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有一个关于权势之家强占民宅的故事：宋徽宗年间，高唐州知州高廉的妻舅殷天赐，相中了当地大户人家柴皇城的后花园，便带了二三十名奸诈不良的打手，跑到柴家，叫柴皇城三日之内搬迁出去，将柴宅让出来，否则带到官府问罪。柴皇城与他理论，却被一帮打手“推抢殴打”了一番，因此“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柴老头膝下无子嗣，只好叫人快马加鞭前往沧州柴家庄，将他的侄儿叫来商量对策。他这侄儿，便是“小旋风”柴进。恰好当时“黑旋风”李逵就在柴家庄中闲住，于是也随了柴进前往高唐州。 到了柴皇城家，在如何对付殷天赐仗势欺人、强占民宅这件事上，“小旋风”与“黑旋风”发生了意见分歧―― 贵族出身的柴进主张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即使在高唐州和殷天赐理论不得，还可以告到京师去，知州高廉算什么大官？“京师也有大似他的”。 江湖莽夫李逵则不相信宋朝的“条例”能够主持正义，提出用他的“斧头”讨回公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 正当他们争论“条例”管用还是“斧头”管用时，柴皇城却因伤重不治，一命呜呼。偏偏这时殷天赐又带了二三十条闲汉，骑着高头大马，上门搞“拆迁”来了：“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躲在门缝后张看的李逵见殷天赐招呼左右打人，忍不住“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赐揪下马来”，再下三五记老拳，就将他打死了。 这场由侵占财产权引发的民事冲突，至此全面恶化、升级，成了人命官司。杀了人的李逵连夜逃回梁山，柴进则被捉到衙门，先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再关进大牢受苦，等待判罪。最后，还是梁山好汉发兵破了高唐州，救出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柴大官人。 《水浒传》的作者这么推演情节，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宋朝的司法系统已经完全溃坏，不但主持不了公道，而且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因此，柴进主张的司法途径不可能走得通，最终还得靠体制外的暴力解决问题。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历史。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真像《水浒传》讲述的那般不堪，这个王朝便不可能维持三百余年，而且三百余年间大规模的民变不多。北宋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北宋后期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北宋有三百多个州级行政区）；南宋最大规模的钟相、杨幺民变，也只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水浒传》渲染的“梁山聚义”，也不过是一小股民变而已。宋朝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亡于内乱的正统王朝――两宋均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失败。非亡于内乱，庶几可说明宋王朝的内部系统一直尚能保持正常的运作，没有发生崩溃。 司法系统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最重要机制。那么宋朝的司法系统能不能够保护臣民的合法财产权？或者说，当宋代臣民的合法财产权受到侵犯，司法系统是不是可以提供有效的救济呢？从法律条文上看，宋人当然并未在立法上标明“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赵宋立国，即标榜“不抑兼并”“田制不立”，在政治上放弃了对土地产权的干涉，并在法律上严禁官私侵占人民的私有财产。因此，说宋人的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是毫无疑义的。 但在实际效果上又如何呢？我们只能通过事例来判断个大概。宋真宗时，京师也发生一起地方豪强强占民宅的案子。