎接全国解放，华北联大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建国后，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干校为基础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他还曾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等职务。
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 二、革命轶事
为告张国焘 成仿吾抱病千里行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了革命。而在此之前，他就曾推行
“左”、“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很多同志都对其进行了抵制和揭露，成仿吾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1年7月，成仿吾从德国柏林秘密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他曾是20年代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颇有名气。成仿吾回来以后，为了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尽快离开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问他愿去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去江苏省委。成仿吾表示愿意到鄂豫皖苏区。9月，成仿吾秘密来到崇山峻岭的鄂豫皖根据地，出任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委主席、省教委主任及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拥有红军4万、人口数百万，纵横数百里，与一江之隔的中央苏区共同构成了对蒋介石老巢南京的钳形之势，成了蒋介石的两大心腹之患。成仿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正赶上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因为张国焘利用王明授予他的特殊权力，以“肃反”为名，恣意杀害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以千计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创始人及骨干。同时，由于他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实行军阀主义宗派主义的统治，导致鄂豫皖苏区被严重削弱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还擅自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拉走，放弃了苏区军民用生命和鲜血创建的江北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成仿吾虽幸免遇难，但他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肃反政策和“右”倾逃跑主义，极端憎恨。为了挽救鄂豫皖根据地，1933年9月，成仿吾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决定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状告张国焘。经研究决定派成仿吾以特使身份赴沪。当时鄂豫皖苏区已大部丧失，四周敌军密布，寸步难行，成仿吾又患疟疾，走不动路。为了革命事业，成仿吾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关系鄂豫皖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特殊使命。
为了此行成功，沈泽民蘸着米汤用俄文在成仿吾的衣服上写了一行字“派成仿吾到中央报告工作。”留守的红军师长徐海东见成仿吾走不动路，就送给他一头骡子。为了确保突破敌人封锁线，省委又派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红军独立团和由陈先瑞、韩先楚等人组成的40人便衣队进行保护。9月底(或10月初) 成仿吾抱病，伏在骡背上，踏上了艰难的征途。他们昼伏夜行，边走边打游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进，快到目的地时，成仿吾一行在一天凌晨来到湖北省红安县深山的一座古庙。本来再熬过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不出半夜就可安全抵达花园车站。可不巧下午3点，当疲惫的人们还在沉睡时，庙前的哨兵突然发现大批敌人端着枪、猫着腰、不声不响地行进在茂密的草丛中，离破庙不过300米了。哨兵及时报警，人们急忙将病重的成仿吾扶上骡子，在指战员们的保护下，冲向较高的山地。一时枪声大作。骑在骡背上的成仿吾，成了敌人射击的活靶，密集的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成仿吾临阵不乱，大声命令“卧倒，射击！”战士们进行还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跑了敌人。 一场惊险过后，天黑了下来。成仿吾在大家的护送下，又踏上了征途，当晚安全抵达目的地――红安县花园车站，并在附近一家农户隐蔽下来。此时负责护送的红军已经完成任务，踏上了归途。
到车站时，成仿吾乘坐的火车已向武汉方向开动了。
几经艰险，成仿吾终于到了上海。此时已届严冬，成仿吾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因连日奔波加之身患疟疾还未好，成仿吾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令他更加焦急的是，中共中央已撤至中央苏区，原来接头的秘密联络机关不能再使用了。在马路上偶尔遇到熟人，也不敢轻易交谈。成仿吾无奈只能等待时机。一天，他在一张报纸看到骂鲁迅是“准共产党”的消息。成仿吾心思一动，何不去求鲁迅，也许能找到党中央。但是，他也有些担心。早在20年代，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经过深思，他最后决定还是去见见鲁迅。于是，成仿吾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内山先生。内山十分惊讶，说“哎呀，你还活着？”因成仿吾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成仿吾死了。在内山的联络下，鲁迅得知成仿吾前来求见，他知成仿吾必有要事，遂慨然应允。第二天下午，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鲁迅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成仿吾进来，鲁迅急忙向前迎了两步，将成仿吾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久久不放。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见成仿吾穿一件旧棉袍子，像个乡下小学教师，话中有话地问道“从家里来的吧？”成仿吾会心地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成仿吾低声向鲁迅道明了来意“我是来请你帮助寻找党的关系，你有办法吗？”鲁迅听后，答道“可以。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我就没有办法了。”原来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特别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将瞿秋白调到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瞿秋白已接到电令，过几天就要起程了。瞿秋白是上海地下党惟一与鲁迅有联系的，一旦瞿秋白走了，再找地下党，鲁迅就爱莫能助了。鲁迅立即将情况告诉了瞿秋白。
过了两天，成仿吾向党的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向瑞金党中央作了报告。很快，瑞金回电，命成仿吾于1934年元月10日前赶到瑞金。上海分局即派人送成仿吾秘密离开上海。
