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论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葛彬超

(武汉大学哲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媒介通过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延伸到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并对其生发了引导和制约的作用,文

章将详细解读媒介对社会交往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的应对态度和处理方案。

关键词:媒介

文化社会交往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8)08-0164-

05

马克思的“交往”概念的涵义十分广泛,他把人类活动整体划分为人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人对自然的作用,即生产和劳动,而人对人的作用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本质含义。所以说,在《Verhehr》(交往)这个术语的涵义很广,它囊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团体之间、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交往主体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他们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

[1]

媒介为其战略管理方式所确立的价值观、作用过程。

即,媒介对人类社会物质交往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媒介加剧了物化效应。媒介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里迷失自我。人们往往忽视了媒介传播的实质内容,其理性分析和思考的能力逐渐退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不经意间跟随媒介的引导,在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越来越明显地彰显出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特征。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交换过货程里逐步物化了的物与物的关系,即商品的关系、币的关系以及资本的关系。尤其是在以市场及商品运作为根本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结构中的基本

态度、信念和行为准则,构成了媒介哲学,媒介哲学恰如指路明灯,一旦形成,会对整个媒介的活动发挥指导作用。[2]事实上,媒介活动渗透到社会交往中,对社会交往活动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其生活方式、消费倾向、意识形态等方面无不受“交往”涵义囊括了到媒介的引导和支配,而马克思的

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方面,因此,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归结起来也深入到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

“生存方式”是由计算原理、工作与时间之间的合理性以及线性增长所制约的。这就决定了文化最终也得经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主济化,最终也得被市场同化。

张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而破坏了传统的新教道德。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以物质占有和消费享乐为标志,而不是以工作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3]在古典的文化观看来,文化是高雅的,与日常生活对立或高于日常生

一、媒介对物质交往的影响

活的领域,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这种文化观使文化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音乐、绘画或纯文学等。但是,到

164

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扩大再生产,是文化的根本功能,而媒介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因此媒介在人类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亦

了当代,文化被商品化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文化被称为“文化工业”。商品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文化也不再是一个纯文化的概念。[4]正如德国哲学家卡

西尔所说:“所谓文化,与其说能带来繁荣,不若说是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

离。”[5]媒介无形中所产生的“商品拜物教效应”造成

了人们文化消费媚俗性和低级倾向,严重破坏了大众的文化品位和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过多地依赖媒

介。

媒介破坏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社会工作,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人们对时间、空间的分配各不相同,人们原本具有其各自的生活方式。而当媒介融入社会交往中,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人们在安排其时间和空间、在表现其行为取向时,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媒介的影响和制约。大众传媒时刻向人们提供海量信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大众传媒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向人们进行信息“轰炸”,而恰逢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人们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加大,因此人们面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无暇也无力进行充分地思考,大多采取

“拿来主义”,被动地接受。由于公众缺乏对信息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使得媒介一跃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本具有多样性,而媒介传播的方式和内容却相对单一,一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主导性倾向,

人们受到媒介传播内容的影响,无形中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中朝着媒介所设定的生活模式去转移,渐渐偏离了自己原有的生活轨道,人们逐渐放弃了对个人生活的自主性,而接受了媒介所设定的趋同性。

媒介影响消费。交往是由生产决定的,然而,人类的生产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物质交往活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过程,包括社会成员的活动能力和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乃至以掠夺和征服为目的的战争等等形式,这些形式与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物质交往一旦从物质生产中生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并与物质生产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媒介穿梭于人们的物质交往中,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交往,它必然与人类社会的消费因素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介通过信息手段介入人们的社会交往,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进

而主宰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因此,媒介间接地对消费社会产生了影响,进入到人们的消费文化领域。

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今天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地说来,

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他们并非在和自己的朋友或伙伴进行日常的交易,而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常常把精力花在获取并操控商品和信息上。[6]这就说明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人们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人们购买汽车要考虑到实用性。但人们购买何种汽车,实际上受到广告、时尚杂志、某一部流行电影或者某首流行歌曲MTV中的生活场景和影像的影响。就这一点说,消费汽车实际上是在消费汽车文化,这是媒介在消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在消费社会,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其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要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鲍德里亚的理论试图证明,我们是先体验到了那种商品的图像和使用那种商品的生活趣味,在明确了我们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后的意义以及自我主体的形象之后,我们才去购买那种商品。