当时有一个叫做崔白的恶霸，“家京城，素无赖，凌胁群小，取财以致富”。这崔白看中了邻居梁文尉的住宅，要求梁文尉断卖给他――看来他还不敢像小说人物殷天赐那样强抢，只是想强买。但梁文尉硬是不卖，因此经常受到崔白的“诟辱”――看来崔白也不敢像殷天赐那样动手打人。 后来梁文尉不幸去世，留下遗孀张氏与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崔白发现这正是拿下梁宅的天赐良机，便指使手下到梁家骚扰：“日夕遣人投瓦石以骇之”。张氏不胜其烦，家中又没了可依靠的男人，只好搬家，将梁宅典卖给崔白。 张氏叫价一百三十万钱，即1300贯，以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今天七八十万元人民币。但崔白倚势欺人，只出了九十万钱（900贯），便强行将宅子盘买下来。张氏卖了房子之后，可能觉得不服气，又跑到开封府起诉崔白强买人宅。崔白“遂增钱三十万”，同意再补偿张氏三十万钱，即300贯。 但崔白事后又咽不下这口气――从来只有他占别人的便宜，没有别人可以在他这里虎口夺食，又将张氏告上开封府，称张氏在交易完成后，擅自增钱。又指使自己的仆人作证，还向开封府的法官行了贿。另外，“权大理少卿”阎允恭（相当于最高法院代理副院长）也是崔白的老朋友，阎允恭便交待开封府判官韩允帮帮忙。所以这场官司打下来，张氏输定了，被判“妄增屋课”“杖之”，被打了板子。 崔白从这场官司中得到实际的利益没有？好像没有。相反，他还得多掏一笔钱去贿赂法官。他之所以要控告张氏，想来应该是为了出一口恶气，灭灭对方的威风，同时展示自己的势力――看以后还有谁敢与他作对。 赢了官司后，崔白自鸣得意，在市井间到处吹嘘自己的威风：“大理寺少卿是俺哥们，开封府法官是俺朋友，你们不是想告我吗？去告啊，告啊！”这话很快传到皇城司那里。宋朝的皇城司是一个准司法机构，负责刺探京城臣民的不法情事，也掌握着一部分司法权，但审讯的对象只限皇室人员及间谍，职能有点像明代的锦衣卫，但权势远不如锦衣卫。皇城司将听到的信息报告了皇帝。宋真宗立即诏令御史台立案调查崔白。 御史台组成的特别法庭很快就“鞫问得实”，并判涉案的阎允恭、韩允“除名”（开除公职）；崔白“决杖，配崖州牢城”（杖刑后发配崖州牢城服役）；崔白的儿子也因为作恶多端，被判“决杖，配江州本城”。 从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社会确实会发生强占民宅的事情，但争端一般都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不管是受到欺负的张氏，还是想欺负人的崔白，都是找法院起诉，而不是诉诸暴力。当然法院也可能发生腐败，比如法官被有钱有势的一方收买，但整个司法系统还是存在着自我纠错的机制。可能还有看官会说，崔白只是市井恶霸，土豪而已，朝中无人；殷天赐则是知州高廉的妻舅，而高廉又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势力远非市井恶霸崔白可比，所以法律能惩罚崔白，却未必可以对付殷天赐。那么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时距“水浒时代”不远的案子―― 宋哲宗绍圣年间，向太后的娘家向氏想在自家祖坟上修建一间慈云寺。当时正好是《水浒传》中的那个大奸臣蔡京当户部尚书，他欲巴结皇亲，便圈了一大块地献给向氏，下令“四邻田庐”赶快拆迁，让给向氏修建佛寺。被拆迁的人家不服，到开封府起诉蔡京。开封府法官范正平（他是范仲淹之孙）作出判决：“所拓皆民业，不可夺。”意思是，被划入拆迁范围的田庐，均是居民产业，他们的财产权应当受法律保护，不可侵夺。 不过，被拆迁户对范正平的判决还是觉得不满意，“又挝鼓上诉”，告到登闻鼓院。登闻鼓院是宋朝的直诉法院，主要接受“民告官”的诉讼。直诉法院的设置，可让平民在普通法院得不到救济时，还有机会通过司法系统讨回公道。那么登闻鼓院怎么判这个拆迁案呢――不但维护了被拆迁户的财产权，还惩罚了侵犯平民财产权的蔡京，“京坐罚金二十斤”。 就我对宋代历史的了解，大体来说，宋朝的“条例”（法律）还是能够保护臣民的合法产权的。《水浒传》借李逵之口宣告“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显然是夸大了宋朝司法的黑暗面，以此给暴力解决的“梁山逻辑”提供合理性。 但话又说回来，《水浒传》讲述的故事可能是虚假的，但它表达的逻辑却是真实的――那些被侵犯了权利的人，如果无法以“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的司法途径获得救济，那么，李逵宣称的“我只是前打后商量”的暴力方式就会吸引陷入绝望的人，导致社会戾气弥漫。