1933年12月30日，成仿吾离开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奔波，于1934年元月11日安全抵达瑞金。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成仿吾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元月15日，成仿吾向大会汇报张国焘擅自带领主力部队和电台向西逃跑，丢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要求中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
成仿吾原以为他的汇报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可万万没想到，他刚讲了五分钟，就有人站起来，气冲冲地指着他嚷道“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你是‘右’倾机会主义！”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主席台上坐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4个人。博古不予制止，刘少奇显得很难过，张闻天为成仿吾解了围。他摆摆手说，鄂豫皖的问题回头单独谈。
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专门开了一次会，听取成仿吾的汇报。会上，成仿吾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一系列行径，在座的同志听了极为愤慨。为了使更多的中央负责人了解张国焘，除汇报之外，成仿吾还设法向正在瑞金的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了揭露。成仿吾对李德说“张国焘带着红
军实行所谓‘游行示威’，从鄂北到河南，从关中，进陕南，他不知向谁示威？结果，把队伍拖得精疲力竭，使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李德听了，也对张国焘的行为深表不满。成仿吾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信的一开头就写道“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的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作如下之指示。”《指示信》对张国焘做了批评，赞扬了坚守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英勇顽强斗争，指出正是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才使鄂豫皖苏区没有全部丧失，才使国民党反动派一举荡平鄂豫皖苏区的企图破产。《指示信》发出后，为了加强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央接受了成仿吾的建议，派程子华前往鄂豫皖。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成仿吾历经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此举使正处于困境的鄂豫皖苏区军民在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军事上得到巨大支持，促进了鄂豫皖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与鲁迅笔伐 成仿吾成“才子流氓”
在文坛中混的人，最厉害的就是那只笔，像一把匕首。鲁迅靠一只笔和不少人战斗过，其中有他的敌人，他的同行，甚至有他曾经的朋友。教育家、革命家成仿吾是同鲁迅笔伐过的人之一。那场看不见硝烟的笔伐之战，在彼此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成仿吾攻击鲁迅：“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
那是1922年的时候，成仿吾与郭沫若和郁达夫在上海创办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当时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是“创造社”的三大品牌。在鲁迅1923年8月出版了《呐喊》后，成仿吾于1924年2月对鲁迅“抡板斧”，成了率先向鲁迅攻击的急先锋。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称“《阿Q 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亦均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年轻气盛的成仿吾对《呐喊》的整体否定。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给予批驳，只是在翌年5月撰写的《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中说“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虽不独未予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了青年批评家就是成仿吾。
“一事能狂便少年”，当时正年轻着的成仿吾可能骨子里满上好斗的天性，郭沫若曾说他是一阵“黑旋风”。当时向鲁迅发起攻击的人其实不只成仿吾一个，只是其他人都不如成仿吾的批评来得刻薄，来得汹涌，他曾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甚至把整个绍兴都牵连进来了，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等等。
鲁迅回击：“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后来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回应过成仿吾的批评，但几乎没有正面论战，只是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 的旗子”。讽刺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 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 ，并给革命文学‘保障最后的胜利'”，并批评成仿吾说“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表示对他的此种作风的“憎恶”。
几年后，鲁迅提到成仿吾，还说：“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 ，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
对鲁迅“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批评，成仿吾50年后仍耿耿于怀，公然以“才子流氓”自傲于天下。在1979年所写的《徐冰同志追悼会车中口占》诗中，还写下：“可怜酒鬼多仙去，‘才子流氓’今独存。”
1926年11月20日鲁迅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也曾谈及“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但鲁迅对他和成仿吾之间的笔伐，最为有力的回击应该是在十年后。
十年后，也就是1935年，鲁迅的《故事新编》再版时，鲁迅删除了成仿吾认为不错的文章《不周山》，并在序中写道：“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他十年后郑重地还给成仿吾的这一箭，力道太足。
成仿吾当年对鲁迅又多又毒的谩骂，以及成仿吾的名字，在鲁迅的文集中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存在着，成了他与鲁迅的那场笔伐的证据。
十年浩劫时，成仿吾任山东大学校长，被作为“反鲁迅、反动学术权威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了。当然，这跟当年那场笔伐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