二、媒介对精神交往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伴有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思想体系,具体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媒介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现代现象的意识形态就是与工业革命、思想解放和群众运动相伴随的媒介革命的直接

产物。[7]由于现代社会和文化媒介化的趋势,媒介承担了社会象征形式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功能,意识形态的战场也逐渐以大众媒介为中心展开。事实上,

各种

165

意识形态都在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借助于其形象化再现,从而呈现空前活跃的状态。而各种媒介都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将其改变为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8]当媒介伸入社会交往,便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但同时也沦为政府控制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然而这一政治手段无形中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媒介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自然地生发对人的教化功能。媒介所产生的符号、形象等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进行传播,传达给多样而分散的社会人群,这实际上迎合了意识形态的本质需要。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意识形态打破了地域、民族甚至语言的界限,摧毁了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将社会发展纳入其预定的轨道中。媒介利用其所传播的内容长期作用于人,使人们接受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这实际是媒介向人们渗透思想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媒介对人们的一种无形的教育的过程。媒介文化在愉悦大众身心的同时也完成了其传播知识和督导大众的使命。阿尔都塞就曾指出,诸如新闻传媒、文化机构等,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正是因为媒介对社会精神交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它的这一重要作用得到了所有国家政府的重视,各国政府纷纷利用媒介的这一特殊作用,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职能。国家政府在媒介文化中渗透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管理意志,人们在参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接受媒介文化的熏陶和制约,逐渐形成全局性的政治理念和主导文化精神,这是媒介成为国家政治统治的工具的充分表现,但这对于政府实现对公民的有效管理,最终实现社会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的消费形态同时也揭示了人的意识形态,而媒介作为消费意识形态自我合理化和权力再现的场域和工具,在形成消费意识形态合理化机制和再现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马克思认为,消费虽然本身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可以把社会生产的需要与社会动力生产出来,因此“消费也是生

166

产”。而在现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甚至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自身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从主观上讲,消费文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的建立,取代了各种反消

费或克制消费的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具体说来,在西方,消费是通过摧毁近现代的

“伦理精神”而建立起“消费意识形态”的;而在中国,西方消费文化在传播中直接“替换”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节俭意识形态。正是在全方位地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以后,消费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中才取得了全球性的霸权

话语。

[10]

它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生产和消费某种特定类型消费品的正当性,而且还有人们据以知觉和思考的意义与概念体系,而这种意义和概念体系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大众传媒在其中功不可没。媒介借助于越来越具有自指性的电子传播媒介和文化消费热潮,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到大众的脑海中。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消费在个人生活中占据了主要部分,

成为生活的主要意义和目

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形成信息环境,越来越制约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

对客观环境产生影响。

[11]

媒介以自己构建的消费主义话语作为消费意识形态建立文化霸权的主要工具,而消费主义话语一旦成为消费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日常生活中的优势话语,就标志着消费主义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霸权。消费主义文化往往把与消费主义相联系的消费方式标榜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质量的改善”。除了人类健康生存的生物性客观标准之外,富裕社会的所谓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经常是建立在个体意识与社会评价基础上的。作为个体或社会欲望满足的意识

(除了纯粹生理需要),是在一种文化价值系统那里获得的,而满足社会评价更是涉及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可见,人们对商品的欲望和需要是社会文化影响和规定的,消费主义文化不但创造出这种欲望,同时也将这种欲望道德化和制度化,诸如“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无力消费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就是贫穷”等。在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蔓延过程中“,

有两个重要的结合,一个是大商

人、商业集团和包装他们的广告业的结合,另一个是广告业和媒体的结合。他们不断地制造出种种诱人的

生活方式和欲望。”

[12]

这是媒介与消费意识形态共谋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媒介系统利用视、

听等感官刺激操纵

着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它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科技高速发展,媒介传播技术高度发达,媒介对人们的支配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商品从媒介那里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符号意义,参与其中的人们汹涌如潮,逐渐形成了一种大众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消费主义实质上不仅仅追求享乐主义,不仅仅追求对物质的绝对占有以及无节制的消费,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商家借助媒体的特殊社会职能,引导人们的消费意识,为人们塑造了一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三、正确处理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显示出积极与消极、进步与颓废、健康与不健康等多重倾向。由于媒介实践是一个植根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动态的过程,如果要对意识形态的运作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就必须不仅关注传播内容中信息的构建,还要关注信息的生产传播以及在具体环境中的接受和占用。因而尤其需要冷静地分析和理性地思考,揭露和批判其消极面,呈现和弘扬其积极面。