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水浒传》中有一个关于权势之家强占民宅的故事：宋徽宗年间，高唐州知州高廉的妻舅殷天赐，相中了当地大户人家柴皇城的后花园，便带了二三十名奸诈不良的打手，跑到柴家，叫柴皇城三日之内搬迁出去，将柴宅让出来，否则带到官府问罪。柴皇城与他理论，却被一帮打手“推抢殴打”了一番，因此“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柴老头膝下无子嗣，只好叫人快马加鞭前往沧州柴家庄，将他的侄儿叫来商量对策。他这侄儿，便是“小旋风”柴进。恰好当时“黑旋风”李逵就在柴家庄中闲住，于是也随了柴进前往高唐州。 到了柴皇城家，在如何对付殷天赐仗势欺人、强占民宅这件事上，“小旋风”与“黑旋风”发生了意见分歧―― 贵族出身的柴进主张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即使在高唐州和殷天赐理论不得，还可以告到京师去，知州高廉算什么大官？“京师也有大似他的”。 江湖莽夫李逵则不相信宋朝的“条例”能够主持正义，提出用他的“斧头”讨回公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 正当他们争论“条例”管用还是“斧头”管用时，柴皇城却因伤重不治，一命呜呼。偏偏这时殷天赐又带了二三十条闲汉，骑着高头大马，上门搞“拆迁”来了：“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躲在门缝后张看的李逵见殷天赐招呼左右打人，忍不住“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赐揪下马来”，再下三五记老拳，就将他打死了。 这场由侵占财产权引发的民事冲突，至此全面恶化、升级，成了人命官司。杀了人的李逵连夜逃回梁山，柴进则被捉到衙门，先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再关进大牢受苦，等待判罪。最后，还是梁山好汉发兵破了高唐州，救出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柴大官人。 《水浒传》的作者这么推演情节，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宋朝的司法系统已经完全溃坏，不但主持不了公道，而且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因此，柴进主张的司法途径不可能走得通，最终还得靠体制外的暴力解决问题。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历史。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真像《水浒传》讲述的那般不堪，这个王朝便不可能维持三百余年，而且三百余年间大规模的民变不多。北宋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北宋后期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北宋有三百多个州级行政区）；南宋最大规模的钟相、杨幺民变，也只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水浒传》渲染的“梁山聚义”，也不过是一小股民变而已。宋朝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亡于内乱的正统王朝――两宋均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失败。非亡于内乱，庶几可说明宋王朝的内部系统一直尚能保持正常的运作，没有发生崩溃。 司法系统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最重要机制。那么宋朝的司法系统能不能够保护臣民的合法财产权？或者说，当宋代臣民的合法财产权受到侵犯，司法系统是不是可以提供有效的救济呢？从法律条文上看，宋人当然并未在立法上标明“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赵宋立国，即标榜“不抑兼并”“田制不立”，在政治上放弃了对土地产权的干涉，并在法律上严禁官私侵占人民的私有财产。因此，说宋人的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是毫无疑义的。 但在实际效果上又如何呢？我们只能通过事例来判断个大概。宋真宗时，京师也发生一起地方豪强强占民宅的案子。当时有一个叫做崔白的恶霸，“家京城，素无赖，凌胁群小，取财以致富”。