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名萧衍，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在位48年间大兴佛教，广建寺院，写经铸像，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好佛的帝王。菩提达摩，又译为达摩或达磨。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生于南印度，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出家后倾心研究大乘佛教，创立了一套参悟的禅法——“达摩禅学”，亦称“南天竺一乘宗”。南朝期间，他泛海来华，经广州北上至南朝，再入北魏，长期定居于嵩山少林寺，收纳门徒，传授禅道，经嫡传弟子慧可继承、传衍，逐渐形成了东土禅宗的祖系，禅宗及其学说思想后来被儒学所吸收，成为宋明理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菩提达摩因而被尊奉为中国佛教史上“功业最高”者之一。
据一些古籍所载，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会见过菩提达摩，请教“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双方“理不契机”，不快而别（见《历代法宝记》）。由于达摩祥法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特征，故对达摩生平缺乏记载，又因后来禅宗内部派系纷争，各自渲染、夸张始祖事迹，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对达摩生前活动又掺入了许多附会、杜撰之章，所以，梁武帝究竟有否与菩提达摩晤谈过，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议，此事被列为禅宗“颂古百则”中的第一则公案，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并无此事。该派学者有胡适、汤用彤，台湾的刘汝霖、印顺，日本的佐佐木宪德、字井、镰田茂雄等人。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说：据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云，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王朝，故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公元479 年）以前；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僧副传》所载达摩弟子僧副从师、南游和终卒年代推算，达摩约于公元470 年左右来华，在华生活约50年之久，萧齐初期（公元485 年至490 年间）已在北方传道，此时梁朝还未建立，从时间上来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达摩曾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时间当是该寺的全盛期间。《洛阳伽蓝记》记有公元526 年，该寺刹上宝瓶被大风刮落之事，此后又历遭兵灾，至公元534 年毁于大火，故全盛期在公元516 年至526 年间，达摩谒寺约在公元520 年左右，以此否定达摩于公元526年左右来华的另一种观点；《续高僧传》和唐朝净党的《楞伽师资记》为叙述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均未见有粱武帝与菩提达摩晤见的记载；从日本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引的《传灯记》、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到宋悟明的《联灯会要》中，明显看出对这次会见的记载上有“演变的痕迹”，《传灯录》中更杂以许多虚妄之处，因此，认为这次晤谈的文字“全是后人伪造出来的”“谬说”，是“无稽的神话”。
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有过此事，该派学者有冯友兰、张岱年、孙述析等人。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该句意为“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梁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至公元519年止的名僧，其中却未见达摩之名；《洛阳伽蓝记》中有关达摩惊叹永宁寺建筑精丽的言论说明他是初抵中华、为时未久的游僧，不可能己在华生活了几十年，永宁寺于公元526 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马上被修复，兴盛期延续至公元534 年才真正结束，达摩于公元526 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据《续高僧传释慧可传》和《楞伽师资记》载，慧可在“年登四十，遇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一见悦之，奉以为师”。这一年是公元526 年，因此，达摩不可能于公元470 年或479 年的刘宋期间来华，而是在公元526 年前后取道广州，经建康渡江入魏的，从时间、路线上看，会见梁武帝是完全可能的；《历代法宝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均有这次晤谈的记载，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它的可靠程度大于《传灯录》等书，有可信成分；从对话内容上分析，梁武帝笃信佛教，一向注重延揽名僧，不少外国高僧慕名而来，受到他热情接待，达摩来华，他会不躬自迎接？他以广建佛寺等“有为之事”以期积下大功德，见了达摩，自然要问于这类事“有何功德”？达摩禅学的主旨是“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反对“有为之善”，认为它“并无功德”，故“理不契机”，就此分手也是合情合理的；唐朝成书的《圆觉经大疏钞》和《师资众脉传》都载明，梁武帝曾制《菩提达摩大师碑》、《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宝林传》、《传法正宗记》、《全六朝文。梁武帝文》等古籍中均收录有此碑文，文中“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等语表达出梁武帝与达摩语不投机而失之交臂的悔恨心情。《神会录。达摩传》还载明，此碑经七百年风雨侵蚀而逐渐磨灭，元朝时由翰林侍讲学士欧阳玄撰叙，于公元1347年重建，立于嵩山少林寺。清景日珍的《说嵩》中也有《梁武帝达摩大师碑颂》。这些证据都说明历史上有过这次晤谈。
还有一派学者，如任继愈、黄心川、林子青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看来，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学者们的笔墨官司还将是一场难以预测胜负的持久战。