一方面,要在社会中培育一种公正的价值思想体系,建立公正的媒介思想系统。罗尔斯的“公正即平等”的经典论断在很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中,罗尔斯主张应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对公众负责的传播系统,这一系统既能保障人们的一定权利,使得不同观点有机会公开交锋,又能够保证每个人都具有相关的技术设备和知识技能,以便有效地发起和参与事件的讨论。对于争论双方的独立立场,媒介应该保持不置可否的中立态度,但同时

也应该遵守宪法的原则。

[13]

罗尔斯首先给出媒介处理事件的态度,即客观公正,避免主观臆断,反对厚此薄彼,而客观公正的标准是什么?罗尔斯接着树立了宪法的权威性,主张遵照宪法的原则来摆正态度。

传播媒介要想实现公平公正,首先就要做到兼收并蓄。虽然罗尔斯树立了宪法的权威性,然而事实上宪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高质量的公共传播,在当今国际社会依然没有答案。人们虽然拥有参与传播的

权利和机会,但是当前的传播结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超级媒介集团操控着,它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目的,我们不敢说它们的传播行为和传播内容是公正的,比如默多克的媒介王国,拥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其所传播的信息流中商业气息十分浓厚,它不可能代表了社会公正。

因此,哈贝马斯曾积极主张当代社会与文化理论应当引入开放媒介

与多元化媒介的研究。

[14]

这样才能够推翻强权媒介的垄断地位,让多元的媒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公平的发言权,客观公正地表态,建立开放、多元、公正的媒介文化系统,引领理性、有序的消费行为。

另一方面,同时作为受众和消费者的人民大众,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对媒介文化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正确处理媒介信息,管理自己的媒介环境。美国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道格拉斯・凯尔纳通过研究媒介文化现象,揭示出受众的反抗性,指出受众也可能抵制诸种占优势地位的意义和信息,他们自己创造出对大批量生产的文化的独特解读和利用,将他们本身的文化作为资源,从而赋予自身以权力,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意义、认同性和生活方式等。而且,媒体文化本身也为个人形成与主流模式相悖的认同性提供了个人可以接受或是予以拒绝的诸种资源。因而,媒介文化在引导个人认同已经确立的社会组织的同时,也为个人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

随着媒介文化日益呈现商业化、娱乐化等趋势,媒介带给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斗争等内容,因此,它需要我们进行多重视角的解读。媒介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起到了决定和制约的作用。对于媒介的这一作用,我们要理性地去分析,不要麻木地跟随或接受;面对媒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权衡它的利弊,不要让媒介的“霸权思想”左右了我们的意识,要清醒地分析问题,化被动为主动,自主地分析、筛选信息,而不要做信息社会的奴隶。

人作为社会的价值主体,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主人翁作用,能动地利用媒介的特殊社会职能,打造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观、态度、

信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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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使媒介文化对社会交往的影响不断优化,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文化生活,使社会交往呈现更加健康有序的状态,使媒介文化成为推动社会交往的积极力量。

科学》,2007年第3期。

・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易晓明[8](美)J

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8页。,[9]燕道成:《消费意识形态构建中大众传媒的共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

,《光明日报》,[10]刘士林:《略论畸形消费意识形态》

注释:

刘奔:《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陈筠泉、

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陈兵:《媒介战略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2]邵培仁、

版社,2003年,第92页。

,北京,中[3]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19页。

,北京,中[4]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文化的[5]参见恩斯特

悲剧》一章,沉晖、海平、叶舟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成富、全志钢译,南[6]参见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贵州社会[7]刘水平:《媒介社会与意识形态变迁》

2006年4月4日,第01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社,1999年,第127页。

,南京,江苏人[12]参见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民出版社,2003年。

・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13]参见尼克

,顾宜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道德和伦理》

2006年,第50页。

・凯尔纳:《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14]道格拉斯

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4页。

・凯尔纳:《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15]道格拉斯

,北京,商务印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书馆,2004年,第12 ̄13页。

(责任编校:羽林

辑部工作人员

李春德【总编室主任】xxysj@tom.com

廖响汉【广告发行部主任】liaoxianghan_lxh@163.com刘江涛【经济研究】liu_jiangtao425@yahoo.com.cn马运杰【政治研究】green_8118@yahoo.com.cn

