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山
■本报记者 胡珉琦
2011年，他自己投钱，在居住的小区建起了一个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名为“绿房子”；两年后，他作为年龄最大的选手，站在了热门真人秀《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作了题为《垃圾启示录》的开场演讲；2015年4月，他又来到了新闻专题节目《东方直播室》，讲述“与垃圾共舞的日子”。
他叫黄小山，曾是一位从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律师。自从和“垃圾”打上交道，他迅速成为了国内有名的垃圾环保人士。
黄小山的经历着实有意思。2009年，昌平欲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住所就在附近的他自然地加入了反对者的队伍，还成为了“领军者”。2010年，他受邀去日本考察，此后，便开始研究欧美各国垃圾处理的模式和技术。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垃圾不是不能烧，关键在于怎么烧。2011年，他自掏腰包，激情四溢地开始帮助老百姓进行垃圾分类。
四年时间过去了，再次面对记者的黄小山说起自己的绿房子时，却难掩无奈之情。
记者：为什么从反对垃圾焚烧到自己出钱分类垃圾？
黄小山：在日本考察时，我发现他们焚烧炉里的东西，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中，水占了1/3。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产生的垃圾中多半是厨余垃圾，菜叶、瓜果皮、剩菜剩饭中的水分含量很高。而这些水分到了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会变成危害极大的渗沥液。因为渗沥液量大、浓度高，使得垃圾除潮不充分，不但燃烧效率低，也不利于污染物的分解。所以，这就涉及到垃圾的分类问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老百姓不愿意分类，那么我就在小区建一个居民投放垃圾后的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帮助他们分类。然后，再由市政将分类垃圾分类收走。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将干湿垃圾分开，并把湿垃圾在垃圾处理的前端进行最大限度的脱水处理，那么不但能保证垃圾燃烧的热值，还能节约运输、转运渗沥液的处理成本。
记者：绿房子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黄小山：通过一年的试点，我们采集了一些数据，验证了一些最初设想的功效。但同时，确实也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老百姓对于小区环境的情绪非常敏感。只要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建在小区，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污染，包括臭味、污水处理的问题。因此，老百姓会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我们在小区里折腾那些垃圾。这就与我们最初的设计有了很大的出入。所以，目前我们也在思考能被居民广泛接受的方案。
除此之外，绿房子的运营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益项目，靠政府、社会一时的支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商业模式，才可能大面积推广。这个模式，目前仍在探索中。
记者：你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黄小山：是难以撼动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公共意识。
我之所以建绿房子，是觉得不能寄希望于老百姓个个都有这个觉悟能给垃圾分类。但现在我才知道，没有老百姓自觉、自主地进行垃圾分类，多少绿房子都无济于事。
这些年来，我公关政府，始终信心百倍，事实上，他们是愿意这么做的。因此，垃圾分类真的不是一个政策、法律或者技术问题。
政府的工作是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老百姓的分类投放。日本、韩国、欧美国家的垃圾分类都是如此。
有人质疑小区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无人管理、监督。可试想，难道每个小区还要配备垃圾警察，专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吗？到时候成为世界之最，岂不又是一个笑话。
随地吐痰、乱闯红灯有监督、有处罚，那么多年，这些问题解决了吗？垃圾分类问题的本质跟它们是一样的。
记者：这些年与垃圾打交道，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黄小山：最初我反对垃圾焚烧，后来做起垃圾分类，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传教士”，借助各种平台，告诉老百姓，不要总抱怨，垃圾分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被忽视。生活垃圾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所产生的，那么分类首先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你会注意到，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干净、整洁的，但这仅限于在自己家里。一旦出了家门，环境就与我无关。
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一定是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一视同仁的。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所以我现在常说，垃圾分类在中国之所以从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民素养的问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的回归，没有合理的生活习惯和公共意识的养成，垃圾分类问题，不可能有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当年的信誓旦旦，变成了现在的无能为力。
可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有必要不断地去传达这些理念。就我个人而言，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中国科学报》 (2015-04-24 第4版 真相)