这崔白看中了邻居梁文尉的住宅，要求梁文尉断卖给他――看来他还不敢像小说人物殷天赐那样强抢，只是想强买。但梁文尉硬是不卖，因此经常受到崔白的“诟辱”――看来崔白也不敢像殷天赐那样动手打人。 后来梁文尉不幸去世，留下遗孀张氏与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崔白发现这正是拿下梁宅的天赐良机，便指使手下到梁家骚扰：“日夕遣人投瓦石以骇之”。张氏不胜其烦，家中又没了可依靠的男人，只好搬家，将梁宅典卖给崔白。 张氏叫价一百三十万钱，即1300贯，以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今天七八十万元人民币。但崔白倚势欺人，只出了九十万钱（900贯），便强行将宅子盘买下来。张氏卖了房子之后，可能觉得不服气，又跑到开封府起诉崔白强买人宅。崔白“遂增钱三十万”，同意再补偿张氏三十万钱，即300贯。 但崔白事后又咽不下这口气――从来只有他占别人的便宜，没有别人可以在他这里虎口夺食，又将张氏告上开封府，称张氏在交易完成后，擅自增钱。又指使自己的仆人作证，还向开封府的法官行了贿。另外，“权大理少卿”阎允恭（相当于最高法院代理副院长）也是崔白的老朋友，阎允恭便交待开封府判官韩允帮帮忙。所以这场官司打下来，张氏输定了，被判“妄增屋课”“杖之”，被打了板子。 崔白从这场官司中得到实际的利益没有？好像没有。相反，他还得多掏一笔钱去贿赂法官。他之所以要控告张氏，想来应该是为了出一口恶气，灭灭对方的威风，同时展示自己的势力――看以后还有谁敢与他作对。 赢了官司后，崔白自鸣得意，在市井间到处吹嘘自己的威风：“大理寺少卿是俺哥们，开封府法官是俺朋友，你们不是想告我吗？去告啊，告啊！”这话很快传到皇城司那里。宋朝的皇城司是一个准司法机构，负责刺探京城臣民的不法情事，也掌握着一部分司法权，但审讯的对象只限皇室人员及间谍，职能有点像明代的锦衣卫，但权势远不如锦衣卫。皇城司将听到的信息报告了皇帝。宋真宗立即诏令御史台立案调查崔白。 御史台组成的特别法庭很快就“鞫问得实”，并判涉案的阎允恭、韩允“除名”（开除公职）；崔白“决杖，配崖州牢城”（杖刑后发配崖州牢城服役）；崔白的儿子也因为作恶多端，被判“决杖，配江州本城”。 从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社会确实会发生强占民宅的事情，但争端一般都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不管是受到欺负的张氏，还是想欺负人的崔白，都是找法院起诉，而不是诉诸暴力。当然法院也可能发生腐败，比如法官被有钱有势的一方收买，但整个司法系统还是存在着自我纠错的机制。可能还有看官会说，崔白只是市井恶霸，土豪而已，朝中无人；殷天赐则是知州高廉的妻舅，而高廉又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势力远非市井恶霸崔白可比，所以法律能惩罚崔白，却未必可以对付殷天赐。那么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时距“水浒时代”不远的案子―― 宋哲宗绍圣年间，向太后的娘家向氏想在自家祖坟上修建一间慈云寺。当时正好是《水浒传》中的那个大奸臣蔡京当户部尚书，他欲巴结皇亲，便圈了一大块地献给向氏，下令“四邻田庐”赶快拆迁，让给向氏修建佛寺。被拆迁的人家不服，到开封府起诉蔡京。开封府法官范正平（他是范仲淹之孙）作出判决：“所拓皆民业，不可夺。”意思是，被划入拆迁范围的田庐，均是居民产业，他们的财产权应当受法律保护，不可侵夺。 不过，被拆迁户对范正平的判决还是觉得不满意，“又挝鼓上诉”，告到登闻鼓院。登闻鼓院是宋朝的直诉法院，主要接受“民告官”的诉讼。直诉法院的设置，可让平民在普通法院得不到救济时，还有机会通过司法系统讨回公道。那么登闻鼓院怎么判这个拆迁案呢――不但维护了被拆迁户的财产权，还惩罚了侵犯平民财产权的蔡京，“京坐罚金二十斤”。 就我对宋代历史的了解，大体来说，宋朝的“条例”（法律）还是能够保护臣民的合法产权的。《水浒传》借李逵之口宣告“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显然是夸大了宋朝司法的黑暗面，以此给暴力解决的“梁山逻辑”提供合理性。 但话又说回来，《水浒传》讲述的故事可能是虚假的，但它表达的逻辑却是真实的――那些被侵犯了权利的人，如果无法以“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的司法途径获得救济，那么，李逵宣称的“我只是前打后商量”的暴力方式就会吸引陷入绝望的人，导致社会戾气弥漫。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