陶秀丽【社会研究】taoxiuli509@126.com曹暄【经济研究】xxysj_jj@163.com邓泽耀【行政、编务】xxysj@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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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葛彬超

(武汉大学哲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媒介通过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延伸到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并对其生发了引导和制约的作用,文

章将详细解读媒介对社会交往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的应对态度和处理方案。

关键词:媒介

文化社会交往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8)08-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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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交往”概念的涵义十分广泛,他把人类活动整体划分为人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人对自然的作用,即生产和劳动,而人对人的作用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本质含义。所以说,在《Verhehr》(交往)这个术语的涵义很广,它囊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团体之间、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交往主体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他们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

[1]

媒介为其战略管理方式所确立的价值观、作用过程。

即,媒介对人类社会物质交往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媒介加剧了物化效应。媒介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里迷失自我。人们往往忽视了媒介传播的实质内容,其理性分析和思考的能力逐渐退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不经意间跟随媒介的引导,在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越来越明显地彰显出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特征。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交换过货程里逐步物化了的物与物的关系,即商品的关系、币的关系以及资本的关系。尤其是在以市场及商品运作为根本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结构中的基本

态度、信念和行为准则,构成了媒介哲学,媒介哲学恰如指路明灯,一旦形成,会对整个媒介的活动发挥指导作用。[2]事实上,媒介活动渗透到社会交往中,对社会交往活动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其生活方式、消费倾向、意识形态等方面无不受“交往”涵义囊括了到媒介的引导和支配,而马克思的

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方面,因此,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归结起来也深入到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

“生存方式”是由计算原理、工作与时间之间的合理性以及线性增长所制约的。这就决定了文化最终也得经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主济化,最终也得被市场同化。

张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而破坏了传统的新教道德。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以物质占有和消费享乐为标志,而不是以工作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3]在古典的文化观看来,文化是高雅的,与日常生活对立或高于日常生

一、媒介对物质交往的影响

活的领域,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这种文化观使文化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音乐、绘画或纯文学等。但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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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扩大再生产,是文化的根本功能,而媒介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因此媒介在人类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亦

了当代,文化被商品化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文化被称为“文化工业”。商品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文化也不再是一个纯文化的概念。[4]正如德国哲学家卡

西尔所说:“所谓文化,与其说能带来繁荣,不若说是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

离。”[5]媒介无形中所产生的“商品拜物教效应”造成

了人们文化消费媚俗性和低级倾向,严重破坏了大众的文化品位和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过多地依赖媒

介。

媒介破坏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社会工作,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人们对时间、空间的分配各不相同,人们原本具有其各自的生活方式。而当媒介融入社会交往中,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人们在安排其时间和空间、在表现其行为取向时,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媒介的影响和制约。大众传媒时刻向人们提供海量信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大众传媒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向人们进行信息“轰炸”,而恰逢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人们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加大,因此人们面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无暇也无力进行充分地思考,大多采取

“拿来主义”,被动地接受。由于公众缺乏对信息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使得媒介一跃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本具有多样性,而媒介传播的方式和内容却相对单一,一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主导性倾向,

人们受到媒介传播内容的影响,无形中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中朝着媒介所设定的生活模式去转移,渐渐偏离了自己原有的生活轨道,人们逐渐放弃了对个人生活的自主性,而接受了媒介所设定的趋同性。

媒介影响消费。交往是由生产决定的,然而,人类的生产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物质交往活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过程,包括社会成员的活动能力和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乃至以掠夺和征服为目的的战争等等形式,这些形式与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物质交往一旦从物质生产中生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并与物质生产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媒介穿梭于人们的物质交往中,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交往,它必然与人类社会的消费因素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介通过信息手段介入人们的社会交往,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进

而主宰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因此,媒介间接地对消费社会产生了影响,进入到人们的消费文化领域。

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今天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地说来,

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他们并非在和自己的朋友或伙伴进行日常的交易,而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常常把精力花在获取并操控商品和信息上。[6]这就说明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人们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人们购买汽车要考虑到实用性。但人们购买何种汽车,实际上受到广告、时尚杂志、某一部流行电影或者某首流行歌曲MTV中的生活场景和影像的影响。就这一点说,消费汽车实际上是在消费汽车文化,这是媒介在消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在消费社会,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其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要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鲍德里亚的理论试图证明,我们是先体验到了那种商品的图像和使用那种商品的生活趣味,在明确了我们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后的意义以及自我主体的形象之后,我们才去购买那种商品。