黄小山
■本报记者 胡珉琦
2011年，他自己投钱，在居住的小区建起了一个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名为“绿房子”；两年后，他作为年龄最大的选手，站在了热门真人秀《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作了题为《垃圾启示录》的开场演讲；2015年4月，他又来到了新闻专题节目《东方直播室》，讲述“与垃圾共舞的日子”。
他叫黄小山，曾是一位从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律师。自从和“垃圾”打上交道，他迅速成为了国内有名的垃圾环保人士。
黄小山的经历着实有意思。2009年，昌平欲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住所就在附近的他自然地加入了反对者的队伍，还成为了“领军者”。2010年，他受邀去日本考察，此后，便开始研究欧美各国垃圾处理的模式和技术。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垃圾不是不能烧，关键在于怎么烧。2011年，他自掏腰包，激情四溢地开始帮助老百姓进行垃圾分类。
四年时间过去了，再次面对记者的黄小山说起自己的绿房子时，却难掩无奈之情。
记者：为什么从反对垃圾焚烧到自己出钱分类垃圾？
黄小山：在日本考察时，我发现他们焚烧炉里的东西，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中，水占了1/3。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产生的垃圾中多半是厨余垃圾，菜叶、瓜果皮、剩菜剩饭中的水分含量很高。而这些水分到了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会变成危害极大的渗沥液。因为渗沥液量大、浓度高，使得垃圾除潮不充分，不但燃烧效率低，也不利于污染物的分解。所以，这就涉及到垃圾的分类问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老百姓不愿意分类，那么我就在小区建一个居民投放垃圾后的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帮助他们分类。然后，再由市政将分类垃圾分类收走。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将干湿垃圾分开，并把湿垃圾在垃圾处理的前端进行最大限度的脱水处理，那么不但能保证垃圾燃烧的热值，还能节约运输、转运渗沥液的处理成本。
记者：绿房子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黄小山：通过一年的试点，我们采集了一些数据，验证了一些最初设想的功效。但同时，确实也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老百姓对于小区环境的情绪非常敏感。只要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建在小区，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污染，包括臭味、污水处理的问题。因此，老百姓会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我们在小区里折腾那些垃圾。这就与我们最初的设计有了很大的出入。所以，目前我们也在思考能被居民广泛接受的方案。
除此之外，绿房子的运营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益项目，靠政府、社会一时的支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商业模式，才可能大面积推广。这个模式，目前仍在探索中。
记者：你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黄小山：是难以撼动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公共意识。
我之所以建绿房子，是觉得不能寄希望于老百姓个个都有这个觉悟能给垃圾分类。但现在我才知道，没有老百姓自觉、自主地进行垃圾分类，多少绿房子都无济于事。
这些年来，我公关政府，始终信心百倍，事实上，他们是愿意这么做的。因此，垃圾分类真的不是一个政策、法律或者技术问题。
政府的工作是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老百姓的分类投放。日本、韩国、欧美国家的垃圾分类都是如此。
有人质疑小区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无人管理、监督。可试想，难道每个小区还要配备垃圾警察，专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吗？到时候成为世界之最，岂不又是一个笑话。
随地吐痰、乱闯红灯有监督、有处罚，那么多年，这些问题解决了吗？垃圾分类问题的本质跟它们是一样的。
记者：这些年与垃圾打交道，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黄小山：最初我反对垃圾焚烧，后来做起垃圾分类，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传教士”，借助各种平台，告诉老百姓，不要总抱怨，垃圾分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被忽视。生活垃圾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所产生的，那么分类首先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你会注意到，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干净、整洁的，但这仅限于在自己家里。一旦出了家门，环境就与我无关。
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一定是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一视同仁的。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所以我现在常说，垃圾分类在中国之所以从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民素养的问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的回归，没有合理的生活习惯和公共意识的养成，垃圾分类问题，不可能有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当年的信誓旦旦，变成了现在的无能为力。
可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有必要不断地去传达这些理念。就我个人而言，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中国科学报》 (2015-04-24 第4版 真相)