梁武帝，名萧衍，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在位48年间大兴佛教，广建寺院，写经铸像，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好佛的帝王。菩提达摩，又译为达摩或达磨。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生于南印度，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出家后倾心研究大乘佛教，创立了一套参悟的禅法——“达摩禅学”，亦称“南天竺一乘宗”。南朝期间，他泛海来华，经广州北上至南朝，再入北魏，长期定居于嵩山少林寺，收纳门徒，传授禅道，经嫡传弟子慧可继承、传衍，逐渐形成了东土禅宗的祖系，禅宗及其学说思想后来被儒学所吸收，成为宋明理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菩提达摩因而被尊奉为中国佛教史上“功业最高”者之一。
据一些古籍所载，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会见过菩提达摩，请教“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双方“理不契机”，不快而别（见《历代法宝记》）。由于达摩祥法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特征，故对达摩生平缺乏记载，又因后来禅宗内部派系纷争，各自渲染、夸张始祖事迹，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对达摩生前活动又掺入了许多附会、杜撰之章，所以，梁武帝究竟有否与菩提达摩晤谈过，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议，此事被列为禅宗“颂古百则”中的第一则公案，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并无此事。该派学者有胡适、汤用彤，台湾的刘汝霖、印顺，日本的佐佐木宪德、字井、镰田茂雄等人。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说：据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云，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王朝，故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公元479 年）以前；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僧副传》所载达摩弟子僧副从师、南游和终卒年代推算，达摩约于公元470 年左右来华，在华生活约50年之久，萧齐初期（公元485 年至490 年间）已在北方传道，此时梁朝还未建立，从时间上来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达摩曾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时间当是该寺的全盛期间。《洛阳伽蓝记》记有公元526 年，该寺刹上宝瓶被大风刮落之事，此后又历遭兵灾，至公元534 年毁于大火，故全盛期在公元516 年至526 年间，达摩谒寺约在公元520 年左右，以此否定达摩于公元526年左右来华的另一种观点；《续高僧传》和唐朝净党的《楞伽师资记》为叙述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均未见有粱武帝与菩提达摩晤见的记载；从日本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引的《传灯记》、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到宋悟明的《联灯会要》中，明显看出对这次会见的记载上有“演变的痕迹”，《传灯录》中更杂以许多虚妄之处，因此，认为这次晤谈的文字“全是后人伪造出来的”“谬说”，是“无稽的神话”。
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有过此事，该派学者有冯友兰、张岱年、孙述析等人。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该句意为“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梁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至公元519年止的名僧，其中却未见达摩之名；《洛阳伽蓝记》中有关达摩惊叹永宁寺建筑精丽的言论说明他是初抵中华、为时未久的游僧，不可能己在华生活了几十年，永宁寺于公元526 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马上被修复，兴盛期延续至公元534 年才真正结束，达摩于公元526 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据《续高僧传释慧可传》和《楞伽师资记》载，慧可在“年登四十，遇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一见悦之，奉以为师”。这一年是公元526 年，因此，达摩不可能于公元470 年或479 年的刘宋期间来华，而是在公元526 年前后取道广州，经建康渡江入魏的，从时间、路线上看，会见梁武帝是完全可能的；《历代法宝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均有这次晤谈的记载，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它的可靠程度大于《传灯录》等书，有可信成分；从对话内容上分析，梁武帝笃信佛教，一向注重延揽名僧，不少外国高僧慕名而来，受到他热情接待，达摩来华，他会不躬自迎接？他以广建佛寺等“有为之事”以期积下大功德，见了达摩，自然要问于这类事“有何功德”？达摩禅学的主旨是“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反对“有为之善”，认为它“并无功德”，故“理不契机”，就此分手也是合情合理的；唐朝成书的《圆觉经大疏钞》和《师资众脉传》都载明，梁武帝曾制《菩提达摩大师碑》、《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宝林传》、《传法正宗记》、《全六朝文。梁武帝文》等古籍中均收录有此碑文，文中“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等语表达出梁武帝与达摩语不投机而失之交臂的悔恨心情。《神会录。达摩传》还载明，此碑经七百年风雨侵蚀而逐渐磨灭，元朝时由翰林侍讲学士欧阳玄撰叙，于公元1347年重建，立于嵩山少林寺。清景日珍的《说嵩》中也有《梁武帝达摩大师碑颂》。这些证据都说明历史上有过这次晤谈。
还有一派学者，如任继愈、黄心川、林子青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看来，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学者们的笔墨官司还将是一场难以预测胜负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