二、媒介对精神交往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伴有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思想体系,具体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媒介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现代现象的意识形态就是与工业革命、思想解放和群众运动相伴随的媒介革命的直接

产物。[7]由于现代社会和文化媒介化的趋势,媒介承担了社会象征形式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功能,意识形态的战场也逐渐以大众媒介为中心展开。事实上,

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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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都在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借助于其形象化再现,从而呈现空前活跃的状态。而各种媒介都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将其改变为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8]当媒介伸入社会交往,便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但同时也沦为政府控制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然而这一政治手段无形中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媒介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自然地生发对人的教化功能。媒介所产生的符号、形象等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进行传播,传达给多样而分散的社会人群,这实际上迎合了意识形态的本质需要。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意识形态打破了地域、民族甚至语言的界限,摧毁了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将社会发展纳入其预定的轨道中。媒介利用其所传播的内容长期作用于人,使人们接受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这实际是媒介向人们渗透思想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媒介对人们的一种无形的教育的过程。媒介文化在愉悦大众身心的同时也完成了其传播知识和督导大众的使命。阿尔都塞就曾指出,诸如新闻传媒、文化机构等,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正是因为媒介对社会精神交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它的这一重要作用得到了所有国家政府的重视,各国政府纷纷利用媒介的这一特殊作用,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职能。国家政府在媒介文化中渗透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管理意志,人们在参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接受媒介文化的熏陶和制约,逐渐形成全局性的政治理念和主导文化精神,这是媒介成为国家政治统治的工具的充分表现,但这对于政府实现对公民的有效管理,最终实现社会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的消费形态同时也揭示了人的意识形态,而媒介作为消费意识形态自我合理化和权力再现的场域和工具,在形成消费意识形态合理化机制和再现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马克思认为,消费虽然本身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可以把社会生产的需要与社会动力生产出来,因此“消费也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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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在现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甚至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自身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从主观上讲,消费文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的建立,取代了各种反消

费或克制消费的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具体说来,在西方,消费是通过摧毁近现代的

“伦理精神”而建立起“消费意识形态”的;而在中国,西方消费文化在传播中直接“替换”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节俭意识形态。正是在全方位地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以后,消费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中才取得了全球性的霸权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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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生产和消费某种特定类型消费品的正当性,而且还有人们据以知觉和思考的意义与概念体系,而这种意义和概念体系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大众传媒在其中功不可没。媒介借助于越来越具有自指性的电子传播媒介和文化消费热潮,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到大众的脑海中。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消费在个人生活中占据了主要部分,

成为生活的主要意义和目

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形成信息环境,越来越制约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

对客观环境产生影响。

[11]

媒介以自己构建的消费主义话语作为消费意识形态建立文化霸权的主要工具,而消费主义话语一旦成为消费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日常生活中的优势话语,就标志着消费主义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霸权。消费主义文化往往把与消费主义相联系的消费方式标榜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质量的改善”。除了人类健康生存的生物性客观标准之外,富裕社会的所谓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经常是建立在个体意识与社会评价基础上的。作为个体或社会欲望满足的意识

(除了纯粹生理需要),是在一种文化价值系统那里获得的,而满足社会评价更是涉及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可见,人们对商品的欲望和需要是社会文化影响和规定的,消费主义文化不但创造出这种欲望,同时也将这种欲望道德化和制度化,诸如“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无力消费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就是贫穷”等。在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蔓延过程中“,

有两个重要的结合,一个是大商

人、商业集团和包装他们的广告业的结合,另一个是广告业和媒体的结合。他们不断地制造出种种诱人的

生活方式和欲望。”

[12]

这是媒介与消费意识形态共谋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媒介系统利用视、

听等感官刺激操纵

着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它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科技高速发展,媒介传播技术高度发达,媒介对人们的支配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商品从媒介那里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符号意义,参与其中的人们汹涌如潮,逐渐形成了一种大众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消费主义实质上不仅仅追求享乐主义,不仅仅追求对物质的绝对占有以及无节制的消费,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商家借助媒体的特殊社会职能,引导人们的消费意识,为人们塑造了一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三、正确处理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显示出积极与消极、进步与颓废、健康与不健康等多重倾向。由于媒介实践是一个植根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动态的过程,如果要对意识形态的运作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就必须不仅关注传播内容中信息的构建,还要关注信息的生产传播以及在具体环境中的接受和占用。因而尤其需要冷静地分析和理性地思考,揭露和批判其消极面,呈现和弘扬其积极面。

一方面,要在社会中培育一种公正的价值思想体系,建立公正的媒介思想系统。罗尔斯的“公正即平等”的经典论断在很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中,罗尔斯主张应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对公众负责的传播系统,这一系统既能保障人们的一定权利,使得不同观点有机会公开交锋,又能够保证每个人都具有相关的技术设备和知识技能,以便有效地发起和参与事件的讨论。对于争论双方的独立立场,媒介应该保持不置可否的中立态度,但同时

也应该遵守宪法的原则。

[13]

罗尔斯首先给出媒介处理事件的态度,即客观公正,避免主观臆断,反对厚此薄彼,而客观公正的标准是什么?罗尔斯接着树立了宪法的权威性,主张遵照宪法的原则来摆正态度。

传播媒介要想实现公平公正,首先就要做到兼收并蓄。虽然罗尔斯树立了宪法的权威性,然而事实上宪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高质量的公共传播,在当今国际社会依然没有答案。人们虽然拥有参与传播的

权利和机会,但是当前的传播结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超级媒介集团操控着,它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目的,我们不敢说它们的传播行为和传播内容是公正的,比如默多克的媒介王国,拥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其所传播的信息流中商业气息十分浓厚,它不可能代表了社会公正。

因此,哈贝马斯曾积极主张当代社会与文化理论应当引入开放媒介

与多元化媒介的研究。

[14]

这样才能够推翻强权媒介的垄断地位,让多元的媒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公平的发言权,客观公正地表态,建立开放、多元、公正的媒介文化系统,引领理性、有序的消费行为。

另一方面,同时作为受众和消费者的人民大众,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对媒介文化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正确处理媒介信息,管理自己的媒介环境。美国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道格拉斯・凯尔纳通过研究媒介文化现象,揭示出受众的反抗性,指出受众也可能抵制诸种占优势地位的意义和信息,他们自己创造出对大批量生产的文化的独特解读和利用,将他们本身的文化作为资源,从而赋予自身以权力,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意义、认同性和生活方式等。而且,媒体文化本身也为个人形成与主流模式相悖的认同性提供了个人可以接受或是予以拒绝的诸种资源。因而,媒介文化在引导个人认同已经确立的社会组织的同时,也为个人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

随着媒介文化日益呈现商业化、娱乐化等趋势,媒介带给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斗争等内容,因此,它需要我们进行多重视角的解读。媒介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起到了决定和制约的作用。对于媒介的这一作用,我们要理性地去分析,不要麻木地跟随或接受;面对媒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权衡它的利弊,不要让媒介的“霸权思想”左右了我们的意识,要清醒地分析问题,化被动为主动,自主地分析、筛选信息,而不要做信息社会的奴隶。

人作为社会的价值主体,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主人翁作用,能动地利用媒介的特殊社会职能,打造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观、态度、

信念和

167

行为准则,使媒介文化对社会交往的影响不断优化,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文化生活,使社会交往呈现更加健康有序的状态,使媒介文化成为推动社会交往的积极力量。

科学》,2007年第3期。

・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易晓明[8](美)J

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8页。,[9]燕道成:《消费意识形态构建中大众传媒的共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

,《光明日报》,[10]刘士林:《略论畸形消费意识形态》

注释:

刘奔:《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陈筠泉、

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陈兵:《媒介战略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2]邵培仁、

版社,2003年,第92页。

,北京,中[3]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19页。

,北京,中[4]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文化的[5]参见恩斯特

悲剧》一章,沉晖、海平、叶舟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成富、全志钢译,南[6]参见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贵州社会[7]刘水平:《媒介社会与意识形态变迁》

2006年4月4日,第01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社,1999年,第127页。

,南京,江苏人[12]参见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民出版社,2003年。

・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13]参见尼克

,顾宜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道德和伦理》

2006年,第50页。

・凯尔纳:《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14]道格拉斯

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4页。

・凯尔纳:《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15]道格拉斯

,北京,商务印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书馆,2004年,第12 ̄13页。

(责任编校: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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